魯迅的“生命”與“鬼”(上) (點計數：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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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生命”與“鬼”(上)
──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
〔日本〕伊藤虎丸
一、戰后日本的自我反省和魯迅
（一）戰后日本之“反省思想”如果回顧一下我們戰后50年的魯迅研究的出發點的話，不能否認，其中存在著以戰敗為契機的“民族的自我反省”這一動機。“自我反省”一詞，出于戰前KarlL□with《歐洲之虛無主義（DerEurop□ischNihilisms）》：“明治以來，日本人從西方學來了許多東西，唯有歐洲文化之根底自我反省卻沒有學到，而且是用日本式的自重偷換了它”。這段話，因為被丸山真男的《日本之思想》（《岩波新書》）所引用而為眾人所周知。之所以稱之為“反省思想”，是因為在跟亞洲式的“停滯”相對的歐洲近代“發展”之背后，存在著“（通過自我反省）而發展這一歐洲固有的思想”，而開始接受這一“思想”，正是被迫進行“第二次開國”的日本戰后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把這反省思想限于中國研究、魯迅研究的範圍內來說的話，那就是在對侵略戰爭的反省的基礎是，對中國革命的成功表示吃驚，再加上那完全無視實現這一成功事業的中國人的精神力與倫理的自我反省。在竹內好的《魯迅》和《現代中國論》中，把這兩個反省歸結到了一點。在日本國內，一部分保守政治家非難這一自我反省（《日本國憲法》的三大原則，基本人權、民主、放棄戰爭，代表了這一反省）為“自虐”的呼聲甚高，這証明“日本式的自重”還活著。我想從再一次確認這一點來展開我的論述。
（二）“民族的反省‧懺悔的文學”在這一帶著自我反省來進行的魯迅研究的背后，存在著把魯迅文學視作“民族的自我反省之學”的理解。這種見解，不僅存在于日本友人的論文中，而且近年在中國也有把這“反省（懺悔）思想”看做來自西方基督教，並以此範疇來討論魯迅的“自我懺悔意識”的□。竹內好在他的《魯迅》（1943年）一書中，稱魯迅的文學自覺“乃相似于宗教信仰者之罪的自覺”，“魯迅文學之根據，乃是應該稱之為無的某種東西”，又說“在把魯迅看做贖罪文學的體系上，我抗議那種把他看做單純的愛國主義者的看法”。竹內好之魯迅研究成為戰后魯迅研究的出發點，其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他看到了在《狂人日記》的背后跟某種超越者的邂逅（自覺），深刻地捕捉住了魯迅文學的“反省‧懺悔”的特征。至于在中國這一個沒有超越神的文化風土的環境里，魯迅的“贖罪”意識究竟是“面對著誰”的？（一個人站在超越神面前時，才有“罪”的意識）竹內寫道：“……深夜，他只是跟那個誰的影子對坐。毫無疑義，那不是靡菲斯特（Mephisto），也許更像漢語里的鬼。”把一切人看做“罪人”，這是西歐的人生觀。魯迅的“自覺”，不是跟西歐式的超越神相遇，而是在跟“鬼”的對坐中產生的。在日本戰后的“自我反省思想”中，竹內跟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等人（或可稱為“西方主義者”）之不同，就在于此。我擬論及的也是這個問題。
二、“生命”之位相
（一）把人理解為“生命”日本戰后的魯迅研究的動機之一，是試圖站在對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場上，通過魯迅看到“真的近代”。也許說得太簡單了，
所謂近代就是使人從封建規制中解放出來，樹立起人的尊嚴的時代。那麼，該解放的“人”是什麼呢？魯迅從尼採那兒學來的人，首先是要有自主的“精神”（《文化偏至論》）。但是，還有一種看法，是把近代看做是解放“肉體（欲望）”的時代。魯迅從尼採那兒看到的“人”，是“個人（個性）”。而不久以前，在中國卻是一直把現代看作是“克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揚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時代。進而，還有人指出，近代“知性”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以及西方的“主體性個人”等論調造成了公害，還造成了人的□外。在這種情況下，把人理解為“生命”的人生觀，應該如何置放它的位置呢？置放在哪里呢？作為“生命”的人之解放，不是包含肉體和精神兩方面嗎？關于這一點，我們來看看魯迅的觀點。這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二）亞洲近代之初心我曾指出，魯迅的《隨感錄六十六‧生命的路》跟北村透谷的《內部生命論》有著相通的地方，可以說他們都發現了作為“生命”的人的尊嚴□。《內部生命論》雖寫于1893年，但據下文將引及的鈴木貞美的文章，至1905年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后，才得到社會的重視。那正是魯迅來日本留學的時候（1902－1909）。
透谷寫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內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從造化。”同樣的思想，乃是留學期間魯迅論文的特點之一。其實，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作為教科書使用的《倫理學原理》里的批語，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對自由主義”的毛澤東也認為，從自然獨立出來的人的主體性，乃來自于“自由的意志”。魯迅、透谷、毛澤東，這些亞洲的青年之魂，一開始跟西方相遇時（雖然他們理解的內涵有所不同），恐怕都為西方那種具有發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觀所感動。可以說，這是在魯迅初期論文中所提到的對“人類尊嚴”之發現。透谷在《內部生命論》里，是在這樣的文脈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這里所說的生命並非指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學藝，乃外物，……非吾所言者。“生命”、“不生命”，此即東西思想之大衝突也。外部文明乃內部文明之反映，故東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異唯在于有無尊重“生命”之宗教。優勝劣敗，非此而何？
透谷用“生命”之有無，來區別東西文明，認為由此而“優勝劣敗”。這一認識，跟后面將論及的、魯迅所說的、在中國的書上看到的是“死人的樂觀”，在西方書上看到的即使是“頹廢”也是“活人的頹廢”這一認識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國，都把“生命”跟“精神”、“個人”相並列，把它作為傳統思想中所沒有的西方近代思想來接受。
去年出版的鈴木貞美的《用“生命”來讀近代日本》□，正如其書名所示，以“生命”為關鍵詞，試圖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國，去年也出版了《中國文學觀念之近代變革》□一書。作者認為，舊文學把文學視作跟“政教”相聯系的“道”的顯現，而“五四”新文學則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體驗”的表現；從這一轉換中，可以看到文學觀的根本變革。在日中兩國，同時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詞表現出來的人生觀看作劃分近代與前近代的關鍵的書，使人感到這是一個今日亞洲的共同課題。
三、大正的生命主義與魯迅
（一）中澤臨川和魯迅最近讀到一位學者的論文□，他據上述鈴木的書，以魯迅的《隨感錄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載于《中央公論》1916年1月號的中澤臨川的《生命之凱歌》為例，指出魯迅受到了大正時期的“進化論生命主義”的影響。轉引中澤的敘述如下：況生命之本性乃樂觀。于虛偽、罪惡、皆笑而凌駕于其上。整體之生命，輕蔑死。生命，笑，舞，嬉戲。面對死，構築，積蓄，
于是愛。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場合，均不失望。……藝術、自然之無限，電子與放射能之發現，心靈……，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生命之大道，光芒萬丈。為了便于讀者對讀，這里把眾所周知的《隨感錄六十六‧生命的路》中的有關部分也引錄如下：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對讀一下的話，正如那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魯迅很可能參考了中澤，我們可以看到兩人的共同的“進化論生命觀”。
（二）大正時期的生命主義大正時期的文藝、思想跟中國留學生之間的關系，呈現出遠比現在更為親密的同時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創造社。魯迅兄弟倆也幾乎同樣，即使回國后，還是密切注視著日本文化界的動向，不斷購讀日本的雜志和書籍。魯迅能看到《中央公論》上登的中澤的文章，這不足為怪。
據鈴木貞美說，田邊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號）一文中，用“生命主義”的概念來說明“文化主義”。他說，所謂“生命主義”，是一種“重視作為支配現代思想基調的生命的創造性活動的傾向”，是一種“自由地發現那作為個人內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還變成內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獸主義而出現，同時，還是喚起以“從一切社會的不公正中解放出來”為目標的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的思想。這樣的“生命主義”，魯迅也承認。
（三）“人要生存”當然，問題是魯迅在這個問題上所具有的獨特性。在魯迅的文章里，看不到中澤的那種把電子、放射能以及心靈透視都列入宇宙生命考慮的“生命主義”。不僅如此，中澤的文章，樂觀而明朗，把自己置于生命一側；而魯迅的“生命的路”，在他的文章里，可算是一個例外，比較樂觀，但不及中澤。在這里，表現出他雖是一位進化論的宣傳者，但他自身對未來並不相信。退一步說，即使說他是相信進化和生命的，但他並沒有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和進化一側。魯迅所講的“生命”，並沒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為一體。王得后的新作也觸及到了魯迅的“生命本體論”。他認為，對魯迅來說，“生命是最高的價值標准，是最終價值取向”，但他最終關心的是具體的個人（尤其是他人）的內部生命以及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正如魯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鐵蒺藜”，就會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的死者一樣，他在講到生命時，總是想到其背后的死。
我想起了竹內好《魯迅》一書的開頭。他寫道：李長之指出“魯迅的作品都接觸到死”，並以此“作為旁証魯迅不是思想家，魯迅的思想從根本上說並沒有脫出人要生存這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觀念”（例如，《忽然想到六》里，他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李長之這一觀點“可謂卓見”。其實，生物學是魯迅的基礎教養之一，收錄于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的前半部分的作品，寫的都是一個個生活在黑暗的農村底層的主人公的死。知道了這些，再讀一下下面引用的魯迅的文章，就能明了魯迅的生命觀中有著中澤所沒有的切迫感和現實意義。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要這樣做。（《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里讀到的魯迅的生命觀，跟宇宙論了不相關，而是對中國現實社會的不合理的尖銳的抗議和批判。我們再看一下同年2月他寫的《隨感錄四九》：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闊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
這種生命的“新陳代謝”就是當時的魯迅的“進化論生命主義”。生命是“樂天的”，魯迅寫道，然而我們卻感到在他的進化論思想里漂動著悲哀。而且，魯迅甚至連“進化”之可能也不相信，抗議阻攔“正當開闊的路”的舊思想和老人統治。正因為此，他還寫了下面一段有名的文字：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正如歷來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魯迅並沒有把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一邊。作為一個熟知“因襲”、屬于“黑暗”一邊的人，他想犧牲自己，來撐起“黑暗的閘門”，為青年的未來開道。──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魯迅這種“進化論生命主義”的，還要算他在《隨感錄六十三》里，對有島武郎所提到的“愛”所表達的同感。
做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后兩日，在有島武郎《著作集》里看到《與幼者》這一篇小說，覺得很有許多好的話。
你們若不是毫不客氣的拿我做一個踏腳，超越了我，向著高的遠的地方進去，那便是錯的。
像吃盡了親的死尸，貯著力量的小獅子一樣，剛強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幼者呵！將又不幸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罷！勇猛者！幼者呵！”接著，魯迅又寫道：有島氏是白樺派，是一個覺醒的，所以有這等話；但里面也免不了帶些眷戀淒愴的氣息。
這也是時代的關系。將來便不特沒有解放的話，並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沒有什麼眷戀和淒愴；只有愛依然存在。──但是對于一切幼者的愛。
魯迅對有島所表達的同感，至今還打動著我們的心。現在，如果論及魯迅跟大正時期生命主義的關系的話，至少可以說，與其說魯迅跟中澤，還不如說跟有島更為接近，這一點是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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