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李秀成自述》
作者：姜濤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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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李秀成自述》
作者：姜 濤
（一）
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爭議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屬於那種炙手可熱的焦點人物。筆者根據有關資料做過一番不完全統計：在1949-1979年間，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三十年在國內各主要報刊（含高等院校學報）所發表的有關近代人物的論文中，位居第一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計453篇（其中的多數集中發表於1956年孫中山誕辰90週年之際）；而李秀成緊隨其後名列第二，計306篇（多集中發表於1964-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發難，攻擊其為「叛徒」以後，亦恰值其被俘遇害的一百週年前後）[１]。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圍被俘後，應太平天國的老對手、湘軍領袖曾國藩的要求，在囚籠中寫下了數萬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國藩在刪改後刊刻了出來；而其供述原稿，後來又由曾氏後人於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發表。李秀成的這篇供述，多少有點類似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後所寫的《多餘的話》，這就使得他在身後遭致了種種非議，而在死後一百年竟成了公開聲討和批判的對象。
不可否認，在過去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中存在著過「左」的傾向，在對待《李秀成自述》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1964-1965年間對「叛徒」李秀成的撻伐，實際上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而出現的，其間則伴隨著神化太平天國領袖人物等種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內的所謂共產黨的「叛徒」。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一位曾經擔任過黨的領袖的革命知識分子在蘇維埃運動遭到挫折與暫時的失敗以後的冷靜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則是一位貧苦農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軍事統帥在太平天國失敗後於匆猝間留下的親筆直敘。兩者的比較研究應是很有意義的，但那須有專文另作探討，並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確有一些自污的話語，也有若干對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為或有所求而發，字裡行間所更多流露的，是對他親身所從事的太平天國大業的回憶與思考。這是研究太平天國史以及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極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要想真正深入瞭解太平天國的歷史，就應該認真讀一讀李秀成的《自述》。
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花費幾十年時間為《李秀成自述》作注，自稱是「從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出了《自述》正文的好幾倍，由此可見其在羅爾綱心目中的地位。羅爾綱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後出過多種版本，直到1995年還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他生前的最後一版增補本，由此亦可見羅注本在太平天國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太平天國史而不讀《李秀成自述》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讀《李秀成自述》而不結合研讀羅爾綱的考辨與註釋，同樣是不可思議的事。
《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認真重讀的必要。重讀之所以必要，就在於我們現在已能擺脫若干非科學因素的干擾，真正平心靜氣地、細緻深入地將其作為對像去研究；而近年來陸續發現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慶成在英國所發現的《天父天兄聖旨》，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李秀成自述》，發掘和開拓新的認識層面，從而將太平天國史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必須感謝羅爾綱先生。如果沒有他的詳細考證和註釋，我們今天在閱讀《李秀成自述》時還會有許多困難，還會有許多在黑暗中的摸索。當然羅爾綱的考證與註釋，由於所見材料以及見解上的限制，有一些也還是可以商榷的。我這次重讀所參照的，一是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件，二即是羅爾綱的最新註釋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２]。
（二）
《李秀成自述》，首先敘述的是太平天國的開國史，也即天王及首義諸王的來歷及金田起義發動前後的過程。這看來也正是曾國藩所交代予他的。李秀成雖是拜上帝會的較早成員，但入伍時間較遲，據他自己說，他是直到西王蕭朝貴和北王韋昌輝帶旱路之兵向永安進軍途中經過他家時，才正式加入太平軍的。因此，對於這些他並非親身經歷的事件不可能十分瞭解。他所知道的，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說的那樣，有一些是入營以後聽太平軍早期將領之一的羅大綱所說，更多的則是依據太平天國的國史——《詔書》中的記載。他在《自述》的開始部分就交代說：「自我主應立開塞〈基〉之情節，衣〈依〉天王《詔書》明教傳下，將其出身起義之由（《詔書》因京城失破，未及帶隨），可記在心之大略，寫呈老中堂玉鑒。我一片虔心寫就，並未瞞隱半分。」[３]太平天國的《詔書》中，除記述洪秀全早期活動，題為《太平天日》的一種外，現均已不存。因此李秀成的記敘，就成為我們瞭解相關內容的重要依據。
對於洪秀全與首義諸王的來歷，由於有其他文獻資料的佐證和大量的實地調查，現已較為清楚了[４]。而對金田起義的過程，李秀成是這樣交代的：「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陸〉川、博白、白沙不約同日起義，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又說：「起義之處，與我家兩隔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到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矣。」[５]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卅」等三字，影印本中是在「咸豐元」三字被塗去後改添在旁邊的，由此可見對於起義的年份，李秀成一開始也是記錯了，但對於起義的月份卻還是記得很清楚的，是十月而不是其他什麼時間。其中，除交代金田起義處所離他家較遠，雖知起義之信而未及前往等句是他自己的補充說明外，其他應均是《詔書》中所有的內容。在曾氏後人的影印本出版以前，傳世的李秀成自述的刻本，起義時間作「六月」，這是曾國藩所妄改的。正由於這一字之改，起義的時間便變得不可信了。這也是羅爾綱先生堅持十二月洪秀全生日起義之說，而把六月改作拜上帝會開始動員團營的日子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當《李秀成自述》的影印本面世後，六月之說已是子虛烏有，羅先生仍執十二月起義之說，顯然就不能自圓了。還是在1979-1980年，我和俞政在攻讀研究生期間，便在導師茅家琦先生的指導下，寫過有關金田起義時間辨析的文章和羅老商榷[６]。後來我的看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大致說來，一是根據《天父天兄聖旨》等文獻，重新考定了洪秀全登極的時間是在道光三十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而不是辛開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說明太平天國是先有洪秀全登極稱天王，後才有金田起義之舉；二是根據太平天國自身文獻，判定「金田起義」的確切含義是指以金田為中心的各處拜上帝人馬舉兵「共扶真主」，亦即仗義起兵勤王之謂。金田起義的出場人物，只能是楊秀清等發動「勤王」者，而不可能是已被推作擁戴對象的洪秀全本人[７]。
現在再對照《李秀成自述》，應該說，這一脈絡是相當清楚的：李秀成明明說，起義之時，洪秀全是在胡以晃家密藏[８]，在金田起義現場的只是楊秀清、韋正、石達開、秦日綱等人[９]，起義之後，楊秀清才派人將洪秀全接到金田會集。李秀成在家所知道的，是起義之「信」，也即金田等處大批拜上帝人馬公開揭幟起義的消息（信者，信息也），而不是叫他到金田去團營的所謂團營之「令」。
因此我認為：對金田起義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應該尊重太平天國自身文獻所記載的史實，具體地說，必須根據李秀成的記敘加以訂正，而不能再以訛傳訛，甚至說什麼洪秀全發動和領導了金田起義之類的話語了。
《李秀成自述》中，更多地是對戰爭乃至具體戰役的記敘。即在《自述》最後的總結性文字——「天朝十誤」中，軍事方面的教訓依然佔據了主要的成份。作為一生戎馬倥傯的軍事統帥，李秀成這樣做，當然有其自身「角色」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嚴峻的現實本來就是如此。太平天國自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說從未擺脫過清朝方面的進剿與圍攻。以往研究者們所敘述的太平天國史，往往過多地渲染了太平軍克武昌、下金陵的輝煌勝利，而沒有強調或讓讀者重視清軍統帥向榮幾乎就在太平軍攻克南京的同時即已建立起江南大營的基本事實；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太平天國在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前夕已達到了所向無敵的軍事鼎盛階段，但其實當時只是一鼓作氣擊破了長期威脅天京的江南大營，而在湖北、江西，甚至就在江蘇、安徽的若干前線地區，太平軍與清軍依然處於相持的膠著狀態。
「天朝十誤」中，太平軍北伐——按太平天國自己的話語是「掃北」——的失敗即佔其三，而「誤國之首」，即「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誤」[十]。李秀成為什麼如此說，請看下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了：
「掃北」的戰略目標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因此所派出的當然不可能是有人所說的什麼「偏師」。林鳳祥、李開芳二人都是太平軍中最為驍勇的戰將，他們與掃北軍的另一統帥吉文元都受有丞相之封。而當時在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四王之下，六官丞相僅封及六人，據有關史料記載，這六位丞相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綱，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地官副丞相陳承瑢，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其中掃北軍統帥就已佔了一半[11]。掃北軍出發時計九軍二萬餘人，在太平軍當時所有的50軍中，是戰鬥力最強的主力部隊，其中的兩廣老戰士即多達三千餘人，遠遠超出其餘各軍。而從其出發後一路攻克戰勝的凌厲態勢來看，也確實不愧為太平軍的精銳之師，只可惜兵力略嫌單薄，又無後續部隊的增援和後方的補給。然而當時太平天國上下對形勢普遍持樂觀態度。如鎮江守將羅大綱在掃北軍出發不久致函上海英國領事時即估計，可望在今後的「三兩月之間，滅盡妖清」[12]。
論者今天當然可以說，是太平天國領導者決策的失誤（也包括掃北軍統帥自己的失誤），最終導致了這支英勇善戰的部隊走上了不歸之路。然而我總覺得太平天國人士當時的普遍樂觀以及後來李秀成自述中的痛心疾首後面似乎還有些什麼被我們所忽略了，這應該就是隱藏在所謂「必然」之後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掃北軍從勢如破竹的勝利走向被動挨打的失敗，應有其客觀存在的轉折點。找到了這個轉折點，也就可以分析出掃北軍敗亡的真正原因。
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真正導致掃北軍走向敗亡的，並不是勝保統帶的清軍，甚至也不是僧格林沁的馬隊，而是中國北方隆冬的嚴寒。具體地說，掃北軍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是在1853年底到1854年初的隆冬時節於直隸（今河北、天津一帶）駐屯之後。掃北軍多兩廣將士，習慣於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設施，更乏防寒經驗。在獨流、靜海駐屯期間即已「凍斃者屍枕藉」。1854年2月5日南撤河間縣的那一次行軍，竟更使其精銳主力凍死過半，未死者大多也足部凍傷，其損失之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戰鬥減員[13]。從此之後，這支部隊失去了機動作戰的能力，只能寄希望於援軍的來救了。而兩次北伐援軍於1854年間的先後失敗，不僅徹底斷送了業已陷入清軍重兵包圍之中的掃北軍，也使太平天國在其他戰場陷入了極為凶險的困境。
《李秀成自述》中，有關太平天國社會經濟政策方面的論述並不多見。而從其寥寥數語的評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對太平天國於1853年佔領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擁護，甚至可以說是極為讚賞的：「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歸〕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民家出城去准手力拿，不准擔挑。婦女亦由。男與女不得談及，子母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無令敢入民房者，斬不赦，左腳沓〈踏〉入民家門口，即斬左腳，右腳沓〈踏〉民家門口者，斬右腳。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14]
被當時的一些城市知識分子所極力痛詆的太平天國城市政策，在農民出身的將領李秀成看來卻是完全值得稱道的事。這一極為鮮明的反差究竟說明了什麼？胡繩先生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在中國封建社會，城市剝削農村，城市中盤踞著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城市的繁華是積累了農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來造反的農民用他們所能採用的辦法向城市實行報復。太平天國的英雄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城市搶光燒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納入自己的社會制度中去。在這點上，太平天國遠遠地高出於單純的流寇主義之上。」[15]這當然是一種很好的解釋，不過並不全面，而其深層的原因仍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探究。近年來，又有以遊民和遊民文化立論者，儘管著者本人很機敏地繞開了太平天國的話題，儘管他對中國傳統城市和鄉村的關係仍大體維繫了胡繩的結論，但序者或讀者卻不能不在其啟發下產生一些新的想法[16]。對於這些新見解，尚須時日加以進一步消化，本文也不擬在此展開討論。但有一點是必須要強調指出的：在分析太平天國城市政策的各種思想資料的來源時，切不可忘記正是戰爭形勢的嚴峻才允許了戰時共產主義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
《李秀成自述》中，多少流露出對太平天國最高領導人洪秀全的不滿情緒。這也是在1960年代他被扣上「忠王不忠」的帽子的重要原因。其實，在現在的人們看來，一個失敗了的事業，其領袖人物理所當然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李秀成對洪秀全的家天下，對其不理政事的若干批評，完全是正常的。而同樣身陷囹圄的洪仁玕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後對其有所批駁辨正，也是情理中之舉。我們不能沿襲「忠」與否的老套，不能以洪秀全的是非為是非，當然也不能以洪仁玕的是非為是非——他畢竟是洪氏家族中人，且曾身居樞機，他必須要為自己乃至洪秀全辯護。然而我們同樣也不能以李秀成的是非為是非。在這裡我們不妨聽一下同是太平天國人士的黃文英在太平天國失敗後對李秀成所作的批評：「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17]
《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為大清王朝著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場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而被打成了叛徒，甚至連累到蘇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消了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即使在80年代以後改革開放的年間，仍不乏論者對其晚節不終的指責與批判。羅爾綱是深為同情李秀成的，他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緩兵計」之說。
現在看來，李秀成對曾氏兄弟的真實態度還可繼續探討。曾氏兄弟在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之後，其在清王朝的處境，開始有了微妙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滿凶險的變化[18]。而從《李秀成自述》的字裡行間也不難看出，他確是想借曾氏兄弟之手而有所為。儘管曾國藩兄弟是戰爭的勝利者，對李秀成操著生殺予奪的主動權；而身陷囚籠的李秀成卻也絕非甘心就戮的等閒之輩——曾氏兄弟和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等人也從未小看過他們的這位敵手。僅從對太平天國「盡忠」的角度來看，李秀成的自述自然屬於「多餘的話」，但是很顯然，倘若我們不在道德、氣節等是非問題上作過多的糾纏，應該可以看出，李秀成在《自述》中實際上已經在考慮太平天國之後的中國究竟向何處去的問題，並已有所謀劃了。他在《自述》的最後部分，就極為鄭重地提出了「要防鬼反為先」的見解，並相當深刻地指出：「眾匪發何防〈何妨〉。為今慮者，洋鬼定變動之為。」
曾國藩後人所傳的口碑——「李秀成勸文正公當皇帝，文正公不敢」[19]——也根本不是什麼空穴來風，而是有其現實的嚴酷政治背景的。對於曾國藩來說，《李秀成自述》的價值，主要還不是其所敘述的太平天國若干歷史事實本身，因為那些畢竟已經成為過去；而其要害之處，正是觸動了他對若干後事的考慮。這也是他將其秘藏而不示人的真正原因所在。
李秀成最終還是被曾國藩殺害了，但他畢竟留下了這篇足以警醒世人的自述，也為我們今天研究太平天國那場驚天動地的事業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我們應該感謝曾國藩為我們留下這麼寶貴的一份文獻，儘管他的初衷本不在此。
（三）
說到這裡，有必要辨析一下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的一些問題，即其是否被部分撕毀、是否有錯簡（即錯頁），等等。
曾經有人懷疑過傳世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實性。但自1963年曾國藩的後人曾約農在台灣將其公開影印出版後，這一問題應該說已經得到了解決（雖仍有個別人持否定意見，說可能是曾國藩另外找人抄錄了一遍，而把真本隱藏了[20]）。但以羅爾綱先生為首的主導意見仍是認為公佈的原稿本不是全璧而有所撕毀。其理由主要是：現存世的稿本字數與李秀成自己所說的不一致。如李秀成在敘述天王三次下嚴詔催其從蘇州回救天京之事時曾提到此時已寫將近三萬七八千字，但今所見原稿，在這一段話之前僅有24600餘字。而曾國藩在致親友的書札中所記又前後矛盾，先說李秀成的自述約有五萬餘字，後又說僅三萬餘字，也就是今天所見到的稿本字數。
其實這一問題並不難解決。從《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來看，每頁正反各有16欄，每欄文字雖多少不等（多的19或20字，少的僅13字），但平均不超過16字。若照16字框算，到第50頁末李秀成自己說已寫三萬七八千字的地方，應是25600字（實際是24600餘字），到全文結束的第74頁，應是37800餘字（實際是33300餘字）。但倘若按李秀成自己所說的字數，50頁末是37000-38000字，到全文結束的第74頁，恰為55500餘字，正合「五萬餘字」之譜。
李秀成為什麼將字數多算了？這個問題僅據現有的資料已很難作出圓滿的解釋，也許只能永遠「存疑」下去了。不過有一條，他的供述，基本上是每完成一部分，即被曾國藩調走批閱，他自己是無從通篇加以統計的。顯然，曾國藩所記的字數，先只是根據李秀成自己所說加以框算，後才是根據實際字數做了統計。現存世的原稿本，從影印本所提供的情況看，除個別所謂「錯簡」之處外，從意思上看是連貫的，從中也根本看不出有什麼「撕毀」的痕跡[21]。而且事實上，曾國藩既然與李秀成在寫作供述的問題上達成了某種默契，李秀成在寫作中也就不太可能有什麼「出格」之處，因此，曾國藩實在也沒有必要將其中的一部分予以「撕毀」。現存原稿本之所以給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裝訂時的錯頁，也就是一些學者指出的所謂「錯簡」。細讀原稿影印本，可以發現，「錯簡」一共有兩處：一是現第54頁（應向後挪而成為第57頁）；二是現第72頁（應向最後挪出而成為單獨的一頁，而將現第73頁和74頁與現第71頁聯在一起）。這兩處「錯簡」，實際上在影印本發表的當時就已有人指出了[22]。
第一處「錯簡」較明顯，即現第54頁應為第57頁。有曾國藩在現57頁（應順序上移為第56頁）末欄所作的改動，即將李秀成在下一頁（即現第54頁）開頭所說的「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一句改添在此頁的最後。這說明在曾國藩批閱時，頁碼尚未錯亂。羅注增補本承認了這一處的「錯簡」，並作了相應的調整。遺憾的是，羅老拒不承認有第二處「錯簡」，因此有必要就此再說上幾句。
第二處「錯簡」，即現影印本之第72頁，從「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直到「天朝十誤」。實際應是自成體系的單獨一頁。而現第73頁才應是緊承第71頁之後的。從內容上看，第70頁與71頁講的都是所謂「收齊章程」。第71頁提出收齊章程十條後，李秀成向曾國藩建議，「不可以殺為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緊接著又說：「罪將本無才智，被獲罪孤〈辜〉，何〔知〕此事，實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誠。」而現第73頁的開頭是「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復〈服〉此等之人眾齊來，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復〈服〉」云云。從內容上看與第71頁說的是同一話題，從語氣上與第71頁的最後幾句也完全是接氣的。而現第73頁下半頁與現第74頁，所說的則又是一個新的話題：「防鬼反為先」。第74頁已寫滿，但話卻未說完：「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為此事而獨我為，實我不知知也，如知……」
之所以未寫完，也正如他在另紙，也就是現在所見的第72頁所說的，是因為當晚曾國藩親自將他「調至駕前訊問」，而據曾國藩當天的日記，他不僅在燈下「親訊」李秀成，而且還「閱李秀成所寫供詞」。由此可知，李秀成是因被曾國藩叫去問話而不得不中斷了寫作；不僅如此，他當時所寫完的部分顯然也已全部被曾國藩調走。這一天，據曾國藩及其幕僚趙烈文日記的記載，是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1864年8月6日）。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六日，曾國藩派人通知李秀成，說是「國法難綰，不能開脫」，而李秀成「無戚容」，到了傍晚「赴市」也就是就義之時，還「譚笑自若」[23]。
在這一天，李秀成給我們留下的是如下的這些文字：
「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
以下空一行開始：
「計開天朝之失誤有十……」
這以下的內容，是從一到十逐條整齊排列的一段文字，也即為治太平天國史的人們所熟知的「天朝十誤」（由於第六誤重出，實際上是「十一誤」）。
據羅爾綱先生分析，李秀成的自述每天可寫7千字左右，從「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到全文的結束，也就是從七月初六日早晨到晚十八時左右赴刑場，至少應寫5千多字，而現稿本這一部分，也就是從第72頁到第74頁的全部文字，僅1177字，因此估計有4千字左右「肯定是給曾國藩撕毀了的」[24]。
羅先生的這一分析和結論，我是不敢苟同的。因為人是有思想感情的，畢竟不是寫作機器。李秀成在知道自己行將遭到殺害時，雖能作到「無戚容」，而在就義時更是「譚笑自若」，但無論如何他在得知生命即將結束的當天是不可能再按以前的速度和思緒繼續寫作了。更何況根據趙烈文日記的記載，曾國藩早在初四日即已決定，在初七日上報奏折之前處死李秀成；而初五日晚他在親自審訊時，對李假作安撫，答以「聽旨」；初六日再派人告知「國法難綰，不能開脫」云云……種種跡象相當清楚地表明：此時的曾國藩已不打算也不需要讓李秀成繼續寫作下去了[25]。
既然曾國藩於初五日晚間的提審訊問已在事實上打斷了李秀成有關供述的寫作，而初六日當天他又派人明確無誤地通知要將其處死，李秀成在就義當天所能留下的顯然只應是重起爐灶另行開頭的較為簡短的總結性文字，而不可能接著此前文稿的中斷處繼續寫作。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寫有「天朝十誤」的這一張紙（總共323字）。此類總結性文字雖然字數不可能很多，但斟酌頗費腦力，可以想見，李秀成在就義的當天也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寫作其他的內容了。
趙烈文在七月初六日當天的日記中曾提到，李秀成在傍晚臨刑之前曾「作絕命詞十句，無韻而俚鄙可笑，付監刑龐省三，敘其盡忠之意，遂就誅。」[26]
這十句絕命詞不可能在刑場匆匆寫就，而應是其事先準備好了的，屆時才能從容「付監刑龐省三」。而寫作「絕命詞」的具體時間，只能是在這天曾國藩派人告知「國法難綰，不能開脫」直到李秀成「傍晚赴市」之前，也就是七月初六日的白天。這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天朝十誤」的寫作在時間上是完全一致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十句絕命詞以後再也不知下落，內容也從未有人提及[27]；但寫有「天朝十誤」的這張紙卻夾在《李秀成自述》中出現了。需要指出的是，趙烈文所提到的負責監刑的龐省三，也就是與趙同為曾國藩幕僚的龐際雲，生前對他自己和別人手錄的李秀成答辭以及李秀成親筆所寫的答辭都曾精心加以保存，且寫有跋語[28]。同樣可以想見，寫有十句絕命詞的那張紙如仍在龐氏之手，他肯定是會妥加保存而不至於丟失的。而從常理推論，李秀成臨刑的「絕命詞」要比他手寫的那些零散答辭重要得多，因此龐際雲是不便私藏而只能將其上交給曾國藩的。也就是說，趙烈文所謂的「無韻而俚鄙可笑」的十句絕命詞，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丟失的，它只能是在曾國藩之手且同樣受到妥善的保存。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十句絕命詞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天朝十誤」實際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說，它們是同一份文件！
「天朝十誤」儘管貌看也有寥寥數語的「小序」和隨後整齊排列的十來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卻並不押韻，所以才被趙烈文認定是「無韻而俚鄙可笑」。而作為李秀成對太平天國事業的最後總結，「天朝十誤」在內容和風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寫的「供詞」卻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寫作所用稿紙亦同為印有「吉字中營」字樣的帳簿），因而最終它還是和其他「供詞」被收到了一起，——只不過是在裝訂時被擺錯了地方。
由此也可見，只要認真過細地分析並排除「錯簡」的因素，現在所見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本實際上已是全璧。
2002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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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參見拙著：《五十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２] 羅爾綱：《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為「羅注增補本」。
[３]羅注增補本，第99頁。
[４] 詳見鐘文典：《太平天國人物》，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５] 羅注增補本，第108頁。
[６] 俞政、姜濤：《金田起義時間的再考證》，《太平天國史論叢》（《南京大學學報》叢書），1979年5月；姜濤、俞政：《太平天國起義究竟發生在什麼時間？》，《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７] 姜濤：《洪秀全登極考》，《紀念羅爾綱教授文集》，《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版（按：其摘要題為《洪秀全「登極」史實辨正》，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姜濤：《金田起義再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８] 按：據《天父天兄聖旨》，與洪秀全一起密藏的還有馮雲山。
[９] 起義的另一主要發動者蕭朝貴當時在別處，未能趕回金田，參見《天父天兄聖旨》。
[十] 羅注增補本，第382頁。
[11] 據《李開芳又供》，《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第167頁。
[12] 《殿左伍檢點羅大綱致上海英國領事館書》，《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5頁。
[13] 參見姚憲之：《粵匪南北滋擾紀略》，《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陳思伯：《復生錄》，《近代史資料》總41號。
[14] 羅注增補本，第135-136頁。
[15]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第124-125頁。
[16] 參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及李慎之為此書所作的序言《發現另一個中國》，學苑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1版。
[17]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冊，第858頁。
[18] 關於這一問題，朱東安先生有著相當精闢的論述。見其所著《曾國藩傳》第5章第6節，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9頁。
[19]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李容發傳》所附《本傳考證》之一：《一條關於李秀成學姜維的曾國藩後人的口碑》，見其《太平天國史》第三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053-2061頁。
[20] 參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載其《歷史筆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27頁。
[21] 有意思的是，榮孟源先生在看了存世的原稿影印本之後也說：「細查稿本，葉葉文句相連，中間並無撕毀的痕跡。」但他據此得出的結論卻是：「這說明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改了李秀成真跡之後，又找人謄錄的抄件。」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歷史筆記》第215頁；並參見羅注增補本第6頁。
[22] 曾憲洛：《李秀成自述的兩處錯簡》，見羅注增補本，第331頁；並參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歷史筆記》第222頁。
[23] 見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1頁；並參見羅注增補本，第4-5頁。
[24] 見羅注增補本，第75頁。
[25]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79、381頁。
[26]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81頁。
[27] 按：1980年代初，筆者曾見過據說是李秀成所作的十首「絕命詩」，有韻，且十分工整，一看即知是偽作，因此不在討論之列。
[28] 參見《忠王答辭手卷》，羅注增補本《附錄》，第395-404頁。
文章出處：原載《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作者：姜濤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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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李秀成自述》
作者：姜 濤
（一）
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爭議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屬於那種炙手可熱的焦點人物。筆者根據有關資料做過一番不完全統計：在1949-1979年間，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三十年在國內各主要報刊（含高等院校學報）所發表的有關近代人物的論文中，位居第一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計453篇（其中的多數集中發表於1956年孫中山誕辰90週年之際）；而李秀成緊隨其後名列第二，計306篇（多集中發表於1964-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發難，攻擊其為「叛徒」以後，亦恰值其被俘遇害的一百週年前後）[１]。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圍被俘後，應太平天國的老對手、湘軍領袖曾國藩的要求，在囚籠中寫下了數萬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國藩在刪改後刊刻了出來；而其供述原稿，後來又由曾氏後人於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發表。李秀成的這篇供述，多少有點類似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後所寫的《多餘的話》，這就使得他在身後遭致了種種非議，而在死後一百年竟成了公開聲討和批判的對象。
不可否認，在過去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中存在著過「左」的傾向，在對待《李秀成自述》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1964-1965年間對「叛徒」李秀成的撻伐，實際上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而出現的，其間則伴隨著神化太平天國領袖人物等種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內的所謂共產黨的「叛徒」。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一位曾經擔任過黨的領袖的革命知識分子在蘇維埃運動遭到挫折與暫時的失敗以後的冷靜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則是一位貧苦農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軍事統帥在太平天國失敗後於匆猝間留下的親筆直敘。兩者的比較研究應是很有意義的，但那須有專文另作探討，並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確有一些自污的話語，也有若干對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為或有所求而發，字裡行間所更多流露的，是對他親身所從事的太平天國大業的回憶與思考。這是研究太平天國史以及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極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要想真正深入瞭解太平天國的歷史，就應該認真讀一讀李秀成的《自述》。
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花費幾十年時間為《李秀成自述》作注，自稱是「從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出了《自述》正文的好幾倍，由此可見其在羅爾綱心目中的地位。羅爾綱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後出過多種版本，直到1995年還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他生前的最後一版增補本，由此亦可見羅注本在太平天國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太平天國史而不讀《李秀成自述》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讀《李秀成自述》而不結合研讀羅爾綱的考辨與註釋，同樣是不可思議的事。
《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認真重讀的必要。重讀之所以必要，就在於我們現在已能擺脫若干非科學因素的干擾，真正平心靜氣地、細緻深入地將其作為對像去研究；而近年來陸續發現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慶成在英國所發現的《天父天兄聖旨》，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李秀成自述》，發掘和開拓新的認識層面，從而將太平天國史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必須感謝羅爾綱先生。如果沒有他的詳細考證和註釋，我們今天在閱讀《李秀成自述》時還會有許多困難，還會有許多在黑暗中的摸索。當然羅爾綱的考證與註釋，由於所見材料以及見解上的限制，有一些也還是可以商榷的。我這次重讀所參照的，一是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件，二即是羅爾綱的最新註釋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２]。
（二）
《李秀成自述》，首先敘述的是太平天國的開國史，也即天王及首義諸王的來歷及金田起義發動前後的過程。這看來也正是曾國藩所交代予他的。李秀成雖是拜上帝會的較早成員，但入伍時間較遲，據他自己說，他是直到西王蕭朝貴和北王韋昌輝帶旱路之兵向永安進軍途中經過他家時，才正式加入太平軍的。因此，對於這些他並非親身經歷的事件不可能十分瞭解。他所知道的，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說的那樣，有一些是入營以後聽太平軍早期將領之一的羅大綱所說，更多的則是依據太平天國的國史——《詔書》中的記載。他在《自述》的開始部分就交代說：「自我主應立開塞〈基〉之情節，衣〈依〉天王《詔書》明教傳下，將其出身起義之由（《詔書》因京城失破，未及帶隨），可記在心之大略，寫呈老中堂玉鑒。我一片虔心寫就，並未瞞隱半分。」[３]太平天國的《詔書》中，除記述洪秀全早期活動，題為《太平天日》的一種外，現均已不存。因此李秀成的記敘，就成為我們瞭解相關內容的重要依據。
對於洪秀全與首義諸王的來歷，由於有其他文獻資料的佐證和大量的實地調查，現已較為清楚了[４]。而對金田起義的過程，李秀成是這樣交代的：「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陸〉川、博白、白沙不約同日起義，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又說：「起義之處，與我家兩隔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到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矣。」[５]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卅」等三字，影印本中是在「咸豐元」三字被塗去後改添在旁邊的，由此可見對於起義的年份，李秀成一開始也是記錯了，但對於起義的月份卻還是記得很清楚的，是十月而不是其他什麼時間。其中，除交代金田起義處所離他家較遠，雖知起義之信而未及前往等句是他自己的補充說明外，其他應均是《詔書》中所有的內容。在曾氏後人的影印本出版以前，傳世的李秀成自述的刻本，起義時間作「六月」，這是曾國藩所妄改的。正由於這一字之改，起義的時間便變得不可信了。這也是羅爾綱先生堅持十二月洪秀全生日起義之說，而把六月改作拜上帝會開始動員團營的日子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當《李秀成自述》的影印本面世後，六月之說已是子虛烏有，羅先生仍執十二月起義之說，顯然就不能自圓了。還是在1979-1980年，我和俞政在攻讀研究生期間，便在導師茅家琦先生的指導下，寫過有關金田起義時間辨析的文章和羅老商榷[６]。後來我的看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大致說來，一是根據《天父天兄聖旨》等文獻，重新考定了洪秀全登極的時間是在道光三十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而不是辛開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說明太平天國是先有洪秀全登極稱天王，後才有金田起義之舉；二是根據太平天國自身文獻，判定「金田起義」的確切含義是指以金田為中心的各處拜上帝人馬舉兵「共扶真主」，亦即仗義起兵勤王之謂。金田起義的出場人物，只能是楊秀清等發動「勤王」者，而不可能是已被推作擁戴對象的洪秀全本人[７]。
現在再對照《李秀成自述》，應該說，這一脈絡是相當清楚的：李秀成明明說，起義之時，洪秀全是在胡以晃家密藏[８]，在金田起義現場的只是楊秀清、韋正、石達開、秦日綱等人[９]，起義之後，楊秀清才派人將洪秀全接到金田會集。李秀成在家所知道的，是起義之「信」，也即金田等處大批拜上帝人馬公開揭幟起義的消息（信者，信息也），而不是叫他到金田去團營的所謂團營之「令」。
因此我認為：對金田起義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應該尊重太平天國自身文獻所記載的史實，具體地說，必須根據李秀成的記敘加以訂正，而不能再以訛傳訛，甚至說什麼洪秀全發動和領導了金田起義之類的話語了。
《李秀成自述》中，更多地是對戰爭乃至具體戰役的記敘。即在《自述》最後的總結性文字——「天朝十誤」中，軍事方面的教訓依然佔據了主要的成份。作為一生戎馬倥傯的軍事統帥，李秀成這樣做，當然有其自身「角色」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嚴峻的現實本來就是如此。太平天國自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說從未擺脫過清朝方面的進剿與圍攻。以往研究者們所敘述的太平天國史，往往過多地渲染了太平軍克武昌、下金陵的輝煌勝利，而沒有強調或讓讀者重視清軍統帥向榮幾乎就在太平軍攻克南京的同時即已建立起江南大營的基本事實；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太平天國在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前夕已達到了所向無敵的軍事鼎盛階段，但其實當時只是一鼓作氣擊破了長期威脅天京的江南大營，而在湖北、江西，甚至就在江蘇、安徽的若干前線地區，太平軍與清軍依然處於相持的膠著狀態。
「天朝十誤」中，太平軍北伐——按太平天國自己的話語是「掃北」——的失敗即佔其三，而「誤國之首」，即「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誤」[十]。李秀成為什麼如此說，請看下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了：
「掃北」的戰略目標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因此所派出的當然不可能是有人所說的什麼「偏師」。林鳳祥、李開芳二人都是太平軍中最為驍勇的戰將，他們與掃北軍的另一統帥吉文元都受有丞相之封。而當時在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四王之下，六官丞相僅封及六人，據有關史料記載，這六位丞相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綱，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地官副丞相陳承瑢，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其中掃北軍統帥就已佔了一半[11]。掃北軍出發時計九軍二萬餘人，在太平軍當時所有的50軍中，是戰鬥力最強的主力部隊，其中的兩廣老戰士即多達三千餘人，遠遠超出其餘各軍。而從其出發後一路攻克戰勝的凌厲態勢來看，也確實不愧為太平軍的精銳之師，只可惜兵力略嫌單薄，又無後續部隊的增援和後方的補給。然而當時太平天國上下對形勢普遍持樂觀態度。如鎮江守將羅大綱在掃北軍出發不久致函上海英國領事時即估計，可望在今後的「三兩月之間，滅盡妖清」[12]。
論者今天當然可以說，是太平天國領導者決策的失誤（也包括掃北軍統帥自己的失誤），最終導致了這支英勇善戰的部隊走上了不歸之路。然而我總覺得太平天國人士當時的普遍樂觀以及後來李秀成自述中的痛心疾首後面似乎還有些什麼被我們所忽略了，這應該就是隱藏在所謂「必然」之後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掃北軍從勢如破竹的勝利走向被動挨打的失敗，應有其客觀存在的轉折點。找到了這個轉折點，也就可以分析出掃北軍敗亡的真正原因。
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真正導致掃北軍走向敗亡的，並不是勝保統帶的清軍，甚至也不是僧格林沁的馬隊，而是中國北方隆冬的嚴寒。具體地說，掃北軍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是在1853年底到1854年初的隆冬時節於直隸（今河北、天津一帶）駐屯之後。掃北軍多兩廣將士，習慣於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設施，更乏防寒經驗。在獨流、靜海駐屯期間即已「凍斃者屍枕藉」。1854年2月5日南撤河間縣的那一次行軍，竟更使其精銳主力凍死過半，未死者大多也足部凍傷，其損失之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戰鬥減員[13]。從此之後，這支部隊失去了機動作戰的能力，只能寄希望於援軍的來救了。而兩次北伐援軍於1854年間的先後失敗，不僅徹底斷送了業已陷入清軍重兵包圍之中的掃北軍，也使太平天國在其他戰場陷入了極為凶險的困境。
《李秀成自述》中，有關太平天國社會經濟政策方面的論述並不多見。而從其寥寥數語的評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對太平天國於1853年佔領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擁護，甚至可以說是極為讚賞的：「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歸〕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民家出城去准手力拿，不准擔挑。婦女亦由。男與女不得談及，子母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無令敢入民房者，斬不赦，左腳沓〈踏〉入民家門口，即斬左腳，右腳沓〈踏〉民家門口者，斬右腳。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14]
被當時的一些城市知識分子所極力痛詆的太平天國城市政策，在農民出身的將領李秀成看來卻是完全值得稱道的事。這一極為鮮明的反差究竟說明了什麼？胡繩先生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在中國封建社會，城市剝削農村，城市中盤踞著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城市的繁華是積累了農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來造反的農民用他們所能採用的辦法向城市實行報復。太平天國的英雄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城市搶光燒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納入自己的社會制度中去。在這點上，太平天國遠遠地高出於單純的流寇主義之上。」[15]這當然是一種很好的解釋，不過並不全面，而其深層的原因仍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探究。近年來，又有以遊民和遊民文化立論者，儘管著者本人很機敏地繞開了太平天國的話題，儘管他對中國傳統城市和鄉村的關係仍大體維繫了胡繩的結論，但序者或讀者卻不能不在其啟發下產生一些新的想法[16]。對於這些新見解，尚須時日加以進一步消化，本文也不擬在此展開討論。但有一點是必須要強調指出的：在分析太平天國城市政策的各種思想資料的來源時，切不可忘記正是戰爭形勢的嚴峻才允許了戰時共產主義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
《李秀成自述》中，多少流露出對太平天國最高領導人洪秀全的不滿情緒。這也是在1960年代他被扣上「忠王不忠」的帽子的重要原因。其實，在現在的人們看來，一個失敗了的事業，其領袖人物理所當然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李秀成對洪秀全的家天下，對其不理政事的若干批評，完全是正常的。而同樣身陷囹圄的洪仁玕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後對其有所批駁辨正，也是情理中之舉。我們不能沿襲「忠」與否的老套，不能以洪秀全的是非為是非，當然也不能以洪仁玕的是非為是非——他畢竟是洪氏家族中人，且曾身居樞機，他必須要為自己乃至洪秀全辯護。然而我們同樣也不能以李秀成的是非為是非。在這裡我們不妨聽一下同是太平天國人士的黃文英在太平天國失敗後對李秀成所作的批評：「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17]
《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為大清王朝著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場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而被打成了叛徒，甚至連累到蘇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消了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即使在80年代以後改革開放的年間，仍不乏論者對其晚節不終的指責與批判。羅爾綱是深為同情李秀成的，他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緩兵計」之說。
現在看來，李秀成對曾氏兄弟的真實態度還可繼續探討。曾氏兄弟在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之後，其在清王朝的處境，開始有了微妙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滿凶險的變化[18]。而從《李秀成自述》的字裡行間也不難看出，他確是想借曾氏兄弟之手而有所為。儘管曾國藩兄弟是戰爭的勝利者，對李秀成操著生殺予奪的主動權；而身陷囚籠的李秀成卻也絕非甘心就戮的等閒之輩——曾氏兄弟和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等人也從未小看過他們的這位敵手。僅從對太平天國「盡忠」的角度來看，李秀成的自述自然屬於「多餘的話」，但是很顯然，倘若我們不在道德、氣節等是非問題上作過多的糾纏，應該可以看出，李秀成在《自述》中實際上已經在考慮太平天國之後的中國究竟向何處去的問題，並已有所謀劃了。他在《自述》的最後部分，就極為鄭重地提出了「要防鬼反為先」的見解，並相當深刻地指出：「眾匪發何防〈何妨〉。為今慮者，洋鬼定變動之為。」
曾國藩後人所傳的口碑——「李秀成勸文正公當皇帝，文正公不敢」[19]——也根本不是什麼空穴來風，而是有其現實的嚴酷政治背景的。對於曾國藩來說，《李秀成自述》的價值，主要還不是其所敘述的太平天國若干歷史事實本身，因為那些畢竟已經成為過去；而其要害之處，正是觸動了他對若干後事的考慮。這也是他將其秘藏而不示人的真正原因所在。
李秀成最終還是被曾國藩殺害了，但他畢竟留下了這篇足以警醒世人的自述，也為我們今天研究太平天國那場驚天動地的事業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我們應該感謝曾國藩為我們留下這麼寶貴的一份文獻，儘管他的初衷本不在此。
（三）
說到這裡，有必要辨析一下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的一些問題，即其是否被部分撕毀、是否有錯簡（即錯頁），等等。
曾經有人懷疑過傳世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實性。但自1963年曾國藩的後人曾約農在台灣將其公開影印出版後，這一問題應該說已經得到了解決（雖仍有個別人持否定意見，說可能是曾國藩另外找人抄錄了一遍，而把真本隱藏了[20]）。但以羅爾綱先生為首的主導意見仍是認為公佈的原稿本不是全璧而有所撕毀。其理由主要是：現存世的稿本字數與李秀成自己所說的不一致。如李秀成在敘述天王三次下嚴詔催其從蘇州回救天京之事時曾提到此時已寫將近三萬七八千字，但今所見原稿，在這一段話之前僅有24600餘字。而曾國藩在致親友的書札中所記又前後矛盾，先說李秀成的自述約有五萬餘字，後又說僅三萬餘字，也就是今天所見到的稿本字數。
其實這一問題並不難解決。從《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來看，每頁正反各有16欄，每欄文字雖多少不等（多的19或20字，少的僅13字），但平均不超過16字。若照16字框算，到第50頁末李秀成自己說已寫三萬七八千字的地方，應是25600字（實際是24600餘字），到全文結束的第74頁，應是37800餘字（實際是33300餘字）。但倘若按李秀成自己所說的字數，50頁末是37000-38000字，到全文結束的第74頁，恰為55500餘字，正合「五萬餘字」之譜。
李秀成為什麼將字數多算了？這個問題僅據現有的資料已很難作出圓滿的解釋，也許只能永遠「存疑」下去了。不過有一條，他的供述，基本上是每完成一部分，即被曾國藩調走批閱，他自己是無從通篇加以統計的。顯然，曾國藩所記的字數，先只是根據李秀成自己所說加以框算，後才是根據實際字數做了統計。現存世的原稿本，從影印本所提供的情況看，除個別所謂「錯簡」之處外，從意思上看是連貫的，從中也根本看不出有什麼「撕毀」的痕跡[21]。而且事實上，曾國藩既然與李秀成在寫作供述的問題上達成了某種默契，李秀成在寫作中也就不太可能有什麼「出格」之處，因此，曾國藩實在也沒有必要將其中的一部分予以「撕毀」。現存原稿本之所以給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裝訂時的錯頁，也就是一些學者指出的所謂「錯簡」。細讀原稿影印本，可以發現，「錯簡」一共有兩處：一是現第54頁（應向後挪而成為第57頁）；二是現第72頁（應向最後挪出而成為單獨的一頁，而將現第73頁和74頁與現第71頁聯在一起）。這兩處「錯簡」，實際上在影印本發表的當時就已有人指出了[22]。
第一處「錯簡」較明顯，即現第54頁應為第57頁。有曾國藩在現57頁（應順序上移為第56頁）末欄所作的改動，即將李秀成在下一頁（即現第54頁）開頭所說的「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一句改添在此頁的最後。這說明在曾國藩批閱時，頁碼尚未錯亂。羅注增補本承認了這一處的「錯簡」，並作了相應的調整。遺憾的是，羅老拒不承認有第二處「錯簡」，因此有必要就此再說上幾句。
第二處「錯簡」，即現影印本之第72頁，從「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直到「天朝十誤」。實際應是自成體系的單獨一頁。而現第73頁才應是緊承第71頁之後的。從內容上看，第70頁與71頁講的都是所謂「收齊章程」。第71頁提出收齊章程十條後，李秀成向曾國藩建議，「不可以殺為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緊接著又說：「罪將本無才智，被獲罪孤〈辜〉，何〔知〕此事，實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誠。」而現第73頁的開頭是「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復〈服〉此等之人眾齊來，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復〈服〉」云云。從內容上看與第71頁說的是同一話題，從語氣上與第71頁的最後幾句也完全是接氣的。而現第73頁下半頁與現第74頁，所說的則又是一個新的話題：「防鬼反為先」。第74頁已寫滿，但話卻未說完：「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為此事而獨我為，實我不知知也，如知……」
之所以未寫完，也正如他在另紙，也就是現在所見的第72頁所說的，是因為當晚曾國藩親自將他「調至駕前訊問」，而據曾國藩當天的日記，他不僅在燈下「親訊」李秀成，而且還「閱李秀成所寫供詞」。由此可知，李秀成是因被曾國藩叫去問話而不得不中斷了寫作；不僅如此，他當時所寫完的部分顯然也已全部被曾國藩調走。這一天，據曾國藩及其幕僚趙烈文日記的記載，是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1864年8月6日）。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六日，曾國藩派人通知李秀成，說是「國法難綰，不能開脫」，而李秀成「無戚容」，到了傍晚「赴市」也就是就義之時，還「譚笑自若」[23]。
在這一天，李秀成給我們留下的是如下的這些文字：
「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
以下空一行開始：
「計開天朝之失誤有十……」
這以下的內容，是從一到十逐條整齊排列的一段文字，也即為治太平天國史的人們所熟知的「天朝十誤」（由於第六誤重出，實際上是「十一誤」）。
據羅爾綱先生分析，李秀成的自述每天可寫7千字左右，從「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到全文的結束，也就是從七月初六日早晨到晚十八時左右赴刑場，至少應寫5千多字，而現稿本這一部分，也就是從第72頁到第74頁的全部文字，僅1177字，因此估計有4千字左右「肯定是給曾國藩撕毀了的」[24]。
羅先生的這一分析和結論，我是不敢苟同的。因為人是有思想感情的，畢竟不是寫作機器。李秀成在知道自己行將遭到殺害時，雖能作到「無戚容」，而在就義時更是「譚笑自若」，但無論如何他在得知生命即將結束的當天是不可能再按以前的速度和思緒繼續寫作了。更何況根據趙烈文日記的記載，曾國藩早在初四日即已決定，在初七日上報奏折之前處死李秀成；而初五日晚他在親自審訊時，對李假作安撫，答以「聽旨」；初六日再派人告知「國法難綰，不能開脫」云云……種種跡象相當清楚地表明：此時的曾國藩已不打算也不需要讓李秀成繼續寫作下去了[25]。
既然曾國藩於初五日晚間的提審訊問已在事實上打斷了李秀成有關供述的寫作，而初六日當天他又派人明確無誤地通知要將其處死，李秀成在就義當天所能留下的顯然只應是重起爐灶另行開頭的較為簡短的總結性文字，而不可能接著此前文稿的中斷處繼續寫作。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寫有「天朝十誤」的這一張紙（總共323字）。此類總結性文字雖然字數不可能很多，但斟酌頗費腦力，可以想見，李秀成在就義的當天也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寫作其他的內容了。
趙烈文在七月初六日當天的日記中曾提到，李秀成在傍晚臨刑之前曾「作絕命詞十句，無韻而俚鄙可笑，付監刑龐省三，敘其盡忠之意，遂就誅。」[26]
這十句絕命詞不可能在刑場匆匆寫就，而應是其事先準備好了的，屆時才能從容「付監刑龐省三」。而寫作「絕命詞」的具體時間，只能是在這天曾國藩派人告知「國法難綰，不能開脫」直到李秀成「傍晚赴市」之前，也就是七月初六日的白天。這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天朝十誤」的寫作在時間上是完全一致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十句絕命詞以後再也不知下落，內容也從未有人提及[27]；但寫有「天朝十誤」的這張紙卻夾在《李秀成自述》中出現了。需要指出的是，趙烈文所提到的負責監刑的龐省三，也就是與趙同為曾國藩幕僚的龐際雲，生前對他自己和別人手錄的李秀成答辭以及李秀成親筆所寫的答辭都曾精心加以保存，且寫有跋語[28]。同樣可以想見，寫有十句絕命詞的那張紙如仍在龐氏之手，他肯定是會妥加保存而不至於丟失的。而從常理推論，李秀成臨刑的「絕命詞」要比他手寫的那些零散答辭重要得多，因此龐際雲是不便私藏而只能將其上交給曾國藩的。也就是說，趙烈文所謂的「無韻而俚鄙可笑」的十句絕命詞，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丟失的，它只能是在曾國藩之手且同樣受到妥善的保存。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十句絕命詞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天朝十誤」實際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說，它們是同一份文件！
「天朝十誤」儘管貌看也有寥寥數語的「小序」和隨後整齊排列的十來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卻並不押韻，所以才被趙烈文認定是「無韻而俚鄙可笑」。而作為李秀成對太平天國事業的最後總結，「天朝十誤」在內容和風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寫的「供詞」卻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寫作所用稿紙亦同為印有「吉字中營」字樣的帳簿），因而最終它還是和其他「供詞」被收到了一起，——只不過是在裝訂時被擺錯了地方。
由此也可見，只要認真過細地分析並排除「錯簡」的因素，現在所見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本實際上已是全璧。
2002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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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參見拙著：《五十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２] 羅爾綱：《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為「羅注增補本」。
[３]羅注增補本，第99頁。
[４] 詳見鐘文典：《太平天國人物》，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５] 羅注增補本，第108頁。
[６] 俞政、姜濤：《金田起義時間的再考證》，《太平天國史論叢》（《南京大學學報》叢書），1979年5月；姜濤、俞政：《太平天國起義究竟發生在什麼時間？》，《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７] 姜濤：《洪秀全登極考》，《紀念羅爾綱教授文集》，《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版（按：其摘要題為《洪秀全「登極」史實辨正》，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姜濤：《金田起義再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８] 按：據《天父天兄聖旨》，與洪秀全一起密藏的還有馮雲山。
[９] 起義的另一主要發動者蕭朝貴當時在別處，未能趕回金田，參見《天父天兄聖旨》。
[十] 羅注增補本，第382頁。
[11] 據《李開芳又供》，《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第167頁。
[12] 《殿左伍檢點羅大綱致上海英國領事館書》，《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5頁。
[13] 參見姚憲之：《粵匪南北滋擾紀略》，《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陳思伯：《復生錄》，《近代史資料》總41號。
[14] 羅注增補本，第135-136頁。
[15]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第124-125頁。
[16] 參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及李慎之為此書所作的序言《發現另一個中國》，學苑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1版。
[17]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冊，第858頁。
[18] 關於這一問題，朱東安先生有著相當精闢的論述。見其所著《曾國藩傳》第5章第6節，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9頁。
[19]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李容發傳》所附《本傳考證》之一：《一條關於李秀成學姜維的曾國藩後人的口碑》，見其《太平天國史》第三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053-2061頁。
[20] 參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載其《歷史筆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27頁。
[21] 有意思的是，榮孟源先生在看了存世的原稿影印本之後也說：「細查稿本，葉葉文句相連，中間並無撕毀的痕跡。」但他據此得出的結論卻是：「這說明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改了李秀成真跡之後，又找人謄錄的抄件。」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歷史筆記》第215頁；並參見羅注增補本第6頁。
[22] 曾憲洛：《李秀成自述的兩處錯簡》，見羅注增補本，第331頁；並參見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歷史筆記》第222頁。
[23] 見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1頁；並參見羅注增補本，第4-5頁。
[24] 見羅注增補本，第75頁。
[25]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79、381頁。
[26]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81頁。
[27] 按：1980年代初，筆者曾見過據說是李秀成所作的十首「絕命詩」，有韻，且十分工整，一看即知是偽作，因此不在討論之列。
[28] 參見《忠王答辭手卷》，羅注增補本《附錄》，第395-404頁。
文章出處：原載《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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