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睡之間與古今之別
——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一瞥
作者：王學斌
文章來源：胡翼南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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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紀中，鴉片戰後，西學輸入，部分開明人士作出積極回應。但此後二十年間，天朝上國閉塞依舊，西學在中國影響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機加重，出於自強求富之需要，清政府發起「采西學」、「制洋器」的洋務運動，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也拉開了序幕。首先是洋務派與保守派之爭，一派力持「中體西用」，一派嚴守「夷夏大防」。由此，洋、保兩派展開了影響深遠的三次論戰：六十年代的「同文館之爭」，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議」和八十年代的「修築鐵路」與「派遣留學生之爭」。兩派雖爭執激烈，但根本立場並無不同，皆是要維護中國之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維新派逐漸崛起，他們開「新學」，倡「新政」，突破「中體西用」模式，介紹西方政教制度，中國思想界始從洋務派與保守派雙峰對峙向維新派、洋務派與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過渡，維新派同洋務派的直接交鋒也肇端於此時。發生在1887年的何啟、胡禮垣對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批評便是維新派與洋務派論爭的典型個案。
1887年2月8日，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由香港《德臣西字報》刊登，全文三千八百八十五字，未分段落。曾文開宗明義，指出：「列國經營締造，永騖戰功，以期國祚之長存，此同然之勢也。乃有時大展規為，不惜帑藏。」這種窮兵黷武、四處擴張的行徑，到頭來只會招致「坐而待亡」的下場，因為「古來富強之國，或一朝而滅，或寢衰而終至傾頹者，皆以此耳」。曾紀澤旗幟鮮明地闡明瞭反侵略的立場，顯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膽識。在那個備受欺凌的時代，敢於橫眉冷對列強，不屈於淫威者，少之又少，曾堪算一位。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門戶大開，庚申一役更是變本加厲，中法之戰又不敗而敗，大清帝國一再喪權割地，致使中外人士都認為「中國有似年老者，奄奄待盡」。針對這種論調，曾紀澤提出了「中國先睡後醒論」，以圖改變輿論，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在曾看來，「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
沉沉睡去的東方巨獅何時方能醒來？曾紀澤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鴉片戰爭驚醒了天朝迷夢，繼而「庚申圓明園之火」更是焦及國人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今越南北圻地區）」，中國「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也就自庚申以後，「中國突然醒悟」，有識之士「深悟前失，改弦易轍」，先羞而後勇，學習西方，求強求富，至今日已粗具規模。「蓋今正用其全力整頓海防，創立堅固實在得力之戰艦也」。海疆穩固、水路軍務推廣開來之後，「以目前論，鐵路等事，凡可以富國利民者，在所應為，然尚可期諸異日也」。同時，外務邦交也會一一妥當處理，「今擬於十年重定之期，更張釐正，全國體也」。機器、礦業、鐵路等行業，「中國皆有竟為之也」。基於此上種種依據，曾紀澤斷定「中國真醒大醒」，「無復有睡之意矣」。
既然中國已經醒來，那麼就應當積極有所作為。權衡內外形勢，曾紀澤認為「蓋邦交一事，實系今日急務，不可緩圖」，而「起造鐵路以及別項富國之法」，可「姑置不為」。因為「國勢既強，則籌度國是，肅整紀綱，始為有益」，而若要國勢強盛，則先須從改善外交入手，「急外緩內說」實乃當今最佳方案。其具體內容如下：
中國目前所最應整頓者，如下數事：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一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一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近代以來，華僑在國外的處境日益艱難，「近日華民在外國屢遭酷虐，三四年來彼之為華民，設立酷律」，致使大批華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飽受冤屈，苦不堪言。曾紀澤希望通過外交途徑保護華僑，既「合乎萬國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無疑是正義之舉。
曾紀澤認為，越南、朝鮮等地，本乃中國管轄之藩屬，可是西方諸國每每「垂涎亞洲」，以致糾紛不斷，邊釁連連，「而中國已失外藩數國」。若仍等閒視之，袖手不顧，則中國不僅國際威望會一落千丈，而且等藩屬諸邦被蠶食殆盡，中國也就陷入列強包圍之中，自身安全失去保障。因此，曾紀澤鄭重聲明：中國政府已派欽差大臣赴各藩屬加強統治，如果今後再發生某國侵蝕邦屬土地或干預其內政的事件發生，中國政府「必視此國為欲與我棄玉帛而事干戈」，不惜與之一戰。曾從戰略全局的高度審視中國與周邊藩屬之間的關係，認識到唇亡齒寒之嚴峻形勢，殊為不易。
對於修改不平等條約之事，曾紀澤表現得格外堅定。在他看來，被他國擊敗的恥辱容易遺忘，而「敗後另生之牽制及一切遺害則難忘」。中國「戰後所立和約，未能平允，則其怨難消。蓋所立之和約系中國勉強設立，中間有傷自主之體統」，所以不得不設法加以改訂。況且，修訂不平等條約，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咸豐六年間，歐洲諸大國與俄國訂立和約，其中黑海一條，礙俄之體統，隨於同治十年在倫敦商酌廢去。中國亦必如是」。曾紀澤認為中國應當擬於第三次十年換約之期，將不利於自身權益的相關條約悉數廢止，以絕後患，並且強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也應竭力為之，畢竟「此次決當力任其難，以免將來或任更難之事」。
《中國先睡後醒論》刊發後不久，何啟、胡禮垣二人便於是年夏天撰寫《曾論書後》一文，與之辯駁。何、胡認為，曾文「於中外交涉事體，昭然若揭，洞中機宜」，可見曾紀澤對西學還是頗有研究的。然而，「獨惜其言於本末先後，未免混淆，效驗工夫，漫無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於實施；初衷雖美，卻恐難獲善果。當然，作為官方代言人，曾紀澤所言所論不免「是權奇之說，而非作探源之論」，或許存在言不由衷的隱情。但曾畢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於西方世界，流布甚廣，若不及早加以駁斥，糾錯正繆，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論會產生很不利的影響。正出於此意，何、胡二人強調：「侯之此論要不可以不辯。」遂對其「中國先睡後醒論」和「急外緩內說」分別加以駁斥，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變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紀澤文中所提到的軍事、海防、鐵路、邦交諸事，大多皆「中國未有是事，而侯則謂其先有此心；謂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種志向誠足嘉賞，「然使中國實有此心，而黽勉以赴，果能如願以相償乎？」曾紀澤談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發生或清廷正欲實施的事情，即好像預言一個正在睡覺的人醒後會幹什麼、怎樣做一樣，這些都是十分抽像、難以把握的。即使醒後，「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國之心即可謂之虛靈不昧，中國之事即可謂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謂其然也」。因此，強國之夢易做，但強國之路卻終究難走。
確定了曾紀澤所言是一個美夢後，何、胡的批駁又進一步。中國獨立富強是每位國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雖甚所樂聞」，但並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願之即可得之也」，正確的途徑在於努力奮鬥，況且「又非徒日為之即可得之也」，必須「道在為之而當」。視今日中國之情形，並非曾紀澤描繪得那樣美好，若是沉溺於此種假象，無疑將是「睡中之夢，夢中之夢也」，危害將會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紀澤明明說中國早已奮發有為了，但在何、胡眼中，這遠遠不夠。曾侯所說的「此等奮發舉行者」，實際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魘夢裡張拳，或托大而夢中伸腳耳。以其全無心肝，絕欠依據故也」。這種努力（特指洋務運動），既不系統，也欠科學的經營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側者，中國可乘其無知而中傷之；有惺然無端而來枕伴者，中國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國所謂「醒」時的水平，也只配偷襲酣睡者，偶爾打擊將睡者或未醒者，捏個軟柿子罷了，以其「奮嗡瞢之橫力，發冒昧之狂威，一旦觸及堅貞重大之質，銀衡鐵室之防，其實反自傾傷不止也」。所以，中國還遠非西方列強的對手，何、胡「深覺可危者也」。
既然曾紀澤的中國已醒論有不小的偏頗，包含著盲目樂觀的危害，「故夫睡與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國也」。因為假使「一國不得其道」，「多思多慮，多作多為，而猶不得謂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雖不思不慮，不作不為，而亦不得謂之睡者矣」。
那麼，「欲明一國，從何而觀？」何、胡二人提出治與亂的觀點，用以取代曾紀澤醒與睡的國家觀。何、胡的治亂觀並非傳統「一亂一治，選換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亂，分途異適」。因為當時之社會，「禮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勢均力敵，並駕齊驅。其公議所歸者，治則勃然。其公議所排者，亂則立現。亂之生，有確然難救之象。治之本，亦有顯然難拔之形」。所以，當今世界瞬息萬變，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顯然已不能適應國內外局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故執古以論今，其情雖同，其事則異也。居今以稽古，其勢亦殊也」。簡單的「一亂一治」也失去了市場，「其法亦殊也」，身處當今之世，若不變法，「雖使堯舜臨朝，禹皋佐績，仲由慎諾，公綽無私，加以管晏之才，蘇張之辯，亦無以決疑徵信，大得於民」。從中國未醒到夢中之夢，再由夢中之夢到睡與醒不足以言國政，然後提出須用永治永亂替代之，何、胡經過長篇的陳述、推論，終於將變法這個課題擺了出來。
何、胡的變法主張帶有明顯的民權主義色彩，民眾既是立國之本，又是興國之基，國君的職責就是保民利民。如何才能鼓動民心，聚合民力呢？何、胡認為，這關鍵在於一個「信」字：
吾所謂信者，非徒指效驗而言，乃兼指功用而言。一理也，必有確當不移之跡，然後能取信於民。一事也，必有著實可憑之據，然後能徵信於眾。是其信不須責之於人，但須責之於己也。且吾所謂信者，有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導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從，不敢不從，則其信由畏懼而生，雖信不足用。一令也，從者聽之，不從者亦聽之，則信者由心悅誠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脅，乃由民之樂貢也。信則民心向，信則民生力。一人之心有盡也，合億兆萬民之心則無盡矣。一人之力有窮也，合億兆萬民之力則無窮矣。
在講求「信」的同時，還要依據「公平」原則。所謂「公平」，即：
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為心，而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為事，而君民無二事矣。
民眾認為公平的政策法令，國家應加以推行；民眾認為不公平的律例措施，國家就應當廢除，從而達到「吾但以民之信者為歸」和「吾但以民之信者為主」的狀態。只有「信」與「公平」原則雙管齊下，民眾才會團結一心，商務才能振興繁榮，軍隊方能威猛強大，國家方可重新崛起。
經過以上的辯駁，可能有些人還對「中國先睡後醒論」心存幻想，「所謂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謂醒者，以見幾而作為喻也」。何、胡避其鋒芒，以建設貸款出自何處為標準，指出：
若然，則吾請以兩言斷之。曰：鐵路等事貸款若出諸中國之民，使其民與中國共生死守者，則謂之醒。鐵路等事貸款若求諸外國之助，是外人奪中國之權衡者，則謂之睡。
看似將了曾澤紀一軍，實際上何、胡夠寬容了，二人提出了自己的最低標準：希望朝廷率領百姓團結一心，變法維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胡大聲疾呼：
果醒果睡，吾不能起古之聖人而問之，所願識時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讜言，發揮胸臆，以作遒人之鐸，以比清夜之鐘，將見君民相維，上下一德，更張丕變，鹹與維新，庶可有益於民生，無負於斯世。
而不然者，委蛇為政，推諉成風，使吾說虛存，略無所補，必俟質諸後世之聖人，始歎吾言之不惑也，則豈鄙人之所願聞者哉！
至於「急外緩內說」，何、胡先從道理層面進行分析，得出了「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內；欲修其內者，先得其人」的結論。
何、胡指出，數十年來，中國之所以備受列強欺凌，固然有西方國家爭地逐利的因素，更主要的還是「內政之不修也」。二人認為，內政之弊的根本是用人和待遇問題。
在君主專制的中國，皇帝即使日理萬機，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因此必須將許多政事委任於官。那麼官吏素質問題就尤為重要，「是其造福於斯民，興利於一國，均於官吏是賴也」。而今日國家衰敗，吏治不興，作為用人途徑的捐納、科甲制度難逃其咎。捐納「是直以錢買官也」，貪官污吏「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官場成了市場，國家權威喪失殆盡。科甲制度使士人「徒記其遺言以供詞藻，則揆諸時務，扞格殊多」。況且「考試之法，弊竇叢生，賄賂夤緣，無窮狡獪，藍本代倩，何所見真」。即使錄取到文辭浩瀚之才，也對國家無濟於事，福建之役即是明證。張佩綸之流，說理不可謂不明，作文不可謂不妙，而一赴沙場，則全軍覆沒。但這並不能歸罪個人，「所見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於此」。同時，在待遇方面，當今官員俸祿極薄，而應酬繁多，逼不得已，他們紛紛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致使「懷清履潔者不敢居官，即居官亦不能久，為其不知掊克也。識卓才長者不屑筮仕，即筮仕亦不見其能，為其不善逢迎也。小人進矣，君子退矣」。
「源之濁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與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難以清正。正基於此，何、胡指出：「國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國家之待士也，非重祿不能。」政府必須破格用人，並給以高薪，使其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方可杜絕不正之風。
曾紀澤「急外緩內說」具體包括保護華僑利益、申明藩屬關係及修改不平等條約三部分內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務。何、胡也承認列強欺侮中國、外交不利的事實，但究其源頭，實應檢討自身。「應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榮之事」。
海外華僑為何常受不公？中國為何屢簽不平等條約？何、胡認為根源在於我國「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靡」，舉國上下缺乏「公平」原則。二人列舉了今日官府在審判量刑中存在的種種不公平狀況：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證無罪，輒罹笞杖，何平之有？斃於杖下，意氣殺人，何平之有？瘐死獄中，有告無訴，何平之有？凌遲梟首，死外行兇，何平之有？今者中國之法司，其有公乎？無也。縉紳名帖，可逮無辜，何公之有？苞苴載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貧者無辭，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傾家，何公之有？監牢刻酷，不得為人，何公之有？
既然國家司法系統如此混亂惡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國際上發揮作用呢？維護華僑權益，改訂條約僅是奢望而已。如果當政者仍執迷不悟，「縱使中國兵威強於今日數十倍，亦不能遵紀綱於與國，等使權於列邦」。國家之間的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見，在「理」與「力」之間，何、胡更強調循「理」辦事，而不贊同曾紀澤那種尚「力」專任之作法。
對於申明中國統屬藩屬關係一項，何、胡也持反對意見。從中國方面來講，如今已是自身難保，又憑什麼兼顧他國。況且「保護之說，原屬空文。我之不能護人，猶人之不能護我。人既不能護我，則我何可輕以保護許人」，如仍沉溺「保護之說」，無異於好大喜功，只會招致更大的禍端。
從藩屬國角度考察，它們淪為殖民地實乃咎由自取。以越南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無憂深思遠之心，越南之臣無慮患持難之見，越南之士無上書補闕之才，越南之民無慨慷仗義之志，洩洩沓沓，苟且圖安，其一二孤憤之徒，則或自放於山林，或自徑於溝瀆，識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豈待蕭牆禍起，骨肉變生，然後知東京之宗廟不復血食也哉？
由此可見，越南亡國是其內政不修所致。中國現在所要做的並不是徒費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國教訓，把內政搞好。
經過以上的批駁，何啟、胡禮垣又一次規勸曾紀澤：
侯欲治外，請自治內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見，見之於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則曰公與平。國有公平，然後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後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後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後可以養民和；可以養民和，然後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漸進之功效也。
通過何、胡對曾的具體批評，我們發現雙方在對中國國情的估量、對內政與外交孰重孰輕的認識以及處理國際爭端時「理」與「力」的把握上，都存在著不小差異。曾紀澤認為中國先睡後醒，主張急外緩內，有其鼓舞人心、振奮士氣的考慮，但對自身實力的估量並不準確；而何啟、胡禮垣的反駁之論則一味把原因歸咎於中國自身，對列強的諸多惡行僅是輕描淡寫，雙方各執一端，針鋒相對，此種差異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紀澤是洋務派的典型代表，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觀篤信不疑；而何、胡作為維新思想家，他們已突破「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處，在於他們敢做洋務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變法的綱領和具體措施，「他們之所以能夠擬製出較為切實的救國方案，相當程度上有賴於他們認識上的一大優勢，這就是他們比較充分地利用了西學所提供的關於全球現狀的文化知識，形成了一種關於全球的時代觀」〔1〕。正緣於此，何、胡才能窺明中國國力衰弱之實情，指出國家內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決爭端之輕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響較重，未能認清列強之真面目。當然，此時的維新派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豐，大規模變法運動的開展則是戊戌年間之事。
二
甲午一役，舉國震驚，亡國滅種，近在眼前。值此之際，危機意識與變革理念漸成社會共識，維新派人士遂以此為契機，倡言變法，形成旨在救國保種的維新運動。簡言之，戊戌維新實由洋務運動孕育而成，且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之勢。同、光洋務運動僅知「采西學」、「制洋器」，至戊戌則已觸及西洋之政教。正由於世變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複雜龐博，維新派於匆忙間擇其中之一二用於本國變法，其理論既不成熟，也缺乏系統性，這也就致使維新派內部間的意見往往相去千里。1898年何啟、胡禮垣對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的批評就反映出維新派思想家之間主張互異、正誤兼雜之特色。
1898年4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以「茶會」名義在京師粵東會館召集保國會第一次會議，到會者超過百人，經大會推舉，康有為等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康有為的演講詞，由其弟子麥孟華記錄，題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其文並不長，僅兩千五百餘字，但內容豐富，大致包括「中國亡國無日」、「經義之說」、「科第買辦之說」及「義憤之說」四部分。
開篇，康有為指出，中國處於危急關頭，當今形勢乃「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變」〔2〕。天下百姓生活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近乎淪為外人的奴隸、牛馬、犬羊，且「聖教式微，種族淪亡」。進而，康回顧了中國由閉關無知到漸漸被迫開戶的歷程，說明中國人對世界瞭解的緩慢、片面與淺薄，歎道：「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3〕
經歷甲午之慘痛教訓，國人才肯稍稍地「幡然而改」，但在康眼中，這絕對不夠，關鍵在於大規模變法維新。而當今的朝廷「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為具文，即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4〕。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同時，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康將中西（國家）制度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
中：以兵為民；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皆與吾經義相反；
西：以民為兵；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5〕
至此，康有為終於露出了其「宗經」的面目。他以是否與吾經義相合作為判斷制度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體現出他仍以中國儒家文化為本，拘泥於經義之說的舊學中。當然，康有為所宗之「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學，掌握在康有為手中的經學，已是頗富工具意義的「變法之經學」。
「經義之說」陳述完畢，康有為意猶未盡，為了進一步強調變法的緊迫性，他歷數了是年四十日內接連發生的二十起列強「要挾逼迫」中國的事件，以證明中國已走到懸崖邊緣，無路可退。康指出，如不提早變法，「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為其續矣」〔6〕。亡國奴是怎樣下場？康有為特意拿香港為例：
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為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為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7〕
中國若亡，士人失去科名，官吏再無俸祿，人們爭前恐後以博取買辦為榮，這真是莫大的悲哀。更有甚者，由於西方用人體制與中國迥然不同，亡國之後，「即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佛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即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8〕。廣大士人將處於「做貳臣不得，做僧人不得，死而蹈海不得」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9〕
既然國家已瀕臨滅亡，生死關頭，只有放手一搏。康有為呼籲四萬萬同胞，發憤圖強，共赴國難：
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為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10〕
然而，值此千鈞一髮之際，仍有士大夫「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令人痛心。因此，國人應當「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11〕。為了證明「義憤之說」乃救國保種之良方，康有為又以日本由弱變強為例，竟將布衣高山正芝痛苦悲憤視為日本復興的開端。
在演講的最後，康有為指出發起保國會的目的，就是要激發國人的愛國心和熱情，發憤圖強，即：
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勵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為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12〕
得知康有為的此番演講之後，身在香港的何啟、胡禮垣不久便發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見，撰《康說書後》一篇。
「今者中國四萬萬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為奴隸」，究其根源，何、胡二人認為，「莫不由於士大夫之驕傲滿盈，而不能謙虛戒慎」。此驕傲滿盈之風由來已久，從明末至晚清，一直盛行於士大夫階層當中。
明清之際，艾儒略、南懷仁從萬里之外帶來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竟被紀昀視成如「東方朔所撰之《十洲記》、郭景純所注之《山海經》」；而湯若望、南懷仁宣傳地圓學說的《新法算書》、《地球圖說》，竟被阮元斥為「離經叛道，不可為訓」。士大夫們昧外自滿，致使「地圖之學由此而盡疏」，「算數之學由此而愈廢」。何、胡認為，正是盲目排外，「中國之見陵於外邦，其禍早已伏於此矣」。
道光年間，虛驕之氣未見絲毫消減，十二年，盧坤炮擊英國商船；二十年，林則徐火燒英商貨物，結果可想而知，「一則敗績，一則賠償，則是以驕傲而失威，以滿盈而招損」。
洎乎同治之朝，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鴻章起於團練，平定太平天國，屢立戰功，但他們的「驕傲滿盈之心未嘗一變也」。他們或排擠西人，或好大喜功，或厭惡西學，或不講誠信，「值中國可振之時，而不能以振，當中國可興之會，而不能以興，仍是驕傲滿盈之未除，謙虛戒慎之不講而已」。
經過以上一番考察，何、胡更為明確地認為驕傲滿盈實乃中國之病根禍源，「故為中國計者，必先去其驕傲滿盈，乃可行其謙虛戒慎，以變中國之法，而起中國之衰；蘇中國之民。而扶中國之運」。作為維新派領袖的康有為卻沒有認識到驕傲滿盈的巨大危害，並且其言論時常沾帶此種風氣，所以何啟、胡禮垣不得不對康有為的演說詞進行嚴厲批判。
對於康有為「科第買辦之說」，何、胡笑其對「外國之情未能洞悉」，妄加臆斷。香港自開埠之後，即設學校，「二十年來已有科第」，並且考試制度十分規範，「學校考試一年二次，科第考試一年一次」。與內地科第不同之處在於，香港政府對公民考試資格無嚴格限制，「土著之人不拘男婦老少」，凡「有志於學者」，皆可報名參加。考試內容不拘於文字一科，而是涵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眾多門類。更為重要的是，其考試目的不是為了選拔官吏，而是用來檢驗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然而辦公務，當官職，尚不由此。故有並非科甲中人，而作貴官，膺顯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為商賈，居列肆，唯其不以科第為重，而以能當其任為斷也」。當官與否，並不以科第高下為準，而以才能大小為斷。也正基於此，近二十年來香港華人曾出任過「其權幾與總督等」的議政局員之職，至於諸如陪審官這樣的職位，華人充當者更是數不勝數。針對康有為所講的香港人只能充當「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的說法，何、胡駁斥道：
是故華人非獨以行商買辦為榮也。而行商買辦之所以榮，又不在乎府道之銜紅藍之頂也。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經商亦能名垂千古，何、胡所闡明的是一種多元化的成就觀。反觀康有為，他仍以傳統科舉取士那一套來評判西方用人制度，體現出他受傳統教育影響之深，未能完全擺脫科第考試的束縛與誘惑。
關於「經義之說」，何、胡首先舉中西選拔人才方法作比較，中法選人「得之者十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而西法選人「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者十僅一二」。孰優孰劣，判然分明。中法為何不善？就在於「經義之說」的危害：
今中國已知八股之無用而廢之。夫廢之則誠是矣，乃復以經義而取才，不知經義與八股究有何異，廢八股而不廢經義，是八股猶未廢也。
廢八股不廢經義，實際上並未清除八股取士的危害，只會讓人畏首畏尾，不敢倡言變革。「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變法者必非聖人之徒，言變法而猶泥古經之說者亦非聖人之所與」。況且，現在倡議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康君乃公然揚厲其詞，謂泰西之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為與吾經文相合之故。中國不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為與吾今文不合之故」。彼「不知養民保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為所當為，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文，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已前一國自為之事，施諸二千餘年以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文累之也」。既要變法維新，卻又陷入經義之說束縛中難以自拔，二者原本扞格不合，勢必會影響到變法的實際效果。此外，何、胡還將前面提到的驕傲滿盈之風氣歸因於八股經義。「責常深求中國所以窮而不變之故，其禍本於驕傲滿盈；又常深求其所以致此驕傲滿盈之故，其禍本於八股經義」。所以，「八股經義之法不改，則學問必無進境之機；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則中國必無振興之望」。何、胡呼籲士大夫們捫心自問，「去其驕傲滿盈，而勿矜中國之八股經義，行其謙虛戒慎，而但學外邦之富國強兵」。也唯有如此，變法維新才會暢行無阻，中國才能富國強兵〔13〕。
較之於「經義之說」，何啟、胡禮垣認為康有為在演講最後提出的「義憤之說」危害更大。因為「經義之說不過止中國而不能興」，而「義憤之說」，「則是以敝中國而速其亡」，「義憤之說」乃「中國賢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說也」，康有為自認為「以救時之心為趨時之說」，人所樂聞，有利無害，實際上危害無窮，並且「所謂害者如在眼前」。
在何、胡看來，康君所謂「窮途單路，更無歧途，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的說法，皆是紙上談兵，俱為書生之見，根本行不通。他們舉南宋滅亡的例子加以說明。二人指出，宋代乃「經義最明之朝」，其士人是「義憤最振之士」，自高宗時，韓世忠、劉錡、岳飛諸大帥罷兵之後，國勢急轉直下，已回天乏術。雖然，像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人竭力欲挽狂瀾於既倒，但他們的努力卻適得其反。緣何？何、胡認為，「三子所為，豈非義憤所致？不知義可為也，憤不可為也」。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而當為之中，有尤當為之辨，不當為之中，有尤不當為之辨。殺身以成仁，可也。殺民以成仁，不可也。捨身以取義，可也。殺民以取義，不可也」。文、陸、張三人正是由於受「義憤之說」的誤導，才會誤國殃民，「誠可謂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是故，從康君背水沉舟諸說，中國不特不能變，即其民將欲復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為奴隸，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辯也」。
但是，何啟、胡禮垣在批評康有為言論的同時，也流露出一些明顯錯誤的觀點。例如，在論及英、法軍隊助剿太平軍時，何、胡竟稱讚英軍官「戈登者實為當代良將」，並誇其「有岳飛之智」，「有曹彬之仁」，「有雲長之義與勇」，料敵如神，決勝千里。對於戈登被蘇丹人民擊斃的事件，二人竟深表歎惜。對一個殖民劊子手佩服有加，可見何啟、胡禮垣所受英國殖民主義教育影響之深。更有甚者，針對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何、胡二人完全置國家主權於不顧，認為「東三省之於中國是不能自給者也。名入版圖，已同疣贅，實耗膏血，等於癰疽」。清政府今日希望通過贖買政策力保東三省不落入外人之手，實非良策。因為「中國乃向日贖回，以為他時奉俄之地，是日與俄雖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國雖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於日，復失之於俄也」。基於以上荒唐的邏輯，何、胡竟認為棄東三省可保全國其他地區不失，「然棄不能自給之東三省而不保，猶或可保其能自給之十八省，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東三省，則並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將不能以自存，是棄東三省以全十八省猶未計之得，將十八省以殉東三省則是計之失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有全面瞭解的何、胡二人，也會提出如此不計後果的主張，值得我們深深反思與探討。
康有為、何啟、胡禮垣三人同屬維新派陣營，他們觀點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變法策略上的差別。何、胡在變法的必要性及大部分改革內容上與康趨於一致，他們只是認為康的托古改制之論有礙變法圖強，即「康君欲變中國，而不能正誼明道；挈領提綱，斯亦已矣，乃復以經義之說進，使今學牽於古法，時事蔽於陳言。吾恐玉軸揚灰，龍文折柱，蕭梁之失，不難復見」。同時，何、胡更強調冷靜、理智地面對危機，反對康有為賭徒式的做法。要之，何、胡在變法策略上主張全面西化，在應對危機時強調理性主義。
同是維新中人，為何在變法策略上會有如此不同？這又要從二者的中西文化觀入手分析。康有為有著深厚的傳統學術功底，而其所獲西學知識則多來自時人譯著，故而他缺乏對西方世界的直觀感性瞭解，仍處於霧裡看花狀態。他具有中國傳統士大夫典型的「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關懷，在他眼裡，只有像他這樣受過西學熏染的舊式愛國知識分子才能肩扛救國的重擔，也唯有他那種「托古改制」的策略才是治癒清室痼疾的良方。也正是基於此，將他視為學術大家，他有失嚴謹求實的作風；把他論作政治領袖，又缺乏堅定沉穩的氣度，只是狂傲不羈有餘，這也許就是「康聖人」的獨特之處〔14〕。
而何啟、胡禮垣則不同。多年西式教育的浸潤和長久殖民地生活的影響，使他們二人對西方文明諳熟於胸，也正源於對西方的瞭解，二人成功地跳出了中學的引力圈，大膽、深刻且系統地宣傳變法主張。近人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有一段說到：「康長素言變法，以改制托古為根據。張香濤言變法，立中體西用之原則。何、胡立言雖時引中藉以相印證，而其宗旨實在於採取西洋民權思想以徹底改革中國之政治，與康、張等留戀專制與依傍古學者，其態度根本不同。二氏蓋深有動於西洋政教文物之盛，故不顧非難，昌言群經之義今日無可宗尚，以破舊黨及康、張等之尊孔主張。」〔15〕康有為援西入儒，難捨傳統；何啟、胡禮垣掙脫中學，全面西化，這完全是兩種類型的中西文化觀。
三
何啟、胡禮垣對曾紀澤、康有為的兩次批評體現出身處國家邊緣地帶的香港知識分子關注國事、期盼富強的拳拳愛國之心。他們對洋務派、維新派所提的意見應當說都屬於單純探討救國救民方法的範疇，絕少有意氣之爭、新舊之爭的色彩。何、胡以旁觀者的角度，抨擊時弊，倡言改革，有著獨到的一面。當然，旁觀者並非能夠時時清醒，當局者也不是人人迷亂。有時，出於某種考慮，箇中滋味，當局者寧願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絲一毫，故旁觀者也因限於表象，難以領會實質。所以，無論就旁觀者言，還是當局者論，都是見仁見智，自成一說。何、胡、曾、康四人中西文化觀上的差異，恰恰是近代中國思想界不斷嬗變與分化的鮮明寫照。
（胡禮垣：《胡翼南先生全集》，台灣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註釋：
〔1〕丁偉志、陳崧：《中西體用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頁。
〔2〕〔3〕〔4〕〔5〕〔6〕〔7〕〔8〕〔9〕〔10〕〔11〕〔12〕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增訂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7、238、238、238、239、239、239～240、240、240、240、241頁。
〔13〕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頁。
〔14〕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頁。
〔1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頁。
——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一瞥
作者：王學斌
文章來源：胡翼南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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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紀中，鴉片戰後，西學輸入，部分開明人士作出積極回應。但此後二十年間，天朝上國閉塞依舊，西學在中國影響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機加重，出於自強求富之需要，清政府發起「采西學」、「制洋器」的洋務運動，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也拉開了序幕。首先是洋務派與保守派之爭，一派力持「中體西用」，一派嚴守「夷夏大防」。由此，洋、保兩派展開了影響深遠的三次論戰：六十年代的「同文館之爭」，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議」和八十年代的「修築鐵路」與「派遣留學生之爭」。兩派雖爭執激烈，但根本立場並無不同，皆是要維護中國之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維新派逐漸崛起，他們開「新學」，倡「新政」，突破「中體西用」模式，介紹西方政教制度，中國思想界始從洋務派與保守派雙峰對峙向維新派、洋務派與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過渡，維新派同洋務派的直接交鋒也肇端於此時。發生在1887年的何啟、胡禮垣對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批評便是維新派與洋務派論爭的典型個案。
1887年2月8日，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由香港《德臣西字報》刊登，全文三千八百八十五字，未分段落。曾文開宗明義，指出：「列國經營締造，永騖戰功，以期國祚之長存，此同然之勢也。乃有時大展規為，不惜帑藏。」這種窮兵黷武、四處擴張的行徑，到頭來只會招致「坐而待亡」的下場，因為「古來富強之國，或一朝而滅，或寢衰而終至傾頹者，皆以此耳」。曾紀澤旗幟鮮明地闡明瞭反侵略的立場，顯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膽識。在那個備受欺凌的時代，敢於橫眉冷對列強，不屈於淫威者，少之又少，曾堪算一位。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門戶大開，庚申一役更是變本加厲，中法之戰又不敗而敗，大清帝國一再喪權割地，致使中外人士都認為「中國有似年老者，奄奄待盡」。針對這種論調，曾紀澤提出了「中國先睡後醒論」，以圖改變輿論，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在曾看來，「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
沉沉睡去的東方巨獅何時方能醒來？曾紀澤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鴉片戰爭驚醒了天朝迷夢，繼而「庚申圓明園之火」更是焦及國人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今越南北圻地區）」，中國「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也就自庚申以後，「中國突然醒悟」，有識之士「深悟前失，改弦易轍」，先羞而後勇，學習西方，求強求富，至今日已粗具規模。「蓋今正用其全力整頓海防，創立堅固實在得力之戰艦也」。海疆穩固、水路軍務推廣開來之後，「以目前論，鐵路等事，凡可以富國利民者，在所應為，然尚可期諸異日也」。同時，外務邦交也會一一妥當處理，「今擬於十年重定之期，更張釐正，全國體也」。機器、礦業、鐵路等行業，「中國皆有竟為之也」。基於此上種種依據，曾紀澤斷定「中國真醒大醒」，「無復有睡之意矣」。
既然中國已經醒來，那麼就應當積極有所作為。權衡內外形勢，曾紀澤認為「蓋邦交一事，實系今日急務，不可緩圖」，而「起造鐵路以及別項富國之法」，可「姑置不為」。因為「國勢既強，則籌度國是，肅整紀綱，始為有益」，而若要國勢強盛，則先須從改善外交入手，「急外緩內說」實乃當今最佳方案。其具體內容如下：
中國目前所最應整頓者，如下數事：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一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一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近代以來，華僑在國外的處境日益艱難，「近日華民在外國屢遭酷虐，三四年來彼之為華民，設立酷律」，致使大批華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飽受冤屈，苦不堪言。曾紀澤希望通過外交途徑保護華僑，既「合乎萬國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無疑是正義之舉。
曾紀澤認為，越南、朝鮮等地，本乃中國管轄之藩屬，可是西方諸國每每「垂涎亞洲」，以致糾紛不斷，邊釁連連，「而中國已失外藩數國」。若仍等閒視之，袖手不顧，則中國不僅國際威望會一落千丈，而且等藩屬諸邦被蠶食殆盡，中國也就陷入列強包圍之中，自身安全失去保障。因此，曾紀澤鄭重聲明：中國政府已派欽差大臣赴各藩屬加強統治，如果今後再發生某國侵蝕邦屬土地或干預其內政的事件發生，中國政府「必視此國為欲與我棄玉帛而事干戈」，不惜與之一戰。曾從戰略全局的高度審視中國與周邊藩屬之間的關係，認識到唇亡齒寒之嚴峻形勢，殊為不易。
對於修改不平等條約之事，曾紀澤表現得格外堅定。在他看來，被他國擊敗的恥辱容易遺忘，而「敗後另生之牽制及一切遺害則難忘」。中國「戰後所立和約，未能平允，則其怨難消。蓋所立之和約系中國勉強設立，中間有傷自主之體統」，所以不得不設法加以改訂。況且，修訂不平等條約，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咸豐六年間，歐洲諸大國與俄國訂立和約，其中黑海一條，礙俄之體統，隨於同治十年在倫敦商酌廢去。中國亦必如是」。曾紀澤認為中國應當擬於第三次十年換約之期，將不利於自身權益的相關條約悉數廢止，以絕後患，並且強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也應竭力為之，畢竟「此次決當力任其難，以免將來或任更難之事」。
《中國先睡後醒論》刊發後不久，何啟、胡禮垣二人便於是年夏天撰寫《曾論書後》一文，與之辯駁。何、胡認為，曾文「於中外交涉事體，昭然若揭，洞中機宜」，可見曾紀澤對西學還是頗有研究的。然而，「獨惜其言於本末先後，未免混淆，效驗工夫，漫無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於實施；初衷雖美，卻恐難獲善果。當然，作為官方代言人，曾紀澤所言所論不免「是權奇之說，而非作探源之論」，或許存在言不由衷的隱情。但曾畢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於西方世界，流布甚廣，若不及早加以駁斥，糾錯正繆，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論會產生很不利的影響。正出於此意，何、胡二人強調：「侯之此論要不可以不辯。」遂對其「中國先睡後醒論」和「急外緩內說」分別加以駁斥，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變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紀澤文中所提到的軍事、海防、鐵路、邦交諸事，大多皆「中國未有是事，而侯則謂其先有此心；謂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種志向誠足嘉賞，「然使中國實有此心，而黽勉以赴，果能如願以相償乎？」曾紀澤談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發生或清廷正欲實施的事情，即好像預言一個正在睡覺的人醒後會幹什麼、怎樣做一樣，這些都是十分抽像、難以把握的。即使醒後，「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國之心即可謂之虛靈不昧，中國之事即可謂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謂其然也」。因此，強國之夢易做，但強國之路卻終究難走。
確定了曾紀澤所言是一個美夢後，何、胡的批駁又進一步。中國獨立富強是每位國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雖甚所樂聞」，但並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願之即可得之也」，正確的途徑在於努力奮鬥，況且「又非徒日為之即可得之也」，必須「道在為之而當」。視今日中國之情形，並非曾紀澤描繪得那樣美好，若是沉溺於此種假象，無疑將是「睡中之夢，夢中之夢也」，危害將會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紀澤明明說中國早已奮發有為了，但在何、胡眼中，這遠遠不夠。曾侯所說的「此等奮發舉行者」，實際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魘夢裡張拳，或托大而夢中伸腳耳。以其全無心肝，絕欠依據故也」。這種努力（特指洋務運動），既不系統，也欠科學的經營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側者，中國可乘其無知而中傷之；有惺然無端而來枕伴者，中國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國所謂「醒」時的水平，也只配偷襲酣睡者，偶爾打擊將睡者或未醒者，捏個軟柿子罷了，以其「奮嗡瞢之橫力，發冒昧之狂威，一旦觸及堅貞重大之質，銀衡鐵室之防，其實反自傾傷不止也」。所以，中國還遠非西方列強的對手，何、胡「深覺可危者也」。
既然曾紀澤的中國已醒論有不小的偏頗，包含著盲目樂觀的危害，「故夫睡與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國也」。因為假使「一國不得其道」，「多思多慮，多作多為，而猶不得謂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雖不思不慮，不作不為，而亦不得謂之睡者矣」。
那麼，「欲明一國，從何而觀？」何、胡二人提出治與亂的觀點，用以取代曾紀澤醒與睡的國家觀。何、胡的治亂觀並非傳統「一亂一治，選換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亂，分途異適」。因為當時之社會，「禮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勢均力敵，並駕齊驅。其公議所歸者，治則勃然。其公議所排者，亂則立現。亂之生，有確然難救之象。治之本，亦有顯然難拔之形」。所以，當今世界瞬息萬變，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顯然已不能適應國內外局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故執古以論今，其情雖同，其事則異也。居今以稽古，其勢亦殊也」。簡單的「一亂一治」也失去了市場，「其法亦殊也」，身處當今之世，若不變法，「雖使堯舜臨朝，禹皋佐績，仲由慎諾，公綽無私，加以管晏之才，蘇張之辯，亦無以決疑徵信，大得於民」。從中國未醒到夢中之夢，再由夢中之夢到睡與醒不足以言國政，然後提出須用永治永亂替代之，何、胡經過長篇的陳述、推論，終於將變法這個課題擺了出來。
何、胡的變法主張帶有明顯的民權主義色彩，民眾既是立國之本，又是興國之基，國君的職責就是保民利民。如何才能鼓動民心，聚合民力呢？何、胡認為，這關鍵在於一個「信」字：
吾所謂信者，非徒指效驗而言，乃兼指功用而言。一理也，必有確當不移之跡，然後能取信於民。一事也，必有著實可憑之據，然後能徵信於眾。是其信不須責之於人，但須責之於己也。且吾所謂信者，有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導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從，不敢不從，則其信由畏懼而生，雖信不足用。一令也，從者聽之，不從者亦聽之，則信者由心悅誠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脅，乃由民之樂貢也。信則民心向，信則民生力。一人之心有盡也，合億兆萬民之心則無盡矣。一人之力有窮也，合億兆萬民之力則無窮矣。
在講求「信」的同時，還要依據「公平」原則。所謂「公平」，即：
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為心，而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為事，而君民無二事矣。
民眾認為公平的政策法令，國家應加以推行；民眾認為不公平的律例措施，國家就應當廢除，從而達到「吾但以民之信者為歸」和「吾但以民之信者為主」的狀態。只有「信」與「公平」原則雙管齊下，民眾才會團結一心，商務才能振興繁榮，軍隊方能威猛強大，國家方可重新崛起。
經過以上的辯駁，可能有些人還對「中國先睡後醒論」心存幻想，「所謂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謂醒者，以見幾而作為喻也」。何、胡避其鋒芒，以建設貸款出自何處為標準，指出：
若然，則吾請以兩言斷之。曰：鐵路等事貸款若出諸中國之民，使其民與中國共生死守者，則謂之醒。鐵路等事貸款若求諸外國之助，是外人奪中國之權衡者，則謂之睡。
看似將了曾澤紀一軍，實際上何、胡夠寬容了，二人提出了自己的最低標準：希望朝廷率領百姓團結一心，變法維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胡大聲疾呼：
果醒果睡，吾不能起古之聖人而問之，所願識時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讜言，發揮胸臆，以作遒人之鐸，以比清夜之鐘，將見君民相維，上下一德，更張丕變，鹹與維新，庶可有益於民生，無負於斯世。
而不然者，委蛇為政，推諉成風，使吾說虛存，略無所補，必俟質諸後世之聖人，始歎吾言之不惑也，則豈鄙人之所願聞者哉！
至於「急外緩內說」，何、胡先從道理層面進行分析，得出了「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內；欲修其內者，先得其人」的結論。
何、胡指出，數十年來，中國之所以備受列強欺凌，固然有西方國家爭地逐利的因素，更主要的還是「內政之不修也」。二人認為，內政之弊的根本是用人和待遇問題。
在君主專制的中國，皇帝即使日理萬機，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因此必須將許多政事委任於官。那麼官吏素質問題就尤為重要，「是其造福於斯民，興利於一國，均於官吏是賴也」。而今日國家衰敗，吏治不興，作為用人途徑的捐納、科甲制度難逃其咎。捐納「是直以錢買官也」，貪官污吏「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官場成了市場，國家權威喪失殆盡。科甲制度使士人「徒記其遺言以供詞藻，則揆諸時務，扞格殊多」。況且「考試之法，弊竇叢生，賄賂夤緣，無窮狡獪，藍本代倩，何所見真」。即使錄取到文辭浩瀚之才，也對國家無濟於事，福建之役即是明證。張佩綸之流，說理不可謂不明，作文不可謂不妙，而一赴沙場，則全軍覆沒。但這並不能歸罪個人，「所見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於此」。同時，在待遇方面，當今官員俸祿極薄，而應酬繁多，逼不得已，他們紛紛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致使「懷清履潔者不敢居官，即居官亦不能久，為其不知掊克也。識卓才長者不屑筮仕，即筮仕亦不見其能，為其不善逢迎也。小人進矣，君子退矣」。
「源之濁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與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難以清正。正基於此，何、胡指出：「國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國家之待士也，非重祿不能。」政府必須破格用人，並給以高薪，使其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方可杜絕不正之風。
曾紀澤「急外緩內說」具體包括保護華僑利益、申明藩屬關係及修改不平等條約三部分內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務。何、胡也承認列強欺侮中國、外交不利的事實，但究其源頭，實應檢討自身。「應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榮之事」。
海外華僑為何常受不公？中國為何屢簽不平等條約？何、胡認為根源在於我國「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靡」，舉國上下缺乏「公平」原則。二人列舉了今日官府在審判量刑中存在的種種不公平狀況：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證無罪，輒罹笞杖，何平之有？斃於杖下，意氣殺人，何平之有？瘐死獄中，有告無訴，何平之有？凌遲梟首，死外行兇，何平之有？今者中國之法司，其有公乎？無也。縉紳名帖，可逮無辜，何公之有？苞苴載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貧者無辭，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傾家，何公之有？監牢刻酷，不得為人，何公之有？
既然國家司法系統如此混亂惡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國際上發揮作用呢？維護華僑權益，改訂條約僅是奢望而已。如果當政者仍執迷不悟，「縱使中國兵威強於今日數十倍，亦不能遵紀綱於與國，等使權於列邦」。國家之間的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見，在「理」與「力」之間，何、胡更強調循「理」辦事，而不贊同曾紀澤那種尚「力」專任之作法。
對於申明中國統屬藩屬關係一項，何、胡也持反對意見。從中國方面來講，如今已是自身難保，又憑什麼兼顧他國。況且「保護之說，原屬空文。我之不能護人，猶人之不能護我。人既不能護我，則我何可輕以保護許人」，如仍沉溺「保護之說」，無異於好大喜功，只會招致更大的禍端。
從藩屬國角度考察，它們淪為殖民地實乃咎由自取。以越南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無憂深思遠之心，越南之臣無慮患持難之見，越南之士無上書補闕之才，越南之民無慨慷仗義之志，洩洩沓沓，苟且圖安，其一二孤憤之徒，則或自放於山林，或自徑於溝瀆，識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豈待蕭牆禍起，骨肉變生，然後知東京之宗廟不復血食也哉？
由此可見，越南亡國是其內政不修所致。中國現在所要做的並不是徒費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國教訓，把內政搞好。
經過以上的批駁，何啟、胡禮垣又一次規勸曾紀澤：
侯欲治外，請自治內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見，見之於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則曰公與平。國有公平，然後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後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後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後可以養民和；可以養民和，然後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漸進之功效也。
通過何、胡對曾的具體批評，我們發現雙方在對中國國情的估量、對內政與外交孰重孰輕的認識以及處理國際爭端時「理」與「力」的把握上，都存在著不小差異。曾紀澤認為中國先睡後醒，主張急外緩內，有其鼓舞人心、振奮士氣的考慮，但對自身實力的估量並不準確；而何啟、胡禮垣的反駁之論則一味把原因歸咎於中國自身，對列強的諸多惡行僅是輕描淡寫，雙方各執一端，針鋒相對，此種差異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紀澤是洋務派的典型代表，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觀篤信不疑；而何、胡作為維新思想家，他們已突破「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處，在於他們敢做洋務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變法的綱領和具體措施，「他們之所以能夠擬製出較為切實的救國方案，相當程度上有賴於他們認識上的一大優勢，這就是他們比較充分地利用了西學所提供的關於全球現狀的文化知識，形成了一種關於全球的時代觀」〔1〕。正緣於此，何、胡才能窺明中國國力衰弱之實情，指出國家內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決爭端之輕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響較重，未能認清列強之真面目。當然，此時的維新派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豐，大規模變法運動的開展則是戊戌年間之事。
二
甲午一役，舉國震驚，亡國滅種，近在眼前。值此之際，危機意識與變革理念漸成社會共識，維新派人士遂以此為契機，倡言變法，形成旨在救國保種的維新運動。簡言之，戊戌維新實由洋務運動孕育而成，且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之勢。同、光洋務運動僅知「采西學」、「制洋器」，至戊戌則已觸及西洋之政教。正由於世變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複雜龐博，維新派於匆忙間擇其中之一二用於本國變法，其理論既不成熟，也缺乏系統性，這也就致使維新派內部間的意見往往相去千里。1898年何啟、胡禮垣對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的批評就反映出維新派思想家之間主張互異、正誤兼雜之特色。
1898年4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以「茶會」名義在京師粵東會館召集保國會第一次會議，到會者超過百人，經大會推舉，康有為等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康有為的演講詞，由其弟子麥孟華記錄，題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其文並不長，僅兩千五百餘字，但內容豐富，大致包括「中國亡國無日」、「經義之說」、「科第買辦之說」及「義憤之說」四部分。
開篇，康有為指出，中國處於危急關頭，當今形勢乃「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變」〔2〕。天下百姓生活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近乎淪為外人的奴隸、牛馬、犬羊，且「聖教式微，種族淪亡」。進而，康回顧了中國由閉關無知到漸漸被迫開戶的歷程，說明中國人對世界瞭解的緩慢、片面與淺薄，歎道：「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3〕
經歷甲午之慘痛教訓，國人才肯稍稍地「幡然而改」，但在康眼中，這絕對不夠，關鍵在於大規模變法維新。而當今的朝廷「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為具文，即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4〕。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同時，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康將中西（國家）制度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
中：以兵為民；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皆與吾經義相反；
西：以民為兵；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5〕
至此，康有為終於露出了其「宗經」的面目。他以是否與吾經義相合作為判斷制度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體現出他仍以中國儒家文化為本，拘泥於經義之說的舊學中。當然，康有為所宗之「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學，掌握在康有為手中的經學，已是頗富工具意義的「變法之經學」。
「經義之說」陳述完畢，康有為意猶未盡，為了進一步強調變法的緊迫性，他歷數了是年四十日內接連發生的二十起列強「要挾逼迫」中國的事件，以證明中國已走到懸崖邊緣，無路可退。康指出，如不提早變法，「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為其續矣」〔6〕。亡國奴是怎樣下場？康有為特意拿香港為例：
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為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為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7〕
中國若亡，士人失去科名，官吏再無俸祿，人們爭前恐後以博取買辦為榮，這真是莫大的悲哀。更有甚者，由於西方用人體制與中國迥然不同，亡國之後，「即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佛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即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8〕。廣大士人將處於「做貳臣不得，做僧人不得，死而蹈海不得」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9〕
既然國家已瀕臨滅亡，生死關頭，只有放手一搏。康有為呼籲四萬萬同胞，發憤圖強，共赴國難：
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為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10〕
然而，值此千鈞一髮之際，仍有士大夫「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令人痛心。因此，國人應當「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11〕。為了證明「義憤之說」乃救國保種之良方，康有為又以日本由弱變強為例，竟將布衣高山正芝痛苦悲憤視為日本復興的開端。
在演講的最後，康有為指出發起保國會的目的，就是要激發國人的愛國心和熱情，發憤圖強，即：
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勵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為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12〕
得知康有為的此番演講之後，身在香港的何啟、胡禮垣不久便發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見，撰《康說書後》一篇。
「今者中國四萬萬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為奴隸」，究其根源，何、胡二人認為，「莫不由於士大夫之驕傲滿盈，而不能謙虛戒慎」。此驕傲滿盈之風由來已久，從明末至晚清，一直盛行於士大夫階層當中。
明清之際，艾儒略、南懷仁從萬里之外帶來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竟被紀昀視成如「東方朔所撰之《十洲記》、郭景純所注之《山海經》」；而湯若望、南懷仁宣傳地圓學說的《新法算書》、《地球圖說》，竟被阮元斥為「離經叛道，不可為訓」。士大夫們昧外自滿，致使「地圖之學由此而盡疏」，「算數之學由此而愈廢」。何、胡認為，正是盲目排外，「中國之見陵於外邦，其禍早已伏於此矣」。
道光年間，虛驕之氣未見絲毫消減，十二年，盧坤炮擊英國商船；二十年，林則徐火燒英商貨物，結果可想而知，「一則敗績，一則賠償，則是以驕傲而失威，以滿盈而招損」。
洎乎同治之朝，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鴻章起於團練，平定太平天國，屢立戰功，但他們的「驕傲滿盈之心未嘗一變也」。他們或排擠西人，或好大喜功，或厭惡西學，或不講誠信，「值中國可振之時，而不能以振，當中國可興之會，而不能以興，仍是驕傲滿盈之未除，謙虛戒慎之不講而已」。
經過以上一番考察，何、胡更為明確地認為驕傲滿盈實乃中國之病根禍源，「故為中國計者，必先去其驕傲滿盈，乃可行其謙虛戒慎，以變中國之法，而起中國之衰；蘇中國之民。而扶中國之運」。作為維新派領袖的康有為卻沒有認識到驕傲滿盈的巨大危害，並且其言論時常沾帶此種風氣，所以何啟、胡禮垣不得不對康有為的演說詞進行嚴厲批判。
對於康有為「科第買辦之說」，何、胡笑其對「外國之情未能洞悉」，妄加臆斷。香港自開埠之後，即設學校，「二十年來已有科第」，並且考試制度十分規範，「學校考試一年二次，科第考試一年一次」。與內地科第不同之處在於，香港政府對公民考試資格無嚴格限制，「土著之人不拘男婦老少」，凡「有志於學者」，皆可報名參加。考試內容不拘於文字一科，而是涵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眾多門類。更為重要的是，其考試目的不是為了選拔官吏，而是用來檢驗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然而辦公務，當官職，尚不由此。故有並非科甲中人，而作貴官，膺顯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為商賈，居列肆，唯其不以科第為重，而以能當其任為斷也」。當官與否，並不以科第高下為準，而以才能大小為斷。也正基於此，近二十年來香港華人曾出任過「其權幾與總督等」的議政局員之職，至於諸如陪審官這樣的職位，華人充當者更是數不勝數。針對康有為所講的香港人只能充當「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的說法，何、胡駁斥道：
是故華人非獨以行商買辦為榮也。而行商買辦之所以榮，又不在乎府道之銜紅藍之頂也。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經商亦能名垂千古，何、胡所闡明的是一種多元化的成就觀。反觀康有為，他仍以傳統科舉取士那一套來評判西方用人制度，體現出他受傳統教育影響之深，未能完全擺脫科第考試的束縛與誘惑。
關於「經義之說」，何、胡首先舉中西選拔人才方法作比較，中法選人「得之者十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而西法選人「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者十僅一二」。孰優孰劣，判然分明。中法為何不善？就在於「經義之說」的危害：
今中國已知八股之無用而廢之。夫廢之則誠是矣，乃復以經義而取才，不知經義與八股究有何異，廢八股而不廢經義，是八股猶未廢也。
廢八股不廢經義，實際上並未清除八股取士的危害，只會讓人畏首畏尾，不敢倡言變革。「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變法者必非聖人之徒，言變法而猶泥古經之說者亦非聖人之所與」。況且，現在倡議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康君乃公然揚厲其詞，謂泰西之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為與吾經文相合之故。中國不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為與吾今文不合之故」。彼「不知養民保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為所當為，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文，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已前一國自為之事，施諸二千餘年以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文累之也」。既要變法維新，卻又陷入經義之說束縛中難以自拔，二者原本扞格不合，勢必會影響到變法的實際效果。此外，何、胡還將前面提到的驕傲滿盈之風氣歸因於八股經義。「責常深求中國所以窮而不變之故，其禍本於驕傲滿盈；又常深求其所以致此驕傲滿盈之故，其禍本於八股經義」。所以，「八股經義之法不改，則學問必無進境之機；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則中國必無振興之望」。何、胡呼籲士大夫們捫心自問，「去其驕傲滿盈，而勿矜中國之八股經義，行其謙虛戒慎，而但學外邦之富國強兵」。也唯有如此，變法維新才會暢行無阻，中國才能富國強兵〔13〕。
較之於「經義之說」，何啟、胡禮垣認為康有為在演講最後提出的「義憤之說」危害更大。因為「經義之說不過止中國而不能興」，而「義憤之說」，「則是以敝中國而速其亡」，「義憤之說」乃「中國賢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說也」，康有為自認為「以救時之心為趨時之說」，人所樂聞，有利無害，實際上危害無窮，並且「所謂害者如在眼前」。
在何、胡看來，康君所謂「窮途單路，更無歧途，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的說法，皆是紙上談兵，俱為書生之見，根本行不通。他們舉南宋滅亡的例子加以說明。二人指出，宋代乃「經義最明之朝」，其士人是「義憤最振之士」，自高宗時，韓世忠、劉錡、岳飛諸大帥罷兵之後，國勢急轉直下，已回天乏術。雖然，像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人竭力欲挽狂瀾於既倒，但他們的努力卻適得其反。緣何？何、胡認為，「三子所為，豈非義憤所致？不知義可為也，憤不可為也」。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而當為之中，有尤當為之辨，不當為之中，有尤不當為之辨。殺身以成仁，可也。殺民以成仁，不可也。捨身以取義，可也。殺民以取義，不可也」。文、陸、張三人正是由於受「義憤之說」的誤導，才會誤國殃民，「誠可謂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是故，從康君背水沉舟諸說，中國不特不能變，即其民將欲復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為奴隸，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辯也」。
但是，何啟、胡禮垣在批評康有為言論的同時，也流露出一些明顯錯誤的觀點。例如，在論及英、法軍隊助剿太平軍時，何、胡竟稱讚英軍官「戈登者實為當代良將」，並誇其「有岳飛之智」，「有曹彬之仁」，「有雲長之義與勇」，料敵如神，決勝千里。對於戈登被蘇丹人民擊斃的事件，二人竟深表歎惜。對一個殖民劊子手佩服有加，可見何啟、胡禮垣所受英國殖民主義教育影響之深。更有甚者，針對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何、胡二人完全置國家主權於不顧，認為「東三省之於中國是不能自給者也。名入版圖，已同疣贅，實耗膏血，等於癰疽」。清政府今日希望通過贖買政策力保東三省不落入外人之手，實非良策。因為「中國乃向日贖回，以為他時奉俄之地，是日與俄雖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國雖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於日，復失之於俄也」。基於以上荒唐的邏輯，何、胡竟認為棄東三省可保全國其他地區不失，「然棄不能自給之東三省而不保，猶或可保其能自給之十八省，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東三省，則並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將不能以自存，是棄東三省以全十八省猶未計之得，將十八省以殉東三省則是計之失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有全面瞭解的何、胡二人，也會提出如此不計後果的主張，值得我們深深反思與探討。
康有為、何啟、胡禮垣三人同屬維新派陣營，他們觀點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變法策略上的差別。何、胡在變法的必要性及大部分改革內容上與康趨於一致，他們只是認為康的托古改制之論有礙變法圖強，即「康君欲變中國，而不能正誼明道；挈領提綱，斯亦已矣，乃復以經義之說進，使今學牽於古法，時事蔽於陳言。吾恐玉軸揚灰，龍文折柱，蕭梁之失，不難復見」。同時，何、胡更強調冷靜、理智地面對危機，反對康有為賭徒式的做法。要之，何、胡在變法策略上主張全面西化，在應對危機時強調理性主義。
同是維新中人，為何在變法策略上會有如此不同？這又要從二者的中西文化觀入手分析。康有為有著深厚的傳統學術功底，而其所獲西學知識則多來自時人譯著，故而他缺乏對西方世界的直觀感性瞭解，仍處於霧裡看花狀態。他具有中國傳統士大夫典型的「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關懷，在他眼裡，只有像他這樣受過西學熏染的舊式愛國知識分子才能肩扛救國的重擔，也唯有他那種「托古改制」的策略才是治癒清室痼疾的良方。也正是基於此，將他視為學術大家，他有失嚴謹求實的作風；把他論作政治領袖，又缺乏堅定沉穩的氣度，只是狂傲不羈有餘，這也許就是「康聖人」的獨特之處〔14〕。
而何啟、胡禮垣則不同。多年西式教育的浸潤和長久殖民地生活的影響，使他們二人對西方文明諳熟於胸，也正源於對西方的瞭解，二人成功地跳出了中學的引力圈，大膽、深刻且系統地宣傳變法主張。近人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有一段說到：「康長素言變法，以改制托古為根據。張香濤言變法，立中體西用之原則。何、胡立言雖時引中藉以相印證，而其宗旨實在於採取西洋民權思想以徹底改革中國之政治，與康、張等留戀專制與依傍古學者，其態度根本不同。二氏蓋深有動於西洋政教文物之盛，故不顧非難，昌言群經之義今日無可宗尚，以破舊黨及康、張等之尊孔主張。」〔15〕康有為援西入儒，難捨傳統；何啟、胡禮垣掙脫中學，全面西化，這完全是兩種類型的中西文化觀。
三
何啟、胡禮垣對曾紀澤、康有為的兩次批評體現出身處國家邊緣地帶的香港知識分子關注國事、期盼富強的拳拳愛國之心。他們對洋務派、維新派所提的意見應當說都屬於單純探討救國救民方法的範疇，絕少有意氣之爭、新舊之爭的色彩。何、胡以旁觀者的角度，抨擊時弊，倡言改革，有著獨到的一面。當然，旁觀者並非能夠時時清醒，當局者也不是人人迷亂。有時，出於某種考慮，箇中滋味，當局者寧願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絲一毫，故旁觀者也因限於表象，難以領會實質。所以，無論就旁觀者言，還是當局者論，都是見仁見智，自成一說。何、胡、曾、康四人中西文化觀上的差異，恰恰是近代中國思想界不斷嬗變與分化的鮮明寫照。
（胡禮垣：《胡翼南先生全集》，台灣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註釋：
〔1〕丁偉志、陳崧：《中西體用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頁。
〔2〕〔3〕〔4〕〔5〕〔6〕〔7〕〔8〕〔9〕〔10〕〔11〕〔12〕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增訂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7、238、238、238、239、239、239～240、240、240、240、241頁。
〔13〕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頁。
〔14〕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頁。
〔1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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