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無需對中國過度擔憂
作者：黃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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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經濟、軍事日益增長的中國一度表現的過度擔憂。他們把現在的中國與二戰時期的日本、德國相比較，得出正在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因此中美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誠然，從政權結構、燥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都曾有過突飛猛進的發展來看，中國與之的確十分相似。但是現在的國際、國內環境與二戰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並且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現在的中國。美國的專家正是因為忽視了這些變化，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筆者認為這是在「用老眼光看新問題」，實在有些刻舟求劍、杞人憂天的味道。中國無法威脅美國，更無法威脅世界。下面，筆者就著重從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一，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現在的國際環境與二戰前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與現在相比，二戰前的市場發展水平、科技水平不是很高，經濟發展需要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和充足的原材料供給，而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都是閉關鎖國的，並且國際上尚未建立起能夠得到世界各國認可的政治、經濟秩序，所以說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幾乎都是通過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來開拓市場、爭奪原材料的。並且由於當時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尚未意識到發展工商業的巨大作用，有些受舊體制的影響，即便是意識到了也已經無力維持一個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制度平台。這種情況下，只有保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保證資本主義國家在所在國的利益。所以說，軍事手段是當時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選擇。但在現在社會，隨著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市場對原材料的依賴程度已經大大降低，原殖民地經濟對其宗主國的重要性也已經大大降低。而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貿易量已經佔到了國際貿易的大部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建立。並且現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認可閉關鎖國。這種情況下，國際規則已經完全取代了肆意地軍事擴張。而二戰前那種通過戰爭來開拓市場的方式已經變成了對國際秩序的最大破壞，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也是得不償失。舉一個不是十分恰當的例子：美國攻打伊拉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不顧聯合國的反對，不尊重國際規則，打著推翻暴政為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政權的旗號佔領伊拉克。不僅政治目的達不到，經濟上更是無任何利益可言，反倒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作為世界上的頭號強國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國家。
二，民族主義的訴求不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是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曾經面臨的問題。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還是追求民族的自尊、自強，渴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與二戰時期的那種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完全不同的。二戰前的國際關係上，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曾經十分普遍，並且也曾經普遍存在著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的發展離不開殖民地經濟，殖民地經濟對於維繫其宗主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穩定極其重要，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並不大。尤其是象德國、日本那樣尚未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後起之秀。未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意味著權力還無法有效約束，很容易膨脹；後起之秀就意味著在國際舞台的搏弈中已經落在了後邊，需要奮起直追。那麼核心肯定是爭奪殖民地，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並不大，所以發動戰爭對自身損害並不嚴重，反而通過殖民地能夠獲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這種環境下擴張主義思想很容易在民眾中生根發芽。特別是當國內出現危機的時候，他們往往通過對外戰爭開拓殖民地來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以整合民心，轉嫁矛盾，緩解國內所受的壓力。這種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倒成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條件。但在現在社會，隨著環境的變化，二戰時期那種能夠產生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了。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貿易量已經遠遠超過原殖民地宗主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量。貿易關係的重要性已經大大超過對外擴張。對於象中國這樣一個日益開放的大國來說，維護正常的貿易關係才是維繫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發動戰爭不僅不能在經濟上帶來任何利益，反而會失去許多就業機會，飽受戰爭創傷；不僅不能整合民心，緩解國內壓力，反而會導致國內矛盾更加尖銳。
三，國內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也不同。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真正建立之前，在尚未建立起一套國際通用的貿易規則（尤其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之前，軍事手段遠比遵守規則要有利的多。二戰前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日本、德國其國內利益集團為自身發展的需要，都有迫切的擴張需求。這是由於他們與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存在著諸多不平等，他們可以獲得一個正常手段永遠也無法獲得豐厚利益，從而迅速發展自己。而且德、日兩國的軍工企業在國民經濟中都占很大比重，他們更需要通過軍事擴張來推動軍工企業的發展。所以說，發動戰爭是德、日兩國的利益集團的迫切需要。但是，中國的利益集團就沒有這個條件：過去中國曾經一度只有公有制企業，所以說無法形成一枝獨立的力量，幾乎完全受政府的支配。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其他經濟成份逐漸發展壯大。他們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影響力愈來愈不容小覷。在國內投資中私人資本已經佔了半壁江山，他們在增加就業方面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說，政府必須聽從他們的意見，否則的話，如果他們的利益得不到保證，那麼經濟能否增長就成問題，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就更沒著落，就業困難立刻就會引發重大社會問題。他們維護自身利益（或者說如何獲取最大利益）的方式已經與二戰前完全不同：很明顯，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立，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正常的國際貿易關係，一個公平、公正的投資環境，而非戰爭，戰爭只會使他們失去發展機會。而中國的軍工企業則屬國有，幾乎完全受政府支配。很難獨立地對政府施加影響力。
四，中國的變化不容忽視。大陸儘管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已初步具備了民主國家的一些特徵。這主要得益於大陸日漸成熟、不可逆轉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日益加深的國際化戰略。中國儘管正在實行市場經濟，但卻是一種權力橫行的市場經濟。由於執政黨一枝獨大，無法實現有效的權力約束和制衡，導致法治不昌、信用危機、以權謀利、腐敗橫行。這樣勢必會更大限度地拉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危機加劇。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50%。一旦戰爭爆發，市場環境就會急劇惡化，長期潛伏的社會問題、尚能勉強化解的社會矛盾立馬就凸現出來。如果中國政府對內不能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對外不能得到大多數國家的理解或者說不尊重國際規則，不能保證戰爭的合法性，那麼，中國根本無法支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戰爭並不單純僅僅在拼武器，更是在拼政治、拼經濟。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那麼高，一旦戰爭爆發，若遭遇經濟制裁，至少要有上千萬人面臨失業的危險，由於產業的關聯性，還要有數倍上述數字的人員受到影響，整個經濟會為之停滯。中國政府不僅要應付戰爭，還有應付更為複雜的國內問題，這似乎比戰爭更為可怕。不要說戰爭了，就是「非典」時期經濟的稍有停頓，就把政府緊張的不得了。現在的社會環境與解放初大不相同。解放初期的中國經濟主要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外界影響不大。所以說，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可以不怕外國封鎖，可以拿出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用於戰爭。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在中國根本是無法想像的，僅僅社會問題政府也無法應付。所以說，美國根本用不著擔心中國。中美現在互為主要貿易夥伴，並且貿易量還在逐年增加，雙方彼此有著太多的利益。中國根本無法威脅美國。倘若非戰不可的話，美國只鬚髮動針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由此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足以使中國政府無法招架。因為中國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主要還是靠經濟成績來維持，一旦經濟出問題，麻煩立馬就會接踵而至。而美國根本就不存在這方面的擔憂。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美國必須尊重國際規則，必須擔負起作為世界領袖的責任，如果象打伊拉克那樣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的話，那麼中美開戰就不會有贏家。
但在台灣問題上就不一樣了：台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涉及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輕而易舉地就能打敗自由主義。一旦戰爭爆發，大陸毫不費力地就能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轉嫁到外國干涉勢力身上。無論大陸民眾心有多少不滿，忍受多大苦難，他們都能承受。政府不用太費力氣就能平息民眾的怨氣。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倒更容易鞏固執政黨的地位，激發民眾的仇外心裡，使他們能夠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並且，美國也達不到孤立中國的目的，中國在這方面的外交努力還是頗有成效的，因此，經濟手段也會大打折扣。當然，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失敗，將會使執政黨面臨排山倒海的壓力。
中國儘管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不會受到來自國會和民眾的直接壓力，但是，由經濟發展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恰恰彌補了大陸的這種制度性缺陷，當然，這種制度性缺陷也是造成大陸經濟愈發展，社會問題就愈嚴重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說，不是民主國家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在軍事上可以為所欲為，他必須要保證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必須要尊重現有的國際規則，否則的話，只能是自取滅亡。
美國的一些戰略家僅僅從「中國經濟愈加開放的同時，政治卻愈加保守」就得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引發民主政治的論斷是十分短視的。中國每天都在變化：無論從新生的利益集團（體現多元）的發展壯大，還是公民思想、意識形態的轉變上，新生力量每天都在壯大。執政黨的愈加保守只能是獲得片刻的安寧，求得暫時的平靜。歷史的滾滾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擺在執政黨面前的只能是如何疏導的問題。如果執政黨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果斷加快深層次改革，則中國不至於出現大的動盪，這有利於維護執政黨的地位；即便是執政黨的地位受到威脅和衝擊，其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將是正面的，雖敗猶榮。但是如果執政黨無法擺脫舊觀念的束縛，不肯進行實質性的改革，一旦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白白浪費，那麼改革的主導權就不會掌握在自己手裡，執政黨只能在社會動盪中一步步交出權力。這無論如何，對中國來講，都意味著是一場災難。
縱觀二十幾年的大陸改革，大陸儘管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飛速進步，但惟獨政治改革止步不前，難有實質性突破。並且政治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大陸儘管也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卻總是難見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執政黨既不想對一切失去控制權，又希望自身的權力能夠得到有效地監督和制約。這是不現實的。
中國政府的監督方式並不少，無論人大、政協、司法、社會團體、輿論等，但無一例外的都要接受黨的領導，都要在執政黨的支持和保證下，這樣的監督方式會有效嗎？這就意味著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只要主要領導不支持和保證，那麼也就只能流於形式、形同虛設。這樣的體制不僅不會對反腐敗產生任何積極效果，反而更促使了在黨內搞派性、結黨營私。如王寶森案、賴昌星案、陳維高案，王寶森案發前光私人別墅就一百多座；陳維高可以隨意地把舉報者拘留起來；賴昌星在走私規模上如此巨大，是群眾不知情嗎？其實早就路人皆知。但是要想告倒他們，不要說普通百姓了，就是一個中層幹部也無能為力。他們勢焰熏天、權傾一方，輕而易舉地就能利用這種「支持和保證」把反對者搞定，這樣的例子難道還少嗎？
民告官的確也有成功的，但都是些群眾利益受到損害，並且案情顯而易見、一目瞭然的。至於官員們搞暗箱操作，以權謀私，諸如此類的暗中交易、官場中的層層黑幕，是告不得的，也無法告。其實，黑幕恰恰就是通過執政黨無處不在的手，蔓延和擴散到人大、政協、公、檢、法、工、青、婦等執政黨所能控制的所有部門，構成一張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關係網，同時也意味著是一張腐敗網，牽一髮而動全身。網外的根本無法生存，只有被淘汰的命運。這就產生了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古往今來，歷代如此。以前是皇權，現在是黨權。只要網不破，任何改革都是無效的。告發者是在與一個制度抗爭，他將面臨重重障礙甚至陷阱。很明顯，因為一旦失敗就意味著是在誣陷。高昂的制度性成本將會使告發者怯而退步。
《嘹望週刊》的一篇文章把發生在縣級日益猖狂的買官、賣官歸咎於黨員幹部的麻木不仁，這是不公平的，單憑他們根本無能為力。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不但告不倒，反而他們自己也會受到排擠打擊甚至身陷囹圄。其實何止縣級，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如果縣級如此的話，在鄉鎮早就應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地區一級也好不了那裡去。
這種狀況下，無論民主集中制還是黨內民主，都只能是使腐敗更加普遍化、合理化。其實腐敗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利益的非法佔有問題。令人遺憾的是，執政黨從來沒有認真正視過這個問題。執政黨從來不承認自己存在特殊利益，而只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如果執政黨不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就不會垮臺了；如果執政黨不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共產黨內部就不會出現那麼多腐敗分子了。執政黨自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卻從來沒有在執政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無論民主集中制還是黨內民主，協調的都只能是共產黨內部的事情。
執政黨把利益協調機制的重心放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不公、貧富拉大的根源在於大陸政治制度存在制度性缺陷，在於大陸經濟是一種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僅僅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進行協調是十分有限的。在這方面，應該說中國政府的工作還是頗有成效的，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為了。把工作重心放在這方面更多的只能是象徵意義。這就譬如一架技術落後、設備陳舊的機器，如果不在機器自身革新上下工夫，僅僅只在提高勞動者熟練程度或者提高獎懲措施等外圍上下工夫，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相比而言，信訪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但信訪的作用在於督促，在於對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在於提供一條民情渲洩的渠道，而非利益協調機制。並且有些問題並不是信訪就能解決的。如體制和機制上的問題：現在政府尤其是鄉鎮這一級日益嚴重的負債問題，是由權力運行的內在機製造成的，信訪只能解決個案，並且當負債積累到一定程度，上訪也無能為力。
截止目前為止，執政黨的改革大都是集中在不觸動自身利益的外圍空間，所以效果十分有限，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事態發展到這一步，深層次的改革又談何容易：一旦改革深入展開，政治風險將急劇加大，稍有不甚，就會引發大的政治動盪，大好經濟形勢，頃刻間就會急轉直下。但是不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執政黨不能擺脫舊框框的束縛，只局限於在自我監督、自我約束、思想教育等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窠臼裡打轉轉。那麼，執政黨只有死路一條。不要以為只要擁有強大的軍隊就不會出大問題。一旦經濟形勢惡化，當社會問題累積如山、積重難返的時候，鎮壓就不起作用了。也許一次能夠鎮壓下去，但接踵而來的將會是面臨更大規模的反抗。中國將會進入持續的動盪期。很明顯，當社會危機難以化解的時候，鎮壓只能更會加重社會危機。這是以前尚未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所從未面臨的問題。以前由於市場經濟不發達，對市場的依賴性很小，鎮壓的影響也只局限在所在地，而震懾作用卻可以迅速影響到全國。但是現在就不同了：那裡出了亂子，那裡的市場就會停滯，國際制裁很快就會如期而至，進而影響所在地區乃至全國的市場。其結果只能是雪上加霜，湧動更大的社會危機。88年的時候，工人沒有參與，農民也沒有參與。那是因為那時儘管物價上漲的很快，但基本面還是好的。無論工人還是農民都還是改革的受益者，並未受多大傷害。但是，現在一切都在發生變化。全國每年要有多少下崗職工、貧困農民需要救濟？現在政府尚可勉強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一旦經濟形勢惡化，將會增加多少失業工人、失業農民？那時恐怕政府救濟也救濟不過來。當後發優勢消耗殆盡後，經濟在短時間內就不會有復甦的可能。政府不僅要救濟人，還要救市場，如何應對？當一個人的生存都面臨問題的時候，鎮壓就不起作用了。一個地方鎮壓下去，多個地方就有起來的可能。政府將越來越力不從心。
新加坡的法治社會是中國政府所津津樂道的。但新加坡法治社會的形成首先是因為有一個獨立的、強大的民間力量，足以對政府、法律部門等構成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
執政黨應該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控制大局的前提下，循序、漸進、有序地逐步放棄某些控制權。不要試圖總是控制一切，否則的話，不但什麼也控制不好，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將是一個零和遊戲，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確是一個好制度，但不切實際的模仿，過度地放開一些權力，對執政黨甚至對整個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那裡出現一個缺口，對執政黨不滿甚至反共的勢力就會聚集在那裡。長期聚集的社會矛盾就會找到一個發洩的渠道。阻塞肯定不是辦法，如何恰如其分地疏洩不至於氾濫成災才是執政黨必須要面臨的問題。
就當前中國國情而言，逐步放開對民間組織尤其是商會和某些行業協會的控制和增加對他們的扶持也許是能夠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這一點也是執政黨正在做的，但是力度不夠。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形勢所迫被迫做出的抉擇。執政黨應該以此作為深化改革的切入口。 筆者認為會有以下好處：
1、商會和行業協會能夠廣泛地覆蓋社會各階層，代表不同的利益訴求。
2、商會和行業協會大多代表著中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因為社會動盪對他們自身也不利。
3、他們更加迫切需要社會的公平、公正，因為這對於他們的自身發展有利。這樣有利於實現社會公正，建設一個法治社會。
4、不會對執政黨構成太大的威脅。因為他們更多的是看重利益，不會有太多的政治要求。只要在政府和他們之間形成一種利益默契，他們就基本得到滿足。這同樣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
5、對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科學發展觀的實現上。中央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十幾年下來了，不見任何效果。這主要是因為政府管的太多，政府權力高度集中、難以有效約束且只對上負責。中央制定的產業政策在地方由於為了個人政績或地方利益根本得不到有效實施。民營經濟的發展仍受太多政府因素的影響。商會和行業協會的獨立自主不僅能夠對政府行為尤其是涉及到經濟方面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和制約，而且還能夠通過自身的獨立和強大，解決許多政府解決不了、解決不好和不該插手的問題。
至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制度平台來實現政府與商會和行業協會之間的利益搏弈，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執政黨放開對他們的控制，自然就會水到渠成。
1、只要執政黨放棄對他們的控制，這就意味著他們將成為一枝獨立的力量。他們可以在人大、政協等部門不受約束地開展工作，同時也意味著在人大、政協等部門第一次有了不同於執政黨的有組織的獨立的力量。有利於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制約，同時也不至於威脅到執政黨的地位。
2、鑒於他們的獨立性和重要性，政府甚至執政黨在制定大政、方針，具體政策的實施時，就必須與他們進行協商，來尋求利益共同點，甚至討價還價。否則的話，政府將遇到有組織地抵制。但是政府也不應該過於擔心這種抵制，而應該看作是一種利益協調的機制。
3、他們在法律面前，可以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以往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可以改變以往「不敢監督、無法監督、也監督不了」的局面。比如說吧，一旦律師協會成為一枝獨立的力量，就可以改變以往單個律師與整個司法機構單打獨鬥的局面。將會對公、檢、法形成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有利於維護司法公正，也將對中國的法治化建設產生一定的推動力。
總之，只要首先在執政黨和商會、某些行業協會之間建立起政治和利益搏弈的機制，其他各項改革就有了必要的推動力，並且這種推動力是一股穩定和和諧的力量。這就保證了在社會和諧的前提下，改革可以有條不紊地展開，使得中國在向現代國家過渡過程中，不至於出現大的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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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經濟、軍事日益增長的中國一度表現的過度擔憂。他們把現在的中國與二戰時期的日本、德國相比較，得出正在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因此中美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誠然，從政權結構、燥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都曾有過突飛猛進的發展來看，中國與之的確十分相似。但是現在的國際、國內環境與二戰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並且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現在的中國。美國的專家正是因為忽視了這些變化，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筆者認為這是在「用老眼光看新問題」，實在有些刻舟求劍、杞人憂天的味道。中國無法威脅美國，更無法威脅世界。下面，筆者就著重從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一，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現在的國際環境與二戰前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與現在相比，二戰前的市場發展水平、科技水平不是很高，經濟發展需要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和充足的原材料供給，而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都是閉關鎖國的，並且國際上尚未建立起能夠得到世界各國認可的政治、經濟秩序，所以說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幾乎都是通過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來開拓市場、爭奪原材料的。並且由於當時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尚未意識到發展工商業的巨大作用，有些受舊體制的影響，即便是意識到了也已經無力維持一個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制度平台。這種情況下，只有保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保證資本主義國家在所在國的利益。所以說，軍事手段是當時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選擇。但在現在社會，隨著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市場對原材料的依賴程度已經大大降低，原殖民地經濟對其宗主國的重要性也已經大大降低。而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貿易量已經佔到了國際貿易的大部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建立。並且現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認可閉關鎖國。這種情況下，國際規則已經完全取代了肆意地軍事擴張。而二戰前那種通過戰爭來開拓市場的方式已經變成了對國際秩序的最大破壞，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也是得不償失。舉一個不是十分恰當的例子：美國攻打伊拉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不顧聯合國的反對，不尊重國際規則，打著推翻暴政為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政權的旗號佔領伊拉克。不僅政治目的達不到，經濟上更是無任何利益可言，反倒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作為世界上的頭號強國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國家。
二，民族主義的訴求不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是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曾經面臨的問題。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還是追求民族的自尊、自強，渴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與二戰時期的那種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完全不同的。二戰前的國際關係上，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曾經十分普遍，並且也曾經普遍存在著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的發展離不開殖民地經濟，殖民地經濟對於維繫其宗主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穩定極其重要，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並不大。尤其是象德國、日本那樣尚未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後起之秀。未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意味著權力還無法有效約束，很容易膨脹；後起之秀就意味著在國際舞台的搏弈中已經落在了後邊，需要奮起直追。那麼核心肯定是爭奪殖民地，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並不大，所以發動戰爭對自身損害並不嚴重，反而通過殖民地能夠獲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這種環境下擴張主義思想很容易在民眾中生根發芽。特別是當國內出現危機的時候，他們往往通過對外戰爭開拓殖民地來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以整合民心，轉嫁矛盾，緩解國內所受的壓力。這種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倒成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條件。但在現在社會，隨著環境的變化，二戰時期那種能夠產生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了。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貿易量已經遠遠超過原殖民地宗主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量。貿易關係的重要性已經大大超過對外擴張。對於象中國這樣一個日益開放的大國來說，維護正常的貿易關係才是維繫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發動戰爭不僅不能在經濟上帶來任何利益，反而會失去許多就業機會，飽受戰爭創傷；不僅不能整合民心，緩解國內壓力，反而會導致國內矛盾更加尖銳。
三，國內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也不同。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真正建立之前，在尚未建立起一套國際通用的貿易規則（尤其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之前，軍事手段遠比遵守規則要有利的多。二戰前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日本、德國其國內利益集團為自身發展的需要，都有迫切的擴張需求。這是由於他們與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存在著諸多不平等，他們可以獲得一個正常手段永遠也無法獲得豐厚利益，從而迅速發展自己。而且德、日兩國的軍工企業在國民經濟中都占很大比重，他們更需要通過軍事擴張來推動軍工企業的發展。所以說，發動戰爭是德、日兩國的利益集團的迫切需要。但是，中國的利益集團就沒有這個條件：過去中國曾經一度只有公有制企業，所以說無法形成一枝獨立的力量，幾乎完全受政府的支配。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其他經濟成份逐漸發展壯大。他們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影響力愈來愈不容小覷。在國內投資中私人資本已經佔了半壁江山，他們在增加就業方面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說，政府必須聽從他們的意見，否則的話，如果他們的利益得不到保證，那麼經濟能否增長就成問題，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就更沒著落，就業困難立刻就會引發重大社會問題。他們維護自身利益（或者說如何獲取最大利益）的方式已經與二戰前完全不同：很明顯，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立，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正常的國際貿易關係，一個公平、公正的投資環境，而非戰爭，戰爭只會使他們失去發展機會。而中國的軍工企業則屬國有，幾乎完全受政府支配。很難獨立地對政府施加影響力。
四，中國的變化不容忽視。大陸儘管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已初步具備了民主國家的一些特徵。這主要得益於大陸日漸成熟、不可逆轉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日益加深的國際化戰略。中國儘管正在實行市場經濟，但卻是一種權力橫行的市場經濟。由於執政黨一枝獨大，無法實現有效的權力約束和制衡，導致法治不昌、信用危機、以權謀利、腐敗橫行。這樣勢必會更大限度地拉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危機加劇。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50%。一旦戰爭爆發，市場環境就會急劇惡化，長期潛伏的社會問題、尚能勉強化解的社會矛盾立馬就凸現出來。如果中國政府對內不能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對外不能得到大多數國家的理解或者說不尊重國際規則，不能保證戰爭的合法性，那麼，中國根本無法支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戰爭並不單純僅僅在拼武器，更是在拼政治、拼經濟。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那麼高，一旦戰爭爆發，若遭遇經濟制裁，至少要有上千萬人面臨失業的危險，由於產業的關聯性，還要有數倍上述數字的人員受到影響，整個經濟會為之停滯。中國政府不僅要應付戰爭，還有應付更為複雜的國內問題，這似乎比戰爭更為可怕。不要說戰爭了，就是「非典」時期經濟的稍有停頓，就把政府緊張的不得了。現在的社會環境與解放初大不相同。解放初期的中國經濟主要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外界影響不大。所以說，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可以不怕外國封鎖，可以拿出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用於戰爭。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在中國根本是無法想像的，僅僅社會問題政府也無法應付。所以說，美國根本用不著擔心中國。中美現在互為主要貿易夥伴，並且貿易量還在逐年增加，雙方彼此有著太多的利益。中國根本無法威脅美國。倘若非戰不可的話，美國只鬚髮動針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由此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足以使中國政府無法招架。因為中國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主要還是靠經濟成績來維持，一旦經濟出問題，麻煩立馬就會接踵而至。而美國根本就不存在這方面的擔憂。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美國必須尊重國際規則，必須擔負起作為世界領袖的責任，如果象打伊拉克那樣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的話，那麼中美開戰就不會有贏家。
但在台灣問題上就不一樣了：台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涉及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輕而易舉地就能打敗自由主義。一旦戰爭爆發，大陸毫不費力地就能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轉嫁到外國干涉勢力身上。無論大陸民眾心有多少不滿，忍受多大苦難，他們都能承受。政府不用太費力氣就能平息民眾的怨氣。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倒更容易鞏固執政黨的地位，激發民眾的仇外心裡，使他們能夠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並且，美國也達不到孤立中國的目的，中國在這方面的外交努力還是頗有成效的，因此，經濟手段也會大打折扣。當然，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失敗，將會使執政黨面臨排山倒海的壓力。
中國儘管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不會受到來自國會和民眾的直接壓力，但是，由經濟發展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恰恰彌補了大陸的這種制度性缺陷，當然，這種制度性缺陷也是造成大陸經濟愈發展，社會問題就愈嚴重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說，不是民主國家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在軍事上可以為所欲為，他必須要保證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必須要尊重現有的國際規則，否則的話，只能是自取滅亡。
美國的一些戰略家僅僅從「中國經濟愈加開放的同時，政治卻愈加保守」就得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引發民主政治的論斷是十分短視的。中國每天都在變化：無論從新生的利益集團（體現多元）的發展壯大，還是公民思想、意識形態的轉變上，新生力量每天都在壯大。執政黨的愈加保守只能是獲得片刻的安寧，求得暫時的平靜。歷史的滾滾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擺在執政黨面前的只能是如何疏導的問題。如果執政黨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果斷加快深層次改革，則中國不至於出現大的動盪，這有利於維護執政黨的地位；即便是執政黨的地位受到威脅和衝擊，其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將是正面的，雖敗猶榮。但是如果執政黨無法擺脫舊觀念的束縛，不肯進行實質性的改革，一旦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白白浪費，那麼改革的主導權就不會掌握在自己手裡，執政黨只能在社會動盪中一步步交出權力。這無論如何，對中國來講，都意味著是一場災難。
縱觀二十幾年的大陸改革，大陸儘管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飛速進步，但惟獨政治改革止步不前，難有實質性突破。並且政治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大陸儘管也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卻總是難見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執政黨既不想對一切失去控制權，又希望自身的權力能夠得到有效地監督和制約。這是不現實的。
中國政府的監督方式並不少，無論人大、政協、司法、社會團體、輿論等，但無一例外的都要接受黨的領導，都要在執政黨的支持和保證下，這樣的監督方式會有效嗎？這就意味著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只要主要領導不支持和保證，那麼也就只能流於形式、形同虛設。這樣的體制不僅不會對反腐敗產生任何積極效果，反而更促使了在黨內搞派性、結黨營私。如王寶森案、賴昌星案、陳維高案，王寶森案發前光私人別墅就一百多座；陳維高可以隨意地把舉報者拘留起來；賴昌星在走私規模上如此巨大，是群眾不知情嗎？其實早就路人皆知。但是要想告倒他們，不要說普通百姓了，就是一個中層幹部也無能為力。他們勢焰熏天、權傾一方，輕而易舉地就能利用這種「支持和保證」把反對者搞定，這樣的例子難道還少嗎？
民告官的確也有成功的，但都是些群眾利益受到損害，並且案情顯而易見、一目瞭然的。至於官員們搞暗箱操作，以權謀私，諸如此類的暗中交易、官場中的層層黑幕，是告不得的，也無法告。其實，黑幕恰恰就是通過執政黨無處不在的手，蔓延和擴散到人大、政協、公、檢、法、工、青、婦等執政黨所能控制的所有部門，構成一張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關係網，同時也意味著是一張腐敗網，牽一髮而動全身。網外的根本無法生存，只有被淘汰的命運。這就產生了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古往今來，歷代如此。以前是皇權，現在是黨權。只要網不破，任何改革都是無效的。告發者是在與一個制度抗爭，他將面臨重重障礙甚至陷阱。很明顯，因為一旦失敗就意味著是在誣陷。高昂的制度性成本將會使告發者怯而退步。
《嘹望週刊》的一篇文章把發生在縣級日益猖狂的買官、賣官歸咎於黨員幹部的麻木不仁，這是不公平的，單憑他們根本無能為力。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不但告不倒，反而他們自己也會受到排擠打擊甚至身陷囹圄。其實何止縣級，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如果縣級如此的話，在鄉鎮早就應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地區一級也好不了那裡去。
這種狀況下，無論民主集中制還是黨內民主，都只能是使腐敗更加普遍化、合理化。其實腐敗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利益的非法佔有問題。令人遺憾的是，執政黨從來沒有認真正視過這個問題。執政黨從來不承認自己存在特殊利益，而只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如果執政黨不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就不會垮臺了；如果執政黨不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共產黨內部就不會出現那麼多腐敗分子了。執政黨自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卻從來沒有在執政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無論民主集中制還是黨內民主，協調的都只能是共產黨內部的事情。
執政黨把利益協調機制的重心放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不公、貧富拉大的根源在於大陸政治制度存在制度性缺陷，在於大陸經濟是一種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僅僅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進行協調是十分有限的。在這方面，應該說中國政府的工作還是頗有成效的，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為了。把工作重心放在這方面更多的只能是象徵意義。這就譬如一架技術落後、設備陳舊的機器，如果不在機器自身革新上下工夫，僅僅只在提高勞動者熟練程度或者提高獎懲措施等外圍上下工夫，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相比而言，信訪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但信訪的作用在於督促，在於對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在於提供一條民情渲洩的渠道，而非利益協調機制。並且有些問題並不是信訪就能解決的。如體制和機制上的問題：現在政府尤其是鄉鎮這一級日益嚴重的負債問題，是由權力運行的內在機製造成的，信訪只能解決個案，並且當負債積累到一定程度，上訪也無能為力。
截止目前為止，執政黨的改革大都是集中在不觸動自身利益的外圍空間，所以效果十分有限，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事態發展到這一步，深層次的改革又談何容易：一旦改革深入展開，政治風險將急劇加大，稍有不甚，就會引發大的政治動盪，大好經濟形勢，頃刻間就會急轉直下。但是不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執政黨不能擺脫舊框框的束縛，只局限於在自我監督、自我約束、思想教育等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窠臼裡打轉轉。那麼，執政黨只有死路一條。不要以為只要擁有強大的軍隊就不會出大問題。一旦經濟形勢惡化，當社會問題累積如山、積重難返的時候，鎮壓就不起作用了。也許一次能夠鎮壓下去，但接踵而來的將會是面臨更大規模的反抗。中國將會進入持續的動盪期。很明顯，當社會危機難以化解的時候，鎮壓只能更會加重社會危機。這是以前尚未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所從未面臨的問題。以前由於市場經濟不發達，對市場的依賴性很小，鎮壓的影響也只局限在所在地，而震懾作用卻可以迅速影響到全國。但是現在就不同了：那裡出了亂子，那裡的市場就會停滯，國際制裁很快就會如期而至，進而影響所在地區乃至全國的市場。其結果只能是雪上加霜，湧動更大的社會危機。88年的時候，工人沒有參與，農民也沒有參與。那是因為那時儘管物價上漲的很快，但基本面還是好的。無論工人還是農民都還是改革的受益者，並未受多大傷害。但是，現在一切都在發生變化。全國每年要有多少下崗職工、貧困農民需要救濟？現在政府尚可勉強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一旦經濟形勢惡化，將會增加多少失業工人、失業農民？那時恐怕政府救濟也救濟不過來。當後發優勢消耗殆盡後，經濟在短時間內就不會有復甦的可能。政府不僅要救濟人，還要救市場，如何應對？當一個人的生存都面臨問題的時候，鎮壓就不起作用了。一個地方鎮壓下去，多個地方就有起來的可能。政府將越來越力不從心。
新加坡的法治社會是中國政府所津津樂道的。但新加坡法治社會的形成首先是因為有一個獨立的、強大的民間力量，足以對政府、法律部門等構成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
執政黨應該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控制大局的前提下，循序、漸進、有序地逐步放棄某些控制權。不要試圖總是控制一切，否則的話，不但什麼也控制不好，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將是一個零和遊戲，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確是一個好制度，但不切實際的模仿，過度地放開一些權力，對執政黨甚至對整個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那裡出現一個缺口，對執政黨不滿甚至反共的勢力就會聚集在那裡。長期聚集的社會矛盾就會找到一個發洩的渠道。阻塞肯定不是辦法，如何恰如其分地疏洩不至於氾濫成災才是執政黨必須要面臨的問題。
就當前中國國情而言，逐步放開對民間組織尤其是商會和某些行業協會的控制和增加對他們的扶持也許是能夠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這一點也是執政黨正在做的，但是力度不夠。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形勢所迫被迫做出的抉擇。執政黨應該以此作為深化改革的切入口。 筆者認為會有以下好處：
1、商會和行業協會能夠廣泛地覆蓋社會各階層，代表不同的利益訴求。
2、商會和行業協會大多代表著中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因為社會動盪對他們自身也不利。
3、他們更加迫切需要社會的公平、公正，因為這對於他們的自身發展有利。這樣有利於實現社會公正，建設一個法治社會。
4、不會對執政黨構成太大的威脅。因為他們更多的是看重利益，不會有太多的政治要求。只要在政府和他們之間形成一種利益默契，他們就基本得到滿足。這同樣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
5、對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科學發展觀的實現上。中央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十幾年下來了，不見任何效果。這主要是因為政府管的太多，政府權力高度集中、難以有效約束且只對上負責。中央制定的產業政策在地方由於為了個人政績或地方利益根本得不到有效實施。民營經濟的發展仍受太多政府因素的影響。商會和行業協會的獨立自主不僅能夠對政府行為尤其是涉及到經濟方面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和制約，而且還能夠通過自身的獨立和強大，解決許多政府解決不了、解決不好和不該插手的問題。
至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制度平台來實現政府與商會和行業協會之間的利益搏弈，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執政黨放開對他們的控制，自然就會水到渠成。
1、只要執政黨放棄對他們的控制，這就意味著他們將成為一枝獨立的力量。他們可以在人大、政協等部門不受約束地開展工作，同時也意味著在人大、政協等部門第一次有了不同於執政黨的有組織的獨立的力量。有利於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制約，同時也不至於威脅到執政黨的地位。
2、鑒於他們的獨立性和重要性，政府甚至執政黨在制定大政、方針，具體政策的實施時，就必須與他們進行協商，來尋求利益共同點，甚至討價還價。否則的話，政府將遇到有組織地抵制。但是政府也不應該過於擔心這種抵制，而應該看作是一種利益協調的機制。
3、他們在法律面前，可以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以往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可以改變以往「不敢監督、無法監督、也監督不了」的局面。比如說吧，一旦律師協會成為一枝獨立的力量，就可以改變以往單個律師與整個司法機構單打獨鬥的局面。將會對公、檢、法形成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有利於維護司法公正，也將對中國的法治化建設產生一定的推動力。
總之，只要首先在執政黨和商會、某些行業協會之間建立起政治和利益搏弈的機制，其他各項改革就有了必要的推動力，並且這種推動力是一股穩定和和諧的力量。這就保證了在社會和諧的前提下，改革可以有條不紊地展開，使得中國在向現代國家過渡過程中，不至於出現大的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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