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者的身份分裂
作者：張子中
文章來源：文化中國雜誌
瀏覽：591 次
一、思想者、學問者和知識分子的特殊身份
人類社會的出現，人是以「有思想的人」的誕生為標誌的，人有思想才與其它動物區別開來的。人之初，思與行合一，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未分，可以說人人都是思想者。後來腦力勞動從體力勞動中脫離出來，最初的思想者也是學問者，又是傳播者。他們的思考對象是整個大千世界，從天文到地理，從人類到其它動物和植物。因為，最早的知識人是能溝通「天、地、人」的祭司、巫師、法師，他們通過言說、象徵性儀式活動傳播他們的思想及其作品，影響人的活動，所以最高的思想者就是最高的管理者，帝王也是最高的祭司，那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時代。那時哲學、宗教、藝術和人的集體活動混合在一起，沒有學科的劃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社會事務的複雜性和管理上的艱巨性，政教分離，帝王不再兼任最高的祭司，管理者與思想者分離。專職的祭司、巫師或法師，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同樣，隨著思想和知識的深入，也使知識按學科劃分開來，一個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識，於是就有了分屬不同學科的專業學問者。
現代知識分子是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根據《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的嚴格定義是，「他們是推進和傳播知識以及闡明其特定社會價值觀念的人們」。[1]因為，從那時起知識分子逐漸擺脫了歷史上文人對權貴的依附狀態，具備了獨立性，主動地立足於權力結構之外，超越專業的限制，深究與「國是」相關的問題，自覺地以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加以批判為自己的主要使命。因此，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的良知，幾乎是社會道德理想的化身。知識分子承當了過重的歷史重任，頭頂上的光環近似於聖人。
隨著知識的學科劃分越來越細，批判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離，實踐知識分子從批判知識分子領域中分離出去，成為純粹的學問者或科學家。批判知識分子只掌握單純的「批判性話語」，而成了純粹的思想者或人文思想工作者。他們的工作以在技術經濟為主體的現代社會失去了原有的優越性，漸漸演變為不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所謂的「不滿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實踐知識分子與批判知識分子，雙方「彼此缺乏對方所擁有的各種特性」，形成了「各說各地」、互相隔膜、互相貶低的「單行道的形式」。[2]
不難看出，知識分子這種自身的分裂，根源於知識本身的分離，專業分工如同一條鎖鏈，是在國家、民族和群體等制約以外更難以逃脫的制約，它捆住了知識分子的手腳，使知識分子處於一種名副其實的「身心」分離的異化狀態，必然給現代知識分子帶來荒誕的悲劇命運。
在科學崇拜症的影響下，19世紀以來，人文學科拚命向自然科學靠攏，自命為「社會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可這不但沒有增進自身的客觀性和公理性，反而在自然科學的比較之下，淪為「末流知識」。特別是在強大的「政治要求」和「經濟效益」的壓力下，人文學科不斷萎縮為被政治經濟勢力隨心所欲利用的工具。因此，人文思想者此時不再是社會的立法者，至多是某些政治經濟觀念的解釋者，或者說已淪為政治廣告和經濟廣告的製作商人。因此，還是不要再自稱什麼「人文社會科學」了。所謂「科學」不過是近現代西方知識的特有稱謂，相對於整個歷史長河以及廣闊的大千世界而言，近現代西方只是一個片斷而已，問題在於人們總是自豪地誇大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的作用。「人文思想」足以表達人類在信仰、道德、理想等方面的精神追求，「人文思想者」比「人文社會科學家」更合適。
在當前這個物慾極度膨脹的時代，人文思想者已經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因為此時人們主要生活目標是要享受現代化的物質成果，人文思想作品對一般人來說，只是人們飯後茶餘眾多消費品中的一種，快餐式的文化消費的目的是及時享樂，而不需要獨創性、深刻性的思想。可見，知識分子邊緣化主要是指人文思想者的邊緣化，而邊緣化是相對於主流中心而言的「非中心」狀態。順便指出，非人文思想研究，如自然科學、技術以及實用性較強的法律、經濟等社會科學還是處於知識的主流或熱點。從世界範圍內看，絕大多數青年及其家長對學習專業和職業的選擇，很少有人再主動選擇人文思想研究的。久而久之，人文思想研究成為人們不屑一顧的職業，尤其是在網絡時代，人文思想研究有可能演變為人人都能「比試」兩下的業餘愛好。網上文學和網上論壇就是人文思想研究大眾化、業餘化的集中表現。勿庸置疑，這是網絡信息時代民眾走出被權力和經濟控制的傳媒之外，關心社會問題、參與人文思想研究的可喜現象，表明即使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人類的精神需求也是不可毀滅的。可以預見，體制外的網絡虛空間，肯定能夠開拓出全新的人類精神活動空間，從而為人類文化建設做出傑出貢獻。但是，這種情況對於以人文思想研究為專業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嚴重的挑戰。過去人文思想者獨霸人文思想研究疆域的時代不復存在了，人文思想者的危機時代到來了。
二、人文思想者文化身份的危機
20世紀中期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心轉向了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已成為「顯學」，而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問題。[3]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譯文化認同。由於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擴張，加速了各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和融合，文化趨同的趨勢日益明顯，於是文化身份問題被提了出來。特別是隨著人文思想者邊緣化的不斷加劇，人文思想者文化身份的問題，更是人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身份」或「認同」（identity）一詞，在哲學中是指同一性，而在社會學中是指個人與他人所具有的共同想法和心理默契。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認同」(status identity)，也可以譯為「身份同一性」，是指個人對自己所屬的群體特徵所持的認可和接納的態度。例如膚色認同、性別認同、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社會認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等等。
所謂人文思想者的身份危機，是指思想者所特有的無歸屬感、無家可歸的漂泊心態。人文思想者的身份危機其主要原因和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近代人文主義問世以後，個人地位和權力的無限伸張，使個人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擺脫了對民族、國家以及群體的依附性，原有的歸屬關係動搖了，人的身份同一性顯現出模糊性和不確定；二是20世紀以來，社會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的同步進行，國家與社會的界限日漸模糊，在所有文化認同當中，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包辦代替了其它的認同，在不知不覺中縮小了介於國家政權與民眾之間那種知識分子活動的社會公共空間，這使得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群體本應有的群體意識基本消失了；三是人文思想者作為一個群體，難以形成塔弗爾（Tajfel,H）所說的「內群體」，[4]因為社會身份主要是通過內群體與外群體的區別與比較來實現的，現實中的人文思想者的社會身份遭受到來自權力結構的支配，國家權力與知識分子的分離，以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商品社會剝奪了知識分子的立法職能；四是在全球化和多元主義的影響下，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個人身份方面首先實現了跨國化，跨過了國家、民族和黨派的界限，成為跨國知識分子。這也使得人文思想者的文化身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三、中國人文思想者身份危機的特殊歷程
在古代，以士大夫階層為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主要以參與政治為使命，學術研究只是實現其理想的手段，還有中華民族特有的「內向」性格的影響，使學術研究大多偏向現實的政治倫理，學術始終是為政治權利服務的附屬工具，而不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特別關注外部自然和信仰問題，這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從根本上失去了純學術的獨立地位。屈原的「離騷」按魯迅的說法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孔子是在周遊列國不得志的情況下，才辦起了「私學」。除了莊子等極少數知識分子以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力爭進入政教合一的「官學」，使自己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認可。戰國時期，知識分子主要是以謀士、辯士和游士的身份出現的，他們東奔西走，為的是得到主子的賞識。東漢「黨錮之禍」，按照徐復觀的說法是「中國知識分子參與實際政治的第一次嘗試」，結果遭到失敗，此後從未成功過。因為，在主理左右國家政治的皇帝、宗室、外戚和宦官這四種非理性的的夾逼下，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導致「氣節之士」的歷史悲劇命運[5]。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然而「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目標、科舉制以及八股文等等，把知識分子統統送上專制文化體制內的軌道。在專制政治壓迫學術自由的惡劣環境中，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只有一條，那就是官方的政治身份認可，士大夫寧為主子而殉節。當然，不能否認魏晉南北朝時期，知識分子曾有過一定的覺醒意識和相對的自由。
在近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誕生的，他們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這些知識及其價值觀念與他們在生活中從祖輩那裡傳承下來的傳統習俗和價值觀念有很大差異，許多知識人的內心充滿了外來文化知識與內化的民族傳統之間的矛盾，「中西體用之辯」即是這種矛盾的突出表現。特別是在國破家亡的民族危機關頭，大部分知識分子投身於革命潮流之中，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問題是如果是無論何時政治問題始終壓倒學術問題，知識分子本身份內的事有可能被荒廢。西方漢學家普遍認為，中國文化不能響應現代化的挑戰，而中國知識分子也似乎默認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尖銳對立的。於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奮起搗毀「孔家店」，挖了自己的祖墳，拚命向外尋找能夠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武器，師日、師歐、師俄、師美輪番試驗，文化建設始終處於被動的引進接受狀態。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已是一種邊緣文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求得世界主流文化的認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遺傳下來對王權政治的「附著依戀症」，被現代知識分子以另一種形式繼承下來。
極左政治時期，在改天換地的「革命」大局面前，整個民族都屈從於這個詞」所有知識分子只剩有服務意識。知識分子和其它人一樣都是國家的人、單位的人。人人只有「所屬格」的我們，而沒有「獨立格」的我。人們共同幫助知識分子割掉舊文化的尾巴，以實現翻天覆地的宏偉目標，知識分子成了被改造的對象。有些知識分子還產生了一種「原罪」意識，罪在自己是剝削階級文化的代言人，在不斷檢討和懺悔的過程中漸漸失去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和良知，蛻變為極左政治理論和輿論的傳聲筒和應聲蟲（yesman），有人自戲為「嘴力勞動者」。因為停止發問即停止思想，而停止思想的人「僅僅是發出的聲音而已」[6]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余英時所說的淵源於法家以及黃老之術的「反智主義」傳統，[7]以在此時以革命的現了。知識分子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時，放棄了學術研究的職能和社會批判的使命，整個民族處於「獨語」狀態，知識分子決不可能在政府與大眾之間行使監督和批判職能，整個社會失去了預警系統，最後整個國家陷入「十年動亂」。一位哲學教授說：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結果沒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懼[8]。顯然，任何思想創新的火花，都被知識分子心中佔居的「思想警察」無情地鎮壓下去了，更為可悲的是，一些知識分子還把「思想警察」 秘密地傳遞給自己的子孫後代或者自己喜愛的學生，以圖消災免禍。知識分子這種殘酷的「自我審查」，代替了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因為所謂身份認同已全部歸結於政治權力的認同，這樣知識分子就付出了最慘重的代價——不再進行獨立思考和個體言說。儘管中國知識分子當中還有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顧准、張志新等人鮮明地反對極左政治，然而他們畢竟是極少數，而且遭到不同程度的封殺或鎮壓。永遠不可忘記的是，這些被封殺的對象恰恰是我們民族僅存的正義和良心啊！知識分子長期得不到官方的信任，他們哀歎：「我愛咱的國呀，可誰愛我呢？」（老捨語）。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不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危機，而是我們整個民族文化的危機。流亡海外的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在1958年就向全世界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預見到了中國文化的認同危機，力圖以創造性轉換的新儒家挽救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
由上可見，從古代士大夫的悲劇命運，到極左形勢下知識分子的變態畸形，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
四、當代人文思想者文化身份的確立
（一）人文思想者在追逐潮流中的自我取消
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曾有過擔當思想解放主角的光輝歲月，然而「廣場請命」未果，結束了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實現政治革新的天真美好的願望，從此許多知識分子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世界範圍內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以及文化教育市場化的大潮，使知識分子面臨多種選擇，因而知識分子群體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多元主義的盛行，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犬儒主義成為知識分子普遍的心態。許多知識分子在消解了中心話語霸權的同時，也消解了自我。有的知識分子像過去積極參與「革命」活動那樣，現在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現代化」的商潮之中。真是難以想像，一些知識分子在一夜之間，由熱血沸騰的「政治動物」變成了冷酷無情的「經濟動物」，「適者生存」就是他們的生活邏輯。有些人很快換上另一幅面具出場了，又在為新的「宏大敘事」拚命造勢。知識分子頻繁變換截然相反的角色，讓人們實在無法接受甚至嗤之以鼻，這就更進一步加速了知識分子群體的解體。如果一個知識分子總是像「應聲蟲」式的追風，也許能加官進爵，然而這無疑是一種否定自身價值取向的自殺行為。余英時把知識分子的追風行為稱之為「自我取消」，而失去了自我，還談得到什麼知識分子的群體認同呢？
當一個人文知識分子全身心地追求物慾滿足或官方榮譽的時候，他不只是心智的貧窮，而且是知識分子精神生命的徹底結束。實際上，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學術真理，知識也好，學術也好，不過是加官進爵的敲門磚。在現代「科層化」的平庸時代，一個人從小到大，分數、學歷和文憑是進入主流社會的入場券，而技術職稱、行政級別和物質財富的佔有量乃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人文思想何用之有？權貴階層的高學歷化和知識分子的權貴化，二者的結盟，使真正的知識分子幾乎被淹沒在以技術經濟為主體的所謂「知識經濟時代」的茫茫大海之中。
（二）人文思想者在多種超越中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追根尋源在於，中國人的文化認同過分強調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其它方面的認同都歸化到民族和國家正統架構之內，而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是根源於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族群認同。這原本「無意識的」血緣認同，在國家意識形態有意識地強化下，逐漸演變成思想情感過於偏向出身、籍貫的「情意結」。在現代世界民族國家多次重新組合、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情況下，給文化認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性，例如今日的歐盟，而局限於過去那種以「族群認同」為主幹的文化認同，對於現代知識分子的學術視野具有很大的遮蔽性。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全新的共同文化群的認同意義要大於基於血緣關係的族群認同。
顯然，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不等同於單一的國家民族認同，也不是簡單地把自己的價值選擇求得更有地位的價值體系的確認。因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已不再是找個認同對象的問題,那樣的認同總不免要產生一定的依附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種民族的文化傳統已不再是知識分子文化認同的唯一對象，也不是現代知識分子思想資源的唯一源泉。順便指出，如今的「海歸派」與「本土派」之爭沒有任何思想文化意義，只有爭奪主流的意義。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是在多種文化共生語境中，反思和融通多種文化傳統構成自己的思想資源，形成既有國別特徵又具普世性觀念的文化身份,這表明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自覺。自我認同的基礎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評價，直至達到新的自我確認。然而，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並不是故步自封式的孤芳自賞，而是通過痛苦的「精神煉獄」，建構知識分子自己的主體性和特殊性，以實現知識分子的新生。
雖然，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使知識分子遠離了權利中心及其真理中心，但是這樣卻能夠使知識分子冷靜地反省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社會定位，明確了什麼是知識分子自己應作的事，什麼是知識分子不應做、也做不好的事。儘管這是「遲到的反思」，可這畢竟是在有效地響應邊緣化的挑戰。在此意義上，知識分子邊緣化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件幸事。因為，由於邊緣化使知識分子找到了自我，更因為邊緣化的特殊境地致使知識分子具有了自己的特殊優勢即「超越性」，從而實現了真正的自我認同即價值重建。知識分子是在多種超越中實現了自我認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體制上的超越。少數人文知識分子，掙脫了「國有化」、「公司化」和「學術研究集體化、項目化」對個人思考和表達的羈絆，比如王小波、余世存等人主動走出體制之外，做一個不媚權、不媚錢的自由思想者，強烈抗拒技術經濟社會給人類帶來的思想同質化和思想平均化的傾向。他們在思想上與當下這個時代的主流思想不完全一致，如捨斯托夫那樣伸張人的個體存在價值，努力「保持個體言說的屬我性」（劉小楓語）。於是，知識分子與其它人相比總是發出「不同的聲音」，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來講，也就成為一種「不穩定的因素」——「異質話語」（heteroglossia）。這種「異質話語」對政府來講，表面上看是一種麻煩，可實質上卻代表著介於政府與大眾之間「第三種力量」。政府與知識分子並不是天生尖銳對立衝突的一對，在共生語境中知識分子作為「第三種力量」，對整個社會起到了一個良性互動的作用。通過體制外的超越，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實現了其獨特的社會價值。
二是地位上的超越。清醒的知識分子不會竭盡全力去追求虛偽的名聲和榮譽，他們放下過去知識分子那種高高在上的知識精英的架子，主動低下身來「從下面看」（below to）（哈維爾語），自覺站在弱勢群體或底層民眾一邊，以「公共型」知識分子的身份，運用開放的理性和說理的優勢，質疑現實中的權威，分擔或消除弱勢群體的疾苦。
三是時間上的超越。傳統意義上那種具有社會關懷、追求人文精神、探求終極真理的知識分子，成了被人們嘲笑的時代落伍分子。就此說來，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轉世輪迴為「非知識分子」，那些極少數人文知識分子，如托爾斯泰、別爾嘉耶夫、索爾仁尼琴等人，他們不是為當代而存在，而是為在歷史和未來獻身，他們是社會記憶或歷史記憶保持者，大致上預見到人類即將陷入的境地，所以他們是跨時代的人，甚至是他們生活的時代所不容的「歷史先知」。
四是空間上的超越。由於各民族文化是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人類知識具有跨國界性，因而知識分子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介。他們在思想上突破了國家、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普世性的學術視野，探究人類終極關懷問題，如愛因斯坦、伯林、喬姆斯基、布羅茨基、索因卡等。知識分子的跨國性與跨國公司知識分子不同，後者以追求經濟收入為目的，獻身於一個經濟實體。經濟利益是跨國公司的主要驅動器，他們的運作方式以及打造的產品（包括打造出的媒體、大學和研究機構），這對今後人文思想研究將有重大的影響。人文思想者對此應持一定的警惕態度，防止自己的思想研究被跨國公司所左右。
五是精神上的超越。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其它階層相比，更偏向於靈魂層面上的追求以及純學術公理的探索。他們特別反感沒有信仰自由和思想獨立性的所謂的「富裕生活」或「福利社會」。在某種的情況下，他們不一定離開現存體制,是在現存體制內以「內在的精神流亡」（劉小楓語）或「思想的逃逸」（林賢治語），抵制來自社會國家化和權力市場化對精神創造的無聲扼殺。這是因為，知識分子的主要活動範圍是在人的心智領域，他們不是「馴服的辦事員」，而是一個「創造性靈魂的行列」（克裡瑪語）。他們不一定是國家和民族的代言人或發言人，只是個體心靈生活和個人價值的充分體現，「貝多芬只有一個，將軍和勳爵多得是。」 知識分子全力爭取的學術自由，實質上就是人們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個人意願的權力。正是因為有了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和鮮活性，人們才不至於被謊言和虛假的繁榮所迷惑，才能夠剔除假冒偽劣的文化垃圾，消除人類生活導致粗俗化和野蠻化的可能性。
五、結論
以往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是在尋找一個至高無上、包羅萬象的體系的認同，那種認同確實能夠給知識分子帶來心理撫慰。值得警覺的是，在這種「母子般」的親情撫慰下，知識分子可能會滋生思想上的惰性和生存上的寄生性，從而失去知識分子的本質內涵。如今在全球化的開放時代，知識分子以自己特有的超越性，會通了世界上多種思想資源（如杜維明），整合了原有的知識結構，深刻反省了自己的精神譜系和過去的所作所為，奮力推進文化更新和價值重建。正是在這種前所未有的知識分子自我反省和文化重建的精神超越過程中，知識分子看清了自己在社會中介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真實地位，從而應當在二者之間發揮良性互動作用，以維護社會的公正；明確了自己的特殊使命是「質疑、批判知識現狀和社會現狀」；發現了知識分子群體能夠對社會所做的特殊貢獻是，培育人的精神生命，呵護人類精神生命的價值，防止人類精神生活出現空洞。
註：
[1]亞當‧庫珀，傑西卡‧庫珀.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頁。
[2] 托尼‧本尼特.知識分子、文化與政策：技術的、實踐的與批判的.載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主編文化研究.第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0頁。
[3]王寧.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西方與中國. 載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主編文化研究.第1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頁。
[4] 亞當‧庫珀，傑西卡‧庫珀.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12頁。
[5]牟宗三.牟宗三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1 頁。
[6]克裡瑪.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
[7]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化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
[8]王小波.思維的樂趣.北嶽出版社，1996年版，第2 頁。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