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另一種形態的劉邦、朱元璋
作者：梁衛星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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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當然是魯迅對國民性格的形象化概括，問題是，無論對阿Q作怎樣的描述似乎都可以說是基於作品的深刻內蘊，而且都有其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偉大作品的特質：一切偉大的作品都是開放的，她總是會為後人基於其現實語境與獨特個性提供
迥然有別的闡釋空間。這樣，一千個人就必然有一千個阿Q。這種純接受美學意義上的闡釋作風的確可以最大限度的調動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可是它卻又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另一種惰性與冷漠：對作品本身歷史語境與作者創作視野的忽視甚至無知；對作者創作意圖與其作為獨特個體的心性及良知的不求甚解甚至故意刪刈。甚至可以說這是對偉大作品的作踐。因為任何一部平庸的作品也是見仁見智，千人千面的。所以，雖然一千個人肯定會有一千個阿Q，但是，這一千個阿Q並不是全然不同的。無吝說他們是同胞兄弟，他們的面貌或許千差萬別，但他們卻有著太多的共性。因為他們體內流著相同的血，他們有著相同的根。他們迥然不同的面貌和言行舉止演繹著相同的心性和慾望，他們承載著相同的藝術使命，體現著作家深刻的思考和廣博的愛心，是人類良知與理性的開敞。可以說，偉大的作品之所以偉大，不在於其千人千面，而正在於其根，在於其體內流淌著的那鮮活靈動的血。
那麼，阿Q的根究竟是什麼呢？他體內又流淌著怎樣的血呢？換言之，魯迅究竟想要通過阿Q對中國歷史進行什麼總結，對中國人的性格作怎樣的判斷呢？我以為，魯迅通過阿Q這一經典藝術形象，活脫脫的勾勒出中國封建社會政權更迭的奧秘以及政權更迭過程中農民的最根本心態和這種心態所導致的中國式革命之特定內涵。從而徹底揭示中國文化的終極之詞，以及在這一終極詞及其意識形態保護色的統治下，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主奴根性。進而表達一種時人無法理解的憂慮：中國若想有充滿獨立自主意識與神性追求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必須徹底瓦解這種終極詞的統治地位，喚醒人的尊嚴與獨立意識。否則，一切所謂革命都不過是新一輪的奴化統治的開始。這種憂慮的內容半個多世紀來一再上演，這種憂慮的情懷近80年後依舊少人理解，我們依舊還是阿Q而已，更可怕的是，我們並不自知。我們或則以為阿Q的時代已然遠去，或則還要以阿Q為偶像，以緩解不自知的奴隸生活中的焦慮。可以說，我們的阿Q像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魯迅對中國歷史曾經下過一個直截了當但又犀利有力的結論：中國幾千年來的所謂歷史無非就是兩個時代的往復循環。這兩個時代即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此結論之深刻準確直可令所有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們汗顏無地。的確，中國人之奴隸情結的根深蒂固非如此概括不足以形容。甚至可以說，這種情結完全達到了自虐的程度。那麼，何以至此呢？
縱觀幾千年的帝王家譜，無非也就是其家臣奴僕在主奴之間不斷變換角色的無恥傳記。又何嘗有過關於普通百姓的人性化的隻言片語，那上面自然也會提到百姓，不過，比不提更糟——那一定是用以作為奴才們的進身之階。事實上，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百姓才有可能被寫進所謂史書。那稱呼須視具體情況而定，不過，變來變去，其實也就幾種：順民、刁民、蠻民、悍民、匪、逆、犯。這樣的稱呼完全說明了在那樣的時代裡，百姓從來就無從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僅被取消了言說與自我命名的權利，甚至經常朝不保夕。「皇帝所誅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正因如此，奴隸們也就急於脫離苦海，幻想著「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也來過一把主子癮——這種帶有強烈虐人色彩的深具潑皮氣息之主子情結和奴才情結一樣根深蒂固。於是，主子和奴才的更迭與換位也就形
成了中國歷史上一治一亂的歷史時期——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交差大循環。通觀中國歷代王朝，開國帝王如劉邦、朱元璋等輩，事實上也的確是流氓無賴。他們率領著造反大軍，推翻了前朝，成立了自己的家天下。也就是說，他們通過農民造反運動發生了角色轉換，從流民成了皇帝，從奴隸成了主子，從文盲白丁成了教主業師，從流氓無賴成了聖人明君。在這樣的角色變換過程中，暴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暴力使他們從一無所有一躍而為天下最有權勢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六合之內，暴力之手可以伸向任何地方以生殺予奪。而最具刺激的可能還是從無名狀態之中一下子變成了一切思想、知識、認識的最高裁決者。暴力與權勢居然可以使一個大字不識的人成為全天下人的老師，權勢的威儀與美妙真是一言難盡啊!而當年，當這些未來的主子們還處於無名狀態，過著奴隸甚而奴才生活時，就己深深感受到了權勢的美妙。劉邦目睹始皇威儀長歎一聲：大丈夫當如是。項羽則更乾脆地說：彼可取而代之。於是就有了陳勝起事，於是就有了楚漢之爭。對權勢與富貴及主子威風的渴望就這樣在暴力的扶持下結束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其實，在中國，那一個王朝之興起與衰落又不是因此呢？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中國的歷史總是如此世俗又如此血腥呢？看看魯迅先生的兩段話，我們就會恍然大悟。這兩段話如下：
中國歷史整數里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刀與火」，即「聖武」。
最要緊的還是「武力」，並非理論。不論是社會學或者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主義的威權。原人對動物的威脅，是產生於弓箭等類的發明的，至於理論，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這種解釋的作用，在於製造自己的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
——選自>
再沒有什麼語言比這兩段文字可以更直截更深刻的揭示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本質奧秘了。原來，漢文化語境的終極之詞就是「勢」，而根本就不是什麼「道」。或者說，即使有「道」，其也僅僅只是「勢」的奴婢，文雅一點說，「道」不過是「勢」的意識形態保護色。具體說來，即不論是儒家之「道」或是佛禪之「道」還是老莊之「道」都不具備形而上意味而只有意識形態意義。還是魯迅先生說得更透徹，他說道：中國人自然不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他的膀子……原來中國人是什麼都不信，也可以什麼都信的，只要於自身有利便行。以「勢」為終極追求的人們，你還能指望他有什麼高遠的甚而是神性的追求嗎？不過是只要能滿足自身的世俗慾望，可以以實用主義態度靈活應變生命中的一切問題罷了。
那麼，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都潛藏著一種「勢」情結，即「主子」情結，「虐人」情結了。這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任何一次政權更迭，不過就是奴隸們主子情結的大膨脹而已。而種種看起來好像飽含良知與憂患的革命主張和起事口號，則不過是由奴隸變遷為主子時用以收買或激發奴隸們的暴力之工具。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兩種歷史形態的交叉循環，實質上是「勢」情結在不同形勢下的膨脹或內斂。即，由於「勢」是中國文化的終極之詞，勢必造成一種主奴心態。每一個人都既渴望權勢又害怕權勢，因渴望而呈主子心態，因畏懼而呈奴才心態。當統治者「勢」頭正旺時，奴才心態就顯著，而當統治者「勢」頭衰微時，主子心態就急劇膨脹——於是就會重新組合主奴關係。
從主奴心態出發，可以推衍出中國人的所有其他性格。所以要揭示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沒有什麼比刻畫政權更迭時期農民心態更切近國人本質性格與中國歷史的大奧妙的了。只有理清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在連載時就引起了幾乎所有讀過的人的驚懼惶恐，才能明白為什麼人人都以為魯迅是在罵自己。因為魯迅正好撕開了中華民族的重重面具，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生活在瞞與騙之中而又自覺的瞞與騙的生活的可笑；讓每一個人在與阿Q狹路相逢，來不及躲閃時目擊了生活可怕而又可笑之至，自己可惡而又委瑣之至的真相。讓每一個人都看到了他不願意看到看到後也不能接受的那個自己。
總之，阿Q就是劉邦，就是項羽，就是朱元璋，就是每一個渴望當主子而又當不上主子的中國人。——而又有哪一個中國人不想做主子呢？正是因為當不上主子，所以阿Q就畏懼大大小小的主子，而阿Q又渴望當主子，所以阿Q妄自尊大，欺負弱者，對痛苦非常健忘。阿Q的所有性格或行狀都是主奴心態的外化。
實際上，由於中國文化的終極之詞只是「勢」，這種主奴心態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了國人的元心態。其間，奴隸情結是絕對的，主子情結是相對的。沒有人可以例外。皇帝也不例外。事實上，「勢」之在心者，必然是亦主亦奴的，不僅如此，皇帝還成為了這種亦主亦奴人格之最高典範。那麼，這個人格範型為國人的全面阿Q化做出了什麼樣的表率呢？又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且不說，劉邦、朱元璋們即便在發生角色變換之後，雖然貴為一切領域的最高統治者，實際上也不過就是一個奴才——皇位本身的奴才，權勢本身的奴才——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因為漢文化語境內並沒有一個可資調節與限制此岸世俗世界的靈魂及精神的棲居空間——而且，更為可怕的是，在一個世俗的再也沒有什麼可以追求的世界裡，對權勢的留戀必然使劉邦們對權勢及來自任何地方的可能形成的對自身權威的威脅充滿了恐懼。也就是說，主子內心深處其實充滿了對奴隸與奴才的恐懼。也正是因此，劉邦們在獲得了權勢後拚命殺戮功臣，奴役百姓。由於這種戮殺與奴役之威壓，中國人的心態漸漸日益內斂，慢慢的就由一心想做主子退而求其次，只是想著做太平犬了。然而，這一種生活目標的改變，在內心深處留下的遺憾是顯而易見的，怎樣排譴這種痛苦呢？於是，能夠時刻將現實的失敗轉化為虛幻的精神滿足之精神勝利法出現了，阿Q終於成形了。
毫無疑問，阿Q的成形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歷史變化過程，其間，經過了多次換湯不能換藥的改朝換代。在這一動態的歷史變化過程中，主奴心態作為一種元心態，始終規範著國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行為與思考，使之不至於逸出中國歷史的常軌，而且，隨著歷史的不斷循環，隨著暴力與殺戮、愚弄與欺詐的不斷升級，主奴心態中絕對性的一面——奴隸甚而奴才情結也越來越膨脹。伴隨著這一人格的墮落過程，中國也由漢唐雄風迅速墮落為兩宋之孱弱，及至晚清則已是只知求做奴隸而且還不可得了。至於中國人，他們先前還有一些梟雄氣，到後來，就流氓氣更濃，至最後，也就只剩下無賴地痞氣了。
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墮落過程中，阿Q們是全然處於無名狀態之中的。沒有尊嚴，也不知要爭取尊嚴；沒有自由，也不知何為自由。就這樣，不斷的被刪刈與抹殺又自覺的自我刪刈與抹殺，中國成了一個遍地無賴地痞的無人國。所以魯迅先生在小說中不厭其煩的討論「正傳」名目之由來，並辛酸地指出，在中國，阿Q不配享有「內傳」、「外傳」的名目，也不配享有姓氏。這樣，就暗示讀者，阿Q的徹底失語與徹底失明以及其生命存在的全然被遮蔽是一種先天痼疾，是文化與歷史的雙重缺失。並進一步暗示，其徹頭徹尾的無名是這片國土上所有生命的普遍處境。正是在這樣深刻的內核驅動下，阿Q的一系列「行狀」才得以淋漓盡致的展開，才能還荒謬以荒謬之本來面目，才能徹底剝開瞞與騙的面具。有人以為>的序是結構上的一大敗筆，這恐怕不僅是對於小說思想與藝術底蘊的無知，還可能是基於對自身存在境遇的失明與失語。
魯迅在為阿Q還原了其生存境遇是以「勢」為終極追求，以主奴心態為生命形式展開的元心態，以瞞和騙為基本行為方式的強力場之後，阿Q就在虛幻的榮光與現實的屈辱中怵目驚心的演繹著生命的麻木，卑賤，混沌，愚昧……然而，生命畢竟是生命，即便在這樣的他欺與自欺之中，精神勝利法也還是有失效的時候，於是革命出現了。然而，這又只可能是阿Q式的革命。怎麼可以指望一個對生命毫無自覺的人所進行的所謂革命會帶來精神與靈魂上的真正革命呢？阿Q式的革命實際上是一種宿命!
劉邦、朱元璋們是如何開始他們的革命的呢？當身處亂世，求做順民而不得的時候；當這紛紜變幻的亂世使最高威權難以順利控制整個社會的時候；一部分有著強烈主奴心態的人就開始進入狂想。狂想著有一天能擁有天下最崇高的權勢以號令天下；狂想著能奴役盡全天下的百姓；狂想著能淫盡全天下之女人，霸佔普天下之財產。於是農民暴動就發生了。無數的劉邦、朱元璋們揭竿而起，斬木為兵，他們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呼喊著「等貴賤，均貧富」的極富煽動性的言語讓天下所有正處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境遇中人有了成為順民的希望。如此，在做順民與做主子兩種強烈願望之活力的推動下，暴動軍隊越來越龐大，終至於推翻前朝，一個新的王朝誕生了。新的循環又開始了——這就是中國農民起義的真相，而魯迅就是要通過阿Q的革命來揭示這一真相。阿Q的所謂「老子先前比你闊得多」實質上是渴望做主子而不得的自我欺騙——他沒有辦法，當主子威權正盛時，他大約也只能在幻想中度日。到了動亂時期來臨，阿Q的夢想就由潛意識的抽像的「先前闊」具體化為士谷祠內細節真實生動的想像了——女人、金錢、威權——這種極度抽像與極度具體的想像合力淋漓盡致的揭示了中國式的農民起義，其非理性的巨大的破壞力遠甚於建設性意義——為什麼越到封建社會後期，歷史的步履就越發蹣跚踉蹌呢？為什麼科學文化藝術數千年並無多少創新呢？為什麼有許多科學技術前朝發明後，後朝又要被人發明出來呢？這正是因為農民起義巨大的破壞力使一切都要每幾百年一個週期重新開始之故也。那麼，所謂革命，在漢文化語境中就全然消失了其基本的人道主義質素，更無須說有什麼彼岸追求之意向了。漢文化語境之中的革命目的非常單純：金錢、女人、權勢等現世利益。這就不難想像其翻天覆地之破壞力往往大到超出人的想像限度了。沒有了基本的人道關懷，沒有絲毫的精神追求向度，它當然 可以不計一切。
從魯迅筆下，我們終於洞悉了中國式革命的含義和本質。我們也終於明白了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土壤上，只可能產生阿Q式的革命。我們也終於明白：劉邦、朱元璋……所有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領袖們只不過就是形形色色的阿Q，如此而已。
魯迅實在是為中國人畫了一幅絕妙的形神兼備之肖像，為中國歷史作了一個精彩的藝術闡釋，為我們揭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但這並不是魯迅所希望的，>實在是魯迅所進行的一場嘔心瀝血的民族自我批判，他希望通過這種民族自我大批判以警醒國人，來改寫幾千年不變的「順民——造反」歷史。
這就是阿Q的血、阿Q的根；阿Q之所來處，是這個民族五千年來一直引以為傲的文化之根本缺失；是五千年來這個民族最為清醒且為這清醒而承擔起五千年的民族苦難的浩天廣地的愛與傷懷。阿Q就是這個民族，就是這個民族恥辱而苦難的歷史，就是這個民族五千年來蟲豸一般蠕動著的芸芸眾生。阿Q是這個民族的，魯迅早已為他刻上了恥辱的印記。然而，魯迅又說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又如何恰當理解呢？實際上，魯迅早已知道他所創造的這個藝術形象必然本身就昭示了全人類的某種存在困境，其外延直指人類在通向永不言棄的理想之途中與存在本身悖謬的人類的普遍劣根性。可以說，其民族性內涵與人類性外延相互發微，彼此互滲，從而使其與堂吉訶德、哈姆菜特一起成為人類文學史上最具民族性也最具人類性的不可超越的典型形象。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明白，解讀阿Q，必須從全人類與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困境入手，從人的存在的開敞及使其難以開敞的人性的悖謬入手，才可以盡可能的接近這一偉大形象的內核。也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會為那種甘願以阿Q為榜樣緩解生活壓力之行為悲傷不已，想來，先生在地底下的悲痛恐怕更為痛徹骨髓吧。人類其實是不配享有詩意的人生的，因為即使面對著一面可以照徹自己靈魂深處所有醜惡與卑劣的魔鏡，他仍然可以為自己辯護——阿Q難道也是人類的宿命？!
隔著將近百年的悠悠歲月，我讀著大哲的作品，念及這幾十年來的歷史滄桑乃至目前的現狀，不覺感慨萬千——我們這個民族的心態改變了多少呢？我們這個民族種種行狀的目的甚至革命的目的與阿Q又究竟有什麼本質區別呢？而全人類距離存在之開敞與詩意之人生也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
我真的已無話可說，難道阿Q不僅是我們的宿命，也是全人類的宿命？我想起了魯迅，那個痛苦而絕決的人，那個在臨死時仍然關心著無窮的遠方的人們的人，我忽然明白了他何以如此痛苦絕決卻又如此悲憫仁慈。他早已深刻洞悉了這一點啊。阿Q不僅是我們的宿命，也是人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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