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民謠的意識形態
作者：劉曉春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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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民謠一方面是口頭文學的一種形式，另一方面，更是一種社會的輿論現象。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表明，民謠反映了一定時代的民心、民意，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輿論，甚至預示了政治變遷的趨勢。中國當下的社會情境，一方面，社會輿論相對寬鬆；另一方面，改革所帶來的新舊體制之間的衝突，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因此，民眾對於社會現象的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憤，都有可能通過民謠的形式宣洩出來。民謠對於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理解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緒性、極端性，但它代表著民間的意識形態，蘊含著民眾的政治心聲。民謠以戲謔、嘲弄、否定的姿態，表達了某種蘊含著真理的內容；以非嚴肅的形式，寄寓了民眾嚴肅的政治思考。民謠對於社會文化現象作出了直接快捷的反應，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意識。民謠採用戲仿式、顛覆式、漫畫式、對比式等不同模式，保持著民間文化的狂歡色彩，這是不可多得的民間文化亮點。
關鍵詞：民謠 輿論 意識形態 狂歡
Abstract: The folk song, or popular ballad, on the one hand, is a genre of oral literat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presents a phenomenon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has shown that popular ballad reflected some popular sentiments and the public opinion, signifying very widespread public opinion and even forecasting a general tendency in the political shift.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circumstances, the public opinion can relatively enjoy freedom, but meanwh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conventional systems by the reform has brought many new social problems. Thus the public』s emotions including confusions, misunderstanding, puzzlements and even indignations towards many social phenomena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popular ballad, which is, though, one-sided, irrational and extreme in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y, but represents some popular ideology and embodies the political voice of the public. The popular ballad expresses a certain implied truth of the society with irony, ridicule and negation and contains serious political reflections of the public. The immediate and direct response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ears a clear and sharp critical awareness. Various models of the popular ballad including mimicry, subversion, contrast and caricature, contain revelry of popular culture, which becomes one of the rare highlights in popular culture.
Key words: Popular ballad, public opinion, ideology and revelry
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日益向縱深拓展，新舊體制的矛盾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同質性趨於消解，在計劃體系的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三者之間呈現出高度同質的整合關係，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間的同質整合關係已經打破，呈現出分裂的狀態，經濟與政治、政治與文化以及經濟與文化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質的、可以相互支持和闡釋的配對關係，當下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複雜、多元的社會，以致於以理解分析社會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闡釋焦慮，知識分子不知如何去把握這個社會，因為社會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可以用某種一元的價值標準加以闡釋。[1]
當下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國家權力支持的官方話語，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話語；市場力量支配的民間話語。在市場經濟尚未確立的時候，大眾不擁有經濟資源，也不擁有文化資源，至多也就是在地方性社區中存在的民間口頭傳播的通俗文化。官方話語將民間話語排斥在話語領域之外，以致於民間話語基本上被湮沒在官方話語中。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改革，使民間積累了大量的經濟資本，正是由於經濟實力的日益積累與壯大，也促進了以民間通俗趣味為審美指歸的民間文化的發展。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為主體的大眾文化的製作，標誌著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越來越失去手中所掌握的文化資源，而民間各種口頭文藝的流傳，則表明民眾智慧並沒有因為市場經濟的衝擊而趨於枯萎，社會生活的五光十色卻並沒有將民眾的智慧蕩滌乾淨。當知識分子越來越失去其原有的社會主流地位的時候，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解釋能力也越來越貧弱．然而，一如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歷史所證明的，社會的變遷越豐富複雜，民眾對於社會生活的闡釋越來越顯出其草根智慧。當下民間廣為流傳的各種民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種社會情緒，代表了一定時代的民間聲音。民謠不僅僅是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更應該說是一種社會輿論，一種民間的意識形態，一種政治的表徵。在口頭文學總體趨於沒落的時代，民謠以其短小精悍、易於記誦傳揚、針砭時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諷刺藝術等特點，在民間不脛而走。如果僅僅局限於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去解釋民間的口頭文學，我們將很難對這一當下正當紅火的民間文學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倘若我們從歷史/文化／權力的維度加以分析，則將有可能更為深刻地理解當下民謠流傳現象的民間傳統與社會情緒。
口頭文學的命運
在現代性話語中，以口頭傳承為媒介的民間文藝的發達，代表著前現人時期的文體狀態，封閉落後、自給自足、淳樸自然，充滿牧歌情調。這種文化狀態，具體到人際關係領域，則是人們在多處於面對面的交流之中，極少有跨越大範圍區域的人口流動與人際交往，即便是大範圍區域的人口流動，也幾乎是整個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體遷徙，這種整體性的遷徒產生的文化後果，是人們在遷徙的同時，背負著共同體的精神行囊。在前現代的鄉土社會中，一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孤立與隔膜並不是絕對的，但是人口的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比如疏少。我想，我們很可以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於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的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裡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係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裡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2]就是在這樣一種鄉土社會中，口頭文學成為人們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經驗的重要的草根藝術形式。口頭文學的發達，人們使用的傳播媒介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鄉土社會中，文字一直不屬於人們的交流工具。費孝通先生還認為，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一直到20世紀的初期，都還不屬於鄉下人的東西，在鄉土社會中，基本上是「有語言而無文字。不論在空間和時間的格局上，這種鄉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個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並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需要。」 [3]
在鄉土社會中，許多富有智慧與情感的口頭文學家，他們不僅僅以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鄉土社會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之中，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也是民間歷史的保存者和傳播者，而且還被賦予神性的魅力與色彩，在公眾性的祭祀儀式、社區慶典中往往扮演著神人溝通者的角色。一般來說，這些口頭文學傢具有非凡的記憶力、淵博的地方性知識以及天才的表演能力，這些方面使之成為地方性的具有克裡斯瑪特質的權威人物，正是這些神性人物，使鄉土社會的時間觀念永遠處於一種循環的歷史狀態，人們對於當下事物的理解，往往借助歷史、傳統來證明其當下的意義與合法性。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口頭語言為媒介的文學，基本上屬於鄉土社會中不識字民眾表達情感、傳承歷史、評判當下的工具。不用說前文字時代，即便是進入文字時代之後，鄉土社會的口頭文學與廟堂性的作家文學之間，無論是審美情趣還是審美形式，都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口頭文學少雕琢、去粉飾、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滿浪漫想像，也直面現實人生，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文學形式，口頭文學張揚的思想，歷來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相當大的距離。相對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言，口頭文學可以說是一種危險的「他者」，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口頭文學大量充斥著迥異於統治階級的下層意識形態，表達的是下層民眾的喜怒哀樂，在相當多的口頭文學作品中，面對統治者的腐朽沒落，宣洩著下層階級普遍的社會憤懣與抵抗情緒，正因為這一緣故，口頭文學從來都被上層統治者視為「鄙俗」、「淺陋」，而被排斥在聖賢文化之外。進入民族國家建設時期之後，口頭文學的傳播媒介與民族國家現代性訴求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這種面對面的交流方式、封閉性的傳播範圍，以及宣揚相對穩定、保守的地方性意識形態，都與現代性話語中的「發展」、 「進步」等訴求相悖逆，更重要的是， 「文字下鄉」、[4]以印刷術為代表的傳播媒介的發達，衝擊了幾千年來鄉土社會面對面的信息傳播方式，以文字書寫為代表的信息傳播，使鄉民可以通過文字媒介跨越封閉的社區局限，建立超越社區的廣泛的社會關係，對於當下的。理解不僅僅局限於歷史的借鑒，更增加了共時的參照體系。按照吉登斯(AnthonyGoddems)的說法，文字的書寫強化了時。空的伸延，使人們的社會關係達到了口承文藝所無法實現的更為廣大的時。空范域。[5]口頭文學對講述者個人的講述才能有一個較高的要求，其本身的瞬間性、記憶性、傳承性等特點，與文字以及其他現代傳播媒介的可複製性、永久性等特點相比較，從總體而言，決定了它在現代傳播媒介發達時代的式微命運。
口頭文學的式微命運，也體現了以文字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傳播媒介對於「歷史」創造的控制，權力政治通過歷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識形態成為「經典』，進而排斥了非主流的、民間的、邊緣的歷史與聲音，那些被文字等現代傳播媒介書寫、刻錄的歷史也就充當了強化權力政治的意識形態工具。即便是民間口頭文學的歷史書寫，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識形態範圍內，因為民間文學的抵抗性質、狂歡特徵，眾多民間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作品，便再一次塵封在歷史的背後。
然而，口頭文學的總體式微命運，與口頭文學的某些形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並不相悖，民間口頭文學的生命永遠都存在於鮮活的口耳相傳之中。比如當下民間廣泛流傳的民謠、笑話之類，說明民間文學仍然存在於民眾的生活世界。民謠的發達，從中國古史史實可以發現，那些在街頭巷尾的普通老百姓當中流傳的順口溜、打油詩之類具有深切的當下性。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證明，民謠反映了一定時代的民心、民意，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輿論，在很多時候，民謠甚至預示了政治變遷的趨勢。我們可以想像，遠在(詩經》時代，采詩官們所採錄到的民間歌謠遠不止於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采詩官們肯定刪削了不少真實反映當時社會現狀的民間歌謠，而使民謠失去了其自身應有的輿論價值，而只剩下文學價值了，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中，反映社會輿論的民謠應該發揮了更強大的政治輿論與鬥爭功能。在當時有一首童謠唱道： 「月將升，日將沒，木弧箕服，幾亡周國。」歌謠在街頭巷尾的黃口小兒中廣泛傳唱，不久，周宜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機。秦朝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謠，民間以歌謠的形式預示了秦王暴政必將覆亡的命運。西漢的「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揭露了劉邦成就霸業之後的獨夫心態與行為。東漢民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直刺宦官專權的腐敗朝政，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則以藏字的方式，暗含了對董卓弄權的抨擊。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揭露了宋朝亂世的政治沒落景象。……中國古代歷史的民謠反映民心，進而演變出政治變遷的社會戲劇層出不窮。因此，無論是古代民謠，抑或當下民間廣泛流傳的各種反映社會現實以及民心所向的民謠，都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學形式，更重要的，它具有十分嚴肅的政治內容，代表著一種社會輿論，在貌似「以謠傳謠」、諧謔調侃、諷刺嘲弄的流傳形式之中，傳達的則是深刻的社會政治信息。
政治與輿論
當下中國的社會情境，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面臨全面改革的時期。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毋庸諱言的是，少數官僚的腐化墮落敗壞了執政黨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某些區域經濟秩序的混亂助長了社會的不良風氣，改革開放以前支撐社會的道德體系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值此道德體系調整，而新的道德體系尚未建立之際，社會的道德水平呈現整體滑坡的現象。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看，當社會處於劇烈變動轉型的時期，經濟的發展，社會輿論的相對開放或者相對壓抑，都有可能帶來民間輿論的普遍盛行。中國當下的社會情境，可以說是社會輿論相對寬鬆的歷史時期，普通民眾相對具有抒發主觀情志的自由；另一方面，改革所帶來的新舊體制之間的衝突，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無法運用舊體制下的思想觀念加以理解，也無法納入到舊有的規範秩序之中，新的規範秩序又尚未建立。老百姓熱切地期望更深入地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他們對於社會現象的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憤，都有可能通過民謠的形式宣洩出來，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民間都能夠及時地以民謠的形式表達民眾對某一社會現象的評論。從這種意義上理解，民謠一方面是民間口頭文學的形式，另一方面，則更是一種社會的輿論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徹底懲治官僚腐敗，淨化社會風氣已經成為民眾的最大希望。這種集體性的社會情緒，必然會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民謠則是這一普遍的社會情緒的口頭表述形式。對於少數官僚的貪污腐化現象，民謠運用簡潔的語言一針見血地予以揭露抨擊， 「貪官污吏，滿天遍地；揮霍錢財，花天酒地：群眾吃苦，怨天怨地。」 [6] 「千里來做官，為了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政府官員的行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規範的制度加以制約，不具備相互監督的監管體制，公務員的薪金水平也有待提高，這些都是官僚腐化墮落的制度因素，而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以及集權政治下的「當官發財」意識則是官場腐敗的思想根源。由於官員的腐化墮落，致使政府官員的陞遷在很多情況下都不是以才、德作為衡量的標準，反而助長了許多庸人跑官、買官，任人唯親，任人唯財，民間對此也有相應的民謠加以描畫： 「生命在於運動，提升在於運動；不跑不送，聽天由命：光跑不迭，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會做不如會說，會說不如會拍，會拍不如會塞，會塞不如會要」。
官場腐化的現象，大到買官賣官，貪污受賄，小到吃喝玩樂。對於官僚的吃喝玩樂風氣，老百姓一種近乎調侃的語言——夫人語錄——形式進行諷刺， 「出門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夠不著，站起來。人勸酒，不理睬，長計議，養身體。吃不了，帶回來，自家用，省得買。喝多了，也回來，見野花，不要采」。還有一首民謠戲擬老婆告狀的口氣，以敘事的形式將官場的吃喝風淋漓盡致地加以披露： 「一路春風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紀委會：這樣吃喝對不對?紀委回答很乾脆：湖吃海喝是不對，大吃大喝是浪費，該喝不喝也不對。瞧，我們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縣委會，書記說：還是紀委說得對!說著起身往外退：對不起，我們也要去赴宴會，」甚至有一首民謠，仿毛澤東(長征)韻腳，諷刺官場的吃喝玩樂風： 「當官不怕喝酒難，萬盞乾杯只等閒；鴛鴦火鍋騰細浪，海鮮燒烤走魚丸：桑拿按摩週身暖，麻將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自如雪，三陪過後盡開顏。」 [7]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員雖然貪圖物質與色慾享受，但是又懾於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標準的「自律」，這些官員竟然恬不知恥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禮不受賄，喜新不厭舊，風流不下流」作為約束自己行為的「新四項基本原則」。[8]
在很多情況下，官場腐敗體現為數字腐敗，因為各種統計數字關係到各級政府官員的政績，於是，虛假的數字便成了許多官員陞遷的依據與法寶。民謠對此也有深刻的洞見：「產值要高，政績要大，至於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還要高，不然烏紗掉。」還有不少官員盲目貪大求洋，追求所謂「形象工程」，勞民傷財。老百姓發現，官員的政績將沉重的負擔轉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謠將官員的政繢與普通百姓的負擔對照起來： 「一代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 「幹部出風頭，群眾吃苦頭；領導台上吹牛皮，群眾台下餓肚皮」。
執政黨的幹部有一個優良的傳統與作風，理論聯繫實際，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關心民生疾苦，與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可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了，卻也使政府官員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作風，對某些官員來說，下鄉成了走過場，走馬觀花，流於形式，不求實效，更有甚者，吃喝玩樂，勞民傷財。對於如此「調查研究」的方式，民謠予以無情的嘲弄：「坐在車上看，圍著餐桌聽，結論早已定」。 「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中午吃頓飯，拍拍肩膀好好幹」。 「春天鯉魚肥，下鄉喝兩杯；夏天山區涼，下鄉好地方；秋天螃蟹鮮，下鄉解解饞；冬天狗肉香，下鄉嘗一嘗」。
對於某些敗壞了政府形象的官員，也有民謠高度概括，刻畫出新時期的官場「群丑圖』，民謠運用民間文學慣常的類型化手法加以刻畫，諸如「九平幹部」； 「口中講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憑，右手握酒瓶，對上會擺子，對下能剷平，家中有暖瓶，外頭有花瓶，生活上水平」： 「三臉幹部」： 「喝酒喝紅了臉，釣魚釣黑了臉，打麻將捂白了臉」； 「三公幹部」： 「辦公桌前黑臉像包公，酒席桌上紅臉像關公，回家路上搖搖晃晃像濟公」。
改革開放將全民的積極性都最大限度調動起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圍繞著經濟發展的中心開展現代化的建設，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但是，以發展為訴求的現代性話語卻犧牲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道德與價值標準，比如義利之辯的「重義輕利」，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則幾乎被拜金主義的社會風氣蕩滌乾淨，許多人失去了高遠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於金錢與利益的慾望。民謠這樣描述當下的拜金主義社會風氣： 「政治是虛的，理想是遠的，權力是硬的，票子是實的； (要)去掉虛的，扔掉遠的，抓住硬的，撈到實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這種拜金主義思潮與吃喝玩樂思想沆瀣一氣，共同敗壞了社會風氣， 「世上都曉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愛情多與少，能夠快活就是了。」
拜金主義流風所致，導致許多地區經濟秩序混亂，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假冒偽劣產品破壞了良性經濟秩序，制假販假售假，謀取個人、部門、地方的經濟利益，對國家法律與社會公德置若罔聞。對於此等社會現象，民謠對利慾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 「要想發大財，錢從假貨來，撈得幾十萬，頂多判兩年」；「不靠天，不靠地，專門靠制假，一年兩個億」； 「貨假不要緊，只有鈔票真， 『宰』了他幾個，還有後來人」： 「你使假，我裝傻，有了回扣就瀟灑，坑國家、害天下，喪盡天良求暴發」。
社會變遷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轉型，因為利益分配的差異，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農、商、學、兵等社會分層體系，已經難以回應社會的急劇變化。由於利益的重新分配，進而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分類，而這種分類的劃分又反映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改革過程中產生的新的社會不公正，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幾乎超過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之標準。對此，老百姓將由於利益分配所產生的利益群體進行形象的分類； 「一等人掌實權，點頭晃腦就來錢：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三等人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當律師，發財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干個體，騙完老張騙老李；六等人手術刀，要想治病遞紅包：七等人當演員，扭扭唱唱就來錢：八等人交警隊，馬路旁邊吃社會；九等人跑銷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衛生，不見好處不發證。」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制約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的深入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之初，農民切實地感受到生產力解放對於農村經濟發展的意義。自從1997年以來，占中國人口總數70％的農民，其收入已經連續四年呈下滑趨勢，2000年人均收入僅3％左右，農民購買力占全國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 [9]農民負擔過重，已經成為民謠中最有切膚之痛的沉重話題： 「頭稅輕，二稅重，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五十六頂大蓋帽，圍著一項破草帽」； 「農民苦，背負蒼天面朝土；農民悲，四方攤派八方催；農民愁，孩子無錢把書讀」； 「鄉集、村集、組也集，農民著急；政府籌、部門籌，農民發愁」。種田，已經成為農民的「雞肋」，農田大量拋荒，許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謀生： 「盼一年，幹一年，年年不剩錢，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 「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見錢，哪還有勁去種田」； 「一做小商販，二進鄉村辦，三上建築站，地裡的活兒沒人干」。
相對於民眾豐富的創造力采說，這裡所列舉的一些民謠實在是滄海一粟。儘管民謠是一種社會情緒的反映，在現代性話語看來，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我們不得不要承認的是，民謠代表的是一種民間的意識形態，是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另外一種聲音。綜觀當下的民謠，可以發現，民謠對於當下的社會現象或諷刺，或嘲弄，或戲謔，或調侃，或規勸，目的在於抒發情志，褒貶時風，議論時政，抨擊時弊，表達愛憎。無論採取何種態度，都代表了民眾對於某一社會現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緒，在那些貌似輕鬆幽默的語言背後，可能隱含著民眾的困惑、迷惘乃至焦慮與激憤。所以，民謠是民間政治意願的素樸的表達形式，古代統治者之所以可以透過民謠觀風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為民謠蘊含著民眾的政治心聲。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民謠可以說是一種社會輿論。民謠的廣泛流傳，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的人們對社會現象、社會矛盾的一致認識基礎之上，當一種共識形成廣泛的輿論力量之後，便會借助某一種傳播媒介傳遞開來。民謠以其簡潔精煉、合轍押韻、幽默風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傳易記等特點，非常符合民眾對於社會新聞、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的評論欲求。在社會輿論相對不發達的時代，民謠是人們評論社會時事不可代替的重要傳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動與遊走特點，像水銀洩地般地瀰漫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人們對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具有難以割捨的評論慾望，就會有一定的社會評論方式出現，以此滿足人們的政治慾望。當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發展態勢之中的時候，民謠的社會遊走性也相對遲緩，因為尚沒有社會壓力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形成一定力量的衝擊。一旦社會潛伏著一種危機、或者處於急劇轉型的時期，社會秩序的失衡強烈地刺激人們對於社會問題的評論慾望，以此表達人們的政治態度，在社會秩序高度失衡的擠壓下，表達人們政治願望的民謠便迅速地蔓延開來，形成社會輿論，幾乎成為人們對某一社會問題的共同評價。即便是在大眾傳播媒介非常發達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發達的民謠輿論，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自身已經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共謀，權力政治與資本基本上控制了大眾傳播媒介的話語形態，根本不構成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對於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甚至採取迴避、否認的態度，更遑論及時、充分地解釋社會問題了。
正因為民謠是一種社會輿論，所以也就決定評論社會問題的直接性，反映社會問題的快捷性。因此，與哲學、政治、文學、法律等相比較，民謠對於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緒性、極端性，因為民謠並不是對於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藝術形式，而是對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表層的、初步的思考，一種表層意識形態，是人們經驗世界的結晶。在很多民謠中，既有對於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直接、快捷、真實的反映與評論，表達了某一個時期人們共同的社會情緒，也有對於社會問題的過激反應，有的採取一種諷喻戲謔的態度，有的則採取一種蔑視否定的態度。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民謠以戲謔，嘲弄、否定的姿態表達了某種蘊含著真理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民謠以非嚴肅的形式，寄寓了民眾嚴肅的政治思考。
語言狂歡
可以這樣說，中國當下已經進入了一種後現代政治觀念的時期。中國現代的政治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圍繞著啟蒙時期和民族國家建設時期意識形態的主導性論述，然而隨著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經濟主導地位的確立，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趨於弱化，在民族國家的主導性論述中，使啟蒙時期和民族國家建設時期意識形態繼續發生影響與作用的理論支持已然煙消雲散。中國當下的意識形態景觀無法化約為—種大型的政治論述。人們已經認識到「解放、普遍性與理性」等大型迷思(myth)已經衰頹，這種衰頹使人們趨於接受的文化與論述多元性。從這一角度理解，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當下中國，民謠的廣泛傳播也正代表了民眾對於政治與文化的多元理解、評論、論述的方式。
毋庸諱言，民謠的傳播範圍非常廣闊，其傳播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我們可以從朋友的聚會中聽到許多民謠，也可以從因特網上瞭解到不同的民間聲音，還能夠從許多正式的出版物中閱讀到民間情緒的民謠表現形式。民謠在茶樓酒肆、田間地頭、互聯網絡的流傳，在這些傳播空間中，民謠的流傳帶有政治動員的性質，民眾在傳播的過程中可以自由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對於社會現象或者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這些民謠的傳播空間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在哈貝瑪斯看來，所謂「公共領域」， 「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可以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當他們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處理普遍利益問題時，公民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因此，這種行動具有這樣的保障，即他們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組合，可以自由地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當公共討論涉及與國家活動有關的問題時，我們稱之為政治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作為公共意見的載體的公眾形成了。」[10] 「政治公共領域是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需求加以調節。」 [11]民謠在茶樓酒肆等傳播空間口耳相傳的時候，實際上是—種基於平等自由人際關係的社會交往，三兩知己在酒酣耳熱之際，藏否人物，譏刺時事，從民間的、而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角度評論社會現象，在普遍的社會情緒驅使下，民謠的輿論功能以一種開放的形式傳播著民眾的輿論傾向，這種開放的形式在民謠的傳播者之間不斷地形成對話，主要體現在民謠不斷地根據地方性情境為傳播者所改造，進而發生從形式到內容的變異。因此，在民謠傳播的公共領域中，采自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雖然具有不同的觀點及意見，一旦進入關於某種社會現象的集體性論述與對話的契機，便有可能摒棄由不同的社會地位所預設的不同利益，在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基礎上形成某種經驗性的共識，從而廣泛地流傳開來。
相比較而言，對於當下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大眾傳播媒介越來越失去其批判的力量。表面看來，大眾文化雖然標榜為人民大眾而創作，實際上，它卻是掌握在擁有並控制著大眾傳媒機器的少數集團手中。大眾文化是由社會統治集團控制的大眾傳媒技術，以及消費大眾文化的大眾的審美情趣兩個相互作用的因素構成，大眾文化既是通過現代技術批量生產出來的，它更高不開大眾的消費。由於報刊、電視、流行音樂以及其他大眾娛樂形式都是權力政治與資本相結合的文化生產，其消費對像不受階級、年齡和性別的限制，大眾文化不僅僅具有社會經濟意義，更重要的，它對於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具有重要意義。大眾文化通過強調愉快與娛樂，在一種「慰藉，與「麻醉」的效應中贏得大眾的支持，進而對大眾形成操縱與控制。傳播媒介的市場化，文化的商品化，致使大眾文化氾濫。大眾文化的氾濫意味著權力政治與資本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市場規則已經成為文化產品創作的內在法則，無論是題材的取捨，創作模式、消費方式的選擇，文化產品都首先考慮市場的銷售策略，即便是以所謂「批判」的姿態出現的作品，也不得不包裝成商品的形式，進入文化產品市場的交換領域，不得不與權力政治、資本討價還價。哈貝瑪斯指出，一旦市場規律控制著商品流通和社會勞動領域，如果它滲透到作為公眾的私人所操縱的領域，那麼，批判意識就會轉化為消費觀念。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文化批判的公眾已經轉變為進行文化消費的公眾。[12]
在權力政治與資本共謀下繁榮起來的大眾文化，其審美旨趣所散發出來的意識形態，表面看采似乎以大眾的娛樂與愉快為審美指歸，實際上從更深的層次上捧擠、壓抑下層民眾的聲音。按照哈貝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以大眾文化為主導的公共領域，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它與其他亞文化公共領域一起形成一個交往結構，如此看來，民謠與其他口頭文學以及眾多的民間文化構成了與占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唇齒相依的亞文化公共領域。從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書中，哈貝瑪斯認識到民間文化(Volkskulu．~)的內在動力。他發現，民間文化顯然絕不僅僅是背景，也就是說，絕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極框架，而是定期出現、反抗等級世界的顛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慶典和日常規範。他進而認識到，這一看法揭示出，排擠機制在進行分野和壓制的同時，也喚起了無法抵消的對抗力量。[13]
作為亞文化公共領域的民謠的傳播空間，民謠的流傳並不需要特別地借助某種形式的現代傳播媒介，雖然在因特網、書刊、報紙等媒體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更多的還是人們的口耳相傳。正因為民謠傳播媒介的原生態意義，意味著民謠的流傳並不需要仰仗某一強勢集團的利益，不為主流意識形態所局限，更重要的是，民謠的流傳無須經過商晶化、市場化的過程，換言之，即便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氛圍中，民謠依然保持其文化批判的功能。在巴赫金看來，民間文化具有其不可掩飾的狂歡節文化色彩。民謠口耳相傳的傳播空間可以說是—種狂歡節性質的廣場空間，它的民間性質，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東西，它屬於民間老百姓自己的意識形態，按照巴赫金的說法， 「在充滿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世界中彷彿享有『治外法權』的權力」。[14]在這種狂歡節性質的廣場空間中，形成了狂歡節的形式和象徵的特殊語言，一種非常豐富，能夠表達人民大眾複雜統一的狂歡節世界感受的語言。 「這種世界感受與一切現成的、完成性的東西相敵對，與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動搖性和永恆性的東西相敵對，為了表現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動態的和變易的、閃爍不定、變幻無常的形式。狂歡節語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徵都洋溢著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著對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力的可笑的相對性的意識。獨特的『逆向』、 『相反』、 『顛倒』的邏輯，……各種形式的戲仿和滑稽改編、降格、褻瀆、打諢式的加冕和脫冕，對狂歡節語言來說，是很有代表性的。」 [15]
從這一意義理解，當下民謠可以說是一種語言狂歡。在當下中國的文化情境下，如果要問何種民間文化尚保留著其自身所具有的本質性狂歡特質的話，我們大概只有在民謠當中尋找了，即便是民間的廟會文化也已經喪失了其狂歡特質，而淪為權力政治、資本與地方性文化共謀的產物。我們說只有民謠依然保持著民間文化的狂歡色彩，是從民間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角度進行理解的。民謠的顛覆性、不妥協性、諷刺性決定了它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永遠保持著相當的距離，發揮著其獨特的輿論功能。具體而言，民謠的語言狂歡有不同的模式。
戲仿式：在很多情況下，民謠的語言擺脫了社會規範秩序與等級的束縛，故意破壞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所形成的各種秩序，打破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和褻瀆的語言禁忌，以一種毫無顧忌的、戲仿的方式表達民眾對於現存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樸素看法，在這種類似於盡情狂歡的廣場式語言中，取消了交往者之間的一切等級界限，也彌合了人為建構的神聖與卑俗之間的等級秩序。像民間戲仿《長征》一詩所形成的民謠，則是將長期以來被主流意識形態供奉在神壇上的領袖人物的詩歌傑作加以改編，將承載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賦予民間化的狂歡精神，形成一種特殊的諷刺效果，使人不禁將兩代不同的共產黨員形象鮮明地對照起來，萌生無限的感慨，激發人們對於社會風氣的關注與思考。有一篇戲仿劉禹錫《陋室銘》的民謠，形象地刻畫了某些官僚不學無術、排斥異己、溜須拍馬、拉幫結派、玩弄權術的嘴臉：「才不在高，有官則名；學不在深，有權則靈。這個衙門，惟我獨尊。前有吹鼓手，後有馬屁精；談笑有心腹，往來無小兵。可以搞特權，興幫親。無批評之刺耳，有頌揚之雷鳴。青雲直上天，隨風顯精神。群眾曰： 『臭哉此翁！』」。[16]還有一首戲仿電影(紅高梁)的插曲，揭露了行賄者的灰色心態： 「花高價，買名酒，名酒送禮趕火候。喝了咱的酒，不想點頭也點頭：喝了咱的酒，不願舉手也舉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歸一跟我走，好酒好酒。」
顛覆式；民謠對於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的諷刺、批判，總是能夠出入意表地揭示問題與現象的本質。表面看來，許多社會現象貌似嚴肅、莊嚴、正統，但是民謠卻毫不留情地撕去其偽裝、解構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還有一首戲仿劉禹錫《陋室銘》的民謠，則以漫畫式的手法描繪了某些毫無意義的會議場景： 「室不在大，有凳就行。人不在多，無頭不成。說得再嚴厲，遲到不要緊。八點半開始，九點鐘進行。談笑任自由，往來無拘謹。可以織毛線，抽香煙，嗑瓜子，佩大山。材料兩公斤，內容只一錢。台上照著念，台下隨手翻。無動腦之旁神，無記錄之麻煩，開水喝了幾大桶，廁所去了四五番。有的栽瞌睡，有的打呵欠。時時抬手腕，盼望快點散，怒聞一聲『同志們』，接著又是『一二三』。從頭至尾再敘述，眾人曰： 『有完沒完！』」。許多會議打著會議的幌子，實際上則是吃喝玩樂，真正會議的時間很短，遊玩反而成了會議的主要「議程」，民謠也將會議的所謂「嚴肅性』加以嘲弄，會議實際上則成了某些人吃喝玩樂的正當理由，此類會議勞民傷財，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開會像過年，酒肉都齊全。開會開會，一開就醉。一天會議兩天玩，四天五天是參觀，六天七天算中轉，八天九天把家還，回來還得歇一天，湊足十天花萬元。」
漫畫式；民眾的智慧還體現在對於社會現象的高度觀察、概括能力。民眾能夠將社會現象以寫真的形式加以描述，而且總能夠抓住社會現象中某一顯著的方面，加以藝術的突出與誇張，從而達到諷刺的效果。有一首民謠諷刺某些農村幹部的工作流於形式，疲於應付，沒有創造性： 「早上出門將車推，上午來把『提留』催，中午村裡喝幾杯，吃完就去把覺睡，醒來再把『絕育』擂，晚飯過後才回歸，新聞節目也不看，大家趕快畫『烏龜』。」這首民謠描述的是某些村幹部的日常工作安排，民眾並沒有被他們整體忙碌的表面現象所迷惑，而是一針見血地突出了農村某些幹部工作的形式主義流弊，揭露了這些幹部的工作毫無成效。這首民謠在寫真的基礎上漫畫式地突出了工作日程中的某些方面，表面看來似乎不動聲色，一旦將一系列的突出描述集中在一起的時候，則構成了一副完整的畫面，從而達到一種完整的諷刺效果。有些民謠則比這種漫畫式的方式更為誇張，下面這首民謠，則是某些官僚的形象寫真： 「對上舉手——拍，對下抬手——打，同行揮手——推，自己巧口——吹。吹牛皮像牛口氣一樣，奉承領導
像巴兒狗一樣，訓斥下級像老虎一樣，公款吃喝像惡狼一樣，見便宜跑得像兔子一樣，幹工作像猴子一樣，遇見困難像泥鰍—樣。」這首民謠毫不留情地諷刺了某些官僚的工作作風，既有寫實，也有誇張，比喻貼切，情感激憤。
對比式：有些民謠將不同時期的社會現象並置起來，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對比之中，既反映了社會文化的變遷，寄寓了民眾對於當下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的評論，也隱含了民眾的意識形態。有一首民謠從民間的視野概括了建國五十年來中國大陸社會風氣的演變，儘管有些偏頗，但民謠卻真實的代表了民眾的看法，宣洩了民眾的情緒，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實： 「50年代人育人——比學趕幫，60年代人整人——階級鬥爭，70年代人防人——萬馬齊喑，80年代各人顧各人——人心渙散，90年代見入就宰人——惟利是圖。」還有些民謠從某一角度透視社會風氣的變化，比如有一首民謠從女孩擇偶觀的變化，反映了社會文化的變遷對於人們愛情觀念的影響，「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貧農，70年代嫁軍營，80年代嫁文憑，90年代嫁珠穆朗瑪峰(高個子)。」「大姑娘找了個解放軍，二姑娘找了個紅衛兵，三姑娘找了個大學生，小姑娘找了個生意人。」這種對比式的民謠有時雖然採取以偏概全的方式，卻也能夠從這種片面中發現民眾深刻的洞見： 「50年代全民煉鋼，60年代全民備荒，70年代全民下鄉，80年代全民經商，90年代全民皆當董事長。」
結 語
聯繫中國當下的文化情境，民謠所具有的狂歡精神應該是不可多得的民間文化亮點，儘管民謠具有民間文化不可避免的經驗意味，不是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深層次思考，但是，民謠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直接、快捷的反應，對社會文化現象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意識，針砭時弊，始終採取獨立的民間姿態，準確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以及民間普遍的社會情緒。可以這樣說，如果要全面真實地瞭解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狀況，民謠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現象。
註釋：
[1]參見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頁。
[2]費孝通：《鄉土社會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3]費孝通：《鄉土社會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
[4]費孝通：《鄉土社會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5]安東尼·吉登斯：《民族 國家與暴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4頁。
[6]本書所選用的當代民謠的資料，均來自《百姓話題——當代順口溜》（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2000年6月第2此印刷）一書。
[7]該民謠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公僕不怕飲酒難，千杯萬盞只等閒；『習水』『洋河』騰細浪，『孔府』佳釀佐泥丸，『酒鬼』下肚肚裡暖；更喜『茅台』 『五糧液』，諸君飲後盡開顏。
[8]該民謠的另外兩個版本是：「喝酒不喝醉，收禮不收賄，跳舞不定位，再晚回家睡」。「吃飯基本有人請，喝酒基本有人敬，工資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動」。
[9]賈可：《2001：記錄「兩會」重點》，載《南方週末》2001年3月22日，第13版。
[10]汪暉 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5-126頁。
[11] 汪暉 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7頁。
[12]（德）哈貝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果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200頁。
[13] （德）哈貝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果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4]（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
[15]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16]人民群眾歡迎、愛戴的好官，在老百姓心中則是另外一種形象：「位不在高，廉潔則名；權不在大，為公則靈。斯是公僕，服務於民。腳步邁基層，民情入腦深；談笑有百姓，往來無私情。可以明實況，察實情。無謊報之亂耳，無偏頗之愛心。蘭考焦裕祿，贏得萬民欽。眾人曰：公僕精神！」。
（劉曉春 文學博士 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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