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原《書屋》編輯周實、王平的信
作者：李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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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或者死亡」
——致原《書屋》編輯周實、王平的信
……自由並不是一種只有在遙遠的將來才能實現的宏偉目標，人類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時候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那樣，歷史也就不能前進了。當布魯諾在認罪書和火刑柱之間做出選擇時，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請求赦免和終生苦役之間做出選擇時，鐐鏈正鎖著他們的手足，但他們仍然是強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為他們所選擇的火刑柱和終生苦役把他們和整個人類的歷史命運聯繫在一起了。他們被與社會隔離，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是族類整體的一部分，因而屬於一個永不失敗的隊伍。 ——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
周實、王平先生：你們好！
這是一封早就在寫、而發出太晚的信。
去年7月，收到了周實的《刀俎之間》，看了又看。或為刀俎，或為魚肉，這就是中國舞台上的劇目？知識界同人破天荒「我們有話要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也看了又看。但我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該說的話早晚要說，哪怕時光荏苒、秋去春來。像《南方週末》、《書屋》這樣的事，不該很快就過去。事實上也遠遠沒有過去。
風雨如晦，太平成象。我們處於天地屯蒙之世。《第三帝國的興亡》寫道：如果認為納粹政權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國人民猛然驚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動了他們中間的極大多數人，那就錯了。「一個那麼輕易放棄他們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較少數的人以外，是不會不惜犧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險來維護信仰自由的。」這也似乎是我們經常見到的景觀。「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魯迅慨歎：「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這裡」。這樣的地方，想要享受普遍的言論、表達自由，可能還相當遙遠吧？何況，我們又領略到「民眾的罰惡之心」，那就是「9·11」發生後的喪心病狂。一夜間我發現「還是魯迅時代」：「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對專制不平，但又對自由冷笑」，這就是我們同胞的精神水準。「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所以，「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一夜間發現自己置身於虎狼出沒的叢林，能不恐懼？日間所驕傲的「五千年文明」到哪裡去了？精神分析學家指出，「既然地球和人類都只有一個，東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兩半」。可我們這裡人類的心理那麼怪異，究竟為什麼？
從去年到今年，這些問題纏繞著我。這些問題想不清楚，我的信也就不能順暢寫出。記得「9·11」不久，一位我所看重的青年學人反求諸己，說眼前事實證明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失職。我理解他的沉痛，對他的結論卻有些猶疑。「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有功」，慚愧是慚愧，未必算失職。有失職的，也有盡了心的，我不主張「總體而論」、大包大攬。見過各種各樣的人，我想「失職」不如「失敗」貼切，說「失敗」似乎更合乎實際。失敗需要面對，也不能太「英雄氣短」。歷史不是宿命，人文知識分子何必「以成敗論英雄」？人活一日，就會有戲。艱難困苦，我想，該有「水落石出」之時。
給您們寫信，主要想清理自己的思路。我們必須正視社會的、精神的黑暗，同時不能忘了給自己點亮一盞燈。越是黑暗的時候，心中越要懷有希望。一燈能滅千年暗，「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支小蠟燭失去光輝。」為什麼說這些？正所謂鼻息如雷鼓。我們該有信心穿過黑暗，而不至在路途中沉淪。很欣賞俄羅斯人別爾嘉耶夫一段話：一方面，人應有「見惡」的能力，為戰勝惡必先看到惡、揭露惡。對惡視而不見，會使人變得非常麻木；但另一方面，也應避免一個極端，即只注意到惡、到處見到惡，乃至睜眼閉眼只有惡，覺得整個世界在惡魔手裡。「真正的精神衛生學在於不要陷於惡的世界，而要集中在神的世界，集中在光的幻覺上。」我私心以為，不少中國人被他說准了。不說遠了，這一百年中國知識者由反抗黑暗始、到後來向黑暗輸誠的，不是數不勝數嗎？我想對此應該保持警惕。現在，中國人爭先恐後「在精神上毀滅自己」；面對這一事實，如果我們懷著《死水》一般的憤激，那也可怕，惡會把我們一網打盡。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這是實實在在的道理。所謂暴君的臣民比暴君還暴，並非天生如此。循著一條惡的途徑，反抗者跳不出惡魔的手心，奧狄浦斯王的故事上演了無數次。所以我想說，「以惡抗惡」成功也是失敗。面對黑暗我們只有考慮走出，很可能是捧著心燈小心翼翼「出埃及」。它要求我們更勇敢、更理性、更清明。中國人天生是狼嗎？基因技術否認這一點。原因只能是後天，就像卡瑪拉狼孩，在叢林中呆得太久，不知不覺就變過去了。說到「9.11」後民眾的大面積抽風，原因也是顯而易見。出於政權穩定的考慮，當政者太上禁心、禁言禁事，幾乎所有書籍、報刊、廣播、電視都為「國營」，真正多元的聲音發出很難，真相、信息的傳播難以實現。盲人摸象被告知有一個標準答案，不接受「新聞聯播」跡近「持不同政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能知道多少？久入於芷蘭之室，知道又能怎樣判斷？問題在這裡。所以籠統憤激「中國人素質如何」沒用，說「中國人受教育程度太低」也不濟事。事實上人們也在受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生活教育。反人文的教育也是一種教育，煽動仇恨是這種教育的組成部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所以我覺得可以說，「9.11」後我們所見的一切，是一個社會基本新聞自由、言論權利長期被剝奪，社會供氧不足、營養失衡出現的寧馨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律在這裡管用。所以，你剛想起「上帝讓誰滅亡，就先讓他瘋狂」的話，隨即又響起另一個微弱的聲音：「父啊，原諒他們吧，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這可能是問題所在。中國要想「出埃及」，只有從包括生活教育、社會教育在內的廣義教育入手，只有從憲法所規定的新聞、言論、出版自由入手，放鬆管制、打破壟斷，還政於民、還信於民、還口於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須誰來越俎代庖。哲學家言存在先於本質，老百姓說活著就是天理。此外，對一切以真理自居的「先知」，我們都可以指出，誰知你葫蘆裡賣的是不是毒藥？我們對知識者自己也要審視。大道之不存久矣，價值嚴重淆亂、精神生態污染，即使我們有志於治污，自身也難免帶有各種各樣的病毒。應該認清這一點。看不到這個是一種盲目，看到這一點也沒什麼可怕。帶菌者同時是治療者，帶菌操作強似聽天由命。而且思想家顧准說得很明白：「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學術自由，天然地成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劑。有這些自由，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綜合的世界觀。」
寫到這裡，想起林賢治的一篇文章。去年，你們所編第5期《書屋》有李慎之先生《回歸「五四」、學習民主》一文，對「尊五四，尤尊魯迅」的流行見解重新打量，提出真正能全面表達、代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該是胡適。「我們的反思必須到位」，這是一篇正本清源、撥亂返治的文章。隨後，作家林賢治（他也是研究魯迅的）撰文商榷，說魯迅比胡適正確、高明云云。我是喜歡魯迅的，但我也看重胡適，這裡想繞開「魯迅還是胡適？」的非此即彼說幾句。我覺得，喜歡哪個人屬於個人愛好，討論魯迅還是胡適誰對今天更有意義，也有必要。但他們未必水火不相容：「熵潮漲落無定據，桃莉深藍各莊嚴」。同時，我們不能忘了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產生了魯迅、胡適們的時代土壤及社會背景。從我記事時起，大陸人就在「水深火熱」美帝、蘇修的同時，忙不迭地往「解放前」、「三座大山」、「北洋軍閥政府」等吐口水。我們忘了，往別人吐口水不能使自己乾淨。不說多了，沒有民國建立後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新文化運動」會從天上掉下來嗎？大概不會。套用「唯物史觀」的句式，不妨說有了出版、言論自由，沒有魯迅可以出魯迅，不但魯迅也出胡適，以及陳獨秀、周作人、李大釗等；而一旦基本自由喪失，有一百個魯迅又頂什麼用？魯迅不能不閉嘴，胡適們「勝利大逃亡」。「若驚道術多遷變，須向興亡事裡尋」，這是很普遍的事實，也是很普通的道理。魯迅本人可能比我們更懂這個理。因為1931年，有家雜誌社向他提問：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他明明白白回答：「編輯先生：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做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我想對今天的爭論，是否也該如是看待？
「我們的言論自由在哪裡？」這是一個「識其大」的問題，也是許多討論隱含的前提。不能迴避這個前提「顧左右言它」，也不要借口「就事論事」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的看法是，就事不能論事。如果你沒有自己的判斷標準，你就不能做出判斷。事實上我們也看到，許多圍繞「魯迅還是胡適」展開的討論，並不是在就事論事。當然也不能排除偏愛（青年叫「追星」）的成分，不說一言不合老拳相向，確實把維護哪個人、哪部作品看得非常重要，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創造更要緊。很有些人習慣於通過作家、作品看世界，而不是通過世界看作家、作品，這是否也是一種「生活在別處」？作為文化人喜歡「文化」，這天經地義、無可厚非。既然「語言是存在的家」，則語言不解放談不上思想解放，語言受禁錮談不上學術繁榮。但現在我想說的不是這個。我想對一個社會來講，文化、文學這些東西不必非有，而人的言論自由、基本權利必不可無。畢竟，「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沒有了言論自由，一個社會連基本的清明、公正談不上，「思想」「文化」之類雲乎哉？一定要讓我選擇就是如此。老實說，讓一個社會最底層的人能夠說出話，讓一個哪怕目不識丁的人有地方申訴自己的「苦情」，比這個社會催生了多少文化名人、思想家、諾貝爾獎得主要緊。喜歡「偉人崇拜」的人經常引用一段話：「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我一直覺得這話很怪。我覺得反過來講可能更成立：不知道自己挺起胸膛，一味擁護、愛戴、崇仰「偉人」的，真正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真正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借用前賢的現成話，則「視己如草芥、視佛如泰山，將此我作踐不堪，此人是自家奔入地獄、無有驅之者」。
歸根結底，讓我們自己過得幸福比什麼要緊。自由是構成我們幸福的不可少的前提。自由就是人行使自己的法定權利，哪怕他的行使權利會冒犯別人。「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但只服從法律，那麼，他就是自由的。」「社會有可能發現言論令人不快，可這個事實並不構成壓制言論的足夠理由」。人們的觀點容或不同，但在本體論上是平等的。在言論問題上，權利大於是非。在一個說話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人們發表的「意見」比所謂「真理」要緊。可現在普遍的情況是，別說那些目不識丁者，就是這個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發現，自己沒有可以說話的地方；別說下崗工人、進城民工，就連那些有點一官半職的人也感到，自己「主人」的權利和安全其實沒有保障。由此我想到你們。在中國，民間辦報辦刊的路被封死，爭取言論自由的路格外難走。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官辦體制內的總編、編輯同民間力量一道，披荊斬棘，為開拓言路作了巨大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未來的中國文明史應該為他們大寫一筆。尤其進入九十年代後，社會控制比八十年代更嚴，偌大個中國，會寫文章的人多得是，敢講幾句真話的人也不少，但可以讓他們發言的平台卻少之又少。你們身為體制內人，不甘心做無聲社會的一員，用幾年時間辦出一份有良知、有血性的刊物，為受壓制的生活仗義執言。「孰知不向邊庭死，縱死猶聞俠骨香」，說實在你們值了。畢竟，許多人幾十年、甚至一生都在枉活。而且你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黑暗勢力高叫著：「斗膽犯上的——割雞巴！多嘴多舌的——切舌頭！明白不？」你們聽得明白，卻還是一往無前、臨難而不苟。我以為，像司馬遷被閹、張志新被割喉嚨而心志不移，你們也做到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對暗夜的沉默者是多大的鼓舞。前面說過，中國人要想享受言論、表達自由可能相當遙遠，那是指社會的一般狀況。你們其實已經超出了一般水準，屬於「先自由起來」的一部分中國人。如你們還在位上，我不會說這些話。你們離開了編輯崗位，我想你們不需要安慰，還是想起《聖經》上的話：「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並不是說你們主觀上想充好漢、當烈士，不是那樣的。以前每次見到新刊物，我都要先瀏覽《書屋絮語》。記得有篇《瓦和玉》，由「馬死道旁兒」的古語想到玉，想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句粉身碎骨的話，心裡多少淒然。你們坦承：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瓦的世界，我們每天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瓦下面；「……至於我自己，我當然明白，只是一塊瓦，一塊殘損不全的瓦，雖然也想成為玉。」這則絮語給我印象很深，以為曲折傳達了你們的隱衷。所以現在，如有人出於痛惜批評你們不「策略」，哪裡想到你們自己早就考慮過了。你們何嘗想冒冒失失「闖地雷陣」，可在中國，在做人準則、價值底線不分明的環境下，老實說恪守「瓦塊」的界限也很難。你們只有秉著良心做事，客觀上是否「瓦塊」由不得你們。而且你們認定當瓦塊不當爛泥巴，這本身就是危險的徵兆。道理很簡單：大傢伙趴著，你們卻要「在天地間堂堂正正當個人」；大家與時沉浮，你們要堅守自以為是的「底線」，不是「迂腐」又是什麼？不，跡近「不軌」了，你們可知罪？我的意思是，在社會平均水準為爛泥巴的情形下，想成為「瓦」本身就構成罪證。所以，我不知你們現在是否有自責情緒（人是複雜的，我不想把你們當成革命英雄），如果有，我想對你們說「不必」。我們確實有善良的願望，有時甚至想保持一種天真，可在東方社會很難操作。東方社會的最大特徵是命運難測，無力是人們最突出的意志特徵，「天意從來高難問」。所以「那夜，命運在誰的手裡？」的問題實難回答。生存環境太惡劣了，有時活著本身構成罪，誰允許你有更多的想法？記得「混沌」的寓言嗎？有了七竅它就死了。
《刀俎之間》讀了，讀得心驚肉跳、背上發冷。《人彘》、《凌遲》、《炮烙》簡直難以卒讀。「銅缸終於被無聲地揭開。一團熱氣轟地冒出，旋轉成為一團白霧，蘑菇狀地懸在空中。……遠遠望去，是無數的螞蟻。」「泉水依舊平靜地漫過泉口的那塊石頭，流進花園裡的蓮池，池裡蓮花開得正紅。」……原諒我，不能複述下去。怪哉周實，為什麼注視這些？為什麼盯住它們不放？糾纏噩夢就不怕噩夢纏你？但是我也知道，按照精神分析療法，治好心病先要正視它，先要揭穿防禦機制的化裝，挖掘暴露出壓抑很深的創傷。病根找到，才好疏導。微觀心理學與宏觀歷史學相通，可否說一部中國史就是我們的病歷？有人說二十四史是「相斫書」，中國歷史是「吃人」的歷史，在我看來屬於憤激之談，算不上嚴肅的學術。不過我們的「五千年文明」確實有大問題在。宋代朱熹曾經感慨，一千五百多年我們「只是架漏牽補過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我想從他的時代到今天，問題並未徹底解決罷？應該正視問題，徹底弄清原因，為了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後人。
據我看，《刀俎之間》通過人物心理、人物命運，透視「中國文明」的基因構成，亦即納須彌於芥子、微塵中見大千。《族》借一個嗜殺的「好皇帝」之眼，透視這個你爭我奪世界的眾生相：這些人忠於的只是皇權，誰當皇帝就擁戴誰。這種人是大多數，歷來都是大多數，另有一些不想殉節又不願意降附歸順，於是只好隱姓埋名做平民隱士了此一生，這類人，他自然高抬貴手，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至於少數倔頭呆子像方孝孺，那就讓他們以身殉職。……這段描寫堪為「中國歷史」的標本。《刀俎之間》十個短篇，主要集中在秦、漢、明三朝，不是偶然的。不是說別的朝代光天化日，而是說這幾朝代更為不堪、更為陰暗、更有影響，以至「漢人」籠罩在它們的陰影而難以覺察。秦代可以不論，漢承秦制、代代相因。至於有明一朝，距離我們更近。說什麼「資本主義萌芽」，跟馬克斯·韋伯「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全不相關，簡直讓人噴飯。我以前覺得，明清兩代斫傷了中華民族的元氣。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古代後期的明清兩朝，大多數太監都不是朝廷強迫的，而是自願以『自閹』的決絕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為這種自虐可以換來高級奴隸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運者可以達到位及人臣的高位。」（王毅）周實對明史有心得，可能更有同感？近讀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一書，直指專制政治為「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總根源」，斷言「研究中國歷史，不把握到這一大關鍵，我覺得很難對中國歷史作正確的理解。」是耶？非耶？「千餘年來，政治社會的格局，全由兩漢所奠定」卻是不爭之實。念及這些，不能不覺病情深重、也就更加沉重。
作為讀書人，司馬遷、方孝孺兩篇最引起我的痛感。血沃中原，豈有文章覺天下；偉人不仁，以士大夫為芻狗。或為閹割，側重精神方面；或為族滅，側重社會聯結。精神與社會、形上與形下關係如此密切，說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也不過。「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絕了。」李贄的解釋是：「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他的註釋有一定道理。即使沒有一個誅殺師道的「知識分子政策」，也只有摧折士人的道統優越感，才能確立「勢」對於「道」的絕對威權。堅貞者易折，僕妾獨生存。專制政治對炎黃子孫的揀選之功，可謂比天大、比海深。當然，這裡「揀選」云云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說哪一個專權者能「畢其功於一役」。秦始皇作不到，漢武帝做不到，朱元璋也作不到。有人說明代士氣高昂，士大夫的參政議政超過了其他朝代。我想可能也有事實根據，需要深入細緻分析。我側重的是大的時間過程、側重的不是某「事」而是「理」。即從學理上說，「種」與「族」相關，士人的「無種」與「族滅」有邏輯相關性。殺死一人，就是切斷他與生活的聯繫。從精神上殺死一個人，就是讓他只安身不立命。對於文化人來說更是如此。所謂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切斷了一個人的社會紐帶，即使不是行屍走肉、也是孤魂野鬼。也就是說，存在等於不存在。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專制的統治階級，最害怕的是有力量的社會」（徐復觀），趙氏托孤九死一生，始皇暴虐伐樹赭山，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專制者採取「與社會為敵」的政策，離間分化人群、煽動猜疑防範、斫傷社會生機，也就見怪不怪了。如果說，它對一般國民心理的影響，是強化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冷漠；則它在文化人心中烙印同樣深，說來話就長了。
由此，我重新思考人的內向與外向、人的自我意識與社會參與的關係。以前較多地看到它們分屬於兩極，卻沒有看到兩極暗地相通。對人的認識上，要不「一瓶沙化」，要不萊布尼茲「單子」，從極端到極端，忽視了社會也是個有機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族類的自由發展開闢道路。一個人的真正價值決定於他在什麼程度上和在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愛因斯坦的這話沒有過時。個人與社會，相剋而相生。用愛德蒙·伯克的話講：自由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個人的、自私的自由，而是一種「社會的自由」，它是事物的一種狀態，在這狀態下自由通過同等的克制得到保障。保羅·蒂裡希則指出：「自我之為自我，只是因為擁有一個世界。」只有在與他人不斷遭遇的情況下，個人才成為並保持為一個人。別林斯基更決絕：「社會性，社會性——或者死亡！這就是我的信條！」
「社會性或者死亡」，在今天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開放自我，通過交流形成公共語境，恢復公民正常的政治生活。從知識論角度講，沒有獨家經營的私人語言，只有語言交往共同體。「能有一種私人的語言嗎？可以說，這就像一個人把錢從自己的一隻手裡換到另一隻手裡之後，就以為他已經做了一筆金融交易。」（維特根斯坦）這裡不是不要「個體性」，而是說人的個體性不等於私人性，真正的個體話語本質上非「自言自語」。《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作者漢娜·阿倫特指出：人的生活包括勞動、工作和行動，它們分別對應於私人領域、社會領域和公共領域，任何混淆、重疊都會導致人的條件的異化。一旦公共空間被摧毀，共同觀點無法形成，個人喪失了對事實的判斷能力，不能夠在對與錯之間做出區分，而只是接受同一化的觀點和規則，極權主義就會乘虛而入。隔絕、孤立是極權主義的前提條件，也是極權主義根本的起源。這，也就從反面說明一個道理：「在現代社會政治哲學中，思想和言論自由不僅具有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意義，同時也蘊含著一種公共普遍化的話語要求。也就是說，它既是一種個人權利和社會民主的價值原則表達，也是公共哲學所訴諸的一種平等對話的公共話語形式。」（萬俊人）
對於知識分子來講，社會性意味著人文關懷和道義承當。「知識分子」現在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一方面，官方語境中的該詞已氾濫成災，就像史書上出現的「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另一方面，它詞源學意義上的合法性也被解構得所剩無幾。所以在這裡，我不全面討論其「生還是死」的問題，只想把問題限定在公眾知識分子範圍。「公眾知識分子就是關心政治，參與社會，而且對文化有抱負、有敏感的一些專業人士。」據杜維明先生敘述，人文關懷不是一個專業學術的選擇。總有些人文學者沒有人文關懷，對於政治、社會各方面無興趣，社會要保護這些學者的研究權利；但是人文學要為社會的發展儲蓄社會資本、文化能力、倫理精神價值等。而且，很多不是從事人文學研究的人，譬如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統計學家，卻可能有很深刻的人文關懷。故公眾知識分子可以出現在大學，也可以出現在政界、企業界和各種不同社會組織。「一個有非常濃厚的人文傳統的民族應該有系統、有策略、有遠見，共同努力來培養這種類型的公眾知識分子，對這一人文資源我們要充分地發揮它，而不是去殘害它，甚至把它弄成是糟粕，把它當成是一種非價值。」我覺得他的說法比較持平，我們需要自己的公眾知識分子。今天的中國，什麼樣的知識者都有。有的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如經濟學家）「為魔鬼鑄劍」；也確實有真正的自然科學家奮起，為公民社會提供知識和精神資源的支持。北大教授、生物學家姚仁傑提出：「當前中國的病不是僅僅科技能夠興國的，必須要有中國整個文化的提升，重新啟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覺悟，從素質上提升人民，有現代意識，中國才有希望。」中國該有更多知識者從「自戀性話語」中走出，向廣闊的社會領域敞開自己。明代士人顧憲成批評那些「講求性命、切磨德義」之徒，說「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馬克思則毫不含糊地講：「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內心不自由的懲罰。」
外向的社會開拓、重建公共話語環境，要求人們發揮「存在的勇氣」。保羅·蒂裡希指出，「生存」不是「活命」，而是人所獨具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死亡是「非存在」的表現，而非存在不光包括死亡，還包括所有使人不再成為自身的表現。面對「非存在的威脅」，人要鼓起勇氣自我肯定。在虛無的背景上，人的存在那樣脆弱。古人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哈姆雷特為「生，還是死」的問題歧路徘徊：「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種更高貴？」無分東方和西方，這個問題考驗著每一個人。東方固然見多了「逃避自由」的故事，西方也屢屢出現「魔鬼的同盟」。作家伊利·維塞爾揭發：隨著納粹政權的崛起，人類參與了一種馬丁·布勃爾稱之為上帝的日食的事件。人們，強者和弱者，目光敏銳者和膽怯者，發覺自己是罪人，是魔鬼的同盟者，每個行動都沾上污點。「偉大的精神麻木了，感覺敏銳的人消失了，強有力的聲音沉默了。普遍的冷漠創造了一種氣候，在這種氣候中罪犯能夠從容地、十分有效地和無恥地進行活動。」茨威格疾呼：「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應戰，便意味著歐洲思想自由壽終正寢。強權會君臨於正義頭上。」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反思：「我們全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當時我們為什麼不到大街上去大聲吶喊呢？」老實說，我們今天也有個抗拒虛無、向死而生的問題。比如，精神閹割與反抗閹割，難道不正是令我們許多人感到尷尬、又發現無法逃避的題目？「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擔當還是做鴕鳥？明代左光斗因真話而得禍，卻一再叮嚀弟子「勿以我為戒，而謂善不可為」，這就是擔當。對於另一種情況，不妨援用富蘭克林的話：「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反抗死亡」的鬥爭，在形上與形下、心理與歷史、個人與社會多領域、多層面同時展開。天地交而萬物通，道相侔而不相害，組成一部宏大的文明交響曲。其基本點卻是一個希望的問題，入手處只有一個愛心。不誠無物，萬物唯心。有人說「生活就是對話，和平就是全球性的愛。」高爾泰先生深刻指出：「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價值，首先就在於它把人們聯繫起來。」聖人說「仁者愛人」、「四海之內皆兄弟」；《聖經》說人應愛鄰如己。反過來說，沒有這個愛心、沒有這個情懷，昨天叫嚷「不惜把台灣打爛重建」，今天為世貿大廈被炸幸災樂禍，作為人最基本的東西都喪失殆盡了，奢談什麼「弘揚傳統文化」、配談什麼「五千年文明」。他們所理解的文明是叢林，他們所理解的文化是沙漠。如果他們的心中有生機、有希望、有光明，何至於此？所以，我們的社會生態不斷沙漠化，說到底是一個希望缺乏的問題。仇恨創造敵人，絕望導致瘋狂。
「東岸綠蔭少，楊柳更須栽。」面對芳林寥落、沙漠瘋長的現實，我們太需要光明了，我們的信心需要維繫。有時，感覺真像一位詩人所寫：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點溫暖就使我全身灼熱。不是嗎？有同樣需要的人應相互扶持、相互鼓勵，正像一個朋友所說：為了涵養文化元氣，活著而不與之苟同的個體必須堅持存養，並聯合起來像建立生態保護區一樣建立人的氣質保護群。古人說，「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與之相比，「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顯得冷酷，「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顯得不智。寫到這裡，不由想起這兩年一些好剛使氣、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什麼如此？這個社會本來就戾氣多於祥和，專制者要破群散黨、禁慾滅跡，那由不得我們，我們又何必自苦？一味防惡過當、快意恩仇，跟古人所說「苛責君子、縱容小人」有什麼不同？曾國藩在其家書中，叮囑兒子「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我以為太值得今天的知識者吸取。有時覺得一些人的心裡有毒，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前邊提到別爾嘉耶夫的話，也深感有必要溫習魯迅的重要見解：「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有時覺得，真理、是非很難講，內心生機不可無。不從這個問題入手，我們的精神就沒有活路。試問：「與其食人，曷若全人？」
正因為如此，圍繞《書屋》發生的事情讓人高興。「你不甘心變成瞎子/你不甘心變成聾子/你不甘心變成啞子」，周實、王平的存在本身，表明「世間猶有鐵未消」。知識界「我們有話要說」網上簽名也表明，歷史不是無情物，雖然在重重的重壓下，還是有奮力挺胸、希望像大寫的「人」一樣站起來的人。這些人雖然數目不多，卻是我們社會的元氣所繫、生機所在。「自由並不是一種只有在遙遠的將來才能實現的宏偉目標，人類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時候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那樣，歷史也就不能前進了。」高爾泰先生精闢指出，「當布魯諾在認罪書和火刑柱之間做出選擇時，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請求赦免和終生苦役之間做出選擇時，鐐鏈正鎖著他們的手足，但他們仍然是強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為他們所選擇的火刑柱和終生苦役把他們和整個人類的歷史命運聯繫在一起了。他們被與社會隔離，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是族類整體的一部分，因而屬於一個永不失敗的隊伍。」這是一支不輕言敗的隊伍，人還在、心不死。很同意一位簽名者的留言：「如果中國真有言論自由那一天，那麼言論自由的道路，至少有一半是由懷抱自由理想、不計個人代價的『編輯敢死隊』鋪成；如果中國永無言論自由的那一天，那有一多半是因為：無畏的周實王平們已經絕跡。」「好的故事」畢竟沒有絕跡，使我想到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想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或許會有寒極而春，再無刀俎、再無魚肉的一天？
去年，已編好的第七期《書屋》撤版，我那篇三、四萬字長文沒有推出，你們不必有什麼愧疚。我們只能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盡其在我，聽其在天」。「音實難知、知實難逢」，作為長期以來失語、而今「吟罷低頭無寫處」的寫作者，得到你們那麼珍貴的理解，我哪能不心存感念？從《芙蓉》上照片看到周實年輕。那次通電話，也感覺聲音洪亮、底氣很足，我很高興。偶然得知王平是秋瑾摯友之後，也有一種「血脈再相連」的親切感。我想，沒有了編務，你們或許可以出來走走？我們雖未謀面，心理上感覺很近。正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來日山高路遠，兩位先生珍重。
李亞東
2002年5月上旬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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