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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華：嵇康，魏晉時代的獻祭（一）



作者：楊立華
文章來源：楊立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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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元帝景元3年，嵇康為司馬昭所殺。一個被他的時代奉上神壇的人，最終成了時代的祭品。



　　對於嵇康，《晉書》有這樣的描述：「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可以說，幾乎在不經意間，嵇康就擁有了魏晉士人所企羨的一切。然而，這也成了他的心結所在：一個熟知莊子「材與不材」之辨的人，卻又不得不一步步走近其郊祭犧牛的命運，其心境可想而知。



　　將魏晉時代視為「人的自覺」的時代實在是一種錯覺，在我看來，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集所有社會優勢於一身的人群恣意展示自身的時代。整部《世說新語》就像一本時尚雜誌，機敏而輕佻，裡面記載的各種腦筋急轉彎似的「名通」，與我們今天酒桌和短信上流通的段子並無本質的區別。如果說魏晉士人有所謂「自覺」的話，那也是對流言的某種「現代傳媒功能」的自覺。《晉書·王導傳》中的一段記載可為例證：

　　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綀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悉之，乃與朝賢俱制綀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綀遂踴貴。

　　此種自覺意識，也使得魏晉士人的行為風格中「秀」的成分要格外多些。在這樣一種整體氛圍下，嵇康這個原本要掙扎於「戲」外的人，最終反倒淪沒其中了。


在嵇康身上，一直扭結著兩股相互背馳的力量：一面是時代風尚無節制的推愛，另一面則是嵇康無保留的刻意自毀。比如《世說新語·容止篇》記有山濤對嵇康的評價：「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而嵇康的自我描述卻與此大相逕庭，其《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當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性復多蚤，把搔無已」。然而此種刻意自毀本身又自有一股憤激不平之氣，非但不能藉此自全，反而逾晦其跡而名逾彰，逾藏其身而聲逾顯。「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同時代的隱士孫登以此誡之，可謂知人。

　　嵇康之名擅天下，固然與其容止風度不無關聯，但更為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談理」和「屬文」上的卓異。《世說新語·文學篇》載：

　　鐘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可見時人對嵇康的畏重到了何種程度。這裡提到的鐘會及其《四本論》在魏晉時代的影響是絕不可以等閒視之的。《南齊書·僧虔傳》載其《誡子書》云：「《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之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鐘會的《四本論》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在晉室衣冠南渡以後，共同成為名士清談的必備修養，如待客之施設一般不可或缺。而《四本論》討論的才性同、異、離、合的問題，更是魏初以來最為核心的思想論題。魏初的形名家著作多圍繞這一論題展開，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劉劭的《人物誌》。嵇康之《明膽論》討論的也是這一類問題。才性之辨關注的焦點在於個體的材質情性與其識見才能的關係，其思想前提則是《人物誌》中所說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轉」。而正因為「偏材之性，不可移轉」，治理天下的關鍵就顯然不是如何教化人，而是如何識別人。能否對各種偏至之材依其才性的不同加以區別，進而將其分別安置在不同的職位上，實為國家治亂之樞紐。而實際上，這一理念既是曹魏政權「唯才是舉」的策略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也是魏晉士人莫不欲盡其偏至之性的行為風尚的根由。從這一點看，鐘會其實是處在時代話語中心的人物，按理說應該更受時人推重才是。相比而言，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不僅過於師心自用，而且所涉話題似乎也無足輕重。這樣一篇文字何以能在魏晉六朝擁有更高的地位和影響，反倒不易理解了。難道僅僅是因為魏晉士人的好奇趨異？

　　在一般的思想史寫作中，《聲無哀樂論》都被視為藝術哲學甚至是美學的著述。這實在是莫大的誤解。也正是這樣一種解讀，讓我們從根本上錯失了此文在魏晉思想中的真實作用。從其議論的最終指向看，《聲無哀樂論》無疑是一篇政治哲學文獻。


對於嵇康來說，音樂是否能傳達哀樂之情根本就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他之所以堅持這一觀點，實有其背後更深層的蘊意。而且，嵇康的大多數文章都是論辯性質的，如《養生論》、《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以及《難自然好學論》。儘管我不否認這些論難文字中包含有嵇康本人的價值立場，但在具體的寫作中，傳達價值確信的需要幾乎總是從屬於某種炫技的目的。換言之，閱讀嵇康的文章，更重要地是深入解析其論辯過程以及此過程中調動的那些思想資源，而非其立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