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今古逍遙知識人
作者： 陳怡
文章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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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不久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了頒獎儀式，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和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分享本年度大獎，余英時也是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學者。
香港學者李歐梵曾稱這位30年的同行是個逍遙自在、不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說話，任何強大的勢力在他看來都不覺得有什麼重要。余英時昨天在普林斯頓家中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我覺得這幾點還是比較說中我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在與余英時一個多小時的交流中，感覺就像曾有過相同經歷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所形容———「是場享宴」。
當記者好奇地向他問起，自他1978年帶領美國一個學術團體訪問中國後，就再也沒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時如何瞭解、研究中國時，76歲的老先生在電話那頭調皮地反問：「那我也沒有跑到歷史中去過啊，我是怎麼瞭解歷史的？」
獲獎 並非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將獲得克魯格獎嗎？
余英時（以下簡稱余）：這個獎項的評選保密工作實施得非常嚴格，得知獲獎消息時我很意外。克魯格獎從2003年創立時，第一屆獲獎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神學的，第二屆的兩位得主分別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國詮釋學，今年我和非裔學者約翰·富蘭克林的獲獎說明該獎項在美國內部已離開了白人主流學術圈，也表示獎項的西方評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觀念，西方主流學術界已將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其中有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學界將近兩代人努力的貢獻，也有西方50多年來中國研究者的功勞，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視的前提。我想這次把獎項頒給我是因為我在美國大學教了四十幾年書，審查委員會的人對我的背景比較瞭解，知道我是從世界學術的視角出發研究中國，並作出了一些成績，而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中國研究從一種地域性研究到進入世界學術主流，這之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余：18、19世紀時，世界上講的「漢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學科，沒有將哲學、歷史、社會、人類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這50多年來，西方的變化很大，歐洲漢學家受美國漢學界的影響，已經從單純考據式地研究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追求知識的淵博轉向一種現代性、具有普遍學術視角的中國研究，在考據之外還提出解釋，使歷史真相慢慢還原、復活，而不僅僅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新奇的對象來看待。
歷史 研究檢視人性深層
東方早報：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在頒獎詞中稱您的學術以一種深遠的方式，檢視攸關人性深層事實的主要課題，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說的「學術」與「人性」的關聯？
余：西方人認為，要瞭解人性，歷史是關鍵，心理學則是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從歷史中可以看出當事人種種不同的反應和人性的複雜，從個人早年接受的教育、價值觀變遷和當時的處境等因素中，真正瞭解一種具有連續性的古老文化，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連續性傳統非常強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慾望、嚮往，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規律，所以，機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尋找歷史規律是找不到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過去假定人類社會都經過統一的發展階段只是一個假說。中國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沒有黑暗時代、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這樣很明顯的里程碑式的時代，朝代更替並不能說明社會的一種必然變化。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產生了資本主義，那就是西歐。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縛住了，歷史是開放、鮮活的，最沒意思的歷史就是造一個公式到處套用。
東方早報：這是否也是您個人治史方法上的一個特點？您求學過程中有哪些導師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余：我的求學經歷比較特殊：小時候在鄉下的9年根本沒上過什麼學，16歲隨在瀋陽工作的父親到瀋陽上學，已經沒有機會再從頭學數、理、化了，就只能學文科，而自己則一直對歷史感興趣。
從1950年開始，我在新亞書院和錢穆先生有了接觸，受他的影響，我對「五四」的認識修正了許多，瞭解到「五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運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那以後，精神領域還沒有再經歷過比之更大的轉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熱，也是還沒成型就中斷了。但反對「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這兩種立場在當時屬於激進和保守兩種思想認識的不同。後來我在研究史料中發現，1920年代胡適在北大的入學考試中出了關於「五四」運動的考題，不少學生答不出來，可見「五四」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被後人誇大了。經新亞書院推薦，1955年時我來到哈佛燕京學社，受教於清華經濟系畢業的楊聯升先生。他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頗多。我早年的英文著述《漢代的貿易與擴張》就是受楊先生影響。他也影響我後來看任何思想，都不會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個社會經濟、歷史的背景下來看，希望盡量用想像力來還原歷史，思考一種制度如何誕生，在運用中會發生什麼問題，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覺得這項工作目前在整個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真正開始。很多人現在因為害怕挑戰一些宏觀的框架，只做小問題的考證、研究，而不觸及社會性質、結構變化等大的判斷，這就像造了一個螺絲釘、一扇門、一個窗，但沒有整幢房子的構圖，關於中國歷史的形態描述幾乎就被放棄了。所以我側重研究各個時代變化的階段，希望能從中國歷史的大發展中找到一條整體性貫穿的線索、一種內在的變化，而不是讓外來概念籠罩它。
嚮往 有人情味的生活
東方早報：能否向大家介紹一下您現在的生活狀態、新的治學動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別的朋友現在都離得比較遠，只能打打電話。我過去喜歡下圍棋，還給《圍棋天地》寫寫文章，現在年紀大了，做學問之外就不想再多傷自己的腦筋，只是看看別人下。每天的工作時間從3到10小時，或長或短，這已成為一個生活習慣。不是我比別人用功，而是因為我的工作和娛樂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不需要在人前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沒有寂寞感。我的朋友還有古人呢。（笑）
11月初到二十幾日，我讀完了顧頡剛600萬字的日記，寫了6萬字回顧顧頡剛生平的文章，準備給台灣聯經出版社將出版的顧頡剛日記作序言。最近我正在把原來散落於各種雜誌、書刊中的論文編輯成兩厚本英文的論文集，交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創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兩種人———詩人與高僧，特別禪宗和尚的關係。
東方早報：如果什麼時候您打算回中國，最想到什麼地方看看？余：我的故鄉安徽潛山官莊，那是我7至16歲青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那裡是窮鄉僻壤，小時候從安慶出發坐人抬的轎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裡，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是一個完全傳統的中國農村。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農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沒辦法，永遠也不能趕他走。鄉里的人互相都是親戚、朋友，沾親帶故的，靠家族族規維繫，沒有現在這樣的警察、武力。由於人情關係，大家互不欺騙，互不欺負，很和諧、有人情味。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瞭解全靠那幾年，比起許多在城市裡長大的同代學者，這是我的優勢。
東方早報：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嗎？
余：我嚮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現代人大概沒什麼不同，即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在這種社會和文化安排下，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容忍，過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絕不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但我相信社會必須以個人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個人才都能發揮他（她）的天賦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國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這一嚮往在今天更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為維持群體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應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覺其存在。政治力量對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這樣便會出現一種「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所以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是這是指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包括中國的和外來的,撕毀一切則最終必將陷入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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