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學價值的認同與邊界的擴大
——也談國學重建與振興問題
作者：李正西
文章來源：學說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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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寶成的文章《重估國學的價值》（《南方週末》2005.5.26）是對國學價值的認同，薛湧的文章《中國文化的邊界》（《南方週末》2005.6.9）則是對於「國學」邊界的擴大，也混淆了國學與廣義文化的界限。
在我看來，「國學」是中華民族精神、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根本。紀文「為人大國學院的成立鼓與呼」，指出長期以來對待「國學」的忽略或偏激的結果是已經「出現了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危機」，已經是「民族振興，國家崛起過程中必須加以正視並克復的障礙。」並提出了「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隊伍，重建學科」的具體主張。這種對於「國學」價值的認同，言辭痛切，如警種長鳴，絲毫不為過分。
紀文對於百年來激烈批孔、否定傳統文化，造成「國學的失落」作了精到的歷史回顧和分析，但有一個弱點是，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而對於激烈否定的言論缺乏分析，忽略激烈否定的真實內容。例如要看到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國學」的基礎之上的。陳獨秀否定的是當時提倡的「孔教」。魯迅激烈批判傳統文化所要做的是解剖「中國的靈魂」的工作。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是因為粉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他還說，歷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當「敲門磚」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沒有什麼關係。」（《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這是沒有堅實的「國學」功底難以加以明晰洞察的。魯迅還說過：「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在這一方面，魯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腫瘤」和爛瘡，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拋棄「古訓」，踏倒阻礙「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的「《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華蓋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發著腐朽靈魂的東西，反對那些心理陰暗，用中國文化的「軟刀子」，使人「割頭不覺死」的陰謀家、野心家；反對那些滿腦子的舊思想卻要附庸風雅，「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的舊人物（《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反對那些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要沽名釣譽之徒；反對那些「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把小品文當作「小擺設」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機》）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戀「閒適」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學問，根底淺薄，而且「蓋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魯迅書信集· 致楊霽雲》1934.5.6）
魯迅當年指出的所有這些現象和問題仍然在現實的學術界和文學界重演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能不驚歎魯迅對於「國人靈魂」認識的深刻。而現在那些希望對於中國文化做出反思的學者和創作者們，在做出這種努力的時候，仍然需要聽聽魯迅的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淺薄的學識，拿出魯迅指出的「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種「沽名的老手段」來才好。所以，看到魯迅、胡適、郭沫若等等國學功底的深厚並做出具體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
相比之下，薛湧的文章《中國文化的邊界》認為紀文是「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貢獻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是也把西方文化排斥在外。這就把「國學」的邊界無限地擴大了，而且很容易造成對「國學」包括對各種文化在內的誤讀。原因在於，影響並且形成中華民族魂魄的基本載體的「國學」只能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的那些經典，而蒙學、藏學、滿學以及各民族文化等等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一直不處於支配地位，並不能像「國學」那樣，如紀文所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像流水一樣，滋潤著中華民族的茁壯成長；像土壤一樣，培育著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使中華民族以特有品質與風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相反，其它民族的文化都要從「國學」汲取營養。薛文說到歷代各民族文化交匯特別是北京的文化交匯的情況，說到能夠「超越漢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制度之優的」蒙古統治的情況，似乎是蒙學比「國學」高明，特別是需要學學它的「兵學」。這樣說是輕重倒置。其實，無論是遼還是金、元都是以儒學作為統治思想的。
我們看到，元代重視儒學，實從成吉思汗始。成吉思汗在東征西伐過程中就開始重用遼、金舊臣，徵集漢人工匠，就已經感受到漢文化的優越與先進。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軍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訪遼舊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遼契丹王突微八世孫，金世宗時任尚書右丞。他「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之說」 （《元史》列傳三十三《耶律楚材傳》），受到過儒學深刻的影響。他在輔佐遼金統治的過程中，積累了用漢文化實行統治的豐富的經驗。他對成吉思汗等服膺漢文化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時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於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賞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誇：「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對曰「治弓尚需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聽了很受啟發，對他「日見親用」（見同上）。
後耶律楚材輔佐窩闊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窩闊台汗五年），窩闊台採用耶律楚材建議，在攻打宋汴京時，廢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即屠之」之制。時避兵在汴的難民有一百四十萬戶，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佔蔡州以後，耶律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孔）元措，奏襲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置經籍所於平陽（見同上）。」
同時，元代統治者又廣泛搜集儒學典籍，招致漢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窩闊台汗八年），皇子闊出率兵伐宋，窩闊台命楊維中、姚樞隨軍南下，招致儒、道、醫、卜等人才。姚樞受詔：「凡儒服掛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載入名冊的都釋放。結果姚樞「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京。」 （《元史》列傳三十三《楊維中傳》）在德安（今屬湖北省隨州市），姚樞從逃亡的人群中得趙復。趙復是江漢間名儒，精通程朱理學。時隱居，以「江漢先生」自命。趙復在姚樞的勸說下來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對他說：「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說：「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極為讚賞他的氣節，沒有強迫他做官。（《元史·儒學一·趙復傳》）忽必烈允許在燕京建太極書院，讓趙復講學其中。「學子從者百餘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學。」 （《元史·世祖紀一》）
忽必烈因長期受命治漠南漢地，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漢人知識分子，著重搜羅和優禮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漢人儒生集團，其中最著名的如許衡、姚樞、章文謙、張啟元、廉希憲、郝經、劉因、竇默、王鶚、姚燧等。忽必烈不僅從他們學習儒家學說，而且任用他們擔任行政、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職。公元1260年（蒙古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於開平，開始實行「祖述變通」、「效行漢法」的治國方略。次年，下詔令：「軍中儒士，聽贖為民。」從中「舉文學才識之士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 （《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稱帝的第四年，他接受了許衡的建議。許衡上書，從歷史經驗說明實行漢法的重要。他說：「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則亂亡相繼，史冊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論之，當行漢法無疑也」。（《元史·列傳四十五·許衡傳》）。對於「南士」，忽必烈也採用積極搜羅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為翰林修撰，後擢升至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為忽必烈所任用，時有台臣諫言，程矩夫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隨拜程矩夫為侍御史，讓程矩夫隨侍在自己左右，並且特別以漢字下詔書，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訪遺逸。程矩夫到江南，將趙孟藡、葉李二人連同趙孟頫、余悠、萬一鶚、胡夢魁、曾希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帶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見，將他們全部擢置台憲及文學之職。（《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直至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313－1321在位）時，程朱理學繼續得到大力扶持。仁宗為太子時，便「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仁宗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元史·仁宗紀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慶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以及已故中書左臣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同年，下詔恢復科舉考試，以「四書」及朱子章句集注為考試內容。（見同上）從此，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終元之世，沒有多少改變。儒、道、釋並舉，深刻地影響著元代的意識形態。
「國學」仍然是遼宋金元的統治思想的根本，這不是「文化中心主義」，而是歷史事實。
至於說強調「國學」的重要，「其結果不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而是把中國文化變成古董，送進博物館陳列」。這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反問一句，對於「國學」毫無所知，只知「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那不是連自己是哪個民族都不知道了嗎？其結果，可能不是「兼容並包」，而是將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拋到九霄雲外，而是把自己放到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的地位上去了！談「兼容並包」，兼收並蓄，實質上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而不是其它。「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我們現在面臨的是「數典忘祖」的局面，談「國學」的重要恰在其時，重建「國學」也是迫在眉睫。
2005.6.19於合肥，2005.6. 21略作修改
本文作者工作單位：安徽教育學院中文系 EMAIL:hflzx00@yahoo.com.cn
——也談國學重建與振興問題
作者：李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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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寶成的文章《重估國學的價值》（《南方週末》2005.5.26）是對國學價值的認同，薛湧的文章《中國文化的邊界》（《南方週末》2005.6.9）則是對於「國學」邊界的擴大，也混淆了國學與廣義文化的界限。
在我看來，「國學」是中華民族精神、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根本。紀文「為人大國學院的成立鼓與呼」，指出長期以來對待「國學」的忽略或偏激的結果是已經「出現了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危機」，已經是「民族振興，國家崛起過程中必須加以正視並克復的障礙。」並提出了「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隊伍，重建學科」的具體主張。這種對於「國學」價值的認同，言辭痛切，如警種長鳴，絲毫不為過分。
紀文對於百年來激烈批孔、否定傳統文化，造成「國學的失落」作了精到的歷史回顧和分析，但有一個弱點是，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而對於激烈否定的言論缺乏分析，忽略激烈否定的真實內容。例如要看到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國學」的基礎之上的。陳獨秀否定的是當時提倡的「孔教」。魯迅激烈批判傳統文化所要做的是解剖「中國的靈魂」的工作。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是因為粉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他還說，歷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當「敲門磚」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沒有什麼關係。」（《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這是沒有堅實的「國學」功底難以加以明晰洞察的。魯迅還說過：「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在這一方面，魯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腫瘤」和爛瘡，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拋棄「古訓」，踏倒阻礙「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的「《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華蓋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發著腐朽靈魂的東西，反對那些心理陰暗，用中國文化的「軟刀子」，使人「割頭不覺死」的陰謀家、野心家；反對那些滿腦子的舊思想卻要附庸風雅，「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的舊人物（《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反對那些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要沽名釣譽之徒；反對那些「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把小品文當作「小擺設」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機》）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戀「閒適」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學問，根底淺薄，而且「蓋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魯迅書信集· 致楊霽雲》1934.5.6）
魯迅當年指出的所有這些現象和問題仍然在現實的學術界和文學界重演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能不驚歎魯迅對於「國人靈魂」認識的深刻。而現在那些希望對於中國文化做出反思的學者和創作者們，在做出這種努力的時候，仍然需要聽聽魯迅的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淺薄的學識，拿出魯迅指出的「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種「沽名的老手段」來才好。所以，看到魯迅、胡適、郭沫若等等國學功底的深厚並做出具體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
相比之下，薛湧的文章《中國文化的邊界》認為紀文是「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貢獻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是也把西方文化排斥在外。這就把「國學」的邊界無限地擴大了，而且很容易造成對「國學」包括對各種文化在內的誤讀。原因在於，影響並且形成中華民族魂魄的基本載體的「國學」只能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的那些經典，而蒙學、藏學、滿學以及各民族文化等等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一直不處於支配地位，並不能像「國學」那樣，如紀文所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像流水一樣，滋潤著中華民族的茁壯成長；像土壤一樣，培育著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使中華民族以特有品質與風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相反，其它民族的文化都要從「國學」汲取營養。薛文說到歷代各民族文化交匯特別是北京的文化交匯的情況，說到能夠「超越漢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制度之優的」蒙古統治的情況，似乎是蒙學比「國學」高明，特別是需要學學它的「兵學」。這樣說是輕重倒置。其實，無論是遼還是金、元都是以儒學作為統治思想的。
我們看到，元代重視儒學，實從成吉思汗始。成吉思汗在東征西伐過程中就開始重用遼、金舊臣，徵集漢人工匠，就已經感受到漢文化的優越與先進。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軍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訪遼舊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遼契丹王突微八世孫，金世宗時任尚書右丞。他「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之說」 （《元史》列傳三十三《耶律楚材傳》），受到過儒學深刻的影響。他在輔佐遼金統治的過程中，積累了用漢文化實行統治的豐富的經驗。他對成吉思汗等服膺漢文化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時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於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賞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誇：「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對曰「治弓尚需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聽了很受啟發，對他「日見親用」（見同上）。
後耶律楚材輔佐窩闊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窩闊台汗五年），窩闊台採用耶律楚材建議，在攻打宋汴京時，廢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即屠之」之制。時避兵在汴的難民有一百四十萬戶，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佔蔡州以後，耶律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孔）元措，奏襲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置經籍所於平陽（見同上）。」
同時，元代統治者又廣泛搜集儒學典籍，招致漢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窩闊台汗八年），皇子闊出率兵伐宋，窩闊台命楊維中、姚樞隨軍南下，招致儒、道、醫、卜等人才。姚樞受詔：「凡儒服掛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載入名冊的都釋放。結果姚樞「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京。」 （《元史》列傳三十三《楊維中傳》）在德安（今屬湖北省隨州市），姚樞從逃亡的人群中得趙復。趙復是江漢間名儒，精通程朱理學。時隱居，以「江漢先生」自命。趙復在姚樞的勸說下來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對他說：「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說：「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極為讚賞他的氣節，沒有強迫他做官。（《元史·儒學一·趙復傳》）忽必烈允許在燕京建太極書院，讓趙復講學其中。「學子從者百餘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學。」 （《元史·世祖紀一》）
忽必烈因長期受命治漠南漢地，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漢人知識分子，著重搜羅和優禮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漢人儒生集團，其中最著名的如許衡、姚樞、章文謙、張啟元、廉希憲、郝經、劉因、竇默、王鶚、姚燧等。忽必烈不僅從他們學習儒家學說，而且任用他們擔任行政、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職。公元1260年（蒙古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於開平，開始實行「祖述變通」、「效行漢法」的治國方略。次年，下詔令：「軍中儒士，聽贖為民。」從中「舉文學才識之士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 （《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稱帝的第四年，他接受了許衡的建議。許衡上書，從歷史經驗說明實行漢法的重要。他說：「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則亂亡相繼，史冊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論之，當行漢法無疑也」。（《元史·列傳四十五·許衡傳》）。對於「南士」，忽必烈也採用積極搜羅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為翰林修撰，後擢升至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為忽必烈所任用，時有台臣諫言，程矩夫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隨拜程矩夫為侍御史，讓程矩夫隨侍在自己左右，並且特別以漢字下詔書，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訪遺逸。程矩夫到江南，將趙孟藡、葉李二人連同趙孟頫、余悠、萬一鶚、胡夢魁、曾希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帶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見，將他們全部擢置台憲及文學之職。（《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直至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313－1321在位）時，程朱理學繼續得到大力扶持。仁宗為太子時，便「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仁宗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元史·仁宗紀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慶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以及已故中書左臣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同年，下詔恢復科舉考試，以「四書」及朱子章句集注為考試內容。（見同上）從此，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終元之世，沒有多少改變。儒、道、釋並舉，深刻地影響著元代的意識形態。
「國學」仍然是遼宋金元的統治思想的根本，這不是「文化中心主義」，而是歷史事實。
至於說強調「國學」的重要，「其結果不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而是把中國文化變成古董，送進博物館陳列」。這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反問一句，對於「國學」毫無所知，只知「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那不是連自己是哪個民族都不知道了嗎？其結果，可能不是「兼容並包」，而是將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拋到九霄雲外，而是把自己放到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的地位上去了！談「兼容並包」，兼收並蓄，實質上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而不是其它。「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我們現在面臨的是「數典忘祖」的局面，談「國學」的重要恰在其時，重建「國學」也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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