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言事相兼」的敘事特點
作者：郭丹
文章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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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文學的萌生與形成,與史傳文學的本體—史籍(即歷史著作)的形成是緊密相連的。以史官簿錄為記載形式的史書,就形式上說,從萌生到成熟,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史官簿錄形式的書籍產生之前,對於人類自身的遠古歷史,有一個口頭傳說的階段。人們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播祖先的功績、氏族部落的滋生繁衍以及與
大自然做鬥爭的種種傳說。這些歷史傳說與後來的史書還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它已經孕育了史傳和史傳文學的因子。我們從後來的史書中還能看到遠古歷史傳說的吉光片羽。作為史學意義上的史籍,則應出現於文字產生之後。有了文字,才有可能將歷史傳說和歷史記憶物化為物質形態——史籍。推論古代史籍,應以《尚書》、《春秋》為最早。
《尚書》和《春秋》,一為記言,一為記事。言事分記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細。史官不同,職責各異。其二,與當時的書寫工具有關。在書寫工具還相當簡陋的情況下,只能以簡要為主。其三,更重要的是,與史學發展的自身規律有關。在《尚書》和《春秋》的時代,儘管人們已意識到社會歷史的變化,然而,像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樣縱覽古今、包舉宇內的宏闊壯偉的歷史觀還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審視歷史的廣度和深度,結果只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出現了言事分記的現象。無論是《尚書》或《春秋》,單一的記言或記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視了歷史發展的主體——人。
然而歷史是在不斷發展的。用劉知幾的話說,即所謂「時移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隨著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吸收記言與記事兩種體制之特長,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歷史著作必然出現,這就是成書於戰國初年的歷史傑作《左傳》。《史通·載言》篇說:「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古法」即指言、事分記的原則。《左傳》作者摒棄了單一的記言或記事的成法,博考舊史,廣采佚聞,集記言與記事於一身,展現了春秋時期240多年的歷史,以「言事相兼」的嶄新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
「言事相兼」的記史敘事方法,與以往的歷史著作有完全不同的特點,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
「第一,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將當時數個主要的文化圈,平均敘述。第二,其敘述不局於政治,當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對於一事典章與大事,固多詳敘;而所謂瑣語之一類,亦採集不遺。故能寫出當時社會之活態,予吾儕以頗明瞭之印象。第三,其敘事有系統,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的著述,對於重大問題,時復溯源竟委,前後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中國歷史研究法》)
這不但是《左傳》的敘事特色,也說明其作者已經有意識地從某種歷史聯繫的角度來統籌規劃,取捨剪裁以編撰成書。這一點,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論上的一次質的飛躍,也是史家在審視歷史與把握認識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進步。《左傳》這一歷史巨著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標誌著史傳文學的真正形成。
在記事方面,《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大量的歷史事實,作者將這些歷史事件具體化,不但增加了事件情節,甚至豐富了許多細節描寫。在《春秋》中寥寥幾個字的事件,在《左傳》作者的筆下,常演繹成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如《春秋》中的「鄭伯克段於鄢」(隱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楚子麇卒」(昭公元年)這些簡略記載,在《左傳》中卻是一篇篇內容充實、結構完整的諸侯宗室內部鬥爭故事。在記言方面,《左傳》保存了大量的各國史書留傳下來的文告、訓辭,有的變成了歷史人物的語言。此外,作者還增加了許多繪聲繪色、聲口畢肖的人物口語描寫。《左傳》是一部記載「君國大事」的史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是其中卻記載了眾多的家庭軼事,還有數量不少的神怪靈異之事。所以,左氏的敘事最富特色。劉知幾說是「左氏之書,敘事之最」。(《史通·模擬》)劉熙載也說:「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藝概》)
《左傳》「言事相兼」的另一鮮明特點是善於寫人,善於生動地描繪歷史人物,並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人物性格。這在史傳文學的發展上是一次質的飛躍。像子產這樣傑出的政治家,在《春秋》中幾乎不著一字。而《左傳》對子產的思想、道德、學識、行事、辭令乃至才情風貌,都有細緻生動的描述。作者通過子產這一歷史人物具現了春秋中期鄭國與諸侯國的歷史,子產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左傳》作者總是盡量避免簡單平板地記載歷史事件而採用故事化的手法,從言論和行動的立體把握中去描寫人物。這樣,不但寫出歷史運動過程中的各個細部,也寫出了歷史的深度。
西方一些歷史學家反對採用自然科學或社會學、經濟學那種「科學式」的或「法則歸納式」的表達方法,而提倡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個別描述」的方式,並且強調運用修辭學的藝術和敘事性的體裁,寫出具有藝術感染力的歷史著作。他們甚至認為歷史學應該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其實,中國文學強調文史結合,與西方學者的主張正不謀而合。我國的歷史著作《左傳》、《戰國策》、《史記》,何嘗不是具有巨大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即以《左傳》一書而論,它創造了多樣的精密的篇章結構,創造了富於魅力的精練流暢的語言,又善於渲染故事情節,善於對人物作細緻入微的描繪,還能揭示出人物的複雜的內心世界,對於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包括戰爭,都能曲盡其詳,寫得引人入勝,無疑是史學與文學相結合的典範。(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
作者：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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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文學的萌生與形成,與史傳文學的本體—史籍(即歷史著作)的形成是緊密相連的。以史官簿錄為記載形式的史書,就形式上說,從萌生到成熟,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史官簿錄形式的書籍產生之前,對於人類自身的遠古歷史,有一個口頭傳說的階段。人們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播祖先的功績、氏族部落的滋生繁衍以及與
大自然做鬥爭的種種傳說。這些歷史傳說與後來的史書還有很大的距離,然而它已經孕育了史傳和史傳文學的因子。我們從後來的史書中還能看到遠古歷史傳說的吉光片羽。作為史學意義上的史籍,則應出現於文字產生之後。有了文字,才有可能將歷史傳說和歷史記憶物化為物質形態——史籍。推論古代史籍,應以《尚書》、《春秋》為最早。
《尚書》和《春秋》,一為記言,一為記事。言事分記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細。史官不同,職責各異。其二,與當時的書寫工具有關。在書寫工具還相當簡陋的情況下,只能以簡要為主。其三,更重要的是,與史學發展的自身規律有關。在《尚書》和《春秋》的時代,儘管人們已意識到社會歷史的變化,然而,像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樣縱覽古今、包舉宇內的宏闊壯偉的歷史觀還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審視歷史的廣度和深度,結果只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出現了言事分記的現象。無論是《尚書》或《春秋》,單一的記言或記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視了歷史發展的主體——人。
然而歷史是在不斷發展的。用劉知幾的話說,即所謂「時移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隨著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吸收記言與記事兩種體制之特長,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歷史著作必然出現,這就是成書於戰國初年的歷史傑作《左傳》。《史通·載言》篇說:「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古法」即指言、事分記的原則。《左傳》作者摒棄了單一的記言或記事的成法,博考舊史,廣采佚聞,集記言與記事於一身,展現了春秋時期240多年的歷史,以「言事相兼」的嶄新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
「言事相兼」的記史敘事方法,與以往的歷史著作有完全不同的特點,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
「第一,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將當時數個主要的文化圈,平均敘述。第二,其敘述不局於政治,當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對於一事典章與大事,固多詳敘;而所謂瑣語之一類,亦採集不遺。故能寫出當時社會之活態,予吾儕以頗明瞭之印象。第三,其敘事有系統,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的著述,對於重大問題,時復溯源竟委,前後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中國歷史研究法》)
這不但是《左傳》的敘事特色,也說明其作者已經有意識地從某種歷史聯繫的角度來統籌規劃,取捨剪裁以編撰成書。這一點,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論上的一次質的飛躍,也是史家在審視歷史與把握認識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進步。《左傳》這一歷史巨著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標誌著史傳文學的真正形成。
在記事方面,《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大量的歷史事實,作者將這些歷史事件具體化,不但增加了事件情節,甚至豐富了許多細節描寫。在《春秋》中寥寥幾個字的事件,在《左傳》作者的筆下,常演繹成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如《春秋》中的「鄭伯克段於鄢」(隱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楚子麇卒」(昭公元年)這些簡略記載,在《左傳》中卻是一篇篇內容充實、結構完整的諸侯宗室內部鬥爭故事。在記言方面,《左傳》保存了大量的各國史書留傳下來的文告、訓辭,有的變成了歷史人物的語言。此外,作者還增加了許多繪聲繪色、聲口畢肖的人物口語描寫。《左傳》是一部記載「君國大事」的史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是其中卻記載了眾多的家庭軼事,還有數量不少的神怪靈異之事。所以,左氏的敘事最富特色。劉知幾說是「左氏之書,敘事之最」。(《史通·模擬》)劉熙載也說:「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藝概》)
《左傳》「言事相兼」的另一鮮明特點是善於寫人,善於生動地描繪歷史人物,並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人物性格。這在史傳文學的發展上是一次質的飛躍。像子產這樣傑出的政治家,在《春秋》中幾乎不著一字。而《左傳》對子產的思想、道德、學識、行事、辭令乃至才情風貌,都有細緻生動的描述。作者通過子產這一歷史人物具現了春秋中期鄭國與諸侯國的歷史,子產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左傳》作者總是盡量避免簡單平板地記載歷史事件而採用故事化的手法,從言論和行動的立體把握中去描寫人物。這樣,不但寫出歷史運動過程中的各個細部,也寫出了歷史的深度。
西方一些歷史學家反對採用自然科學或社會學、經濟學那種「科學式」的或「法則歸納式」的表達方法,而提倡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個別描述」的方式,並且強調運用修辭學的藝術和敘事性的體裁,寫出具有藝術感染力的歷史著作。他們甚至認為歷史學應該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其實,中國文學強調文史結合,與西方學者的主張正不謀而合。我國的歷史著作《左傳》、《戰國策》、《史記》,何嘗不是具有巨大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即以《左傳》一書而論,它創造了多樣的精密的篇章結構,創造了富於魅力的精練流暢的語言,又善於渲染故事情節,善於對人物作細緻入微的描繪,還能揭示出人物的複雜的內心世界,對於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包括戰爭,都能曲盡其詳,寫得引人入勝,無疑是史學與文學相結合的典範。(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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