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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前的德國漢學研究



作者：國學網
文章來源：道教文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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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前的德國漢學研究

德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十八世紀前，德國有些介紹中國知識的書，大多是天主教芳濟各會的德國傳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湯若望（ 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 ）和基爾徹（ A.Kircher,1601─1680 ）。湯若望出生於貴族之家，自幼受到傳統的德國古典教育。 1911 年起入羅馬耶穌會的聖 · 安德雷奧修道院學習，欽佩利馬竇和金尼閣在中國傳教的經歷。結業當上神甫以後，經葡萄牙到中國傳教。 1623 年 1 月抵達北京。起先在北京學習漢語，後赴西安傳教。由於製造《時憲歷》，修造天文儀器和武器，獲得明清幾朝皇帝的重視。明崇禎帝曾賜「欽褒天學」的匾額，清順治帝曾賜「通玄教師」稱號，官至一品。曾受誣入獄，獲釋後，病逝北京。湯若望居住中國四十餘年，有《湯若望回憶錄》 3 卷，記述有關中國傳教事。基爾徹則在 1667 年出版了《圖說中國志》，圖文並茂地介紹中國的宗教和風土人情。此書在十七世紀時曾在歐洲廣泛流傳。在 1730 年，拜爾（ Bayer,1694─1738 ）也出版了《中國博物誌》。這類傳教士寫作的書只是介紹中國的常識，並非有價值的漢學研究。

德國的留法漢學家和大學的漢學課程

在 1814 年法國巴黎開設漢學課程時，德國的克拉普羅斯就參加了聽講。克拉普羅斯（ Klaproth ， 1783─1835 ）， 14 歲時學習漢文， 21 歲時就在俄國的戈洛夫金赴華使團中擔任翻譯，還曾在恰克圖學習蒙文和滿文。 1815 年克拉普羅斯到達巴黎從事漢學研究。 1828 年，克拉普羅斯用法文翻譯出版了滿語本《太上感應篇》。 1833 年又以法文發表了論文《關於中國道士的宗教》。可以認為，克拉普羅斯是德國漢學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紀的中後期開始，德國的漢學家開始有人專門寫作有關中國道教的論著。奧古斯特 · 普菲茲默爾（ AugustPfitzmaier ， 1808─1887 ）在 1869 至 1885 年間，先後在《維也納科學院學術報告》上，發表了《道士的長生願望》、《關於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題》、《中國道教學說的基礎》等論著。在這些論著中，普菲茲默爾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關養生的著述。傳教士花之安（ ErnstFaber ， 1839─1899 ）在 1864 年到達香港， 1886 年來到上海，在德國僑民中傳教，並從事漢學研究。其後發表了多篇有關儒家思想研究的論文，被譽為「 19 世紀最有造詣的漢學家」。 1873 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國宗教學導論》， 1879 年又出版了英文版。 1884 年和 1885 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歷史性質》等德文的論文。

1881 年，德國的漢學家加貝萊茲（ Gabelenz ， 1846─1885 ）在《中國報導》上發表了有關《莊子》、《文子》的論文和英文論文《老子的生平和教義》。 1892 年，德國的柏林大學開設了「東亞語言講座」，由格魯伯教授主持。格魯伯（ Grube ， 1855─1908 ），在 1897 年至 1899 年間，曾在北京從事研究工作，對於中國的民俗和民間信仰作過調查研究，其後曾發表了論文：《中國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國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話〈列仙傳〉》，研究了作品的語言，還據此分析了道教的創世說。格魯伯研究了中國的民間信仰和「八仙」的形成，發表過《中國民間宗教對佛教的影響》、《廈門的中國民間之神》、《北京人對死之利用》等。格魯伯最為有名的工作是，獨立翻譯了中國古典神話小說《封神演義》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義》的後半部分翻譯是由赫伯特 · 馬勒完成的。

1912 年，德國柏林大學正式開設了「漢語講座」，負責這一講座的是荷蘭漢學家格魯特（ Groot ， 1854─1921 ）。格魯特原是負責印度的殖民地事務的官員，後以研究中國的道教聞名於世。他在 1892 年至 1910 年間出版了《中國宗教大系》六卷，成為後世漢學家們必讀的名著。 1903 年至 1904 年，他又發表了《中國宗教受難史》二卷，也成為世界漢學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魯特還用英文發表了《中國的宗教》，後來被翻譯成為德文。在柏林大學從事漢語講座的德國學者還有弗蘭克（ Franke ， 1863─1946 ）。弗蘭克在 1888 年來華，在德國駐華使館學習翻譯。 1890 年以後擔任譯員和領事。 1907 年在德國漢堡大學任漢語教授，主持漢堡大學的中國語言和文化講座，後轉任柏林大學。弗蘭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廣泛，主要著作是《中華帝國史》（五卷本）。他對於中國宗教的研究有《 1900 年中國宗教學圖書》和《 1909 年中國宗教學圖書》，發表在 1910 年和 1915 年的《宗教學檔案》雜誌上。這項基礎工作對於歐美學術界的中國宗教研究非常重要。 1945 年北京的德中學會出版了弗蘭克的《關於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講演和論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論述。繼弗蘭克之後，福克（ Forke ， 1867─1944 ）也在來北京學習漢語之後，從擔任譯員起走上了漢學研究之路。 1903 年至 1923 年，福克任柏林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教授。 1924 年後，任漢堡大學中文教授，專事中國哲學研究。 1939 年，福克的《中國中古哲學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國的神秘主義》、《作為哲學家和煉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國的漢學研究影響較大的人物，當推衛禮賢。衛禮賢（ Wilhelm ， 1873─1930 ）是魏瑪差會的傳教士， 1897 年來華後，一直在青島活動傳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翻譯出版了《老子》、《莊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後任德國駐華使館的文學顧問。法蘭克福大學的中國研究所成立時，衛禮賢出任該研究所的中國語言教授。衛禮賢認為《老子》是一本「關於道德和生命」的書，而《莊子》則是包含著神秘主義的內容。除了上述道家書籍以外，衛禮賢還著有《實用中國常識》、《老子及其道教》、《中國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 ── 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和《〈太乙金華宗旨〉譯注》等等。《〈太乙金華宗旨〉譯注》一書，還有著名心理學家榮格（ CarlGustavJung ， 1875─1961 ）作了〈序言〉，其後還出版了英文本。衛禮賢對於漢學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為了紀念他，波恩還成立了衛禮賢翻譯研究中心。

馬克斯 · 韋伯的道教研究

馬克斯 · 韋伯（ Weber ， 1864─1920 ）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畢業於海德堡大學法律系，先後任教於柏林大學、弗賴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德國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 · 韋伯的全部研究成果，彙編成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馬克斯 · 韋伯對於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的總框架之下，作為其對於世界宗教倫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對於世界格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研究，又是他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研究的補充。馬克斯 · 韋伯認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後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對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因為新教倫理不僅和資本主義精神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合力，而且是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決定力量。馬克斯 · 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的本意，是要論證中國之所以沒有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是因為缺乏一種宗教倫理可以作為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力的「扛桿」。不過，馬克斯 · 韋伯並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當時西方世界從傳教士和殖民活動中已經知道的一點點有關中國的知識以及少量的被譯介過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書籍作為研究的依據。因此，馬克斯 · 韋伯的漢學研究水平和中國知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與道教》分為三篇。第一篇「社會學的基礎」，分章論述中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諸侯與神明」，「封建的與俸祿的國家」，「管理與農業制度」，「自治、法律與資本主義」，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血緣關係、農業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許多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第二篇「正統」，分章論述中國社會正統的價值體系 ── 儒教，即「士人階層」，「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馬克斯 · 韋伯認為中國的士人階層「無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他們所代表的正統的價值體系就是「儒教」。儒教「純粹是俗世內部的一種俗人道德」，「它只不過是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則與社會禮儀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馬克斯 · 韋伯依據的是格魯伯的《中國人的宗教與文化》以及格魯特的《天人合一論：中國之宗教、倫理、國家制度、科學的基礎》。韋伯認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國被視作異端。他說：「在士人與其敵對勢力的鬥爭中，我們總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對派一邊」。韋伯提到道教天師張陵，稱其後代「在漢朝衰微不安的時代，創立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有其管理機構、稅收與嚴格的強制性的政治紀律，並成功地與政治當局相抗衡」。韋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異端的面目出現，道教起初作為士大夫的反對者出現，這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韋伯認為道教和儒教儘管是對立的，但是它們同樣信奉傳統主義，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樣，同樣不可能成為推動出現資本主義的「扛桿」。

還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斯 · 韋伯對於道教的研究，事實上並沒有超出當時歐洲漢學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認識。韋伯稱：「道教是一種絕對反理性的、坦率地說是一種非常低下的巫術性、長生術、治療學與消災術」。這種看法是本世紀初歐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漢學家們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馬克斯 · 韋伯有這樣的說法是毫不奇怪的。他從宗教組織的角度分析，認為「道教不過是個巫師的組織。佛教，就其傳入中國的形態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樣的救贖宗教，而變成實施巫術與秘法的僧侶組織。因此，道教與佛教，至少對俗人而言，沒有成為在社會學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宗教團體」。他從宗教教義的角度分析，認為「道教的教義雖然不同於巫術的粗陋和『普遍主義'的理論，但是，它並沒有更理性地產生作用，也沒有形成一種抗衡力量」。韋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為參照的，於是，在韋伯的眼裡只是一大堆巫術、長生術、治療術以及消災術等，儘管韋伯看到了道教屬於俗人的宗教，而與儒教正統相對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道教研究

二次大戰前夕，德國的漢學家紛紛離德而去。其中就有衛禮賢之子衛德明（ HellmutWilhelm ）。衛德明出生於中國青島，後在北京大學教德語，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學會工作。 1948 年赴美國，任華盛頓州立大學東方學院教授，著有《中國思想史和社會史》、《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個帝國的歷史》等。由於衛德明曾協助其父衛禮賢翻譯《易》經的工作，因此，衛德明還著有《易》經譯解，後被譯成英文本，並以講授《易》學聞名於世。其對於西歐的《易》學研究的影響保持至今。同時，厄克斯（ Erkes ）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的漢學研究起初並不景氣。近二十年來，德國的大學中學習漢語的學生數量逐漸增加，漢學研究也逐漸恢復開展起來。不過，德國的漢學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學，這與德國學術界的觀念論傳統是一致的。德國在戰後對道教的研究，既是戰前對道教研究的繼續，又是受到鄰國法國的道教研究的影響。

沃爾夫岡 · 弗蘭克 （ WolfgangFranke ），即傅吾康，漢學家弗蘭克之子。 1937 年來華，在北京的德中學會作研究工作。 1950 年回國，任漢堡大學教授，著有《明史書目題解》、《中國革命百年史》和《中國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演變述評》和《林兆恩述評》等。

沃納 · 艾科恩 （ WernerEichhorn ），對於中國文化、中國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莊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孫恩叛亂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張角起義和張魯政權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國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價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國的宗教》和《中國古代宗教和國家崇拜》等等。

約瑟夫 · 蒂爾 （ JosephThiel ），以研究元史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論爭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爭》以及《〈莊子〉的認識論問題》和《〈道德經〉中道的概念》等。

沃爾夫岡 · 鮑爾 （ WolfgangBauer ），即鮑吾剛，著有《黃石公研究》、《中國和幸福的探索 ── 中國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國》、《葛洪的內丹學說》和《今日台灣的中國石祖崇拜》等。

維爾茨堡大學的漢斯 · 施泰寧格 （ HansSteininger ）教授，以研究關尹子和《文始真經》著稱於世。 1965 年，他在維爾茨堡大學開設遠東文獻講座，並創建了中國學研究所。 1979 年，與法國施舟人教授合作，參與了國際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寧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學會的國際會員，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有密切關係。 1985 年，在施泰寧格六十五歲生日時，曾出版了紀念文集《東方的宗教和哲學》，共收有論文 30 篇，區分為道教、佛教、其它宗教和哲學等四個部分。其中有關道教的有：

《岳陽與呂洞賓的「沁園春」 ── 宋代的煉丹詩》（巴德裡安 ─ 胡賽因）
《「五通」中祭祀變遷史》（錫德齊希）
《〈西遊記〉中對煉丹的解釋》（戴斯帕）
《天師確認天意的方法》（亨德裡斯克）
《東華帝君在道教傳承中的地位》（賴特）
《宋元道教徒中的三教合一》（羅比?）
《關於敦煌文書中所見道士的法位》（施舟人）
《郭憲的〈洞真記〉》（艾科恩）
《關於老君八十戒》（施密德）
《彼世的許可證 ── 後漢墓券中所見的冥界觀》（安娜 · 賽德爾）
《早期道教的治療禮儀與惡的問題》（斯特裡克曼）

戰後的德國漢學家大多在法國或日本學習進修，有的就長期在法國或日本從事漢學研究工作，並且通常列在該國漢學家行列。例如：安娜 · 賽德爾就通常認作法國的漢學家。有的則在學成後歸國，例如：巴德裡安 ─ 胡賽因就是在法國的高等研究院學習研究道教的內丹學，並在 1984 年用法文發表了《靈寶秘法》的翻譯與研究的博士論文。另外還有《呂洞賓的「沁園春」 ── 宋代的煉丹詩》、《北宋文學中的呂洞賓》、《道教：總論》和《內丹》等。胡賽因現在維爾茨堡大學任教。



(資料來源:道教文化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