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傳統主義與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
作者：鞠曦
文章來源：孔子2000
瀏覽：236 次
思想和學術是理性進路的兩個重要方面，兩者需要中和貫通，以把歷史上的學術積累與時代需要的思想推定為當代理論形式，為文化開出新的歷史進路。沒有學術的思想是瞎子，沒有思想的學術是瘸子。所以，一個正確的理論形式，需要思想和學術的雙重保證。由雙重保證產生的新傳統主義，是在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思想和學術進行正本清源的基礎上提出的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形式。新傳統主義的思想綱領為：正本清源，承續傳統；中和貫通，重塑傳統；中學西漸，開新傳統。[1]新傳統主義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是「形而中論」哲學，「形而中論」哲學理論是在中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的歷史進路產生的理論推定，其實現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2]的理論目標。以此為基礎，新傳統主義認為應當承續的優秀中國文化傳統是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和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學。以中國文化應當承續的傳統為主體，中和貫通西方哲學文化、吸收其優秀的思想理路，推定人類的文化進路，重新塑造應當遵循的文化傳統，中學西漸，以開出新的文化傳統，使人類文化實現大同，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目標。
一．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國的歷史進路所決定，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來，由於西學東漸，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國接受之後，隨之開始了反傳統的「全盤西化」之路，中國傳統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歷史舞台。然而，由於這個過程起源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急功近利，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上的淺薄，出於對西方文化的本質性認識之不足，使中國的現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處於無本失體、非中非西的異化狀態，產生了嚴重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危機，由此表明現當代的中國文化步入了歷史性誤區。所以，進入二十一世紀初，出現了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潮。在反思各種思潮所存在的問題之後，為了使理論建構與中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為了使學術進路和思想理路符合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新傳統主義認為，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應當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礎上進行，否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將偏離正確的方向，使之在當代的中國文化誤區中步入更大的誤區。所以，中國現當代的文化誤區決定了應當首先進行正本清源。
就中國當代文化異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學術的主要問題而言，可以用西化、極左和腐敗進行概括。中國自「全盤西化」引發了文化專制之後，雖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步擺脫了文化專制，走出了極左路線造成的腥風血雨，但是，因為改革開放主要限於經濟體制，著眼於經濟發展，沒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學術上進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國的當代文化進路仍陷於西化和極左體制所造成的誤區之中，思想和學術仍在原有的體制之中繼續生產異化的產品。非但如此，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思想和學術也被商品化，體制化的思想和學術拒斥正本清源，在異化的道路上產生了嚴重的學術腐敗。所以，沒有進行思想和學術上的正本清源，繼續以體制化及西化的思維方式進行文化異化，是中國現當代文化產生困境的本質性原因。
顯然，在這樣的氛圍中，如果不對西化與極左及學術腐敗進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學術上必然產生非常混亂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在關於什麼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上，某些鼓吹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為我所用的歧解，其難能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與邏輯一以貫之，難能實現學術與思想的中和貫通，發展的結果，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將偏離正確的軌道。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為現代提供了豐厚而優秀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但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文化進路卻拒斥自身的文化資源，視傳統為腐朽，以西化為價值取向，在異常的西化進路中，使中華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個民族的素質急劇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的現代價值取向已經給中國帶來人文及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在不久的將來，必然發生無法迴避的生存危機。所以，當代興起各種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現代文化危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由學術理路所決定，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要求在復興傳統文化的進路中應首先解決為什麼中國傳統文化於現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為什麼還要復興的「悖論」問題。顯然，就復興傳統文化的理論思潮而言，這是一個兩難問題，是一個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悖論問題。如果不進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這一致命的「悖論」，就不能走出兩難困境。可見，以任何一種當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為主體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都將使自身處於合法性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由於現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才於現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現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論證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無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見，以現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為主體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首先要克服兩難困境及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現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為主體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違背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否定歷史傳統而走上現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卻要重新回到傳統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邏輯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理論矛盾。所以，以現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論證復興傳統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學術問題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論障礙，在沒有解決上述問題之前，復興傳統文化的理論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實質或是空洞的符號，或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的口號，以這樣的理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於在本質上將再次斷送中國文化。
雖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應符合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所以，中國傳統文化退出了歷史舞台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與邏輯相悖，是出現兩難問題的本質性原因。可見，就學術思想理路而言，不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將混淆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與邏輯，根本不可能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性質。這樣一來，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甚至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從根本上進行正本清源，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問題。
由中國所處於的「全盤西化」的時代所決定，所面臨的困境主要產生於西方文化所帶來的種種理論誤區，所以，要認識困境和誤區的原因，要求在歷史和邏輯、思想和學術等方面對西方文化進行正本清源。只有這樣，才能對西方文化的種種問題進行追根尋源，釐清西方文化何以進入了「哲學的終結」、「科學的終結」及「西方的終結」的現當代歷史，在西方已處於這樣的情勢下，中國又何以還要步入數典忘祖、激烈批判傳統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中要求貫通中西，以對中西文化的問題和應然的發展方向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由此證明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證明我們應承續的傳統究競是什麼，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究竟是那些具體內容。
問題表明，以現代「全盤西化」的思想理路產生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看法，無論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誤區中產生的推定，將存在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應當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誤區。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誤區之後，還要解決中國文化的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問題，其問題的本質性在於，既然中國傳統文化是優秀的文化，何以於近現代退出了歷史舞台，中國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歷史和邏輯的統一要求我們對所有問題、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正本清源。由於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學派林立，形成的問題錯綜複雜，也只有對其正本清源，釐清問題的本質性，推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才能為復興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否則，將不可避免地「摸著石頭過河」，難以使中國文化的復興按照正確的方向發展。
因此，與主張復興理學或心學的某些復興傳統文化論有所不同，新傳統主義認為理學或心學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學思想體系的產物。問題表明，理學或心學的最大的理論誤區是在《易》上，其雖然也把《易》作為群經之首，但由於在基本性上把《易》定為卜筮之書，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斷章取義的解讀《易》。由於《易》居於儒學的基礎理論地位，因此，對《易》的誤解必然帶來對儒學的種種誤解。新傳統主義以正本清源為基礎，以形而中論哲學為鋼領，認為代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學和老子道學。儒道本一，儒學與道學中和貫通，而不是後儒所謂的「儒道相絀」。由中國的歷史進路所決定，儒學在孔子之後出現了嚴重的誤區。孔子為開創中國文化傳統而整理出「六經」元典之後，由於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經」一以貫之的思想原理，發生了儒分為八的問題。由於暴秦燔書，使之在漢代開始重修「六經」，因而失落了孔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儒學思想體系。儒學思想史表明，從孔子弟子開始，後世儒家對孔子的思想一誤再誤，使儒學產生了多種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學的思想體系。所以，就儒學而言，應當復興先秦的孔子儒學而不能復興後儒的儒學。顯然，這需要以正本清源為基礎，才能釐清孔子與後儒的儒學何以不同，從而在對中國學術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礎上，釐清孔子儒學為什麼能代表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從學術和思想史的角度對儒學的正本清源表明，後儒對孔子儒學的誤讀，主要產生於對《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性上，就儒學而言，應當主要以「六經」為本。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理論建構中，新傳統主義同時主張復興道學生命科學，以此為基礎，建構現代的生命科學理論體系，為解決人類的終極關懷問題提供科學的方法論，從而以生命科學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設教。
由中國文化於當代的困境所決定，無論對於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化的複雜性，還是認識其自身的思想邏輯，及其中國傳統文化在人類文化中何以處於優秀地位，這些都需要在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中進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學術兩個方面中和貫通中國文化的歷史和邏輯，才能為復興中國文化奠基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歷史要求我們應當首先進行正本清源。我們必須在對儒學、對儒學的經典（當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經典）有了正確認識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擇。否則，只能陷在歷史的誤區中而一誤再誤。
由歷史和邏輯、思想和學術的中和貫通所決定，首先要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能夠貫通中西，能夠發現西方「哲學的終結」、「科學的終結」及「西方的終結」的本質性原因，能夠在本質上證明中國哲學的優越性。否則，失去了哲學基礎，就不會對中西文化所存在的問題有一個本質性的正確認識，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是紙上談兵，或者是無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圖。可見，離開了正本清源，就不會對中國哲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就只能繼續以西方哲學的理路異化中國的思想和學術（就像中國於現當代正在進行的那樣），就不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本真的認識，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只能是主觀的一廂情願，而不會在歷史進程中實現。進而論之，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對當代中國具有意義，還應在歷史和邏輯、思想和學術等方面證明其世界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將使西方步出「哲學的終結」、「科學的終結」及「西方的終結」，給出新的前進方向，只有這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才有本體性意義，才能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傳統，為人類文化開出新的歷史進路。
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需要哲學的中和貫通
以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推定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歷史進路，顯然是在當代異化的中國思想和學術進路中作出的抉擇，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學術上解決一系列問題。由於哲學在文化中的本體論地位，因此，應當首先對中國哲學的系統性和優越性給出理論推定，以此做為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所以，以現代的學術思想進路轉化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推定中國文化的思想體系，為復興中國文化奠基理論，其基礎性工作，是建構中國的哲學體系。換而言之，建構中國哲學，是能否對中國傳統文化正本清源、從而決定中國傳統文化能否復興的關健問題。可見，中國文化的復興，在本質的意義上取決於哲學的復興，中國哲學的復興，是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前題。如果不是首先建構中國文化的哲學體系，沒有可靠的中國哲學做為理論基礎，則必然以肢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內容為其所用而論以復興，而這種復興絕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傳統主義是以形而中論哲學為基礎所提出的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形式，其理論體系包括哲學、科學與文化，以此完成了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對中國思想與學術的正本清源表明，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哲學是「內化」性質。西方哲學自古希臘開始，以對概念範疇的本體論與主體論問題及其相互關係進行的不斷反思，外化出了哲學的思想方法，使哲學成為專門的學科，並通過歷史的不斷發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學文獻，但因西方哲學最終沒有解決本體論和主體論問題而於現代終結。中國哲學於春秋時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內化於概念範疇之中，形成了以《易》為代表的內化的哲學思想形式。春秋以後的學術思想進路，只是不斷的對其概念範疇進行解釋，所謂「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釋方式。就現代中國哲學進路而言，在沒有對中國內化的哲學思想進行體系化的外化之前，僅僅以西方哲學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國的哲學，是西化的方法，這個方法不但是對中國哲學的歪曲（如把中國古代某些思維方式推定為唯物、唯心或樸素的辨證法等），而且產生了所謂的「合法性」問題。西方哲學已經終結，哲學的希望寄托於中國文化，然而，現代中國哲學研究卻步履維艱。問題產生於「全盤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範疇對中國哲學進行的西化式疏解，脫離了中國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離了中國哲學的理論推定。
思維方式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文化產生於自在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及其基本規律只能自在於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來文化的思想原理進行解構，將產生思想及文化的異化。所以，要準確的把握中國哲學，應當對中國文化經典的思想形式進行哲學外化。顯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確的方法，而且這個方法應當與西方哲學的思想原理中和貫通。在準確把握人類的思想方法和哲學原理的基礎上形成方法論是「承諾推定法」。[3]以「承諾推定法」推定的中國哲學是「形而中論」。[4]以「形而中論」為哲學基礎形成的中國文化體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組成，其與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質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論的哲學思想體系反思西方哲學，表明西方哲學的理論建構不但沒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體論困擾使哲學終結。因此，中國的形而中論哲學將為西方哲學走出困境指明方向，並由此建立人類的哲學思想體系。
形而中論哲學認為，從人類存在的所有問題的自在性為出發點，應當把問題歸結為人是什麼及人的存在與世界存在的基本關係問題，即所謂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問題。由於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呈現出哲學困境，使人類在不斷產生的異化中加深問題的嚴重性並帶來新的、更多的問題。人類的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時代在呼喚哲學，哲學的革命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5]由於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問題具有人類的共性，從而使哲學具有共性，這是產生人類哲學的邏輯起點。而問題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範疇對中國哲學進行解構，同樣也不能簡單的用中國的思維方式、概念範疇對西方哲學進行的解構。而哲學的共性則要求中西哲學產生於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顯然這是一種能夠融貫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諾推定法」，即出自於中西思想之共性。由於中國古代文化中根本沒有哲學這種學科形式，所以，對中國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學上的推定（就像西方哲學家對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樣），在智慧的學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國哲學的邏輯和形式。智慧使哲學產生，但智慧並不是哲學。哲學在其本質性上承諾著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價值論承諾和範疇推定，三者的統一將形成自恰的思想體系，此乃「承諾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見，「承諾推定法」源於中西哲學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據「承諾推定法」，對中國的思想形式進行範疇、形式和邏輯推定，推定出了由本體論一以貫之的哲學思想體系。由於中國哲學的內化性，使之形成哲學的學科性建構，是對範疇內化的邏輯與形式進行主體性和本體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國哲學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諾推定法」對《易》的思想原理進行外化，形成的理論體系即「形而中論」。《易》哲學理路的時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學理路的時空形式性，能夠以「承諾推定法」進行「中和貫通」，表明了時空是思維的生成方式，時空是人類思想的基礎。所以，對於人的存在和認識的本體論根據，「形而中論」把時空推定為本體和主體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題可簡單陳述為：1、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識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時空是本體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時間和空間是人類理論建構的邏輯基礎。4、 時間和空間是主體形而中的自為，人類的理性是以時間和空間為基礎的自在與自為。[6]
「形而中論」哲學的主體性為「時空」之「形」，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所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7]形而中者之謂人。《易》哲學思維是以「卦」作為形式的，「卦」的認識論原理表現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為存在與思維的中和，是時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體認識的方式性，為「形而中者謂之卦」。[8]因為「卦」代表了主體的認識，所以，認識與存在的統一，決定於「形而中者之謂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質性，其思想的主體性是「形而中主體之謂神」。[10]「卦」是主體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謂之卦」，是用「卦」承諾形上和形下、承諾「道」與「器」的形式和範疇。「形而中者之謂人」，主體通過「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實現了主體與本體的統一。因此，「形而中者謂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謂人」的統一性表明，「形而中論」實現了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價值論承諾和範疇推定的統一。
「形而中論」表明了中國哲學本體論的時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學本體論則表明其時空的形式性，由於時空本體論的不同，從而使中西哲學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表明，中國的思想方法是對時空的中和統一，是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對時空進行的對立統一，是時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對立統一的形式性的哲學命題、概念和範疇解讀中國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論」哲學思想原理卻能夠對形而下的西方哲學進行「中和貫通」，從而表明中國哲學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貫通」所決定，對以儒道經典文獻（主要是「六經」和《道德經》、《莊子》、《內經》等）的「形而中論」哲學解讀，給出了復興中國文化的本體論、主體論、價值論一以貫之的證明，並對中國文化何以能貫通西方文化進行歷史與邏輯統一的證明。「形而中論」哲學的「中和貫通」，在哲學上解決了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和主體論的非同一性問題，在文化體系的建構上，形成了為解決人類的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的科學的思想體系，從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為其分頭解決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問題，而不能相融為一個貫通的思想體系。由於存在這些問題，西方的哲學、科學和宗教——廣義的文化——因此而終結）。所以，「中和貫通」不但是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透徹理解、更是在對西方文化透徹理解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貫通」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學和文化，產生普適的人類哲學和文化，將為人類的未來開出新的文化傳統。可見，由「中和貫通」所決定，「中學西漸」不但是歷史的需要，也是邏輯上的必然。換而言之，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進路出於西方文化中帶來的種種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歷史需要則決定了西方只能運用中國文化，從而使「中學西漸」成為一個自在的歷史過程。
問題表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而中國文化的復興，則不能沒有自己的哲學，西化的思想方法無論如何也不能表明中華民族的思想能力。中華民族的思想載體只能是自身的文化，離開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則妄論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哲學是復興中國文化的理論前提，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現形式。顯然，這是一切有志於中國文化及民族復興的學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文化大同
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性，而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人類性。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不具有人類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適性，所謂的復興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換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認識西方文化的種種問題與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在發現問題的本質性以尋求解決的辦法時，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義，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才能在本質上理解為什麼要復興和怎樣復興中國文化。
人類自進入現代以來，社會的發展進路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模式。由於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質性，其雖然在形而下的現實關懷上滿足了人們的需要，但於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卻無能為力，使人們僅僅為最大滿足形而下的現實需要而貪婪的掠奪自然資源，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危機，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斷反思批判其文化問題，由此也表明現當代中國文化陷入了雙重誤區：西化性誤區和歷史性誤區。由這個雙重誤區所決定，進而導致了中西文化的現代悖論。這個悖論的形式如下：「中國文化在現代雖然已經讓位於西方文化，可是， 現代西方文化的『後現代』批判反思說明了其對世界、對本體及主體的認識存在著不能解決的根本問題，『哲學的終結』和「、『科學的終結』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機。可是，在西方不斷對現代文化進行『祛魅』、進行反思批判，進行自我否定的同時，而中國卻不竭餘力的進行現代化，進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國反傳統的同時，許多西方思想家卻敏銳的指出，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機。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現代悖論。」[11]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能否走出現代悖論，能否復興，取決於其能否解決西方文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也就是說，西方的哲學與科學已然終結，宗教失落，由此引發了西方的文化危機，中國文化只有在哲學、科學和宗教這三個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復興的現代意義。這就是說，以哲學、科學和宗教為形式，推定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特質」，其理論「特質」應當解決西方哲學、科學和宗教中的問題，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會對人類的未來產生積極意義，中國文化才有復興的必要性。所以，應在哲學、科學和宗教這三個方面推定中國文化的特質。上論表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具有本質性的不同。由哲學所決定，中國的科學與宗教也與西方具有本質性的不同。
中國科學的特質是形上性。所謂科學，是由客觀性、實證性和可操作性作為特徵的學科形式。與西方科學不同（由主體和客體的二元論所決定，西方科學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學思想體系，以形而下的科學原理，促進了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同時為人類掠奪自然資源，提供了強大的工具，使人類社會步入災難性的生態環境，從而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危機），中國科學以儒學和道學為理論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論命題，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為理路，使主體與形而上之「道」中和貫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學思想體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學主要是對客體及物質世界的認識，形上性的中國科學則主要是對主體及生命存在的認識，其本質性是關於生命的科學。形上性的生命科學原理是主體的「形神中和」，[13]從而實現了「以至於命」的價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生命科學，但因其把主體的生命客體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實現「以至於命」，而且使生命在客體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價值）。春秋之後，中國的生命科學不斷發展出成熟的中醫學和以丹道為代表的道學，成為人類文化中獨特的學科形式，成為解決人類終極關懷問題的極為重要的科學形式。儒學則以「以至於命」作為生命科學的理論形式，但因後儒的誤解而失落。應當認為，通過正本清源，明確認識儒道本一的科學原理，在步出後儒的理論誤區之後，儒學將為人類生命科學的發展，為解決終極關懷問題，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宗教的特質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則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內容推定並定義中國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會效用論之，中國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為主體的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具有本質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質是主體（人的自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則是客體（由上帝決定）超越性。隨著西方理性的沒落，西方宗教出現了危機，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們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進路中，無限制的掠奪自然資源已經給這個世界帶來空前的危機。中國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並在解決終極關懷的問題上提供了科學的參照系。道教與儒教的主體（人的自為）超越性，使本體與主體中和貫通，主體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學提供了保證。中國近現代的西化進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於西方的宗教，顯然是錯誤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學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與生命科學中和貫通，最終使宗教消亡，是當代「宗教學」發展的重要方向。
中國的哲學、科學和宗教表明，中國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窮理於形而上與形而下，盡性於形而中，知命於形而上。窮理於形而下而生養萬物，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盡性於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知命於形而上而厚德載物，生生不息。中國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質所決定，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是哲學，進而以哲學為基礎推定的科學、宗教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教育學、醫學、軍事學等學科。顯然，以形而中論的中國哲學為指導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體論與主體論中和貫通，進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論體系，形成與人類生存本質相統一的文化建構，使人類的生存方式與自在統一，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理路。
總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礎上承續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並對西方哲學、科學和宗教進行徹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優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貫通人類文化中的優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構並於現代復興，實現中學西漸，開創人類文化的新傳統，使人類文化實現大同，是新傳統主義的理論目標。
歷史將表明，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以後，通過中學西漸，中國文化將成為人類的主導性文化，將使人類歷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發展,中國文化將為人類做出卓越的貢獻。
注 釋
[1]參見拙作《新傳統主義與中西文化》。載《恆道》第三輯，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說卦傳》。
[3]鞠曦：《中國之科學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國之科學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辭傳》。
[6]參見拙作《哲學問題在當代和《周易》哲學觀詮釋——形而上學與形而中論》。載《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辭傳》。
[8]鞠曦《易道元貞》。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貞》。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 鞠曦《易道元貞》。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 鞠曦：「編者前言」。《恆道（第二輯）》，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2] 《論語》。
[13] 鞠曦《易道元貞》。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