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兩漢儒學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進展
作者：王啟發
文章來源：《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四輯
瀏覽：445 次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兩漢儒學研究大體呈現出三個基本走向，一是以經學為核心，涉及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論著和論文相對比較多。二是以儒學為核心，所涉及的範圍比前一個方面略廣，還包括漢代的宗教、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專著和論文也有不少。三是對漢代歷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學問題的方面，如官制、禮制、社會組織、地方豪族、門閥世族、喪葬、禮俗、畫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論文有所論及，但是總體上顯得不足。目前兩漢儒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個方面做綜合性的研究，這將促進學術界的歷史學與思想哲學相結合，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兩漢儒學研究。
一、兩漢經學及經學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漢代學術的核心在於儒家經學，漢代的政治史稱經學政治，漢代的法制也是以經為法，因此，以經學為核心，對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進行考察研究，是近年來兩漢儒學儒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論文相對比較多。
第一，從思想學術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兩漢經學，代表性的論著當首推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漢代經學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該書是目前中國大陸第一部系統研究經學思想史的論著，基本上涵蓋了兩漢經學的主要人物、主要經典和主要的經學問題。既有總括性的論述，又有個案性的研究，特別著重從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經學在漢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漢代學術、政治之間的關係。該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對漢代的詩學、易學、尚書學、禮學、春秋學、孝經學、緯書學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經學傳承關係的史料考證，又注重經學思想本身價值的解釋與發掘，就一個經學人物或一部經學典籍而做充分的、展開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學說廣泛而且深入，涵蓋了漢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個方面。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兩漢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學派形成、演變及相互間的論爭為綱，兼論漢代春秋學、禮學、易學的學術演變的著作。該書史料考據和理論探討相結合，對一些經學問題包括經典的傳承譜系、經學人物的學派分野、漢代宗廟（明堂、辟雍、太廟）禮儀制度等進行了細緻縝密的考證，並特別對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宇宙系統論的經學思想從「宗教到哲學」的演變歷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從政治的角度討論兩漢經學的影響和作用的著作有，湯志鈞等《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著重於考察論述有關西漢儒家獨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對西漢政治的影響，儒經博士從「備顧問」到「參國政」的政治地位變化，從「鹽鐵論」到「石渠閣論」儒生的直接參與議政和經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依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五經博士與今文經學、西漢經學的傳授、「廟議」所體現的西漢禮制建設、伴隨著西漢終結的今古文經學更替與王莽改制等問題。陳蘇鎮著《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3月）一書重點在於探討漢代政治的演變以及《春秋》學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發揮的影響。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對兩漢經學興盛的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兩漢經學的文化淵源、兩漢經學的傳承與經說、通經致用下的漢代社會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研究。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則是全面介紹漢代經學與社會的簡明讀物。這方面論文有，張濤《經學和漢代的選官制度》（《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綱《公羊學與漢代政治文化》（《遼寧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譚德興《齊詩「四始五際」與漢代政治》（《貴州文史叢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從哲學、文學、學術史等方面來考察漢代經學的影響的著作有，嚴正《五經哲學及其文化學的闡釋》（齊魯書社，2001年8月），該書對漢代經學有專門的論述，具體包括三家詩說和毛詩說、西漢《尚書》學的意義和作用、西漢的禮制建設、西漢的易學發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意義等。劉松來《兩漢經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6月），從文學視野中的經書文本，文化視野中的兩漢經學與經學視野中的兩漢文學這三個方面，考察了兩漢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問題，重點在於考察經學語境中生成的漢代文學理論，兩漢經學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等問題。王繼訓《漢代諸子與經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討漢代諸子百家之學與經學的關係，經學與諸子學的相互交匯、融通的歷史進程，透視兩漢經學融合諸子學而構成漢代儒學的發展過程與思想理論上的貢獻，並特別論述了經學與諸子百家學的界限、與陰陽五行及讖緯的關係等問題。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針對春秋公羊學方面的專門性論著，其中對司馬遷、董仲舒、何休等人物與公羊學的傳承關係有所論述，尤其是所論司馬遷傳公羊學、司馬遷史學承繼了公羊學的精神，多有啟發性的見解。譚德興著《漢代〈詩〉學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從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漢代《詩》學發展演進的特點和規律，探討了其在經學與文字互動中的表現及意義，研究和論述了其發展方向和影響，最終揭示了漢代《詩》學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學及文論的內在關係。龐天祐《秦漢歷史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3月），該書在上編第6章「經學與漢代史學」著重從經學對漢代史學家知識結構與漢代史學思想的影響，漢代史學的經世致用，漢代史家的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研究；在下編集中對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班固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進行分別了論述。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對兩漢時期象數易學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國、孟喜、焦延壽、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學術傳承及其後世影響進行了詳細、系統地論述。還有吳雁南、秦學欣、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經學全史，包含有漢代經學部分的記述。
第四，對漢代讖緯之學的研究，也有一些專門性論著發表和出版。鐘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統研究讖緯的研究專著，該書第5章專論「讖緯與漢代今文經學」，其中對《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與讖緯，孟喜、京房易學與易緯，今文尚書、齊詩與讖緯，《白虎通義》與讖緯等問題有細緻的考察，對讖緯與後漢政治、讖緯與農民起義，以及讖緯的哲學思想、讖緯的神學體系、讖緯與歷史等問題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東方出版社，1996年5月）著重對緯書神話學進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詳細討論了聖王、聖人、孔子神話的意義、功能及得失。這方面的論文有，劉澤華《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論漢代讖緯之學的興起》(《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張廣保《緯書與漢代政治》（《原道》第五輯，1998年），孫曙光《讖緯與漢代政治的神秘性》（《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從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決獄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漢卿《〈春秋決獄〉佚文評析》（《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華友根《西漢的春秋決獄及其歷史地位》(《政治與法律》，1994年第5期)，顏雅彬《略論漢代春秋決獄之利弊》（《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決獄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學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學為核心，從宗教、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個研究領域考察其與漢代社會的廣泛關係，成為兩漢儒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儒學史和儒教史。兩漢儒學史的著作，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出現。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面論述儒學發展和演變歷史的著作，該書第二編「兩漢時期儒學的經學化」集中考察論述了漢初儒學、漢武帝獨尊儒術、董仲舒與春秋公羊學、兩漢經學的傳承授受及其法典化、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讖緯的流行與反讖緯、《白虎通》與讖緯神學、古文經學對讖緯神學的批判、東漢末年經學的衰微等問題，簡明地勾畫出了兩漢儒學發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該書上卷第2章、第3章為「兩漢儒教」部分，如張榮明所評論的，與以往的研究重點放在「對儒學觀念體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較少涉及祭祀、天文、曆法和音樂等方面的內容」不同，《中國儒教史》是「把思想學說、祭祀制度、曆法制度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做系統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觀念和天信仰為核心，把封禪、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為信仰的具體展現，並把儒教信仰對天文、曆法、音樂諸方面的影響綜括起來敘述」。劉蔚華主編的《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為兩漢儒學部分，該書包括了一般儒學史的基本問題和內容，而更多地著眼於學術史的角度展開敘述。此外還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第二，除了專門的儒學史著作之外，就是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思想通史類的著作中，兩漢儒學部分也成為不可缺少的內容。比如劉澤華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該書第2章至第8章是關於兩漢政治思想的內容。具體包括：漢初思想家對漢帝國的政治設計，漢帝國的政治「大一統」與獨尊儒術，儒家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西漢後期的政治調整思潮與王莽復古改制思想，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東漢後期的名教與政治反思思潮等內容。楊鶴皋主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三卷西漢、東漢部分從法律思想的視角考察和闡述漢儒的思想，具體內容包括：漢初法律思想的演變，陸賈、賈誼的法律思想，西漢中期法律思想領域的鬥爭，漢武帝的法律思想，鹽鐵會議和桑弘羊的法律思想，司馬遷的法律思想，封建正統思想的形成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西漢後期法律思想的演變與讖緯神學的興起，揚雄的法律思想，東漢初中期法律思想的演變，桓譚、班固、王充的法律思想，《白虎通》的法律思想、漢末社會批判思潮中的法律思想，崔寔、王符、荀悅的法律思想，鄭玄的「以經注律」等等。王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黃山書社，2002年12月）有相當比重的篇幅從史學思想的角度對漢代儒家人物的歷史思想進行了考察。俞啟定、施克燦《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秦漢）（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該書第二編第二節至第五節討論了儒學與漢代教育制度的關係，涉及的內容有：漢代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及其對漢代教育的影響，博士官學以及師法、家法，今古文經學之爭到師法、家法的削弱，通經教學和研究的發展，從石渠閣、白虎觀議經到鄭玄集大成的經注的出現等。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該書第三編第三節「國家意識形態的確立：從《春秋繁露》到《白虎通》」和第四節「經與緯：一般知識與精英思想的互動及其結果」是專門書寫兩漢思想中儒學的成分及其影響的部分。該書認為，《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據在於宇宙秩序和歷史經驗，並且就《白虎通》對宇宙秩序和人間秩序的簡約化、數字化表述有所討論。主張重新理解和評價緯學，認為緯學的數術、天文、地理等知識背景，提升了知識的文化品格，同時也加重了儒士中的神秘化與政治化的風氣。指出以定「漢儀」、撰《王制》、設明堂為標誌的儒者的實用傾向與策略成為當時重要的思想表現。正是在兩漢時期，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觀念與實用規範得以建立，經典的揭示系統也得以確立。
第三，在一些關於學術史研究的論著中，也包含兩漢時期的相關篇章。比如，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該書第3章《西漢中的儒學獨尊與正史儒學史卷的設立》不僅論述了儒學的獨尊與經學的盛行，還以司馬遷的《史記·儒林列傳》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作為正史儒學史卷而加以考察論述。張國剛、喬治忠等《中國學術史》（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2章「以經學為核心的漢代學術」，考察記述了儒家經典化之歷程、五經的闡釋與傳授、經學的今古文之爭、陰陽五行與儒學的政治化讖緯化、封建正宗史學宗旨的確立、漢末社會批判思潮及其學術價值等方面的問題。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章「兩漢諸儒宗經正緯」，從古典闡釋學的視角，對兩漢儒學經典的詮釋形式和特點作了論述和概括。著者認為，在表現形式上，陰陽讖緯屬於神學的詮釋，詩學教化諷諫屬於政治的詮釋，訓詁箋注屬於語言的詮釋。又指出，以讖緯為依據來改造經學舊說，以緯書依附於經書而別立新說，經學的高度繁榮導致訓詁學的空前興盛，而經學訓詁所強調的文字的載道功能等等都是漢代儒學詮釋學的特點。此研究頗見新的角度。關長龍《中國學術史述論》（巴蜀書社，2004年6月）第2章「兩漢經學」部分，針對經學的興起與儒學的重建進行了論述，內容包括：六藝內涵的轉變、從《六藝略》說起、大一統王朝的學術張力、董仲舒的經學體用論、經學的異化等。特別指出漢代經學異化的三種表現，即微言大義的讖緯化、章句訓詁成為學術主潮、名教問題的出現。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兩漢儒學的著作有，孟祥才、胡新盛《齊魯思想文化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漢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以兩漢經學中的齊魯儒生為主要線索，對成長和發展於齊魯之地的兩漢儒者的思想學說及歷史貢獻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和論述，包括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貢禹、匡衡、曹褒、郎顗、襄楷、鄭玄、徐干、仲長統等人得的思想學術。
第四，專門性地論述和考察儒學與兩漢社會、政治的關係方面的論著有，劉厚琴《儒學與漢代社會》（齊魯書社，2002年1月），該書從九個方面論述了儒學與漢代政治、經濟、法律、禮儀制度、民族關係、教育、自然保護及抗災救荒、社會生活、文化的關係等。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該書在第8、9、10章中的一些論題涉及到漢代儒者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內容包括：「獨尊懦術」下的漢政變遷、漢儒的政治批判、漢儒的「奉天法古」、東漢的「經術」與「吏化」、儒法合流、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即士大夫政治的定型。陳明《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型態的知識分子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一書，第5、6章專門就儒學與漢代吏治、儒學與漢代王權展開論述。著者認為，漢代帝王正是看中了儒學的教化功能希望以之彌補吏治的闕失，而漢代「士大夫儒者與宦官、外戚間的衝突，實質上是儒學公天下的價值理念與專職王權思天下之心的鬥爭」。在論文方面有，劉紅葉《漢代儒學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形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論述了儒學在漢代從日常倫理向政治倫理演變的歷史過程。馬育良《俗吏吏風：西漢儒家批判的一種治政現象》（《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白華《漢代儒學官學化的動力及其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論述了君主專制和儒家學派利益決定了漢代儒學走上官學化的道路，而官學化的儒學對後世的政治、道德、思想學術和社會生活有著多方面的歷史影響。惠吉星《論漢代儒學的社會化走向》（《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3期）一文，以「社會化」一詞來概括漢代儒學的變遷，並對其過程進行了論證，亦即在當時國家政權倡導和推動下，儒家知識分子和儒生化的官吏通過教育、教化的手段，將儒學的文化知識、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和禮儀規範灌輸給社會的各個階層，使之成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其對後世的思想文化、民族文化心理、國家社會生活影響之為深遠，所謂「儒教中國」就是漢代儒學社會化的結果。趙沛《漢代儒學入仕到門閥壟斷》（《甘肅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提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入仕成為漢代選官制度變革的具體體現，也成為儒學傳家世代為官的「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歷史開端，並認為以儒學入仕就是以經學入仕，這也就導致了東漢時期一些士大夫家族紛起，專攻一經或兼通數經，由經學入仕到累世公卿的現象出現，而且兩漢的察舉選官中的舉孝廉、茂材、賢良文學，也都與經學有關。從儒學入仕到門閥壟斷演變，主要源自於儒學入仕中的門第觀念以及經師、門生與故吏集團的形成對選舉產生的影響，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謝謙《漢代儒學復興運動與郊廟禮樂的正統化》（《四川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統王朝的國家宗教，但其郊廟禮樂制度仍依據神仙方士之說，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於是在西漢中後期興起了一場以復興古禮為目的的儒學復古運動，其高潮就是元始改制，其結果就是王莽代漢。王莽雖然身敗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廟禮樂制度被東漢王朝承襲，並成為歷代禮樂郊廟制度的正統。林存光《漢代儒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分析與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認為，儒學在漢代意識形態化而成為一種官方指導思想，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功能，表現在三個方面，漢儒以文化守成自任而成為意識形成階層職能的自覺意識，儒學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功能在對自身的反思與辯護的兩個層面運作，儒學闡明現狀和提示行動方向的社會歷史功能。該文對這三個方面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並給以了歷史的批判。
第五，兩漢儒學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一直為研究者所重視，論著、論文層出不窮，思想人物評傳更是比較集中地出現。比如董仲舒研究方面有，華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黃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漢代儒學》(岳麓書社，1999年1月)，李宗桂《董仲舒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桂鈿《董仲舒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治平《惟天為大——基於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其他方面有，王興國《賈誼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該書在充分佔有原始資料並認真分析前人及時人對賈誼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生平事跡及著作真偽、寫作年月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考辨，對許多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是賈誼研究的總結性著作。該書還對陸賈、晁錯的生平、思想進行了系統分析，亦不乏新意。其他還有，張大可《司馬遷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許凌雲《司馬遷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鐘肇鵬、周桂鈿《桓譚、王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王舉忠《王充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青《揚雄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陳其泰、趙永春《班固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劉文英《王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該書附有崔寔和仲長統評傳），王伯欣《王符評傳》（陝西人民出版，1993年)，黃樸民《何休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盧央《京房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許結《張衡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馬育良《漢初三儒研究》(黃山書社，1996年)等。
三、漢代歷史與儒學的多樣化研究
近些年一些學者利用考古學物質文化資料，對儒學有關問題進行研究，其成果值得注意。如信立祥的《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8月），通過對漢代畫像石內容題材的研究，對漢代人的生死觀、鬼神觀、宇宙觀等進行了研究。著者認為，「在漢代人的觀念中，上帝和諸神的天上世界是最可怕的地方」，董仲舒「畏天之威」的「天人感應說」「拉大了人間世界和天上世界的距離，加劇了人們對上天的恐懼」，從而使人們走向了「鬼魂世界」和「仙人世界」。何平生《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齊魯書社，2003年1月）第三章第二節「禮儀與思想」，對封禪典禮與儒家文化、東漢儒學讖緯與漢光武帝封禪、漢章帝巡狩的儒學思想背景等問題有所考察和研究。劉厚琴《論儒學與兩漢復仇之風》（《齊魯學刊》，1994年第2期）、臧知非《春秋公羊學與漢代復仇風氣發微》（《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張濤《經學與漢代的喪葬、祭祀活動及復仇之風》（《山東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等文認為，兩漢民俗中的喪葬禮儀、隨葬器物都受到經學的影響，盛極一時的復仇之風更是儒家經義的體現。徐國榮《東漢儒學名士的薄葬之風和弔祭活動的文化蘊涵》（《東方論壇》，2000年第4期）認為，東漢儒學名士的薄葬之風和在弔祭活動中的態度是對世俗厚葬流弊以及濁流階層的反其道而行之。馬振鐸《試論楚蠻夷神話和巫術對漢代儒學的影響》（肖萬源主編《儒學與中國少數民族思想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提出，在漢代，當荊楚蠻夷的「巫文化」滲入之後對儒學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儒學一反先秦的「不語怪、力、亂、神」的理性主義而逐漸染上了一種妖異詭怪的色彩，使儒學最終淪為讖緯之學。相反，與巫術相聯繫的神話，特別是開天闢地神話，對漢代儒學的影響卻是積極的，激起漢代儒者對宇宙終極的關懷和興趣，引出漢儒的天地宇宙生成論和以渾沌元氣為宇宙本質的思想就是蠻夷文化中的開天闢地神話。
以上所述限於篇幅，僅就主要的一些著述進行了搜羅和概括，意在為當前的學界提供一些相關的研究信息，難免舉一遺十，掛一漏萬，有待於以後更為廣泛深入地收集和總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作者：王啟發
文章來源：《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四輯
瀏覽：445 次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兩漢儒學研究大體呈現出三個基本走向，一是以經學為核心，涉及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論著和論文相對比較多。二是以儒學為核心，所涉及的範圍比前一個方面略廣，還包括漢代的宗教、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專著和論文也有不少。三是對漢代歷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學問題的方面，如官制、禮制、社會組織、地方豪族、門閥世族、喪葬、禮俗、畫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論文有所論及，但是總體上顯得不足。目前兩漢儒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個方面做綜合性的研究，這將促進學術界的歷史學與思想哲學相結合，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兩漢儒學研究。
一、兩漢經學及經學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漢代學術的核心在於儒家經學，漢代的政治史稱經學政治，漢代的法制也是以經為法，因此，以經學為核心，對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進行考察研究，是近年來兩漢儒學儒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論文相對比較多。
第一，從思想學術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兩漢經學，代表性的論著當首推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漢代經學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該書是目前中國大陸第一部系統研究經學思想史的論著，基本上涵蓋了兩漢經學的主要人物、主要經典和主要的經學問題。既有總括性的論述，又有個案性的研究，特別著重從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經學在漢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漢代學術、政治之間的關係。該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對漢代的詩學、易學、尚書學、禮學、春秋學、孝經學、緯書學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經學傳承關係的史料考證，又注重經學思想本身價值的解釋與發掘，就一個經學人物或一部經學典籍而做充分的、展開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學說廣泛而且深入，涵蓋了漢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個方面。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兩漢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學派形成、演變及相互間的論爭為綱，兼論漢代春秋學、禮學、易學的學術演變的著作。該書史料考據和理論探討相結合，對一些經學問題包括經典的傳承譜系、經學人物的學派分野、漢代宗廟（明堂、辟雍、太廟）禮儀制度等進行了細緻縝密的考證，並特別對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宇宙系統論的經學思想從「宗教到哲學」的演變歷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從政治的角度討論兩漢經學的影響和作用的著作有，湯志鈞等《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著重於考察論述有關西漢儒家獨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對西漢政治的影響，儒經博士從「備顧問」到「參國政」的政治地位變化，從「鹽鐵論」到「石渠閣論」儒生的直接參與議政和經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依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五經博士與今文經學、西漢經學的傳授、「廟議」所體現的西漢禮制建設、伴隨著西漢終結的今古文經學更替與王莽改制等問題。陳蘇鎮著《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3月）一書重點在於探討漢代政治的演變以及《春秋》學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發揮的影響。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對兩漢經學興盛的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兩漢經學的文化淵源、兩漢經學的傳承與經說、通經致用下的漢代社會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研究。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則是全面介紹漢代經學與社會的簡明讀物。這方面論文有，張濤《經學和漢代的選官制度》（《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綱《公羊學與漢代政治文化》（《遼寧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譚德興《齊詩「四始五際」與漢代政治》（《貴州文史叢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從哲學、文學、學術史等方面來考察漢代經學的影響的著作有，嚴正《五經哲學及其文化學的闡釋》（齊魯書社，2001年8月），該書對漢代經學有專門的論述，具體包括三家詩說和毛詩說、西漢《尚書》學的意義和作用、西漢的禮制建設、西漢的易學發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意義等。劉松來《兩漢經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6月），從文學視野中的經書文本，文化視野中的兩漢經學與經學視野中的兩漢文學這三個方面，考察了兩漢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問題，重點在於考察經學語境中生成的漢代文學理論，兩漢經學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等問題。王繼訓《漢代諸子與經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討漢代諸子百家之學與經學的關係，經學與諸子學的相互交匯、融通的歷史進程，透視兩漢經學融合諸子學而構成漢代儒學的發展過程與思想理論上的貢獻，並特別論述了經學與諸子百家學的界限、與陰陽五行及讖緯的關係等問題。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針對春秋公羊學方面的專門性論著，其中對司馬遷、董仲舒、何休等人物與公羊學的傳承關係有所論述，尤其是所論司馬遷傳公羊學、司馬遷史學承繼了公羊學的精神，多有啟發性的見解。譚德興著《漢代〈詩〉學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從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漢代《詩》學發展演進的特點和規律，探討了其在經學與文字互動中的表現及意義，研究和論述了其發展方向和影響，最終揭示了漢代《詩》學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學及文論的內在關係。龐天祐《秦漢歷史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3月），該書在上編第6章「經學與漢代史學」著重從經學對漢代史學家知識結構與漢代史學思想的影響，漢代史學的經世致用，漢代史家的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研究；在下編集中對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班固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進行分別了論述。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對兩漢時期象數易學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國、孟喜、焦延壽、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學術傳承及其後世影響進行了詳細、系統地論述。還有吳雁南、秦學欣、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經學全史，包含有漢代經學部分的記述。
第四，對漢代讖緯之學的研究，也有一些專門性論著發表和出版。鐘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統研究讖緯的研究專著，該書第5章專論「讖緯與漢代今文經學」，其中對《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與讖緯，孟喜、京房易學與易緯，今文尚書、齊詩與讖緯，《白虎通義》與讖緯等問題有細緻的考察，對讖緯與後漢政治、讖緯與農民起義，以及讖緯的哲學思想、讖緯的神學體系、讖緯與歷史等問題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東方出版社，1996年5月）著重對緯書神話學進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詳細討論了聖王、聖人、孔子神話的意義、功能及得失。這方面的論文有，劉澤華《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論漢代讖緯之學的興起》(《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張廣保《緯書與漢代政治》（《原道》第五輯，1998年），孫曙光《讖緯與漢代政治的神秘性》（《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從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決獄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漢卿《〈春秋決獄〉佚文評析》（《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華友根《西漢的春秋決獄及其歷史地位》(《政治與法律》，1994年第5期)，顏雅彬《略論漢代春秋決獄之利弊》（《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決獄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學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學為核心，從宗教、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個研究領域考察其與漢代社會的廣泛關係，成為兩漢儒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儒學史和儒教史。兩漢儒學史的著作，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出現。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面論述儒學發展和演變歷史的著作，該書第二編「兩漢時期儒學的經學化」集中考察論述了漢初儒學、漢武帝獨尊儒術、董仲舒與春秋公羊學、兩漢經學的傳承授受及其法典化、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讖緯的流行與反讖緯、《白虎通》與讖緯神學、古文經學對讖緯神學的批判、東漢末年經學的衰微等問題，簡明地勾畫出了兩漢儒學發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該書上卷第2章、第3章為「兩漢儒教」部分，如張榮明所評論的，與以往的研究重點放在「對儒學觀念體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較少涉及祭祀、天文、曆法和音樂等方面的內容」不同，《中國儒教史》是「把思想學說、祭祀制度、曆法制度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做系統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觀念和天信仰為核心，把封禪、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為信仰的具體展現，並把儒教信仰對天文、曆法、音樂諸方面的影響綜括起來敘述」。劉蔚華主編的《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為兩漢儒學部分，該書包括了一般儒學史的基本問題和內容，而更多地著眼於學術史的角度展開敘述。此外還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第二，除了專門的儒學史著作之外，就是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思想通史類的著作中，兩漢儒學部分也成為不可缺少的內容。比如劉澤華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該書第2章至第8章是關於兩漢政治思想的內容。具體包括：漢初思想家對漢帝國的政治設計，漢帝國的政治「大一統」與獨尊儒術，儒家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西漢後期的政治調整思潮與王莽復古改制思想，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東漢後期的名教與政治反思思潮等內容。楊鶴皋主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三卷西漢、東漢部分從法律思想的視角考察和闡述漢儒的思想，具體內容包括：漢初法律思想的演變，陸賈、賈誼的法律思想，西漢中期法律思想領域的鬥爭，漢武帝的法律思想，鹽鐵會議和桑弘羊的法律思想，司馬遷的法律思想，封建正統思想的形成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西漢後期法律思想的演變與讖緯神學的興起，揚雄的法律思想，東漢初中期法律思想的演變，桓譚、班固、王充的法律思想，《白虎通》的法律思想、漢末社會批判思潮中的法律思想，崔寔、王符、荀悅的法律思想，鄭玄的「以經注律」等等。王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黃山書社，2002年12月）有相當比重的篇幅從史學思想的角度對漢代儒家人物的歷史思想進行了考察。俞啟定、施克燦《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先秦、秦漢）（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該書第二編第二節至第五節討論了儒學與漢代教育制度的關係，涉及的內容有：漢代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及其對漢代教育的影響，博士官學以及師法、家法，今古文經學之爭到師法、家法的削弱，通經教學和研究的發展，從石渠閣、白虎觀議經到鄭玄集大成的經注的出現等。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該書第三編第三節「國家意識形態的確立：從《春秋繁露》到《白虎通》」和第四節「經與緯：一般知識與精英思想的互動及其結果」是專門書寫兩漢思想中儒學的成分及其影響的部分。該書認為，《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據在於宇宙秩序和歷史經驗，並且就《白虎通》對宇宙秩序和人間秩序的簡約化、數字化表述有所討論。主張重新理解和評價緯學，認為緯學的數術、天文、地理等知識背景，提升了知識的文化品格，同時也加重了儒士中的神秘化與政治化的風氣。指出以定「漢儀」、撰《王制》、設明堂為標誌的儒者的實用傾向與策略成為當時重要的思想表現。正是在兩漢時期，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觀念與實用規範得以建立，經典的揭示系統也得以確立。
第三，在一些關於學術史研究的論著中，也包含兩漢時期的相關篇章。比如，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該書第3章《西漢中的儒學獨尊與正史儒學史卷的設立》不僅論述了儒學的獨尊與經學的盛行，還以司馬遷的《史記·儒林列傳》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作為正史儒學史卷而加以考察論述。張國剛、喬治忠等《中國學術史》（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2章「以經學為核心的漢代學術」，考察記述了儒家經典化之歷程、五經的闡釋與傳授、經學的今古文之爭、陰陽五行與儒學的政治化讖緯化、封建正宗史學宗旨的確立、漢末社會批判思潮及其學術價值等方面的問題。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章「兩漢諸儒宗經正緯」，從古典闡釋學的視角，對兩漢儒學經典的詮釋形式和特點作了論述和概括。著者認為，在表現形式上，陰陽讖緯屬於神學的詮釋，詩學教化諷諫屬於政治的詮釋，訓詁箋注屬於語言的詮釋。又指出，以讖緯為依據來改造經學舊說，以緯書依附於經書而別立新說，經學的高度繁榮導致訓詁學的空前興盛，而經學訓詁所強調的文字的載道功能等等都是漢代儒學詮釋學的特點。此研究頗見新的角度。關長龍《中國學術史述論》（巴蜀書社，2004年6月）第2章「兩漢經學」部分，針對經學的興起與儒學的重建進行了論述，內容包括：六藝內涵的轉變、從《六藝略》說起、大一統王朝的學術張力、董仲舒的經學體用論、經學的異化等。特別指出漢代經學異化的三種表現，即微言大義的讖緯化、章句訓詁成為學術主潮、名教問題的出現。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兩漢儒學的著作有，孟祥才、胡新盛《齊魯思想文化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漢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以兩漢經學中的齊魯儒生為主要線索，對成長和發展於齊魯之地的兩漢儒者的思想學說及歷史貢獻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和論述，包括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貢禹、匡衡、曹褒、郎顗、襄楷、鄭玄、徐干、仲長統等人得的思想學術。
第四，專門性地論述和考察儒學與兩漢社會、政治的關係方面的論著有，劉厚琴《儒學與漢代社會》（齊魯書社，2002年1月），該書從九個方面論述了儒學與漢代政治、經濟、法律、禮儀制度、民族關係、教育、自然保護及抗災救荒、社會生活、文化的關係等。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該書在第8、9、10章中的一些論題涉及到漢代儒者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內容包括：「獨尊懦術」下的漢政變遷、漢儒的政治批判、漢儒的「奉天法古」、東漢的「經術」與「吏化」、儒法合流、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即士大夫政治的定型。陳明《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型態的知識分子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一書，第5、6章專門就儒學與漢代吏治、儒學與漢代王權展開論述。著者認為，漢代帝王正是看中了儒學的教化功能希望以之彌補吏治的闕失，而漢代「士大夫儒者與宦官、外戚間的衝突，實質上是儒學公天下的價值理念與專職王權思天下之心的鬥爭」。在論文方面有，劉紅葉《漢代儒學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形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論述了儒學在漢代從日常倫理向政治倫理演變的歷史過程。馬育良《俗吏吏風：西漢儒家批判的一種治政現象》（《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白華《漢代儒學官學化的動力及其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論述了君主專制和儒家學派利益決定了漢代儒學走上官學化的道路，而官學化的儒學對後世的政治、道德、思想學術和社會生活有著多方面的歷史影響。惠吉星《論漢代儒學的社會化走向》（《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3期）一文，以「社會化」一詞來概括漢代儒學的變遷，並對其過程進行了論證，亦即在當時國家政權倡導和推動下，儒家知識分子和儒生化的官吏通過教育、教化的手段，將儒學的文化知識、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和禮儀規範灌輸給社會的各個階層，使之成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其對後世的思想文化、民族文化心理、國家社會生活影響之為深遠，所謂「儒教中國」就是漢代儒學社會化的結果。趙沛《漢代儒學入仕到門閥壟斷》（《甘肅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提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入仕成為漢代選官制度變革的具體體現，也成為儒學傳家世代為官的「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歷史開端，並認為以儒學入仕就是以經學入仕，這也就導致了東漢時期一些士大夫家族紛起，專攻一經或兼通數經，由經學入仕到累世公卿的現象出現，而且兩漢的察舉選官中的舉孝廉、茂材、賢良文學，也都與經學有關。從儒學入仕到門閥壟斷演變，主要源自於儒學入仕中的門第觀念以及經師、門生與故吏集團的形成對選舉產生的影響，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謝謙《漢代儒學復興運動與郊廟禮樂的正統化》（《四川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統王朝的國家宗教，但其郊廟禮樂制度仍依據神仙方士之說，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於是在西漢中後期興起了一場以復興古禮為目的的儒學復古運動，其高潮就是元始改制，其結果就是王莽代漢。王莽雖然身敗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廟禮樂制度被東漢王朝承襲，並成為歷代禮樂郊廟制度的正統。林存光《漢代儒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分析與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認為，儒學在漢代意識形態化而成為一種官方指導思想，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功能，表現在三個方面，漢儒以文化守成自任而成為意識形成階層職能的自覺意識，儒學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功能在對自身的反思與辯護的兩個層面運作，儒學闡明現狀和提示行動方向的社會歷史功能。該文對這三個方面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並給以了歷史的批判。
第五，兩漢儒學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一直為研究者所重視，論著、論文層出不窮，思想人物評傳更是比較集中地出現。比如董仲舒研究方面有，華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黃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漢代儒學》(岳麓書社，1999年1月)，李宗桂《董仲舒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桂鈿《董仲舒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治平《惟天為大——基於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其他方面有，王興國《賈誼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該書在充分佔有原始資料並認真分析前人及時人對賈誼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生平事跡及著作真偽、寫作年月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考辨，對許多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是賈誼研究的總結性著作。該書還對陸賈、晁錯的生平、思想進行了系統分析，亦不乏新意。其他還有，張大可《司馬遷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許凌雲《司馬遷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鐘肇鵬、周桂鈿《桓譚、王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王舉忠《王充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青《揚雄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陳其泰、趙永春《班固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劉文英《王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該書附有崔寔和仲長統評傳），王伯欣《王符評傳》（陝西人民出版，1993年)，黃樸民《何休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盧央《京房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許結《張衡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馬育良《漢初三儒研究》(黃山書社，1996年)等。
三、漢代歷史與儒學的多樣化研究
近些年一些學者利用考古學物質文化資料，對儒學有關問題進行研究，其成果值得注意。如信立祥的《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8月），通過對漢代畫像石內容題材的研究，對漢代人的生死觀、鬼神觀、宇宙觀等進行了研究。著者認為，「在漢代人的觀念中，上帝和諸神的天上世界是最可怕的地方」，董仲舒「畏天之威」的「天人感應說」「拉大了人間世界和天上世界的距離，加劇了人們對上天的恐懼」，從而使人們走向了「鬼魂世界」和「仙人世界」。何平生《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齊魯書社，2003年1月）第三章第二節「禮儀與思想」，對封禪典禮與儒家文化、東漢儒學讖緯與漢光武帝封禪、漢章帝巡狩的儒學思想背景等問題有所考察和研究。劉厚琴《論儒學與兩漢復仇之風》（《齊魯學刊》，1994年第2期）、臧知非《春秋公羊學與漢代復仇風氣發微》（《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張濤《經學與漢代的喪葬、祭祀活動及復仇之風》（《山東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等文認為，兩漢民俗中的喪葬禮儀、隨葬器物都受到經學的影響，盛極一時的復仇之風更是儒家經義的體現。徐國榮《東漢儒學名士的薄葬之風和弔祭活動的文化蘊涵》（《東方論壇》，2000年第4期）認為，東漢儒學名士的薄葬之風和在弔祭活動中的態度是對世俗厚葬流弊以及濁流階層的反其道而行之。馬振鐸《試論楚蠻夷神話和巫術對漢代儒學的影響》（肖萬源主編《儒學與中國少數民族思想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提出，在漢代，當荊楚蠻夷的「巫文化」滲入之後對儒學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儒學一反先秦的「不語怪、力、亂、神」的理性主義而逐漸染上了一種妖異詭怪的色彩，使儒學最終淪為讖緯之學。相反，與巫術相聯繫的神話，特別是開天闢地神話，對漢代儒學的影響卻是積極的，激起漢代儒者對宇宙終極的關懷和興趣，引出漢儒的天地宇宙生成論和以渾沌元氣為宇宙本質的思想就是蠻夷文化中的開天闢地神話。
以上所述限於篇幅，僅就主要的一些著述進行了搜羅和概括，意在為當前的學界提供一些相關的研究信息，難免舉一遺十，掛一漏萬，有待於以後更為廣泛深入地收集和總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