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的廢除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
作者：楊齊福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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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舉制度的廢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的產物，但它又影響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首先是打破了儒學上千年來的獨尊地位，卻開啟了中國社會擺脫傳統和否定傳統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紳階層，卻造成了新知識群體的邊緣化；再者是推動了鄉村文化教育的發展，卻導致鄉村文化生態的失衡與退化；最後是促進了近代學術的轉型與發展，卻產生了專營「術」而忽視「學」的後果。
科舉制度在近代的廢除既是中西文化撞擊的產物，也是新舊文化衝突的結果。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廢科舉不久曾發表評論道：「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於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1儘管他沒有具體說明「可驚可駭之奇效」指的是什麼，但後來發生的事實印證了其遠見卓識，科舉制度的廢除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就是有力例證。
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便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魏晉以前儒學與皇權的結合還是比較鬆散的，而隋唐時出現的科舉制度，將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儒學與國家的銓選制度即科舉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時八股文的出現使得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和標準答案。這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儒學的官學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與其精神支柱--儒學之間的進一步結合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機制，從而在制度上解決了政治中心與意識形態的一體化問題。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舉……豈徒篆刻彫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國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2這樣，科舉制度將儒家思想規範化與制度化並使之成為封建社會的共同法則和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專制政權失去了維繫儒家價值體系作為封建意識形態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學上千年來的獨尊地位頓時被打破。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鼻祖，「歷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為先師，崇為至聖」，在二十世紀初遭到人們猛烈的抨擊，斥其為「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李大釗則指出「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3爾後，人們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4隨著儒學革命浪潮的湧起，傳統的政治信仰發生動搖，統一的思想模式與傳統的價值觀念出現崩裂，人們的思想因掙脫了制度文本的約束而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立憲主義、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紛紛湧現，民主與科學大旗在神州高揚。緣是，學人直言「1905年科舉的廢止是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5
經學作為儒家學說的化身和傳統文化的代表，一直籠罩著神聖的光環。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中小學停止讀經和大學取消經學科，儒家經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們的質疑。錢玄同指出「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6顧頡剛也指出我們現在「治經學的不是延長經學的壽命，而是正要促成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以後沒有經學。」7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經學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傳統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們喊出了「無論是古是今，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到他」。8後來出現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盤西化」都是這種思想情緒的延續。因此，科舉制度的廢除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中國社會擺脫傳統和否定傳統文化的大門。
二
士紳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的主體，它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聯。科舉制度的產生造就了龐大的士紳階層，而科舉制度的廢除又瓦解了這個階層並催生了新的階層。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紳士群體的產生機制不復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也由單一變為多樣，由必然變為偶然。科舉制度原來是舉國知識精英與國家功令及傳統價值體系相聯繫的大動脈，科舉制度的廢除則從此使「兩者變得毫不相干，國家與知識大眾成為兩個不相系聯的陸塊，各自漂浮。」9這樣，中國知識分子擺脫了對政治與王朝的人身依附，成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職業者，出現自產生以來最徹底、最深刻的變化。我們發現，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戶口職業項目常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士是一個獨立的職業項目；而在民國年間所編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為一個單獨的職業項目，如在《阜寧縣新志》職業表中，職業分為黨務員、公務員、學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醫生、記者、電務員、郵務員、路員、農人、商人、負販、礦工、工人、勞工、警察、伶人、雜業等23 項，這些職業基本上是從社會分工角度來劃分的。這反映了士人階層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上消亡。「士」的消失則意味著四民社會的徹底解體。這是科舉制度廢除的一個重要後果。
科舉制度的廢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識群體，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士紳階層中分化出一個新的士紳集團。新士紳是傳統的士紳群體向新知識分子轉化的一個過渡性群體，兼受傳統教育與新式教育。據有關研究表明，自19 世紀末以來，尤其是廢科舉之後，士紳群體中約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說有近30 萬人通過各種途徑，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學堂學生為主體的新知識階層。這個階層始於戊戌維新時期，隨著科舉的廢除和新學堂的創辦，其隊伍迅速壯大。
必須指出的是，科舉制度不只是一種官吏考詮制度，而是一種包含著對知識階層的作用、價值及地位積極認同的制度，更是一種在實踐上保證知識階層社會精英受到政府僱傭、受到社會普遍尊敬的制度。廢科舉後，新知識群體的社會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證，不少人被摒棄在政治權力之外而被邊緣化。這對懷抱經世目的、現實政治關懷強烈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譬如好談政治的胡適發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吶喊，五四運動的猛將傅斯年立志「要以教書匠終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終究沒有成為一名政治家而成為一名地質學家。因不能直接參政議政，不少讀書人只好發揮坐而論道的長處，有些人連論道的機會都沒有，只好苟活於世。於佑任曾對馮玉祥說過：「在中國，只要作對聯、祭文、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哪個把他們瞧在眼裡。」11這廖廖數語道出了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悲慘境遇。
三
文化是一個由知識、思想、觀念、信仰、習俗等組成的意識形態系統。傳統鄉村文化作為鄉村社會心理的積澱時刻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由於科舉制度的發展與成熟，中國鄉村社會沉積了大批士人，他們既承擔著維繫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任務，又承擔著維持鄉村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科舉制度的廢除對鄉村文化產生重大影響，扼要而言：
首先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政治被視為統治階級的專利，官民相隔，這就決定了必須借助第三種社會力量來溝通官民關係。紳士作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溝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維護基層社會的秩序。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12廢科舉後，鄉村紳士失去了晉陞的路徑和希望，他們或投入新式學堂，或加入社團組織，以尋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間。而這些近代性的機構幾乎都幾集中在都市，於是他們紛紛走出鄉野，踏進都市。這造成了鄉村精英人才的急劇流失，因此民國時期地方官員「最堪憂慮者，厥惟士紳不安於其鄉」。而留居鄉村的士紳素質卻不斷惡化，「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廖廖無幾」。13這不但使鄉村政治文化的發展缺少後勁與活力，而且也使鄉村權力架構和政治環境極大惡化。在鄉村社會中，殘存的鄉紳勢力已是軟弱不堪，一些原來處於鄉村邊緣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會道門頭目、幫會分子乘機控制了基層社會，「他們大多希望從政治和村公職務中撈到物質利益」。14這樣傳統村莊領袖不斷被贏利經紀人所取代。
其次體現在文化生態方面。雖然廢科舉後不少鄉村也創辦了學堂，然而新學堂很難博得大眾尤其是鄉村民眾的贊同。這是因為新學堂在大多數人眼中遠不如昔日書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識啟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對新學堂抱有成見並且鄙視新學堂，「說什麼學校裡面唱歌、體操和剪紙、拌泥等手中勞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舉已廢，吾家子弟，可不必讀書」為由抵制新學堂15，這使新學堂始終不能成為鄉村文化延續和發展的推進器。況且學生在學堂所學得的聲光化電、法理稅則和歐羅巴、亞西亞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都市的，它們與鄉村社會不僅隔膜，而且遙遠，學生畢業後也不再回到鄉村。這造成鄉村文化生態鏈中斷，進而導致鄉村文化生態的失衡與退化。
四
科舉制度廢除後，新教育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清末，全國各地學堂數量直線上升，學生規模急劇壯大。1906年為23,862所，計545,338人；1907年為37,888所，計1,024,988人；1908年為47,955所，計1,300,739人；1909年為59,117所，計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滅之時，學堂數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學生總數高達近300萬人。民國時期，新學堂不斷增加，學生數也猛增。1915年全國各地新學堂為129，739所，學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學堂為178 ,981所，學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學堂為213,010所，學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學堂為320,128所，學生18,625,469人。這顯然是廢科舉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後果。
隨著新學堂的大規模興辦，從幼兒園到研究院，各級各類學堂配套成體系，這表明資產階級性質的現代教育體系基本確立。特別是女子教育的出現，把佔人口半數的婦女納入教育中，擴大了教育對象。人們的知識結構也在廢科舉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由於新學堂猛增與教育內容更新的結果。據統計，在清末普通學校裡，傳統的經典知識只佔27·1%，而數理化等新知識占72·9%。民國初年，普通學校裡傳統的經典知識僅佔8·4%，而數理化等新知識已佔91·6%。16此外，課堂教學中逐步採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促進了教育從高深的書齋走先廣闊的社會，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與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識字率。據統計，1908——1933年全國有小學畢業生7140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6%，統計全民識字率約為26%。17
然而科舉制度的廢除給近代新教育的發展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首先是新教育出現貴族化傾向。科舉教育或多或少帶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讀結合，以自學為主。黃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史要》一書的序言中說：「科舉廢，學校興，轉不免多少帶貴族教育的意味。」這體現在廢科舉後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分佈在城鎮，不像科舉教育那樣遍地開花；而且學費也可觀，不像科舉教育那樣低廉，並且還有名額限制。人們感歎道「自有學校以來，求學機會反不如科舉時代之廣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傳統的私學教育，教師設館教學，因人施教，這不僅有利於教師把握所傳授學問之深淺，也便於師生之間情感的交流與志趣的契合。而在廢科舉後開啟的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識傳播而忽視人格養成。它不問學生程度如何，按班組織教學，學校教育「多變成整套的機械」式的，機械刻板，「使學生立於被動，銷磨個性，毀掉性靈」，教師也無法因材施教，「其學業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師生之間「除了堂上聽講之外，絕少接談的機會」18。這樣，新教育不可能像傳統教育那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人文精神。最後是新教育依然沒有脫離科舉陋習的侵蝕。科舉制度雖然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浸淫千餘年的科舉遺毒和習慣勢力卻不可能一下子從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就發現「當時的北大，就文科方面來說，所講的已覺不是應科舉考試的『舉業』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學生思想還是科舉的一套，還是以學校畢業作為功名利祿的手段，認為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等資格」。19
五
西方社會經過工業革命後進入近代，出現了社會高度分化，並導致社會角色專門化，其中知識群體與職業官僚發生了制度性的剝離，出現了學術專門化趨向。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學而優則仕」思想觀念的束縛，社會體制必然限制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和職業化規範的形成。美國學者賴文遜曾說過，中國「學者的人文修養，是一種與官員任務略不相及的學問，但它卻賦予了學者以承擔政務的資格；這種學問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需要技術效率之官員職能的履行方面，而在於為這些職能提供文化粉飾方面。」而「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意義」。20這種制度化的一身二任與近代社會專業的分工原則相背離。
隨著西學東漸，中國學術由於政學不分而缺乏獨立品格的現象越來越明顯，人們要求學術獨立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近代中國一些敏銳之士在放眼世界過程中隱隱約約覺察到這一點。薛福成是較早認識到學術專門化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講求的學問「有算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天學、地學，及一切格致之學；而一學之中，又往往分為數十百種」，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專長，各盡所用」。21而嚴復則認為「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學問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於是提出「治學治事宜分二途」的辦法，也就是把「名位」分為政治名位與學問名位，「學問之名位，所以予學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們在呼求學術獨立之時，把矛頭直指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廢除在實踐層面上促進了仕學分途，學人擺脫了長期以來揮之不去的「讀書做官」思想的束縛，開始關注學術的獨立品格，認識到「治學與做官是兩途而不是一途」，主張「為學問而學問」，不少人如陳垣、黃侃更是退出政壇而專心治學。
學術話語也隨科舉制度的廢除而發生轉換，白話文的出現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就是例證。科舉制度的廢除割斷了舊式文章與功名利祿的聯繫，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產」的憑借，從而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掃清了道路。如果科舉制度不廢，時文與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門磚，那麼中國的讀書人仍要「鑽在那墨卷故紙堆裡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胡適在當時曾說過「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23這不僅僅是一場學術話語的革命，更是一場意義上的革命，因為它改變了過去人們所慣習的思想活動路徑。
科舉制度的廢除還大大推進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首先是學術地位的專門化使學術不再成為附庸，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獨立發展。由於科舉的廢除使四書五經失去獨尊地位並導致經學衰微，這使以經學為主導的傳統學術格局逐漸解體，各門學科的分化與獨立從可能變為現實，於是分支學科相繼獨立，如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法學、哲學等。學術地位的專門化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獨立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其次是學術方法的科學化使知識分子的心靈、知識和經驗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壯大了現代學術隊伍。學人們在廢科舉後摒棄了傳統學術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歐美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愈來愈強調「學術自身的使命與尊嚴」，主張「研究文學，決然不再做古人的應聲蟲；研究文字，決然不再向四目蒼聖前去跪到；研究語言，決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學圈子裡去瞎摸亂撞；研究歌謠民俗，決然不再說五行志裡的鬼話；研究歷史或考古，決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這樣，現代性學術隊伍的形成和壯大，促進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與繁榮。再次是學術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學術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包袱。費正清曾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書寫文字並不是中國農民借此可以獲得真理和知識的敞開的大門，而是阻擋其上進的攔路虎，……它是鑽研學問的障礙而不是助力。」 廢科舉後八股文的沒落與白話文的出現以及因新文化運動引發的學術形式改革，譬如採用漢語拼音、標點符號、阿拉伯數字、橫行排列、章節體裁等，讓學術脫掉貴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裝，這既有助於有志之士進入學術堂奧，也有利於學術的普及與推廣。最後是學術靈魂的產生和學術重鎮的出現，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一批舉足輕重的學術帶頭人在二十世紀初紛紛脫穎而出，試以清華研究院為例，如梁啟超是近代各種新學術的倡導人，王國維是近代人文新學術的代表，趙元任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李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這些人對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北京和上海兩地則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師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重鎮。因此，梁啟超直率指出現代學術之所以有進步路徑「這裡頭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此言不虛。
雖然科舉制度已被廢除，但學術領域中的科舉殘餘卻沒有因此被清除。這體現在學人專營「術」而忽視「學」，「人多喜作政客，鮮為學者」25，「結果名是成了，學問卻談不上」，「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26這是傳統的「讀書做官」思想餘孽作祟的結果。為此王國維斷言中國學術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27。
總而言之，科舉制度的廢除不但影響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而且也關係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因而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僅是中國政治改革一個重大決策，同時也是中國文化轉折一個十字路口。
註釋：
1 林樂知：《中國教育之前途》，《萬國公報》第39本，華文書局影印本，總24014頁。
2 李世弼：《金登科記序》，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考選委員會1936年，第384頁。
3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頁。
4 吳虞：《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
5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頁。
6 轉引何曉明：《百年憂患》，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頁。
7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第54頁。
8 魯迅：《忽然想到·六》，《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5頁。
9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頁。
10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社會變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11 馮玉祥：《我的生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頁。
12 轉引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1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頁。
14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
15 鐘叔河等編：《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頁。
16 袁立春：《廢科舉與社會現代化》，《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17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頁。
18 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頁。
19 馮友蘭：《「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後的清華》，轉引章開沅等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頁。
20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6頁。
21 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頁。
22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89頁。
23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246頁。
24 轉引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頁。
2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1冊，遼沈書社1993年，第80頁。
26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56—457頁。。
27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遺書》第3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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