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的建構及其限制——以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為例的考察
作者：盧元偉
文章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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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的建構及其限制——以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為例的考察
盧元偉
《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9期
對於那些具備一定歷史常識的當代中國人來說，林則徐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英雄人物。1994年曾經有人對西北農村四所中學的220名初三學生進行過一次歷史知識測試，要他們寫出自己熟悉的十位中國古代歷史人物，對回收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林則徐的出現頻率高居第一位。[1]為什麼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林則徐能以極大的優勢勝出？人們關於他的認識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人或許認為歷史是記憶的產物，而記憶則是對歷史事實的還原。然而誕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的社會記憶理論則指出，人們關於歷史的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現實中的種種情境常常會影響到人們對於歷史的感知。莫裡斯·哈布瓦赫指出：「儘管我們確信自己的記憶是精確無誤的，但社會卻不時地要求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還要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於賦予它們一種現實都不曾擁有的魅力。」[2]換言之，關於歷史的記憶並不是被一成不變地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語境中被不斷重新建構的。
其次，社會記憶理論還強調歷史記憶重構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是歷史記憶重構的場域，歷史記憶不可能脫離這個場域而存在，它是眾多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思想互動的結果。
第三，既然歷史記憶是一個社會性的建構過程，與特定的歷史語境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那麼反過來，我們通過對不同時期歷史記憶文本的分析和詮釋，可以揭示這些文獻是在何種的資源分配與社會認同體系下被製作出來。也就是說，「一個人對於『過去』的記憶反映他所處的社會認同體系以及相關的權力關係。社會告訴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實的過去」。[3]
從上述社會記憶理論的觀點出發，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來關於林則徐的歷史言說，我們不難發現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事實上自林則徐去世以後，關於他的爭議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我們將上文提到的那個測試移植到1930年代，那麼得出的結論就可能與現在大相逕庭。本文關注的重點並非林則徐個人評價本身之恰當與否，而是想通過對不同時代的人們關於林則徐這一歷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評價，揭示歷史記憶與現實語境的相互關聯。歷史記憶的載體有很多種，而教科書無疑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種。因此本文將以幾本常見的教科書為分析的重點和立論的基礎。
以近代新史學的觀念來審視和言說中國歷史大致始於20世紀初，到1930-1940年代已經形成較大的影響。在現實政治的推動之下，當時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關於林則徐的介紹與評價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在這本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中，陳恭祿先生對林則徐的禁煙舉措作出了如下評述：
1839年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抵於廣州。林則徐生於福建侯官，身長不滿六尺，而英光四射，聲如洪鐘，警敏精核，顧其早入仕途，雖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況……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自吾觀之，於腐敗官吏中，而林則徐竟能不顧一切，毅然禁煙，雖其計劃歸於失敗，而其心中，則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4]
一般而言，陳恭祿應該算是一位獨立的學院派人士，其研究著述基本上不受黨派意識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評述應該是持中可信的。然而細細分析上面這段關於林則徐的評價，依然不難發現現實政治環境和個人立場的潛在影響。陳恭祿早年曾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這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教職多由西方人擔任，教育指導思想和學科設置有著明顯的西化傾向，因而西方人固有的「西方中心觀」難免影響到它的學生們。相對於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西方而言，依然停滯在封建帝國時代的中國無疑是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裡執掌政權的帝王和封建官吏無疑都是一些愚昧顢頇的野蠻人。換言之，當西方人將自己的文明視為人類未來發展的惟一方向的時候，中國就成為了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這種「西方中心論」觀念顯然對陳恭祿的歷史認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其筆下的林則徐的形象就不是那麼高大，多少帶有一些草莽英雄的味道。
第二部值得一提的是由商務印書館在１９３８年推出的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如下觀點：
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5]
在這段論述中，蔣廷黼的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他之所以對林則徐求全責備，與他當時所處的現實環境和他的個人立場有著很大的關係。自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後，全國民眾要求抗日之聲日趨高漲，學生愛國運動風起雲湧，而南京政府卻一再妥協退讓，因而「主戰」與「主和」的爭論甚囂塵上。蔣廷黼本人當時是主和派，他認為中日實力相差懸殊，又沒有切實可靠的外援，所以倉促作戰必然造成巨大損失，中國當下的惟一出路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積極發展自身的實力，等到羽翼豐滿以後再與日本一決高下。出於這樣的考量，他支持南京政府妥協政策，因而他對林則徐的批評實際上是在替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辯護。為了凸現妥協主張的正當性，他不惜將林則徐描繪成一個見解深刻但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物。在他的評述中，林則徐之被貶低與琦善之被拔高是相反相成的。
較早對林則徐作出積極肯定評價的，是１９４０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他在該書中指出：
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度完全是傳統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占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這種論調打動了近今中國新史家的心感，於是發生所謂林則徐琦善優劣論，認定林則徐的對外知識趕不上琦善，自信太過，而琦善則是知己知彼。我們並不要肯定的說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國際知識，然而我們也不便承認在這一方面琦善高出於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對外知識，而他的精神與人格仍舊是值得讚許的。[6]
郭廷以的這個評價可謂直接針對陳、蔣二書的說法。為什麼郭著的觀點會如此呢？我們可以從該書的「作者自序」中發現一些線索。作者在落款處是這樣寫的：「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郭廷以識於重慶中央大學石門村一號，適值林文忠公虎門銷煙百年。」「民國二十八年」就是公元1939年，當時中國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敵人的強大攻勢面前，東部沿海富庶地區紛紛淪陷，郭廷以所在的中央大學也被迫從南京遷到重慶。郭廷以在這種情境之下撰寫近百年中國歷史，回顧百年以來的中國所遭受的屈辱，對比眼前的艱苦戰事，想起當年林文忠公面對著英國侵略者的不屈壯舉，又怎能不心懷敬意呢！
如果說以上幾種著述都是圍繞著林則徐和琦善的優劣、中國戰敗的原因等問題展開討論，那麼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史的書寫模式則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在延安安頓下來以後，中共也開始組織相關人員進行中國近代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毛澤東先後幾次找到範文瀾等人商議編寫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事宜，而毛澤東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理論文章，成為根據地中國近代史教材編寫的指導性文件。根據地出版發行的近代史教材主要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為代表。由於這一時期編寫的教材還不能在全國範圍內流通，所以對一般中國民眾歷史知識的建構影響有限。然而到1949年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指導地位的確立，在上述這些教材的基礎上編寫出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成為了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歷史教學的範本，影響了幾代人的歷史觀念。這些教科書突顯了「階級鬥爭」和「反帝愛國」的主題。為了反襯清政府的昏庸無能和琦善的投降賣國嘴臉，凸現中國人民的鬥爭精神，林則徐的個人形象在歷史敘事中變得不斷高大完美起來。
例如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曾畏懼英國的船堅炮利，他極畏懼的卻是掌握著政權的腐朽勢力。事實上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皇帝的荒淫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7]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英國侵略者一再發動戰爭的挑釁並沒有將林則徐嚇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則徐採取積極從事防禦侵略的措施。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瞭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在林則徐的策劃下，廣東的防務相當的穩固。」[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歷史故事》中說：
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他一到廣州，就把做鴉片生意的中國奸商抓了起來……廣東方面，經過林則徐努力整頓，腐敗的清軍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隊，廣大人民群眾，也已經組織起來，軍民團結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緒十分高漲。1840年6月，大批英國軍艦陸續開到廣州附近，封鎖了海口。林則徐日夜在陣地上督促防守的軍隊，還下命令給全城軍民說，如果英國軍艦開進內河，准許人民拿刀痛殺。老百姓都行動起來了，他們在沿海一帶，協助官兵偵察英國軍艦的活動，捉拿奸細，有人還假裝到英國軍艦上去做買賣，趁機放火燒船，或者配合官兵，裡外夾攻。英國軍艦吃了幾次苦頭後，不敢再在海面上停留，只得日夜東漂西泊。他們打聽不到廣州的情況，因此也不敢進攻。特別是，淡水和糧食都弄不到手，簡直不能再待下去了。7月初，就只好離開廣州向北活動了。[9]
在上述這些敘述模式中，肯定林則徐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英雄；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清政府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和投降派的暗中破壞；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從始至終重用林則徐，那麼這次戰爭的結果就會大不相同。如此，林則徐為侵華英軍所懼怕這樣一種印象便在幾代民眾心中形成。這表明當歷史上天朝大國的那點驕傲和自信被殘酷的現實敲擊得支離破碎的時候，中國人迫切需要一種心理信念的支撐。因而當林則徐的英雄形象被確立起來以後，人們是相信的。
此外，建國以來主流觀點在評價林則徐的時候，還著重強調了其身上所體現的「人民性」。也就是說，林則徐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具有時代進步性，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他注意團結和依靠人民群眾。
範文瀾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說：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10]
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中也說：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但是他的行動，他的思想已經突破了他本人階級的限制，符合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林則徐領導的這一堅決的、徹底的愛國保民的運動，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他得到人民的熱烈支持。[11]
上述以英雄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為主要訴求的林則徐英雄話語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國家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關於林則徐的敘述和評價也相應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傅美林、陳文蔚的《新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中說：
林則徐厲行禁煙政策，但並不反對正常的中外貿易。他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一面還擊侵略者的挑釁，一面加緊進行戰鬥的準備。林則徐自到廣州以後，就用心研究國際形勢，派人翻譯外國書報，瞭解情況。[12]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佈開放中英貿易，但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林則徐還很注意把握對敵鬥爭的策略。他反對西方殖民者一切危害中國利益的侵略行徑，但是並不禁止外商進行正當貿易，提出了「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還不顧清政府高級官員不得與外國人往來的慣例，向他們宣講清政府的禁煙政策，溝通了中外之間的必要聯繫。[13]
到此，本文開頭提到的、對當代中國人產生了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最終形成：他不僅是敢於抗擊外敵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時還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通過上述的敘述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以來關於林則徐的歷史記憶典型地反映了社會記憶建構的過程。我們對於既往歷史的記憶，總是受到歷史觀的影響，也受到我們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心智影響。在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立場觀點之下，林則徐或被塑造成不諳變通的莽士，或被塑造成威武不屈的英雄，時而融入民族主義的語境，時而滲入階級鬥爭的觀點，結果「元歷史」中的那個單數的林則徐在人們的記憶中呈現出複數的多元化的樣態。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信夫！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過分強調歷史記憶的建構性，就可能會導致人們忽略了「元歷史」中某些恆定的、不可顛覆的內容。從本文的例證也可以看出，儘管林則徐的歷史形象是不斷發生變化的，但是這些變化依然受到某種制約。雖然人們觀察的角度不同，評價的高低也不一樣，但始終沒有人認為林則徐是漢奸、賣國賊。由此可見，儘管歷史記憶總是處在解構與重構的過程當中，但是這種解構和重構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儘管人們總是在不斷地重寫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在一張白紙上來寫！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關於「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認知顯然是十分片面的，他忽略了歷史科學的客觀性和社會記憶的延續性。
參考文獻：
[1]景軍，《社會記憶理論與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季卷第十三期。
[2]莫裡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1。
[3]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5）。
[4]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4：51。
[5]蔣廷黼，《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8：21。
[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40。
[7]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4：16。
[8]林增平，《中國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34－35。
[9]《中國近代歷史故事（通俗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0]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4：16。
[11]《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第一分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
[12]傅美林、陳文蔚，《新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13]鄭師渠，《中國近代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14－15。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作者：盧元偉
文章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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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的建構及其限制——以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為例的考察
盧元偉
《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9期
對於那些具備一定歷史常識的當代中國人來說，林則徐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英雄人物。1994年曾經有人對西北農村四所中學的220名初三學生進行過一次歷史知識測試，要他們寫出自己熟悉的十位中國古代歷史人物，對回收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林則徐的出現頻率高居第一位。[1]為什麼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林則徐能以極大的優勢勝出？人們關於他的認識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人或許認為歷史是記憶的產物，而記憶則是對歷史事實的還原。然而誕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的社會記憶理論則指出，人們關於歷史的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現實中的種種情境常常會影響到人們對於歷史的感知。莫裡斯·哈布瓦赫指出：「儘管我們確信自己的記憶是精確無誤的，但社會卻不時地要求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還要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於賦予它們一種現實都不曾擁有的魅力。」[2]換言之，關於歷史的記憶並不是被一成不變地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語境中被不斷重新建構的。
其次，社會記憶理論還強調歷史記憶重構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是歷史記憶重構的場域，歷史記憶不可能脫離這個場域而存在，它是眾多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思想互動的結果。
第三，既然歷史記憶是一個社會性的建構過程，與特定的歷史語境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那麼反過來，我們通過對不同時期歷史記憶文本的分析和詮釋，可以揭示這些文獻是在何種的資源分配與社會認同體系下被製作出來。也就是說，「一個人對於『過去』的記憶反映他所處的社會認同體系以及相關的權力關係。社會告訴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實的過去」。[3]
從上述社會記憶理論的觀點出發，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來關於林則徐的歷史言說，我們不難發現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事實上自林則徐去世以後，關於他的爭議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我們將上文提到的那個測試移植到1930年代，那麼得出的結論就可能與現在大相逕庭。本文關注的重點並非林則徐個人評價本身之恰當與否，而是想通過對不同時代的人們關於林則徐這一歷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評價，揭示歷史記憶與現實語境的相互關聯。歷史記憶的載體有很多種，而教科書無疑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種。因此本文將以幾本常見的教科書為分析的重點和立論的基礎。
以近代新史學的觀念來審視和言說中國歷史大致始於20世紀初，到1930-1940年代已經形成較大的影響。在現實政治的推動之下，當時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關於林則徐的介紹與評價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在這本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中，陳恭祿先生對林則徐的禁煙舉措作出了如下評述：
1839年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抵於廣州。林則徐生於福建侯官，身長不滿六尺，而英光四射，聲如洪鐘，警敏精核，顧其早入仕途，雖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況……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自吾觀之，於腐敗官吏中，而林則徐竟能不顧一切，毅然禁煙，雖其計劃歸於失敗，而其心中，則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4]
一般而言，陳恭祿應該算是一位獨立的學院派人士，其研究著述基本上不受黨派意識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評述應該是持中可信的。然而細細分析上面這段關於林則徐的評價，依然不難發現現實政治環境和個人立場的潛在影響。陳恭祿早年曾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這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教職多由西方人擔任，教育指導思想和學科設置有著明顯的西化傾向，因而西方人固有的「西方中心觀」難免影響到它的學生們。相對於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西方而言，依然停滯在封建帝國時代的中國無疑是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裡執掌政權的帝王和封建官吏無疑都是一些愚昧顢頇的野蠻人。換言之，當西方人將自己的文明視為人類未來發展的惟一方向的時候，中國就成為了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這種「西方中心論」觀念顯然對陳恭祿的歷史認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其筆下的林則徐的形象就不是那麼高大，多少帶有一些草莽英雄的味道。
第二部值得一提的是由商務印書館在１９３８年推出的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如下觀點：
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5]
在這段論述中，蔣廷黼的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他之所以對林則徐求全責備，與他當時所處的現實環境和他的個人立場有著很大的關係。自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後，全國民眾要求抗日之聲日趨高漲，學生愛國運動風起雲湧，而南京政府卻一再妥協退讓，因而「主戰」與「主和」的爭論甚囂塵上。蔣廷黼本人當時是主和派，他認為中日實力相差懸殊，又沒有切實可靠的外援，所以倉促作戰必然造成巨大損失，中國當下的惟一出路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積極發展自身的實力，等到羽翼豐滿以後再與日本一決高下。出於這樣的考量，他支持南京政府妥協政策，因而他對林則徐的批評實際上是在替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辯護。為了凸現妥協主張的正當性，他不惜將林則徐描繪成一個見解深刻但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物。在他的評述中，林則徐之被貶低與琦善之被拔高是相反相成的。
較早對林則徐作出積極肯定評價的，是１９４０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他在該書中指出：
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度完全是傳統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占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這種論調打動了近今中國新史家的心感，於是發生所謂林則徐琦善優劣論，認定林則徐的對外知識趕不上琦善，自信太過，而琦善則是知己知彼。我們並不要肯定的說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國際知識，然而我們也不便承認在這一方面琦善高出於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對外知識，而他的精神與人格仍舊是值得讚許的。[6]
郭廷以的這個評價可謂直接針對陳、蔣二書的說法。為什麼郭著的觀點會如此呢？我們可以從該書的「作者自序」中發現一些線索。作者在落款處是這樣寫的：「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郭廷以識於重慶中央大學石門村一號，適值林文忠公虎門銷煙百年。」「民國二十八年」就是公元1939年，當時中國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敵人的強大攻勢面前，東部沿海富庶地區紛紛淪陷，郭廷以所在的中央大學也被迫從南京遷到重慶。郭廷以在這種情境之下撰寫近百年中國歷史，回顧百年以來的中國所遭受的屈辱，對比眼前的艱苦戰事，想起當年林文忠公面對著英國侵略者的不屈壯舉，又怎能不心懷敬意呢！
如果說以上幾種著述都是圍繞著林則徐和琦善的優劣、中國戰敗的原因等問題展開討論，那麼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史的書寫模式則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在延安安頓下來以後，中共也開始組織相關人員進行中國近代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毛澤東先後幾次找到範文瀾等人商議編寫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事宜，而毛澤東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理論文章，成為根據地中國近代史教材編寫的指導性文件。根據地出版發行的近代史教材主要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為代表。由於這一時期編寫的教材還不能在全國範圍內流通，所以對一般中國民眾歷史知識的建構影響有限。然而到1949年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指導地位的確立，在上述這些教材的基礎上編寫出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成為了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歷史教學的範本，影響了幾代人的歷史觀念。這些教科書突顯了「階級鬥爭」和「反帝愛國」的主題。為了反襯清政府的昏庸無能和琦善的投降賣國嘴臉，凸現中國人民的鬥爭精神，林則徐的個人形象在歷史敘事中變得不斷高大完美起來。
例如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曾畏懼英國的船堅炮利，他極畏懼的卻是掌握著政權的腐朽勢力。事實上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皇帝的荒淫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7]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英國侵略者一再發動戰爭的挑釁並沒有將林則徐嚇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則徐採取積極從事防禦侵略的措施。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瞭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在林則徐的策劃下，廣東的防務相當的穩固。」[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歷史故事》中說：
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他一到廣州，就把做鴉片生意的中國奸商抓了起來……廣東方面，經過林則徐努力整頓，腐敗的清軍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隊，廣大人民群眾，也已經組織起來，軍民團結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緒十分高漲。1840年6月，大批英國軍艦陸續開到廣州附近，封鎖了海口。林則徐日夜在陣地上督促防守的軍隊，還下命令給全城軍民說，如果英國軍艦開進內河，准許人民拿刀痛殺。老百姓都行動起來了，他們在沿海一帶，協助官兵偵察英國軍艦的活動，捉拿奸細，有人還假裝到英國軍艦上去做買賣，趁機放火燒船，或者配合官兵，裡外夾攻。英國軍艦吃了幾次苦頭後，不敢再在海面上停留，只得日夜東漂西泊。他們打聽不到廣州的情況，因此也不敢進攻。特別是，淡水和糧食都弄不到手，簡直不能再待下去了。7月初，就只好離開廣州向北活動了。[9]
在上述這些敘述模式中，肯定林則徐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英雄；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清政府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和投降派的暗中破壞；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從始至終重用林則徐，那麼這次戰爭的結果就會大不相同。如此，林則徐為侵華英軍所懼怕這樣一種印象便在幾代民眾心中形成。這表明當歷史上天朝大國的那點驕傲和自信被殘酷的現實敲擊得支離破碎的時候，中國人迫切需要一種心理信念的支撐。因而當林則徐的英雄形象被確立起來以後，人們是相信的。
此外，建國以來主流觀點在評價林則徐的時候，還著重強調了其身上所體現的「人民性」。也就是說，林則徐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具有時代進步性，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他注意團結和依靠人民群眾。
範文瀾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說：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10]
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中也說：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但是他的行動，他的思想已經突破了他本人階級的限制，符合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林則徐領導的這一堅決的、徹底的愛國保民的運動，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他得到人民的熱烈支持。[11]
上述以英雄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為主要訴求的林則徐英雄話語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國家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關於林則徐的敘述和評價也相應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傅美林、陳文蔚的《新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中說：
林則徐厲行禁煙政策，但並不反對正常的中外貿易。他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一面還擊侵略者的挑釁，一面加緊進行戰鬥的準備。林則徐自到廣州以後，就用心研究國際形勢，派人翻譯外國書報，瞭解情況。[12]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中說：
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佈開放中英貿易，但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林則徐還很注意把握對敵鬥爭的策略。他反對西方殖民者一切危害中國利益的侵略行徑，但是並不禁止外商進行正當貿易，提出了「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還不顧清政府高級官員不得與外國人往來的慣例，向他們宣講清政府的禁煙政策，溝通了中外之間的必要聯繫。[13]
到此，本文開頭提到的、對當代中國人產生了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最終形成：他不僅是敢於抗擊外敵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時還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通過上述的敘述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以來關於林則徐的歷史記憶典型地反映了社會記憶建構的過程。我們對於既往歷史的記憶，總是受到歷史觀的影響，也受到我們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心智影響。在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立場觀點之下，林則徐或被塑造成不諳變通的莽士，或被塑造成威武不屈的英雄，時而融入民族主義的語境，時而滲入階級鬥爭的觀點，結果「元歷史」中的那個單數的林則徐在人們的記憶中呈現出複數的多元化的樣態。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信夫！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過分強調歷史記憶的建構性，就可能會導致人們忽略了「元歷史」中某些恆定的、不可顛覆的內容。從本文的例證也可以看出，儘管林則徐的歷史形象是不斷發生變化的，但是這些變化依然受到某種制約。雖然人們觀察的角度不同，評價的高低也不一樣，但始終沒有人認為林則徐是漢奸、賣國賊。由此可見，儘管歷史記憶總是處在解構與重構的過程當中，但是這種解構和重構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儘管人們總是在不斷地重寫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在一張白紙上來寫！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關於「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認知顯然是十分片面的，他忽略了歷史科學的客觀性和社會記憶的延續性。
參考文獻：
[1]景軍，《社會記憶理論與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季卷第十三期。
[2]莫裡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1。
[3]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5）。
[4]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4：51。
[5]蔣廷黼，《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8：21。
[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40。
[7]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4：16。
[8]林增平，《中國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34－35。
[9]《中國近代歷史故事（通俗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0]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4：16。
[11]《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第一分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7。
[12]傅美林、陳文蔚，《新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13]鄭師渠，《中國近代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14－15。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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