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導下崗，不如博導評估體制下崗
作者：王曉漁
文章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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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的日記中，王元化先生曾記下自己參加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會議的經過和感受。他對博導候補名單提出意見，指出入選者有些水平並不高，而學識才具堪當博導之任者又往往遺漏在外，結果被告知入選名單經過教委學位委員會初審通過，不能更動。他不禁感慨博導人選「劣進優退」，並「為我國教育前途感到憂慮」。（參見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5年過去了，博導人數日新月異，比當年的副教授還要普及，博導的選拔機制卻似乎並未有所好轉。申請博士點更是成為一個專有名詞「跑博點」，顧名思義，它從「跑官」衍生出來，暗示著博士點申請過程的種種曲折。在這種情況下，吉林大學進行博導選聘改革，讓45名博導下崗，堪稱一次頗具魄力的動作，頗受學界好評。
目前關於這一事件的報道非常有限，吉林大學的網站首頁也只是轉載了新華網的消息，更多的細節還暫付闕如。僅從已經公開的情況來看，我不敢過於樂觀。在中國，博士後不是學位勝似學位，博導也不是職稱勝似職稱。毫無疑問，打破博導終身制的動機是想建立科研激勵機制，這一點值得肯定。但是，博導「下崗」的標準是什麼，卻需要反覆斟酌。有讀者建議取消博導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事實上，如果博導評估體制沒有變化，取消「博導」這一名稱也無實際意義。
據報道，「吉林大學出台的選聘細則要求，博導必須具有明確的研究方向，正在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承擔國家、省部級科研課題或主持其他有重要價值的項目，有必要的科研經費。」我對理工農醫學科不太瞭解，或許這些規定對之比較有效，但如果把它們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據我所知，不少著名人文學者拒絕申請課題，因為現有的課題申請機制通常具有過於強烈的功利性，又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首先，課題往往具有一定的實用目的，比如解決某個問題或應對某些事件，但是人文學科的價值未必能夠如此即時地體現出來；其次，部分課題預設了「標準答案」，無需申請課題者獨立研究，只需要把答題過程編寫出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沒有承擔課題、沒有主持項目、沒有科研經費的「三無學者」，卻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大有人在。
這種博導評估體制，受到整個人文學術評估體制的制約和引導。近幾年，量化的「學術工分」、「表格評估」幾乎受到絕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的反對，無論是公開媒體還是私下聊天，無論資深學者還是新進學人，均對此進行激烈批評。清華大學的陳丹青先生曾經稱之為「一格一格降人才」，這與「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形成鮮明對照。但是與批評同步進行的是，這種學術評估體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每一個大學和研究機構推進。作為學術主管部門，制定嚴格的評估體制自然是份內之事。不過，這種評估體制必須遵循每一個學科自己的生長規律，而目前的一攬子標準甚至無視理工和人文的區別，更遑論各學科之間的區別了。這就像用秒錶來給跳水和體操運動員打分，哪怕選手是郭晶晶和劉璇也會被淘汰。其次，學術評估體制（特別是人文領域）需要具有一定的彈性，能夠吸收少數「異類」，而現行的剛性體制非但不能允許「例外」，反而催生出「博導讀博士」等諸多奇聞。其實，在學術評估方面有著許多「他山之石」，既可以向同時代的歐美或台港取經，也可以參考同地域的民國時期大學，可是我們常常「買櫝還珠」。
上海交大的晏才宏先生直至去世還是講師、浙江大學的朱淼華先生因為沒有論文而「下崗」，他們在學生之中獲得的認同卻是博導也很難企及的。所謂「博導」，博側重於科研、導側重於教學。現行的博導評估體制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科研成果為標準，而科研成果與教學能力並不總是成正比。如果一部分教師可以憑借科研成果成為「博導」，是否允許另一部分教師憑借教學經驗成為「博導」呢？這些都是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吉林大學讓博導下崗嘗試推動學術體制改革，值得期待。但是如果現行的博導評估體制不下崗，恐怕在「劣汰」的同時也會出現「優汰」的情形，而這一定有違學校本意。所以說，博導下崗，不如博導評估體制下崗。不過，這已經不僅關涉吉林大學，而是與整個人文學術機構和主管部門有關。
（原載《新京報》2005年12月2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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