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
作者：秦暉
文章來源：yj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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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的朋友看到這篇文章的題目會說：錯了！應當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才對。的確，《孟子》原來說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人習慣先「達」而後「窮」並改「兼善」為「兼濟」，尚不失孟子原義。但我確實認為：一個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與「濟天下」，那還是改成本文題目所云的「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觀點認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補」的體現：前半句表達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和入世精神，而後半句顯示出道家的豁達態度與出世境界。不過，從「文本史」的角度講，這個說法是有明顯缺陷的：如上所述，這整句話原出於《孟子》，本與道家無關。而道家或老或莊，似乎都沒有說過「善（無論獨善兼善）其身」之類的話。相反，本來意義上的道家是主張「絕仁棄義」解構道德而追求無是非無善惡的「逍遙」境界的，它並不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說前半句是儒後半句是道，似難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道德含義除去，而只把它們理解為「有為」與「無為」，則這句話（不僅是後半句）又成了純粹的道家思想。人們常常只把「無為」看成是道家主張，其實至少莊周這個道家宗師也有追求「有為」的一面。在《莊子·外篇·山木》中，莊周曾自比「騰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貴的大樹，便得志稱雄，「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荊棘叢中，就夾起尾巴做孫子，「危行側視，振動悼栗」了。換句話說，在莊周看來，人當得勢時是「有為」的，所謂「無為」，就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時的生存方式：「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眾所周知，道家在知與行兩方面都倡導「無為」。單就「無為」而論「無為」，本無所謂對錯。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就淪於苟且了。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著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譚嗣同稱讚莊學對君權的解構）是從前一種意義上論「無為」的。但在傳統中，從後一種意義上實踐「無為」的則無疑是主流。問題在於：道家所謂的「無為」恰恰是一種主要面向弱者的「貴柔」學說，而弱者對強者的「無為」，不正是苟且嗎？
苟且而出於無奈，亦不足責。但莊周的苟且卻不是自承無奈，而是把它奉為崇高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真偽、有無、是非、善惡都可以不分，或者說都不可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莊子·內篇·齊物論》中的這段話歷來被論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確，我國傳統時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義道德只說不做，法家那一套關於「法、術、勢」的厚黑學只做不說，所謂「儒表法裡」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詭辯論則為本來難以相容的「儒表」與「法裡」提供了關鍵性的粘合劑，為邏輯上磨擦劇烈的王道之表與霸道之裡加注了有效的潤滑油：法家指鹿為馬，儒家曰此非馬，則被坑矣；曰此馬也，則非儒矣。而莊子曰：馬亦鹿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是故指鹿為鹿者，儒也；而指鹿為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謂其超越是非之俗見，是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裡者，其曠世之大儒乎！－－莊周的邏輯適足以論證如此「高尚的無恥」！
要之，用「達則有為、窮則無為」的道家觀點去解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實際上就是說得勢了就稱王稱霸，失勢了就奴顏婢膝。這自然是大違孟子本意的。《孟子·盡心上》的原話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澤加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這顯然是表示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於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潔身自好，絕不與腐敗勢力同流合污。所謂「獨善其身」在這裡就是「窮不失義」，而決不是去作「逍遙游」；是「修身見於世」，而決不是「出世」。這後半句並沒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種難得糊塗、玩世不恭的態度。道家主張「順其自然」，以「逍遙游」的態度對待世事，「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莊生夢蝶、蝶夢莊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談中，這與「獨善其身」絕不是一回事。
總之，這句話如果按其原義，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義；如果抽掉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義。但無論哪種情況，說它前半句是理想主義後半句是犬儒主義（褒義的說法叫「現實主義」），都似難成立。
然而，在專制時代的現實中，這兩種意思雖然不是前後兩半句之別，卻可能成為表裡之別：口頭上表白的是「得志則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則潔身自好拒腐敗」。實際上卻往往變成「得勢則稱王稱霸，失勢則奴顏婢膝」。口頭上的理想主義，行為上的強權主義與犬儒主義。以至於兩千多年下來，「獨善其身」這個成語的所指已從孟子那裡頗有些悲劇色彩的「窮不失義」者，變成了朱自清先生筆下喜劇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為的、獨善其身的聰明人」！可憐據說被「獨尊」了兩千多年的儒學，在「儒的吏化」與「儒的痞化」兩邊擠壓下，不是「儒表法裡」就是「儒表道裡」，哪兒還有什麼真儒家？
二
那麼，就其本義而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有什麼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夠避免嗎？
無疑，「濟天下」的理想抱負與「善其身」的個人修養都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然而「達則兼濟」與「窮則獨善」確實有問題，其被扭曲亦非偶然。
關鍵在於「達則兼濟天下」這句話很有點「己所欲必施於人」的味道，體現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卻沒有考慮權力有限、權力自律與受律的原則。在這方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說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他說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誠哉斯言！克己復禮則善，克人復禮則偽，克人縱己而號稱復禮，則假惡丑之尤也。傚尤而能達，達則「王長其間」，假兼濟之名以禍天下，「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絕仁棄義」，法道互補，莫此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語而匹夫某敢補言之也。
因此對於「能克人之人」來說，他首先應當考慮的是「達則獨善其身」。「善其身」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但對「能克人之人」來說「善其身」則是他必須做的。不僅他本人必須做，更重要的是他人與公眾也應該以監督權力、制衡權力、約束權力的制度安排來幫助他做到這一點。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包括掌權的「達」者在內的公眾人物，其私生活隱秘權是小於一般公民的。像媒體大炒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醜聞」，若是對一般平民那就構成侵犯隱私權，但對於總統，即使傳媒誇大其詞，你又能怎麼樣？為了維護公民權，現代司法制度必須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司法當局必須承擔有罪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你有罪，那你就被視為無罪。而為了約束權力，對「達」者的輿論監督實際上實行的是「有錯推定」原則，「達」者必須承擔無錯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你無錯，那你就被視為有錯。這不就是「達則獨善其身」嗎？
至於「兼濟天下」，孟子的原話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身」與「善他人」兩個方面。但這裡還是孔夫子講的好，他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沒有說「己所欲，必施於人」。當然孔夫子也說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要把「己所欲」的理想和治國方案「施於人」以實現「濟天下」的抱負，是很自然的。但是立人、達人、施於人乃至濟天下都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達」者的同意，獲得「天下」公民的授權。己所欲而人亦欲，固當施之。若己所欲人不欲而強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強施於我，豈我所願哉？我不願而施之於人，則置聖道於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於人而不能必也，立人達人而不能強也，濟天下而必先請於天下也。換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絕對的，而「己所欲施於人」是相對的；「兼濟天下」是有條件的，「獨善其身」是無條件的。因此應當提倡「達則獨善其身」。
「達則獨善其身」就是說大權在握時尤其要注意權力的自律，而不能憑借權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誠的理想去無限制地律人。在這裡應當講究一點強者對弱者的「無為」、權力對權利的「無為」，講究一點寬容與自由，絕不能借「兼濟」之名對「天下」濫用強制，要記住：再高尚的人，其權力也要有制約；再平庸的人，其權利也應受保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積極意義上的「無為而無不為」，真正為「天下」百姓帶來幸福。
三
至於「窮則獨善其身」，其缺陷在於只強調無權者的道德自律，而沒有考慮需要爭取和維護「無權者的權利」。人們可能認為，這樣的權利只關乎個人。在發達的現代公民社會裡這樣認為或許也無大礙，因為在公民權已經受到保障的條件下，他們有權利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但社會並沒有權利要求他們必須「兼濟天下」。
但是權利如果尚待爭取，那情況就與保住已有權利不至喪失有所不同了。本來，「計劃經濟」要求深奧的「科學」來為經濟過程提供人為的「最優解」，而自由經濟只要求不「偷」不「搶」，公平交易自會「順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為聖賢，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總之，「自由」原是個低調的「主義」，它承認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然而另一方面，「自由」本身卻又是個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東西。某個人付出艱辛而掙到一筆錢，別人不能分享；經過努力而得到的名聲與榮譽，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經過流血打下的「江山」，別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這東西，一旦實現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個人付出犧牲爭到了自由的制度，則所有的人都在這個制度中「免費享受」了自由；如果這人對此不快並要求自己比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過來要求別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這要求本身便破壞了他所要爭到的東西。如果這個人一開始便看到了這一點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樣為爭取自由而付出代價，那麼他更是一開始便破壞了自由主義－－因為這個主義的基礎便是尊重個人選擇、承認理性自利。於是，自由主義便會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車」、我們所謂的「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困境。應當說，在絕大多數場合自由主義所面臨的都是這種「行為困境」，而不是什麼「文化困境」。
顯然，要跳出這種困境，人們必須面對的不是學理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從理論上講，一個人爭取他自己的人權時，他也是在爭取所有人的權利。換句話說，他這是在「兼濟天下」而不僅僅是「獨善其身」。但這樣做的代價，卻是要他自己負的。反過來說，假如別人這麼做了，他就可能無須代價而獲得權利。於是面對強權的壓迫，人們如果各懷私心而沉默，就無法衝破壓抑去實現自由。因此，「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制度必須以高調的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無私的犧牲，為世俗的自由主義而鬥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而這，要比學理上的自由主義體系建構重要得多。換句話說，如果無權者即「窮」者中沒有人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兼濟天下」，則所有的人都將難以「獨善其身」。
在許多民族爭取自由的歷程中都有這麼些人，如甘地、哈維爾、曼德拉等。他們並未在學理上給自由主義帶來多少貢獻，甚至他們本人的思想還未必說得上是「自由主義的」。然而他們對自由的貢獻無與倫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們面對壓迫敢於樹立正義之幟，反抗專橫而不僅僅「獨善其身」，從而跳出了「消極自由」的悖論；二是他們寬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於人」的道德專制，更不自認為有權享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從而跳出了「積極自由」的陷阱。應當說，一個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決於它有沒有自由理論家，而是取決於它有沒有這樣的自由實踐者。即便我們寫不出羅爾斯、哈耶克那種層次的理論巨著，我們也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但倘若我們幹不了甘地、哈維爾等人所幹之事，那是決不會有人代替我們幹的。
因此「窮則兼濟天下」應當成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則。如果說這一原則在自由時代也許並不重要－－那時人們更需要的是制約「達則兼濟天下」的聖君。但在爭取自由的時代，卻不能沒有「窮則兼濟天下」的聖雄。當他們作為無權者即「窮」者時，自然不存在濫用權力的問題。假如他們日後成了「達」者，那就是「達則獨善其身」的問題了。能同時實踐「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的人，就具備了聖雄的人格。聖雄而達，則高於聖君，因為後者如果「己所欲必施於人」是會異化成暴君的。聖雄而窮，則高於聖隱，因為後者如果只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則不過犬儒而已。而聖雄者，窮則兼濟天下，知其不可而為之，人所不欲之犧牲而施諸己，豈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哉！達則獨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請於人然後施之天下，真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是聖雄人格乃聖賢之最，我中華崇聖禮賢之邦，儒風夙被，人懷仁義道德之心，必不讓其專美於印度、西洋與南非也。
四
總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無論是「濟天下」還是「善其身」，是可以與現代人權、自由、民主的原則相結合的。也只有與這些原則相結合，「濟天下」與「善其身」才能真正實現。而這一結合的基礎就是「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如果「窮」者中多一些「兼濟天下」的聖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爭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實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聖賢之道。如果對「達」者多一點約束聖君之制使其「獨善其身」，那就會消除「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禍患，真正實現「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因此我們應該讓「窮」者多一點權利意識，而「達」者少一點權力迷信。「窮」者要能夠「有為而有不為」，「達」者要善於「無為而無不為」。只有這樣，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才能跳出因「達則有為，窮則無為」而陷入「法道互補」的怪圈，儒學本身才能擺脫「儒表法裡」與「儒表道裡」的雙重異化，抵抗強權哲學與犬儒哲學的兩面夾擊，才有可能實現「老內聖開出新外王」，中國現代文明的發展才有了一條共同的底線。從這個基礎出發，我們才有可能追求儒家聖賢的個人道德完善與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自由主義的人權法治理念，追求本來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民主公平與自由人聯合體理想－－當然，也只有在這樣的底線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來討論中、西「文化」之異與左、右「主義」之別，並進行能夠體現我們個性的「文化」選擇與「主義」選擇。而不至於在「野蠻」的環境下妄言Ａ「文明」與Ｂ「文明」的優劣；在「有主無義」的狀態下空談甲「主義」與乙「主義」之高低。一句話，無論中西「文化」之異還是左右「主義」之別，都必須以基本的人道為基礎。在「中西」與「左右」之上，有個更為重要的人道與反人道之別。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我們中國人，應該在人類文明的這個基礎上作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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