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達的網誌

從現行教育看我們和諾貝爾獎的距離



作者：徐曉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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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學院4日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兩名美國科學家和一名德國科學家。以表彰他們把現代量子物理學應用於光學研究，推動了激光、全球定位系統（GPS）和其他光學儀器技術的進步。

　　金秋10月，是收穫的季節。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也在這時產生，但諾貝爾獎由歐美科學家一統天下的局面不會得到根本的改變。截至2004年，美國共有27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比例不到5％,美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卻佔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


　　為什麼歐美成了諾貝爾獎的得獎大戶？除了我們認為的他們捨得投入特別是基礎研究投入大之外：早在2001年度美國財政預算草案中，聯邦研究和開發經費高達853億美元，其中約50%用於基礎科研；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教育比我們更加注重創新精神的培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佑壽曾指出：制約我們獲諾貝爾獎的關鍵因素在於我們缺乏創新精神，特別是有的決策者缺乏創新精神。


　　而這種創新精神的缺乏是由我國的現行教育體制所決定的。在現行教育體制下，衡量一個學校辦學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標就是升學率。在高考指揮棒的指揮下，學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為了提高昇學率，無論學生還是老師，對考試成績的追求已達一種瘋狂的境地，死記硬背成了奪取高分的法寶。


　　即使我國的中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頻頻獲獎，但那也是在預做了大量高難度的習題後的結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他們的創新思維沒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無法形成創新精神。正因為這種創新精神的缺乏，也就極大制約了中國科技的創新與發展與創新精神是獲得科學成果的重要前提，即以今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澳大利亞科學家巴裡·馬歇爾和羅賓·沃倫為例：雖然沃倫早在1979年就獲得了對幽門螺桿菌的初步發現，但因有悖於當時的醫學認識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為人所承認，為了證明致病機理，馬歇爾甚至喝下了含有病菌的溶液，結果是大病了一場。這種為了科學實驗而不惜用自己身體做實驗的「固執己見」的創新精神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為他們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和終獲諾貝爾獎。


　　在北京舉辦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曾向《易經》「開火」。稱「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對《易經》瞭解不多，但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特別是對創新人才培養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這種文化主要應為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大一統」思想影響了我們的創新思維。「大一統」強調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一。「大一統」思想的積極意義是強調集體意識，但卻抹殺了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意志的自由。「大一統」思想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教師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現成結論或知識成品，表現出一元化的價值取向。如關於「雪化了之後是什麼？」的回答，標準答案只能是「雪化了之後是春天。」


　　同時，儒家文化倡導的「中庸之道」也約束了我們的創新思維。「中庸」是孔子哲學的基本原則，也是儒家文化極力推崇的宇宙觀、方法論和道德境界。「中庸」以和諧統一為前提，講究無論人還是事物的發展都要適度，並且在適當的限度內發展，沒有「過」與「不及」的毛病。「中庸」思想表現在教育層面最突出的現象就是教師對乖巧聽話、循規蹈矩的學生偏愛有加，對言語「出格」、思維另類的學生極力打壓，並力求將他們改造成符合規範的標準部件。這樣一來，規範是規範了，但不知扼殺了多少天才少年？


　　而具有創新思維的人才往往異想天開，如美國科學家都被鼓勵以不同於常人的思維方式去思維，並鼓勵他們具有創新精神和向各種假設提出挑戰。一個事實是：在小學和中學階段，美國在世界上的排名僅在第28位或30位，落後於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瑞士、法國和德國。但在諾貝爾獎的排名上，美國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這個第一還將多年保持下去。


　　我們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這個距離不是那麼簡單的幾句話就可以概括的。但如果我們不改變應試教育的教學方法，如果我們不改變傳統文化對我們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還像搞計劃經濟那樣去做時間的安排和規定。我想，這個差距還是難以在短時間內得以縮短的。


　　要縮短這個距離，首先從改變壓制人的應試教育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