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
作者：傅國湧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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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日，創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誌》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多封徵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裡，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之所以發起「於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徵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規模空前的「新年的夢想」。
征「夢」活動激起熱烈迴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誌》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誌》（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雲彬、李聖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聖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份子。
根據編者在《讀後感》中統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歎「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這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餘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來稿13人、未詳的3人。在12月5日之後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誌》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份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家、銀行家幾乎也都是知識份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棗「當我們發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的普遍。但是徵求的結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徵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於憧影與幻想。社會的環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表出來。可是此外，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於沒有幻想。可是現實對於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閒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啊！」。
儘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麼多有成就的知識份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無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後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份子的夢想並不始於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麼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份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誌》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知識份子的思想軌跡.多的是烏托邦的「大同」夢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東方雜誌》文藝欄編輯徐調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大同」社會：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帄Z，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嚮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於大同。」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
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於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麼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裡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巿蹋?Y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週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後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的夢想「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闆畢雲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範圍內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道不干涉。」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並沒有什麼夢想，我不相信有什麼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並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過多年軍閥混戰、多次暴動之後，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燬之列。」《讀書雜誌》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演」。
儘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於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千年不絕，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份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會想像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係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實業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少的是「法治」夢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於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帡^對不用武力。」《人民晚報》編輯宓汝卓的「應許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大夏大學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現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後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誌》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於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所有權，居住權，？I業勸，思想發現於外，言論出版集會權，並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法治夢」在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並沒有那麼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於我們的『夢想』，而決定於我們的行為。……未來中國的國家身份，仍舊是和它的構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中學生》雜誌編輯葉聖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麼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則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戰，不能抗外」：「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禦侮」：「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絡要人」；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中國民眾能監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上海市政府參議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麼『軍』國，『匪』國，『官』國，『×』國。」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三民主義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畹膹娏也?M，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設施決之於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理想只是理想，現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於內亂外患的悲境中。」《讀書雜誌》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慄」的「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並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光照過心裡並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對畏民如虎的國民黨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安徽大學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現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歎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得起這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讀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多的是「桃花源」之夢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遠不滅的田園夢棗《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他的故鄉湖州山明水秀，在那裡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蜂、養雞、養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去，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遊本地山水；或赴他鄉訪舊，領略勝境」。《生活週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放棄一切」，「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鄉村裡去，好像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回到山裡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是鐵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長吳研因的「夢」。
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遊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嘲諷他們：「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倒不是為了「吃飯」這麼簡單），使他們很少願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裡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睿?s普遍嚮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要麼逃避、退隱，要麼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份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農業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於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神往於「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代人格？
不許做「夢」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表在《文學雜誌》第一號）。這位什麼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麼大規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醜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誌》，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捨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過總經理，王雲五答應了。「胡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畫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雲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幹，」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後（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第二年一月裡，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徵稿，發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雲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後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誌》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後來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麼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誌》是個大雜誌.」（陳原《記胡愈之》，三聯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帡咨植潰Z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誌》，「夢想」並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份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作者：傅國湧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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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日，創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誌》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多封徵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裡，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之所以發起「於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徵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規模空前的「新年的夢想」。
征「夢」活動激起熱烈迴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誌》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誌》（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雲彬、李聖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聖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份子。
根據編者在《讀後感》中統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歎「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這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餘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來稿13人、未詳的3人。在12月5日之後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誌》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份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家、銀行家幾乎也都是知識份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棗「當我們發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的普遍。但是徵求的結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徵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於憧影與幻想。社會的環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表出來。可是此外，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於沒有幻想。可是現實對於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閒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啊！」。
儘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麼多有成就的知識份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無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後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份子的夢想並不始於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麼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份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誌》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知識份子的思想軌跡.多的是烏托邦的「大同」夢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東方雜誌》文藝欄編輯徐調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大同」社會：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帄Z，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嚮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於大同。」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
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於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麼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裡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巿蹋?Y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週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後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的夢想「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闆畢雲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範圍內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道不干涉。」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並沒有什麼夢想，我不相信有什麼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並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過多年軍閥混戰、多次暴動之後，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燬之列。」《讀書雜誌》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演」。
儘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於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千年不絕，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份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會想像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係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實業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少的是「法治」夢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於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帡^對不用武力。」《人民晚報》編輯宓汝卓的「應許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大夏大學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現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後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誌》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於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所有權，居住權，？I業勸，思想發現於外，言論出版集會權，並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法治夢」在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並沒有那麼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於我們的『夢想』，而決定於我們的行為。……未來中國的國家身份，仍舊是和它的構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中學生》雜誌編輯葉聖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麼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則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戰，不能抗外」：「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禦侮」：「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絡要人」；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中國民眾能監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上海市政府參議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麼『軍』國，『匪』國，『官』國，『×』國。」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三民主義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畹膹娏也?M，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設施決之於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理想只是理想，現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於內亂外患的悲境中。」《讀書雜誌》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慄」的「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並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光照過心裡並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對畏民如虎的國民黨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安徽大學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現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歎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得起這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讀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多的是「桃花源」之夢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遠不滅的田園夢棗《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他的故鄉湖州山明水秀，在那裡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蜂、養雞、養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去，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遊本地山水；或赴他鄉訪舊，領略勝境」。《生活週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放棄一切」，「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鄉村裡去，好像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回到山裡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是鐵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長吳研因的「夢」。
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遊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嘲諷他們：「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倒不是為了「吃飯」這麼簡單），使他們很少願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裡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睿?s普遍嚮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要麼逃避、退隱，要麼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份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農業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於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神往於「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代人格？
不許做「夢」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表在《文學雜誌》第一號）。這位什麼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麼大規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醜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誌》，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捨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過總經理，王雲五答應了。「胡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畫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雲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幹，」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後（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第二年一月裡，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徵稿，發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雲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後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誌》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後來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麼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誌》是個大雜誌.」（陳原《記胡愈之》，三聯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帡咨植潰Z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誌》，「夢想」並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份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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