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漢學vs 中國人文科學：一個學科制度性的異同辨析
作者：李幼蒸
文章來源：孔子 2000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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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旨
讓我們以A代表「中國人文科學」 （一個整體學術世界），以B代表「西方漢學」 （一門通識教育學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間的制度性區別，用以蠡清：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特定歷史局面，在二者之間發生了（在範圍、層次、目標、方法和功能等等方面的）全面混淆。如不對此加以明確辨析，中國人文科學發展的前景，將會在學科制度性方面，產生認識論的誤區。在外國教育制度內存在的一門通識性教育學科，是不能自行「頂替」中國教育制度內的一個學術領域整體的。A與B 之間，還不是存在著什麼（在深廣度方面的）彼此幾十倍差別的問題，而是存在著中國學人究竟應該持什麼樣的治學心態的問題：是追求知識真理本身、因此誠實面對人類知識情境而與各地中國學人平等參與集體性的A類學術探索，還是追求個人之學術地位、榮譽、名勢等派系功名成就？新時期三十年來，兩岸四地中國人文學術的共同問題是：應當重新繼續戰前全面研習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全面整理中國古代典藉的時代任務，以期全方位地開創中國人文科學（A）建設之新局。這一民族文化學術革新任務的推行，端賴知識分子能夠尊奉「真儒家」傳統，正視人己關係（仁學就是管這個用的）、而勇於拋棄「偽儒家」的黨同伐異、追求特權利益的負面積習；如果一味根據相關於B的外在人際等級標準（國際、職銜、地位、獎項）、希圖通過特殊人際勢力關係之操作和輿論之宣傳、以期促使本派學術人為地獲得A內的權威性地位，這樣就會違背上述偉大民族學術復興事業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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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來的人文科學，不僅在大陸，而且在港台海外，都發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其主要特徵是各地學人對於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的研究成績大大超越了以前七、八十年。西方經典學術著作的翻譯，更是空前增加。中國學人終於認識到，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建設，離開了對現代西方高級理論的研究，是根本辦不到的。這個全面提升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的傾向，首先表現在大陸，其次表現在港台，最後才表現在歐美華人學界。在此時期，所謂人文科學的進步，首先表現為理論思維能力和層次的提高。很多當代西方理論，今日中國青年人能夠讀懂，可是老一輩的大學者卻多半讀不懂。這是時代進步自然造成的結果。所謂理論意識的增強，就表明人們認識到：歷史資料和理論方法是不同的兩件事。而理論方法本身又有領域、層次、方面和功用等種種方面的不同，對此前輩學人認知甚少。他們大多以博聞強記和編敘故事為能，而不重視學術話語的理論分析。其結果是，老式思維的推理和判斷能力較差，雖然他們學富五車，而往往僅以記誦為能。（天才多指記憶力驚人而已）
必須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所謂新時期人文學術三十年，並不僅是大陸特有的現象，同時也是台灣（香港情況特殊可以不談）和海外華人共有的現象。人們往往將學術現象與政治現象混為一談，以至於會以政治背景作為學術爭高下的根據。一些海外學者對大陸新時期研究西方理論的重要成就，視而不見。他們傾向於和大陸學術「鬥氣」的一個幼稚原因是：「你們大陸反右文革妨礙學術這麼久，怎麼到頭來反而是你們研究西方理論走在前面？」二三十年來，台灣大量引進大陸翻譯和著作足可對此加以證明（我於1992年訪問台灣，一些研究生對大陸著譯極表稱讚，認為遠高於台灣，連我那時都覺得奇怪。1983我在耶魯送給余英時先生《結構主義》譯本〔1980〕和關於法國年鑒派史學理論文章〔1980〕時，致使他有需要叮囑我：「今後有譯、著請寄給我」。）為什麼親西方的台灣反而要從曾經反西方意識形態的大陸引進西學？為什麼待在西方、任教於西方漢學系，並不等於你就等於自然地會理解西方理論？為什麼西方漢學系的學術方向（B）不等於中國未來學術方向（A），凡此種種都須專門詳論。此處只能辨析幾種人們最易混淆的「似是而非」現象，以期海內外廣大中青年學人能夠認識B之特定學術身份和功能，使其與A之身份和功能加以明確區分。
一些中國學人不是認真關心民族學術發展中的真實要求，承認中國現代人文科學正處於起步階段，必須在全新知識論基礎上重新規劃民族學術之前途，而是急於為個人和本派樹碑立傳，進而企圖以此為基礎確立個人和派系的正統性權威地位。其真正的問題正是一種學術心術學的問題，即不願正視自身學術之局限，努力學習上進，或鼓勵和協助他人從事新學術探索，反而是傾向於排斥他人新學術創新之機會。此類新學術功名主義確有可能成為新世紀中國人文科學發展的嚴重阻礙。如果不是有此層關係，本來無須考慮海外華人人文學術運作風格問題。這是西方社會內部的學術教育事物，自有其存在方式和道理。但不少B內人士都在國內開闢了「第二戰場」，利用國內外的「人際關係位勢差」，以謀求「海外B」本職以外的「海內A」的附增價值。這種學術傾向相當程度上受到內外各種非學術性因素左右，其勢足以影響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所以本文才不得不加以辨正。
「中國人文科學」（A）範疇和「中國文史哲史料」範疇非常不同，後者只是前者的研究材料或對象。因此不應該把史料的積累當作科學學術本身。後者的方法論主要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百年來中國人對於「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認識也是逐漸演變的。五四時代主要知道自然科學模式，留學西方的胡適尚且如此，更不要說錢穆等國學家了。大陸新時期30年來已漸漸能夠區分三者之區別，但對於現代人文科學和古典人文學術之間的異同，則還不能清楚分辨。區分三大學術領域的理由是，它們在各自對象的單位確定、因果規律、評價根據等方面的道理都非常不同，不可籠統列入「科學」名下。因此自然科學家（數理化）並不能夠勝任於社會科學任務，社會科學家（政經法）也並不能夠勝任於人文科學家（文史哲）的任務；反過來，更其如是。同理，人文語史類學者並不能勝任文史哲理論科學研究。而這三大領域內又都有一個「常識瞭解」和「專深知識」之間、古典知識和現代知識之間等不同方面的區分問題，也都有一個不斷追求各領域內知識進步的問題。因此，B內的學人今日有沒有一個先瞭解一下新世紀之中國人文科學（A）需要怎樣改進的問題（為此必然涉及到B學者自身需要如何改進本人知識之範圍、水平和結構的問題）呢？中國學術的前途可以說根本上依賴於這兩種不同的治學態度：朝向知識真理本身，還是朝向等級制度內的認定？是追求真理本身，還是追求學界的名勢和權威的認可？這種治學態度的區別，直接關係到知識和思想的深廣度，而後者是根本不可能僅根據等級制度或學術市場內的流行價值標準來加以判定的，而其結果卻可直接影響中國人文科學的前途和方向，故須予以明辨。
所謂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理論，就時期和地域言，可包含有（示意而已）：
古典和現代知識的區別
戰前和戰後的區別
英美和歐陸的區別
德國和法國的區別
法國內部眾多派別的區別
不同學科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凡此種種都涉及到大量專深書藉之長期研讀，B類學者有沒有真正投入其中？
就功能和方面的區別言，可包括有：
語史資料學
社會政治史直觀經驗描述（古典話語）
社會政治歷史的理論分析（涉及到七、八門現代理論科學）
文藝現象的經驗性、科學性和美學性分析
中外古典哲學性話語分析
現代哲學話語分析（涉及到一二十家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
新聞式文化學術討論（見諸今日傳統印刷媒體者）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學人需要搞清上述種種方面，而美國也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注意到這些學術思想性區別的，其理論知識的發展還是七十年代以來的事（這就是為什麼Iggers當初要向一向忽略理論探討的美國史學界介紹歐洲新史學理論的緣故，雖然他的介紹很快就被歐洲的理論新發展所超越）。對此種種方面，海外漢學界又注意到多少、瞭解到多少呢？為什麼說B不能等於A呢？二者在理論知識範圍、程度、教學需要、科研目標上，處處不同。華裔漢學本身在B內的成就當然值得肯定和稱讚，但問題在於，如企圖把此單學科內的西方「少數族裔文化教育」之身份和範圍，一相情願地擴大為中國人文科學整體的身份和範圍，其不實就屬於結構性的了。當然此一認識論和實踐論誤區有其歷史根源，即產生自戰後海外華人學界的特殊背景。但如欲將此特殊學界歷史經驗簡單化地移殖於大陸，則難免引致一種歷史性的學術實踐誤導。
西方漢學（B）是西方社會文化制度內的學術活動，中國人文科學（A）是中國文化社會制度內的學術活動，二者在研究材料上雖有相當的重疊，但彼此的主客觀條件、教者和受者的情況、教學內容的需要、以及文化目標等都在在不同。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二者被多方面混為一談，影響所及，今日已到了必須蠡清的地步。一些人利用二者之間的含混關聯，希圖達到學術以外的目的，這就會嚴重干擾中國人文科學今後的正常發展。西方漢學（B）在西方社會的功能和貢獻是一回事，它對中國人文科學（A）的可能貢獻完全是另一回事。B的成就可部分地參與和貢獻於A的實踐過程，這是一回事，而企圖以B的經驗和成就作為A的發展根據則為另一回事。我們可對相關問題擇要略述如下。
～B的根本任務是為大多數不具備中國語言文化基礎的西方學生培養文化基本知識，其中少數人由於特殊資質和努力，的確在學術上達到了較高水平，但比例不可能太高，因此整體而言難以形成持久穩定的高級學術研究環境。也就是，大多數學生的語言和知識之先天局限性，使得此種高級研習環境在海外甚難形成。
～海外華裔師生當然無此問題，而且平均個人條件或許的確比本土學人程度優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海外的學術成就一定高於國內。因為他們存在於同一B內的語言環境內，難以在課程內開展高深研究。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在漢學系任教者主要用中文在國內發表作品之故。一方面，他們的教學環境不足以刺激他們與漢學或西學主流進行高深交流，另一方面作為「文人」又具有強烈表現思想感情的衝動，所以其真正創造性的著作反而是中文作品。對後者而言，其B內的西方身份已無大關係，而僅是作為另一名中國學人在進行寫作（至於把這種本來應證明自己未曾進入西方主流論述之事實，說成是中西學術在表述語言上獲得了平等待遇的說辭，乃一相情願之論）。
～漢學系華裔學者大學階段可能學習西學，但進入漢學職場後，其西學方面則難以繼續提升。而其一般化的西學知識，與B內西方同行的同樣較普通的西學理論程度，在知識交流上倒是彼此可以相互適應，所以不必因此時時產生自身西學知識不足之憾。其漢學教學內容本來就不需要高深西學知識。結果，明明是中西學兩方面在B內都難以深入（本來這也是作為通識教育類的學科職能所內在限定的），卻反因此可能達到某種自以為「兼長中西」的自滿。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強勢西方文化時的一種精神脆弱之表現：不是勇於面對西方理論之高深部分、努力掌握之，而是反過來誇飾本國古典的博大精深，用以增強自己與西人相處時的自信心（以為在西方職場B內自己有自動代表「五千年」的資格）。因此對於「兼長」的標準就可以在B自治區內放的較低，從而減少了心理壓力；於是他們的心理滿足方式，主要是借助自己的海外基礎而相對於國內社會文化環境來設定的。
～華裔漢學界因此會產生一種虛榮心：他們一些人的「西學」一點不比漢學界西方同行差，而其中學則必在其上；他們和國內的交流又主要局限於「國學界」，和後者相比其西學又肯定較高。他們的活動圈子限於漢學界和國學界，在此領域其西學知識均可綽綽有餘。但是，「學貫中西」有一個時代性劃分，嚴復、林語堂和新時期所要求的學貫中西內容非常不同。現在，新時期或新世紀的學術局面，已經大大改變了。新時期的「學貫中西」要求，已「十倍地」高於舊時期的標準了。新時期的中國人文科學呼喚著肯於按世界學術主流高標準努力攀登學術高峰的海內外中青年學人，其所需眼界也不可能是今日B的「學兼中西」之「量級」所能含括的了。對此學術局勢，今日B人士注意到否？
～一個最易產生的誤會是：不區分學科、方面、課題的異同，只根據職場所在地的一般社會與文化之高下而互比高低。由於戰後中國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全面停滯不前，遂以為自身有限的史料學根基和較國內為高的科學方法論訓練（西方博士級的訓練程度）已使得自己完成的當代中國史學已達至了本世紀中國人之最高成就；以為戰後西方的「科學性」中國史研究的總體成就，已經超過了五四時代的史學成就。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現代歷史科學是一門高度依賴於科學史料學成就和歷史理論成就間之相互作用的。有關中國史的科學史料學，主要由既具有科學觀又精熟史料的中國人擔任才能奏效。大陸在這方面固然耽誤甚多，一般而言，海外港台絕非較戰前處處「更好」。至於華裔漢學界的史料學根基，不僅先天的不能望五四學人之項背，而且其海外漢學教學環境極難使其在「考據學」方面有突出成就（80年代一些B學者打算在西方發揚乾嘉考據學事業，也只是說說而已；一者是個人舊學根底問題，一者是學術環境問題），因為其簡單的教學內容，並不需要這樣的史料學專深化。看中國古典史學的現代化成就，首先就看史學家的古典史料學養和分析眼光（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研究涉及現代政經法資料問題，與理論性問題較少關係）。此與個人「才力」其實關係較小，而與環境大有關係。兩種研究均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在六七十年代偏居一隅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港台青年一代，能夠有這種時間和耐力麼？他們的海外教學環境需要他們下這麼大史料學工夫麼？至於史料分析的「眼光」，戰後則比戰前要求具有更廣闊的西方史學理論知識（不是什麼歷史哲學類通識），漢學界有此學術研究條件和精神麼？海外華人文科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精神弱點是：往往以大陸舊時期文化學術的荒廢作為本身知識現狀「優越」的間接證明。這種精神傾向反證了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普遍弱點：不向持久的高標準看，只滿足於向一時的低標準看。一個更深刻的弱點是：追求社會職業性資格認定，而不直接朝向知識真理本身的要求。這是一種古代科舉功名主義的現代翻版。
～按照西方漢學界的工作要求完成任務，這是一回事，他們已經做得夠好了。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兩岸人文學界的落後，的確，在新時期到來以前，B內學人的中西學自然地都比兩岸學者為高。他們之中如果有人不以B內的成就為滿足而潛心於A的學術大業，就應該超出B格局來另做相關於A的學術準備。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兩岸現代西方理論研究突飛猛進，老一輩華裔漢學家的西學知識則已顯然滯後。他們1978年前習慣於兩岸學界的低理論水平，而自滿於高出中國學界的學理認知。但是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人文科學進展使得他們本應清醒認識到自己西學理論的不足。此時，他們可以選擇參加中國人的新人文科學理論（A）建設，也可以選擇安於漢學界（B）的教學工作，但怎能為了鞏固新時期之前的「領先」學術地位而宣稱自己在B內獲得的西學知識基礎已足夠對A的學理問題進行指導了呢？（如果真是這樣自我感覺良好倒也罷了。實際上並非如此，一些人清楚知道自己西學理論的不足，但硬是要根據學術地位和輿論勢力而來發揮議論，以維持自身的權威姿態）他們在兩岸新時期學術「起飛」前積累的學術水平優越意識和功利主義動機，使他們過多考慮如何確保B學人在A內的權威地位，而致忽略新時期A的全新格局和集體學術的新需要。本來他們，如想在本職之外參與A的建設，應該以自己的優越地位協助新時期學人共同關心如何推進較前遠為宏大、複雜的A之學術任務，而不是只想到如何伸張本派和本人在A內的權勢獲得問題。
～戰後中國學術界的歷史性變化導致逐代華裔學人移居西方。這是環境演變的結果。中國人到西方謀職，按其制度要求準備個人學術條件，這是自然之理。但為什麼將此國別人員自然移動事實都要擴大化為學術等級高低的判准呢？在此方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標準易於確定統一，西方學術當然高於非西方學術。但對於人文科學就須分別而論了。自從80年代起所謂「多元文化」、「族裔比例」、「政治正確」、「媒體文化」等等非學術性標準流行以來，學術界等級制度的內容豐富化、複雜化了。洋科舉制度可以作為B之成就的判准，但決不能夠作為A的判准。因此不應混淆A與B。沒有人否認B內的任何學術成就，但如將B的成就硬說成是可以作為A領域的方向根據，就顯然錯誤了。
如果中國的文化和學術一味地根據外國制度內的成就認定標準來規劃自身前途，中國的文化學術將永遠處於落後地步。（讀西文人文科學類書藉的都知道，現代西方人文教授的書中值得細讀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而那十分之七八者中，比起優秀華裔學者來倒也並不會差。因此試圖以B的成就作為A的方向的導引，乃源於學術「範疇性認知」錯誤）新世紀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絕對要靠中國人誠實地面對世界學術和文化情境中真正重要的挑戰，迎難而上，關注高精尖學術成果，此一嚴肅學術目標絕不是可以按照現行學界等級制度規範加以確定的。因為其中牽扯到太多的各種各樣非學術因素的干擾；等級制度和市場價值易於成為爭名奪利的手段。況且B類評比機制的學術層級，遠遠低於A類所應面對的高級學理層級。一些受到商業社會制度控導的港台海外媒體對此人文科學學理問題，可以說極少瞭解。我們可以根本放棄在海外中文平面媒體副刊討論嚴肅學理問題的幻想。一些海外華人印刷媒體副刊的思想價值，是無法與二三十年代中國嚴肅媒體副刊相比的。況且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都是科技工商人士，他們對於高級文史哲藝理論並無興趣和知識準備，因此在海外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水準的人文學術理論交流平台。
海外科技工商對於現代人文科學沒有判斷能力，所以難以看出漢學界的學術水準的局限。另一方面海外華人有一個集體性身份認同偏好，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根據是：他們都把在國外教育等級制度內長年拾階而上所獲得的資格，當作自身人生追求和學術成就具有普遍正確性的客觀證明。由於海外科技工商界之巨大勢力，據此同一高級華人身份認同，對B的精神和物質的全面支持，自然也就進一步增加了B的自信心，視之為已獲得了社會權威勢力的明確認定。其實科技工商人士只能根據現成等級制度來判斷B學術成就之高低，從而易於認可B的成就即是A的未來發展之自然基礎。不言而喻，「海內」樂於對此潮流趨炎附勢者大有人在。
～導致B長期與A混淆的歷史原因之一是戰後港台學人大批移居海外，而又與本土維持著千絲萬縷聯繫，甚至於共同享用「精神資源」。以中研院為例，其院士人選長期不分內外而一個時期絕大部分人員競然均來自海外，從而形成了歷史性的類別混淆。長期以國外資格受到國內最高待遇的「歷史際遇」，有助於一些B學者維持A、B一體的共識。但那是舊時期的情況了。結果該制度中存在著雙重混淆：中外一體，文理一體。西方科技工商的首屈一指，成為文科同儕亦具備此同一「首屈一指」的旁證。而科技工商是沒有能力判斷B和A的學術分辨問題的。中研院長期以來謀求建立等級權威地位，卻忽略文科理論研究，這使得他們更易於忽視B的西學理論建設之需要。另一方面，他們的古典語史修養也是普遍低於戰前學人的。但是和大陸舊時期學術政治相比，他們復又易於自滿，以為自己有資格代表著A的發展方向。這一心理現象實足發人深省。不久前，何炳棣先生在回憶錄中提到胡適早先向他坦言了中研院創建者的真實情況，大意是他和傅斯年一代對於「社會科學」實際上所知有限，因此如何能要求他們在這方面著力進取呢？現在的新問題是，B在社會科學方面是不是（在更高的層次上）也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B不能因為在西方校園內可以和主流教授「平起平坐」，就真以為自己的科學水準也可與西方主流科學「平起平坐」了。再者，所謂主流科學，其中又有多少內部的分別和等次呢？本文開頭列舉的問題層次，都是西方主流科學範圍的，這也是大陸學者三十年來直面研究的全新對象，它們都是需要花大力氣去鑽研思考的，而B對此又花了多少時間呢？一些人似乎總是可以「不學而能」（他們是怎麼獲得西方理論知識的，對此外人無從知曉），根據自己的國外地位和知名度，而敢於隨意議論中西，並進而利用自身在制度內的「優勢」形象，表示「早已知之」並均能加以評判（福科也、利科也，「不過如此！」）。
～「崇洋媚外」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其本質是勢利心，而時至今日其中之性質類別並不相同。國內有些人，因為知識不足，以為國外一切研究都比國內高明；另一些人則純粹為了相互利用，由於國內人都喜歡到國外去，須依靠彼輩幫助，自然就採取學術附合策略。加以到了國外，不少人採取較易對付的辦法，如投入漢學界或漢學科目之類，從而成為維護B集體學科利益的一員。更為複雜的是，海外學人不論政治立場如何，只要具有一定地位，均可成為學術統戰對象，其國內待遇可以較國內學人為高。此種純粹非學術性因素，卻易於成為海外學人學術上「自滿自足」的客觀支持。
～根據以上分析，A和B在知識的範圍和程度上，彼此有著不止十倍的差距。有良知和有睿智的學者都會知道其道理所在。任何經過千辛萬苦進入漢學界者必然都有過人之處，但在此漢學界（B）獲得的有關現代科學的知識範圍、性質和程度，和所謂「中國人文科學」（A）所需的相關內容，實不可同日而語。在漢學界的程序裡你可能認真而負責，但在將B自行頂替A以圖「自廣」之時，就相當於在混淆真偽了。以單一性B學科的成績當作普遍性A學界的成績、並以B之地理位置本身作為自身在A內亦應具有制度優越性的「偽證明」，其言行的性質就變了。這就等於一個學化學的硬說自己懂得醫學而敢於替人診斷，其結果是，在化學領域內的學術認真，反而變成了在醫學領域內的「不實」。記得唐德剛說過胡適返台任中研院院長後被問及當前美國文學狀況時，在美只看中國古書的這位現代中國「文學大家」胡適，因面子關係也得亂說一通。不是呆在西方，你就自然懂得西方學術；也不是你承認「走過圖書館西方書架時想驕傲也驕傲不起來」，就算解決了中西學術張力問題。第一，你應當花大力氣學會去讀懂那些西文書架上的理論原典；第二，你如果沒條件學習了，本「真儒家」鳳范，就應該鼓勵幫助後進去學習，而不是一味只關心自身在A內的學術影響力問題。順便指出，A的發展端賴學術開放和民主態度，這不只是對國內人說的，海外人士也同樣有一個學術民主風度的問題。在國外華人學界，黨同伐異、輿論控制，一點也不少。所謂「儒家」，在此指的是學人之誠心和民主之風度。不是實事求是、追求真才實學本身，而是追求新科舉和新爵位；現在這種風習開始伸延於大陸，這才是令人憂心和不得不起而辨析的直接動因。
記得90年代初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研究部一位主任一同走出辦公室時，他指著對過《年鑒派》編輯部對我說：「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大有誰也不怕誰之意。我想B界中不少人都懷有這種意識：他們沒意識到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意識，不是求真理的心態。因為所在意的只是職場內比高比低的競爭意識。因為B所做的主要是語史材料方面的通識類教學工作，主流學界做的則是專深課題的理論探索。在此「孔老二」要求你「見賢思齊」，不是要求你在此地自持「我有五千年！」（況且那「五千年」是「屬於」你的麼？）在此用自己語史材料的史地特殊性，去維持「中西學術平等」自尊心，這樣你還怎麼肯花時間學習己之所未能呢？好了，現在存在著多元文化政策，存在著各種爭比高低的商業化競賽制度，少數族裔如為爭強鬥勝，途徑也就不止一端了。不久前見報載一些少數族裔學生在文學課程中要求減少莎士比亞課時、增加非西方文化課時，以表示追求族裔文化平等。這是在做什麼？爭一己一時之快意，而對損及民族文化水準之真正提升於不顧！
新世紀A的推進，靠的是尚未被名利心滲透的中青年一代學者之 「正心誠意」：這就是，根據學術真理之內在要求來獨立確定研究方向，以及根據內心的誠實面對自身和他人的學術問題。其他種種均屬第二位的外在標準，不能使其成為學術進取的直接依據，否則即有陷入一種新科舉或洋科舉功名主義之虞。
新時期以來，兩岸學界不同程度上都認識到應該大力強化現代西學研究，如此匆匆30年過去了。但是，請注意，似乎就是一些老一輩B學者沒有這種自我意識（雖然他們私下企圖從兩岸新的著譯中獲取西學知識），反而是要強調他們的「一貫正確」，似乎自己早已道成正身，沒有什麼需要大變動的，所關注的只是如何在B與A內史上留名的問題。為此首先須「移花接木」，硬把B說成是等於A。過去他們這一套對崇洋鳳最盛的港台頗能奏效，現在要到大陸去故技重施了。當然，如果沒有當地學術權威幫忙是很難辦到的，因為大陸青年一代有眼光的學人之理論思維能力，往往超過B內之老權威。不言而喻，B必定不喜跨學科方向，並嚴防新知新學公開介入其域，以維持B自治區之權益，並進而勸說兩岸「國學」維持其相應的自治區身份及特權，以便聯手共同排拒人文科學跨學科理論發展之新方向。
最後，關於中國人文科學A，還可區分三個不同層級或類別：
A1：中國傳統文史哲典藉的資料性研究（所謂「國學」往往即指此）。
（對此，正應繼承戰前五四學人的最高研究成就）
A2：用現代學術方法對「1」進行的現代化研究（所謂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
（對此，並須在高水平上研究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各科理論成就）
A3：中國對今日世界一切重要學術的研究（包括「1」與「2」，也包括中與西）。
（對此，中國人文科學之範圍將從「黃河長江」延伸至「五大洲」）
那些打算把B說成A並企圖在A內伸張學術權勢者，對此能夠認真反躬自省一下麼？
必須指出，一般而言，B不僅不能企及A3，連A1和A2也只能少部分地相合，不是因為學人的素質高低、功課好壞問題，而是彼此環境和任務的不同。B的矛盾是：不滿足於只在B內獲得成就感，但又不願意費力氣投入A內艱巨的新課業研習，並作為平等一員來參加A的集體創新事業；而是想將B內取得的名勢資歷現成地移用到A中去，以輕易擴大自身在中西雙域內的名聲，這樣也就必然嚴重影響到了A的未來命運。
作者：李幼蒸
文章來源：孔子 2000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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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旨
讓我們以A代表「中國人文科學」 （一個整體學術世界），以B代表「西方漢學」 （一門通識教育學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間的制度性區別，用以蠡清：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特定歷史局面，在二者之間發生了（在範圍、層次、目標、方法和功能等等方面的）全面混淆。如不對此加以明確辨析，中國人文科學發展的前景，將會在學科制度性方面，產生認識論的誤區。在外國教育制度內存在的一門通識性教育學科，是不能自行「頂替」中國教育制度內的一個學術領域整體的。A與B 之間，還不是存在著什麼（在深廣度方面的）彼此幾十倍差別的問題，而是存在著中國學人究竟應該持什麼樣的治學心態的問題：是追求知識真理本身、因此誠實面對人類知識情境而與各地中國學人平等參與集體性的A類學術探索，還是追求個人之學術地位、榮譽、名勢等派系功名成就？新時期三十年來，兩岸四地中國人文學術的共同問題是：應當重新繼續戰前全面研習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全面整理中國古代典藉的時代任務，以期全方位地開創中國人文科學（A）建設之新局。這一民族文化學術革新任務的推行，端賴知識分子能夠尊奉「真儒家」傳統，正視人己關係（仁學就是管這個用的）、而勇於拋棄「偽儒家」的黨同伐異、追求特權利益的負面積習；如果一味根據相關於B的外在人際等級標準（國際、職銜、地位、獎項）、希圖通過特殊人際勢力關係之操作和輿論之宣傳、以期促使本派學術人為地獲得A內的權威性地位，這樣就會違背上述偉大民族學術復興事業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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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來的人文科學，不僅在大陸，而且在港台海外，都發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其主要特徵是各地學人對於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的研究成績大大超越了以前七、八十年。西方經典學術著作的翻譯，更是空前增加。中國學人終於認識到，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建設，離開了對現代西方高級理論的研究，是根本辦不到的。這個全面提升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的傾向，首先表現在大陸，其次表現在港台，最後才表現在歐美華人學界。在此時期，所謂人文科學的進步，首先表現為理論思維能力和層次的提高。很多當代西方理論，今日中國青年人能夠讀懂，可是老一輩的大學者卻多半讀不懂。這是時代進步自然造成的結果。所謂理論意識的增強，就表明人們認識到：歷史資料和理論方法是不同的兩件事。而理論方法本身又有領域、層次、方面和功用等種種方面的不同，對此前輩學人認知甚少。他們大多以博聞強記和編敘故事為能，而不重視學術話語的理論分析。其結果是，老式思維的推理和判斷能力較差，雖然他們學富五車，而往往僅以記誦為能。（天才多指記憶力驚人而已）
必須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所謂新時期人文學術三十年，並不僅是大陸特有的現象，同時也是台灣（香港情況特殊可以不談）和海外華人共有的現象。人們往往將學術現象與政治現象混為一談，以至於會以政治背景作為學術爭高下的根據。一些海外學者對大陸新時期研究西方理論的重要成就，視而不見。他們傾向於和大陸學術「鬥氣」的一個幼稚原因是：「你們大陸反右文革妨礙學術這麼久，怎麼到頭來反而是你們研究西方理論走在前面？」二三十年來，台灣大量引進大陸翻譯和著作足可對此加以證明（我於1992年訪問台灣，一些研究生對大陸著譯極表稱讚，認為遠高於台灣，連我那時都覺得奇怪。1983我在耶魯送給余英時先生《結構主義》譯本〔1980〕和關於法國年鑒派史學理論文章〔1980〕時，致使他有需要叮囑我：「今後有譯、著請寄給我」。）為什麼親西方的台灣反而要從曾經反西方意識形態的大陸引進西學？為什麼待在西方、任教於西方漢學系，並不等於你就等於自然地會理解西方理論？為什麼西方漢學系的學術方向（B）不等於中國未來學術方向（A），凡此種種都須專門詳論。此處只能辨析幾種人們最易混淆的「似是而非」現象，以期海內外廣大中青年學人能夠認識B之特定學術身份和功能，使其與A之身份和功能加以明確區分。
一些中國學人不是認真關心民族學術發展中的真實要求，承認中國現代人文科學正處於起步階段，必須在全新知識論基礎上重新規劃民族學術之前途，而是急於為個人和本派樹碑立傳，進而企圖以此為基礎確立個人和派系的正統性權威地位。其真正的問題正是一種學術心術學的問題，即不願正視自身學術之局限，努力學習上進，或鼓勵和協助他人從事新學術探索，反而是傾向於排斥他人新學術創新之機會。此類新學術功名主義確有可能成為新世紀中國人文科學發展的嚴重阻礙。如果不是有此層關係，本來無須考慮海外華人人文學術運作風格問題。這是西方社會內部的學術教育事物，自有其存在方式和道理。但不少B內人士都在國內開闢了「第二戰場」，利用國內外的「人際關係位勢差」，以謀求「海外B」本職以外的「海內A」的附增價值。這種學術傾向相當程度上受到內外各種非學術性因素左右，其勢足以影響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所以本文才不得不加以辨正。
「中國人文科學」（A）範疇和「中國文史哲史料」範疇非常不同，後者只是前者的研究材料或對象。因此不應該把史料的積累當作科學學術本身。後者的方法論主要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百年來中國人對於「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認識也是逐漸演變的。五四時代主要知道自然科學模式，留學西方的胡適尚且如此，更不要說錢穆等國學家了。大陸新時期30年來已漸漸能夠區分三者之區別，但對於現代人文科學和古典人文學術之間的異同，則還不能清楚分辨。區分三大學術領域的理由是，它們在各自對象的單位確定、因果規律、評價根據等方面的道理都非常不同，不可籠統列入「科學」名下。因此自然科學家（數理化）並不能夠勝任於社會科學任務，社會科學家（政經法）也並不能夠勝任於人文科學家（文史哲）的任務；反過來，更其如是。同理，人文語史類學者並不能勝任文史哲理論科學研究。而這三大領域內又都有一個「常識瞭解」和「專深知識」之間、古典知識和現代知識之間等不同方面的區分問題，也都有一個不斷追求各領域內知識進步的問題。因此，B內的學人今日有沒有一個先瞭解一下新世紀之中國人文科學（A）需要怎樣改進的問題（為此必然涉及到B學者自身需要如何改進本人知識之範圍、水平和結構的問題）呢？中國學術的前途可以說根本上依賴於這兩種不同的治學態度：朝向知識真理本身，還是朝向等級制度內的認定？是追求真理本身，還是追求學界的名勢和權威的認可？這種治學態度的區別，直接關係到知識和思想的深廣度，而後者是根本不可能僅根據等級制度或學術市場內的流行價值標準來加以判定的，而其結果卻可直接影響中國人文科學的前途和方向，故須予以明辨。
所謂現代西方人文科學理論，就時期和地域言，可包含有（示意而已）：
古典和現代知識的區別
戰前和戰後的區別
英美和歐陸的區別
德國和法國的區別
法國內部眾多派別的區別
不同學科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凡此種種都涉及到大量專深書藉之長期研讀，B類學者有沒有真正投入其中？
就功能和方面的區別言，可包括有：
語史資料學
社會政治史直觀經驗描述（古典話語）
社會政治歷史的理論分析（涉及到七、八門現代理論科學）
文藝現象的經驗性、科學性和美學性分析
中外古典哲學性話語分析
現代哲學話語分析（涉及到一二十家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
新聞式文化學術討論（見諸今日傳統印刷媒體者）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學人需要搞清上述種種方面，而美國也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注意到這些學術思想性區別的，其理論知識的發展還是七十年代以來的事（這就是為什麼Iggers當初要向一向忽略理論探討的美國史學界介紹歐洲新史學理論的緣故，雖然他的介紹很快就被歐洲的理論新發展所超越）。對此種種方面，海外漢學界又注意到多少、瞭解到多少呢？為什麼說B不能等於A呢？二者在理論知識範圍、程度、教學需要、科研目標上，處處不同。華裔漢學本身在B內的成就當然值得肯定和稱讚，但問題在於，如企圖把此單學科內的西方「少數族裔文化教育」之身份和範圍，一相情願地擴大為中國人文科學整體的身份和範圍，其不實就屬於結構性的了。當然此一認識論和實踐論誤區有其歷史根源，即產生自戰後海外華人學界的特殊背景。但如欲將此特殊學界歷史經驗簡單化地移殖於大陸，則難免引致一種歷史性的學術實踐誤導。
西方漢學（B）是西方社會文化制度內的學術活動，中國人文科學（A）是中國文化社會制度內的學術活動，二者在研究材料上雖有相當的重疊，但彼此的主客觀條件、教者和受者的情況、教學內容的需要、以及文化目標等都在在不同。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二者被多方面混為一談，影響所及，今日已到了必須蠡清的地步。一些人利用二者之間的含混關聯，希圖達到學術以外的目的，這就會嚴重干擾中國人文科學今後的正常發展。西方漢學（B）在西方社會的功能和貢獻是一回事，它對中國人文科學（A）的可能貢獻完全是另一回事。B的成就可部分地參與和貢獻於A的實踐過程，這是一回事，而企圖以B的經驗和成就作為A的發展根據則為另一回事。我們可對相關問題擇要略述如下。
～B的根本任務是為大多數不具備中國語言文化基礎的西方學生培養文化基本知識，其中少數人由於特殊資質和努力，的確在學術上達到了較高水平，但比例不可能太高，因此整體而言難以形成持久穩定的高級學術研究環境。也就是，大多數學生的語言和知識之先天局限性，使得此種高級研習環境在海外甚難形成。
～海外華裔師生當然無此問題，而且平均個人條件或許的確比本土學人程度優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海外的學術成就一定高於國內。因為他們存在於同一B內的語言環境內，難以在課程內開展高深研究。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在漢學系任教者主要用中文在國內發表作品之故。一方面，他們的教學環境不足以刺激他們與漢學或西學主流進行高深交流，另一方面作為「文人」又具有強烈表現思想感情的衝動，所以其真正創造性的著作反而是中文作品。對後者而言，其B內的西方身份已無大關係，而僅是作為另一名中國學人在進行寫作（至於把這種本來應證明自己未曾進入西方主流論述之事實，說成是中西學術在表述語言上獲得了平等待遇的說辭，乃一相情願之論）。
～漢學系華裔學者大學階段可能學習西學，但進入漢學職場後，其西學方面則難以繼續提升。而其一般化的西學知識，與B內西方同行的同樣較普通的西學理論程度，在知識交流上倒是彼此可以相互適應，所以不必因此時時產生自身西學知識不足之憾。其漢學教學內容本來就不需要高深西學知識。結果，明明是中西學兩方面在B內都難以深入（本來這也是作為通識教育類的學科職能所內在限定的），卻反因此可能達到某種自以為「兼長中西」的自滿。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強勢西方文化時的一種精神脆弱之表現：不是勇於面對西方理論之高深部分、努力掌握之，而是反過來誇飾本國古典的博大精深，用以增強自己與西人相處時的自信心（以為在西方職場B內自己有自動代表「五千年」的資格）。因此對於「兼長」的標準就可以在B自治區內放的較低，從而減少了心理壓力；於是他們的心理滿足方式，主要是借助自己的海外基礎而相對於國內社會文化環境來設定的。
～華裔漢學界因此會產生一種虛榮心：他們一些人的「西學」一點不比漢學界西方同行差，而其中學則必在其上；他們和國內的交流又主要局限於「國學界」，和後者相比其西學又肯定較高。他們的活動圈子限於漢學界和國學界，在此領域其西學知識均可綽綽有餘。但是，「學貫中西」有一個時代性劃分，嚴復、林語堂和新時期所要求的學貫中西內容非常不同。現在，新時期或新世紀的學術局面，已經大大改變了。新時期的「學貫中西」要求，已「十倍地」高於舊時期的標準了。新時期的中國人文科學呼喚著肯於按世界學術主流高標準努力攀登學術高峰的海內外中青年學人，其所需眼界也不可能是今日B的「學兼中西」之「量級」所能含括的了。對此學術局勢，今日B人士注意到否？
～一個最易產生的誤會是：不區分學科、方面、課題的異同，只根據職場所在地的一般社會與文化之高下而互比高低。由於戰後中國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全面停滯不前，遂以為自身有限的史料學根基和較國內為高的科學方法論訓練（西方博士級的訓練程度）已使得自己完成的當代中國史學已達至了本世紀中國人之最高成就；以為戰後西方的「科學性」中國史研究的總體成就，已經超過了五四時代的史學成就。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現代歷史科學是一門高度依賴於科學史料學成就和歷史理論成就間之相互作用的。有關中國史的科學史料學，主要由既具有科學觀又精熟史料的中國人擔任才能奏效。大陸在這方面固然耽誤甚多，一般而言，海外港台絕非較戰前處處「更好」。至於華裔漢學界的史料學根基，不僅先天的不能望五四學人之項背，而且其海外漢學教學環境極難使其在「考據學」方面有突出成就（80年代一些B學者打算在西方發揚乾嘉考據學事業，也只是說說而已；一者是個人舊學根底問題，一者是學術環境問題），因為其簡單的教學內容，並不需要這樣的史料學專深化。看中國古典史學的現代化成就，首先就看史學家的古典史料學養和分析眼光（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研究涉及現代政經法資料問題，與理論性問題較少關係）。此與個人「才力」其實關係較小，而與環境大有關係。兩種研究均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在六七十年代偏居一隅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港台青年一代，能夠有這種時間和耐力麼？他們的海外教學環境需要他們下這麼大史料學工夫麼？至於史料分析的「眼光」，戰後則比戰前要求具有更廣闊的西方史學理論知識（不是什麼歷史哲學類通識），漢學界有此學術研究條件和精神麼？海外華人文科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精神弱點是：往往以大陸舊時期文化學術的荒廢作為本身知識現狀「優越」的間接證明。這種精神傾向反證了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普遍弱點：不向持久的高標準看，只滿足於向一時的低標準看。一個更深刻的弱點是：追求社會職業性資格認定，而不直接朝向知識真理本身的要求。這是一種古代科舉功名主義的現代翻版。
～按照西方漢學界的工作要求完成任務，這是一回事，他們已經做得夠好了。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兩岸人文學界的落後，的確，在新時期到來以前，B內學人的中西學自然地都比兩岸學者為高。他們之中如果有人不以B內的成就為滿足而潛心於A的學術大業，就應該超出B格局來另做相關於A的學術準備。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兩岸現代西方理論研究突飛猛進，老一輩華裔漢學家的西學知識則已顯然滯後。他們1978年前習慣於兩岸學界的低理論水平，而自滿於高出中國學界的學理認知。但是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人文科學進展使得他們本應清醒認識到自己西學理論的不足。此時，他們可以選擇參加中國人的新人文科學理論（A）建設，也可以選擇安於漢學界（B）的教學工作，但怎能為了鞏固新時期之前的「領先」學術地位而宣稱自己在B內獲得的西學知識基礎已足夠對A的學理問題進行指導了呢？（如果真是這樣自我感覺良好倒也罷了。實際上並非如此，一些人清楚知道自己西學理論的不足，但硬是要根據學術地位和輿論勢力而來發揮議論，以維持自身的權威姿態）他們在兩岸新時期學術「起飛」前積累的學術水平優越意識和功利主義動機，使他們過多考慮如何確保B學人在A內的權威地位，而致忽略新時期A的全新格局和集體學術的新需要。本來他們，如想在本職之外參與A的建設，應該以自己的優越地位協助新時期學人共同關心如何推進較前遠為宏大、複雜的A之學術任務，而不是只想到如何伸張本派和本人在A內的權勢獲得問題。
～戰後中國學術界的歷史性變化導致逐代華裔學人移居西方。這是環境演變的結果。中國人到西方謀職，按其制度要求準備個人學術條件，這是自然之理。但為什麼將此國別人員自然移動事實都要擴大化為學術等級高低的判准呢？在此方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標準易於確定統一，西方學術當然高於非西方學術。但對於人文科學就須分別而論了。自從80年代起所謂「多元文化」、「族裔比例」、「政治正確」、「媒體文化」等等非學術性標準流行以來，學術界等級制度的內容豐富化、複雜化了。洋科舉制度可以作為B之成就的判准，但決不能夠作為A的判准。因此不應混淆A與B。沒有人否認B內的任何學術成就，但如將B的成就硬說成是可以作為A領域的方向根據，就顯然錯誤了。
如果中國的文化和學術一味地根據外國制度內的成就認定標準來規劃自身前途，中國的文化學術將永遠處於落後地步。（讀西文人文科學類書藉的都知道，現代西方人文教授的書中值得細讀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而那十分之七八者中，比起優秀華裔學者來倒也並不會差。因此試圖以B的成就作為A的方向的導引，乃源於學術「範疇性認知」錯誤）新世紀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絕對要靠中國人誠實地面對世界學術和文化情境中真正重要的挑戰，迎難而上，關注高精尖學術成果，此一嚴肅學術目標絕不是可以按照現行學界等級制度規範加以確定的。因為其中牽扯到太多的各種各樣非學術因素的干擾；等級制度和市場價值易於成為爭名奪利的手段。況且B類評比機制的學術層級，遠遠低於A類所應面對的高級學理層級。一些受到商業社會制度控導的港台海外媒體對此人文科學學理問題，可以說極少瞭解。我們可以根本放棄在海外中文平面媒體副刊討論嚴肅學理問題的幻想。一些海外華人印刷媒體副刊的思想價值，是無法與二三十年代中國嚴肅媒體副刊相比的。況且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都是科技工商人士，他們對於高級文史哲藝理論並無興趣和知識準備，因此在海外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水準的人文學術理論交流平台。
海外科技工商對於現代人文科學沒有判斷能力，所以難以看出漢學界的學術水準的局限。另一方面海外華人有一個集體性身份認同偏好，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根據是：他們都把在國外教育等級制度內長年拾階而上所獲得的資格，當作自身人生追求和學術成就具有普遍正確性的客觀證明。由於海外科技工商界之巨大勢力，據此同一高級華人身份認同，對B的精神和物質的全面支持，自然也就進一步增加了B的自信心，視之為已獲得了社會權威勢力的明確認定。其實科技工商人士只能根據現成等級制度來判斷B學術成就之高低，從而易於認可B的成就即是A的未來發展之自然基礎。不言而喻，「海內」樂於對此潮流趨炎附勢者大有人在。
～導致B長期與A混淆的歷史原因之一是戰後港台學人大批移居海外，而又與本土維持著千絲萬縷聯繫，甚至於共同享用「精神資源」。以中研院為例，其院士人選長期不分內外而一個時期絕大部分人員競然均來自海外，從而形成了歷史性的類別混淆。長期以國外資格受到國內最高待遇的「歷史際遇」，有助於一些B學者維持A、B一體的共識。但那是舊時期的情況了。結果該制度中存在著雙重混淆：中外一體，文理一體。西方科技工商的首屈一指，成為文科同儕亦具備此同一「首屈一指」的旁證。而科技工商是沒有能力判斷B和A的學術分辨問題的。中研院長期以來謀求建立等級權威地位，卻忽略文科理論研究，這使得他們更易於忽視B的西學理論建設之需要。另一方面，他們的古典語史修養也是普遍低於戰前學人的。但是和大陸舊時期學術政治相比，他們復又易於自滿，以為自己有資格代表著A的發展方向。這一心理現象實足發人深省。不久前，何炳棣先生在回憶錄中提到胡適早先向他坦言了中研院創建者的真實情況，大意是他和傅斯年一代對於「社會科學」實際上所知有限，因此如何能要求他們在這方面著力進取呢？現在的新問題是，B在社會科學方面是不是（在更高的層次上）也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B不能因為在西方校園內可以和主流教授「平起平坐」，就真以為自己的科學水準也可與西方主流科學「平起平坐」了。再者，所謂主流科學，其中又有多少內部的分別和等次呢？本文開頭列舉的問題層次，都是西方主流科學範圍的，這也是大陸學者三十年來直面研究的全新對象，它們都是需要花大力氣去鑽研思考的，而B對此又花了多少時間呢？一些人似乎總是可以「不學而能」（他們是怎麼獲得西方理論知識的，對此外人無從知曉），根據自己的國外地位和知名度，而敢於隨意議論中西，並進而利用自身在制度內的「優勢」形象，表示「早已知之」並均能加以評判（福科也、利科也，「不過如此！」）。
～「崇洋媚外」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其本質是勢利心，而時至今日其中之性質類別並不相同。國內有些人，因為知識不足，以為國外一切研究都比國內高明；另一些人則純粹為了相互利用，由於國內人都喜歡到國外去，須依靠彼輩幫助，自然就採取學術附合策略。加以到了國外，不少人採取較易對付的辦法，如投入漢學界或漢學科目之類，從而成為維護B集體學科利益的一員。更為複雜的是，海外學人不論政治立場如何，只要具有一定地位，均可成為學術統戰對象，其國內待遇可以較國內學人為高。此種純粹非學術性因素，卻易於成為海外學人學術上「自滿自足」的客觀支持。
～根據以上分析，A和B在知識的範圍和程度上，彼此有著不止十倍的差距。有良知和有睿智的學者都會知道其道理所在。任何經過千辛萬苦進入漢學界者必然都有過人之處，但在此漢學界（B）獲得的有關現代科學的知識範圍、性質和程度，和所謂「中國人文科學」（A）所需的相關內容，實不可同日而語。在漢學界的程序裡你可能認真而負責，但在將B自行頂替A以圖「自廣」之時，就相當於在混淆真偽了。以單一性B學科的成績當作普遍性A學界的成績、並以B之地理位置本身作為自身在A內亦應具有制度優越性的「偽證明」，其言行的性質就變了。這就等於一個學化學的硬說自己懂得醫學而敢於替人診斷，其結果是，在化學領域內的學術認真，反而變成了在醫學領域內的「不實」。記得唐德剛說過胡適返台任中研院院長後被問及當前美國文學狀況時，在美只看中國古書的這位現代中國「文學大家」胡適，因面子關係也得亂說一通。不是呆在西方，你就自然懂得西方學術；也不是你承認「走過圖書館西方書架時想驕傲也驕傲不起來」，就算解決了中西學術張力問題。第一，你應當花大力氣學會去讀懂那些西文書架上的理論原典；第二，你如果沒條件學習了，本「真儒家」鳳范，就應該鼓勵幫助後進去學習，而不是一味只關心自身在A內的學術影響力問題。順便指出，A的發展端賴學術開放和民主態度，這不只是對國內人說的，海外人士也同樣有一個學術民主風度的問題。在國外華人學界，黨同伐異、輿論控制，一點也不少。所謂「儒家」，在此指的是學人之誠心和民主之風度。不是實事求是、追求真才實學本身，而是追求新科舉和新爵位；現在這種風習開始伸延於大陸，這才是令人憂心和不得不起而辨析的直接動因。
記得90年代初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研究部一位主任一同走出辦公室時，他指著對過《年鑒派》編輯部對我說：「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大有誰也不怕誰之意。我想B界中不少人都懷有這種意識：他們沒意識到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意識，不是求真理的心態。因為所在意的只是職場內比高比低的競爭意識。因為B所做的主要是語史材料方面的通識類教學工作，主流學界做的則是專深課題的理論探索。在此「孔老二」要求你「見賢思齊」，不是要求你在此地自持「我有五千年！」（況且那「五千年」是「屬於」你的麼？）在此用自己語史材料的史地特殊性，去維持「中西學術平等」自尊心，這樣你還怎麼肯花時間學習己之所未能呢？好了，現在存在著多元文化政策，存在著各種爭比高低的商業化競賽制度，少數族裔如為爭強鬥勝，途徑也就不止一端了。不久前見報載一些少數族裔學生在文學課程中要求減少莎士比亞課時、增加非西方文化課時，以表示追求族裔文化平等。這是在做什麼？爭一己一時之快意，而對損及民族文化水準之真正提升於不顧！
新世紀A的推進，靠的是尚未被名利心滲透的中青年一代學者之 「正心誠意」：這就是，根據學術真理之內在要求來獨立確定研究方向，以及根據內心的誠實面對自身和他人的學術問題。其他種種均屬第二位的外在標準，不能使其成為學術進取的直接依據，否則即有陷入一種新科舉或洋科舉功名主義之虞。
新時期以來，兩岸學界不同程度上都認識到應該大力強化現代西學研究，如此匆匆30年過去了。但是，請注意，似乎就是一些老一輩B學者沒有這種自我意識（雖然他們私下企圖從兩岸新的著譯中獲取西學知識），反而是要強調他們的「一貫正確」，似乎自己早已道成正身，沒有什麼需要大變動的，所關注的只是如何在B與A內史上留名的問題。為此首先須「移花接木」，硬把B說成是等於A。過去他們這一套對崇洋鳳最盛的港台頗能奏效，現在要到大陸去故技重施了。當然，如果沒有當地學術權威幫忙是很難辦到的，因為大陸青年一代有眼光的學人之理論思維能力，往往超過B內之老權威。不言而喻，B必定不喜跨學科方向，並嚴防新知新學公開介入其域，以維持B自治區之權益，並進而勸說兩岸「國學」維持其相應的自治區身份及特權，以便聯手共同排拒人文科學跨學科理論發展之新方向。
最後，關於中國人文科學A，還可區分三個不同層級或類別：
A1：中國傳統文史哲典藉的資料性研究（所謂「國學」往往即指此）。
（對此，正應繼承戰前五四學人的最高研究成就）
A2：用現代學術方法對「1」進行的現代化研究（所謂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
（對此，並須在高水平上研究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各科理論成就）
A3：中國對今日世界一切重要學術的研究（包括「1」與「2」，也包括中與西）。
（對此，中國人文科學之範圍將從「黃河長江」延伸至「五大洲」）
那些打算把B說成A並企圖在A內伸張學術權勢者，對此能夠認真反躬自省一下麼？
必須指出，一般而言，B不僅不能企及A3，連A1和A2也只能少部分地相合，不是因為學人的素質高低、功課好壞問題，而是彼此環境和任務的不同。B的矛盾是：不滿足於只在B內獲得成就感，但又不願意費力氣投入A內艱巨的新課業研習，並作為平等一員來參加A的集體創新事業；而是想將B內取得的名勢資歷現成地移用到A中去，以輕易擴大自身在中西雙域內的名聲，這樣也就必然嚴重影響到了A的未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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