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為教堂主教。在下一世紀，聖比得(Venerable Bede)描述倫敦是一個有許多來自陸地和海上的人們聚集的商業中心。此後，倫敦城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編年史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直到阿佛列大帝(849～899)以及對丹麥人作戰的時期。
中世紀的倫敦
這座城市未來作為財政、軍事──因而也是政治──力量中心的重要性在諾曼人征服時(1066)已經變得明顯。征服者威兼一世最初行動之一是授予特許狀，向公民們許諾他們將享有懺悔者愛德華統治時期同樣的法律保護，而且他不會容忍任何人傷害他們。為了對這座城市的潛在威力進一步表示尊重，他就在城牆外面建立了恫嚇性的諾曼人城堡高樓，稱作白塔。它是稱作倫敦塔的城堡要塞的中心堡壘。倫敦塔大體上呈四方形(35.4×32.1公尺〔118×107呎〕)，高30公尺(90呎)。城牆各個角落均有塔樓，底座厚5公尺(15呎)，頂端雉堞厚3.3公尺(11呎)，英王理查一世從十字軍遠征歸來，帶回一個新的築壘概念，開始環繞城堡高樓興建同心的幕牆體系，其間穿插著塔樓。這項工程由亨利三世完成。事實上，從那時起，每個朝代都增添了它的一小部分建築。倫敦塔容納了幾乎每個時期的英格蘭建築風格。它是正式的皇家官邸直至詹姆斯一世時為止。它內部設有皇家造幣所、皇家動物園、公共檔案所、天文台和軍械庫。雖然人們一般認為它是一個傳統的刑場，但在倫敦塔長達千年的歷史中，該處只進行了6次多名罪犯處決。其餘的處決都在塔山上舉行，嚴格的來說，塔山是在倫敦塔城牆以外的。倫敦塔一直是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第一名囚犯是1101年被監禁的達拉謨主教，最後一名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副黨魁赫斯(Rudolf Hess)。現在皇家御寶在此展覽，同時展示的尚有珍藏的英格蘭軍械與盔甲。
亨利一世1135年去世，倫敦居民行使他們選舉英格蘭國王的「權利」，選中了史蒂芬，3週後他在西敏寺加冕。1136年左右一場大火焚毀了城市許多木建房屋以及聖保羅教堂本身。在重建中，石頭磚瓦房開始出現，街道地面經過鋪設，至少由於露天下水道和地下管道而使部分的地面變得潔淨。到了12世紀末，丹麥商人廣大居留地的人數被德意志人超過，後者擁有他們自己的商業飛地河畔的斯蒂爾亞德(Steelyard)，直到1598年。其他重要的商業集團是加斯科涅人、佛蘭芒人和北義大利人。當後者銀行家們的地位鞏固建立後，猶太人(1290)遭到剝奪、監禁，然後被流放，幾百年沒有回歸。
到1400年，已有110個基爾特組織。它們精明的和窘困的君主進行交易，從王室手中買到更多的自由，擺脫王室對它們事務的干預，加強了它們的自治權。第一任倫敦市長菲查爾溫(Henry Fitzailwin)約在1192年就職。一個普通議會最初出現的跡象始於1332年。因為國內的混亂狀況引起城內的騷動，倫敦通常支持堅強而紀律嚴明的政府，特別是在愛德華二世被廢黜(1327)、理查二世被廢黜(1399)、英格蘭農民暴動(1381)和以凱德(Jack Cade)為首的叛亂(1450)等危機發生的時候。
都鐸時期的倫敦
將近16世紀中期，倫敦的商業和人口有了驚人的增長。1530～1600年，倫敦居民人數增加了兩倍。過剩人口最初在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時期占有的宗教機構的庭園中找到了生活空間。為了填滿因宗教慈善事業的停頓而留下的空白，這個城市在1547年組織救濟貧民活動，在歉收時期提供糧食，主持了5家皇家醫院的創辦或重建。這5家醫院是聖巴多羅買醫院、基督醫院、伯利恆醫院(稱作貝德勒姆精神病院)、聖托馬斯醫院和布賴德韋爾(Bridewell)醫院。許多這時成立的私人慈善機構仍在營運。由諸如莫斯科公司(Moscovy Company,1555)、土耳其(後稱萊文特)公司(1581)和東印度公司(1600)所控制的壟斷企業的建立，商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到了1605年，倫敦城人口達到了難以置信的75,000人，儘管法律試圖控制人口數量。另外還有150,000人住在城外。位於最初的倫敦橋較遠一端的索斯沃克成為這個城市的第26處收容所。新興工業包括絲綢織造和玻璃及馬約利卡陶器的生產均建立起來，往往位於城門以外，因而不受城內同業工會的限制性規定的約束。
亨利八世1529年開始把樞機主教沃爾西的約克宅邸改為懷特霍爾皇宮並在曠野對面建造聖詹姆斯宮時，威斯敏斯特城在宮廷周圍開始呈現更明確的形狀。在威斯敏斯特城和倫敦城之間，貴族們的巨大宅邸開始出現，花園延伸到河邊，各自有水門。沿著斯特蘭德街在這些宅邸對面的是在法定開會時期來城居住的顯貴人士的豪華住所。不久，倫敦這一名稱已將倫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以及它們之間的蓋滿房屋的地區都包括在內了。
伊利莎白(1558～1603)統治時期標誌著倫敦城對英格蘭的支配達於頂峰。女王將她的力量建立在倫敦城的民兵組織、財富及愛戴之上。它在1585和1589年提供去國外服役人員的1/4並組織了它的武裝「民團」，以防西班牙威脅要進行的入侵。
17世紀的倫敦
民團仍是一支值得重視的力量。查理一世曾損害了倫敦城的商業利益，滿不在乎地藐視它的特權如同他藐視議會的特權一樣，1642年卻由於民團駐守特思格林而不敢攻打倫敦。對英王的敵對態度使這座設防城市成為議會支持的核心，而議會在內戰中所獲勝利大部歸功於這座城市的效忠。
自1638年的黑死病後，鼠疫經常襲擊倫敦。1664～1665年的一場鼠疫，造成75,000倫敦居民死亡。翌年，一場從9月2日燒到9月5日的大火，使城市4/5地區焚毀。從東北和西端末焚毀的角落開始了重建工程。一個合理的街道設計遭到否決，但是，沿著舊有遺跡建造的街道則更為寬闊些而且稍微挺直些。1667～1671年間，大部分新房(磚建，不再准許使用一半木結構)重建完竣。許多小堂區予以合併，少數教堂免於火災，因此，除新建的聖保羅教堂外，只重建了50座教堂。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是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但是未受過建築師的正規訓練，但他卻被授予設計教堂並監管建造這一重大任務。
在聖保羅教堂中有雷恩的一句銘文︰「讀者，如果你們尋求紀念碑，請環顧四周。」其實，整座城市是雷思的紀念碑。他的教堂從樸實的荷蘭風格到哥德式式樣不等，但是，主要是他自己對古典風格的表現手法。所有教堂都顯得巧妙得體，生氣勃勃，是一系列由名家根據基本建築觀念創作的變體。聖保羅教堂的圓頂是世界最完美的，而且如同教堂的其餘部分，體現出古典主題思想並具有巴洛克優美風格的特徵。為倫敦大火所建的紀念柱是根據經過修改的雷恩設計，建造在普丁巷附近，大火就是從這裡國王的麵包師家中開始的。雷恩建造了城外其他4座教堂、位於切爾西的皇家醫院、肯辛頓宮的一部分、格林威治醫院、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和漢普頓考特宮。
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皇家政府繼續廢止倫敦城的權利。雖然詹姆斯二世於1688年出逃前，恢復了被剝奪的城市特許狀，但是，上議院的神職和世俗議員們是在民團的保護下，在倫敦市政府集合向奧蘭治親王威廉(此後稱英國的威廉三世)表示效忠的。
1694年為了支持對法戰爭，40名倫敦商人組織成立了英格蘭銀行，此後，倫敦城的貨幣市場成為國家事務中一個重大因素。倫敦城在國家享有權力的另一方面是全國報刊集中在艦隊街(《泰晤士報》於1785年在布萊克弗賴爾斯巷附近成立，1974年才遷至新址)。
現代城市的發展
到了1820年喬治四世繼位時，倫敦的整個特徵已發生了變化。它的人口已增加到1,100,000.一些鄉村和村舍在1666年曾是夏天從城市中心出去郊遊的目標，現時已成為房屋林立地區的一部分。有些建築是大地主設計完美的作品；然而，有些則是那些卑微貪婪人們粗製濫造的建築。
1689～1820年的變化並沒有遵照任何有意的計畫。在倫敦城內，市政府取得完全控制並進行適當的活動。而城外，自從中世紀以來，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對於新區域的政府服務和交通只得到零星發展。重要的開發者們獲得了議會的地方法案，使他們能夠徵收地方稅，以這項收入支助鋪設道路、照明、清潔和值班人員(負責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團體)等項開銷。由於這些服務，使得開發者們的街道深受歡迎，而且通常這些服務是管理得當的；次要的人們則遺留下貧民窟和無人管理的狀況，等待後世去清理整頓。
倫敦是國家社會、貿易和金融的中心。它接受東印度和西印度貿易利潤以及與大部分已知世界貿易的哺育。由於擁有巨大財富，倫敦在戲劇、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在英國居於最重要地位。這是加里克(David Garrick)、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約翰遜(Samuel Johnson)、雷諾茲(Joshua Reynolds)爵士的倫敦，是偉大的家具製造者和銀匠、常住和來訪的著名外國音樂家的倫敦。但是，倫敦的規模卻帶來了日益增多的問題。
組織、創新和改革
雖然新的診療所和新的或擴大的醫院減少死亡率，這個前泰晤士河畔的市鎮如要繼續發展，就必需有新式的政府、交通運輸和環境衛生。1820～1914年的倫敦，這些事項都緩慢且費力的發展著。統計數字表明，蓋滿房屋地區的人口從1,225,694(1821)增加到6,586,269(1901)，在這種情形下，創新改革只是零星進行的。1829年建立了一個集中的都市警察部隊，受內務大臣指揮，以取代互不協調的更夫和堂區警察。街道微弱的油燈照明，因採用煤氣而進行了徹底改革，不久，緊接著煤氣燈和焦炭公司(1812)以後，又成立了同樣的公司，遍布在倫敦各地。公共馬車(1829)為陸地運輸方面開始了一場革命，鐵路輸送在不到10年裡也實現了。1845年對公共衛生進行了調查，暴露了倫敦最嚴重的缺陷，隨即在1852年通過立法，保證有更潔淨的水源供應。1855年的一項法令(《大都會管理法》)將地方政府的一些較小單位予以合併，以所有納稅人直接投票選舉制來代替混雜的選舉辦法。重要工程如主要排水系統由都市工程管理局控制。
這些改革的勢頭在整個19世紀持續不斷。新教堂，新學校，更佳的治安，重要的排水系統，對無家可歸者的照顧，都是改革家們留下的部分遺產；特拉法加廣場，泰晤士河堤以及例如沙夫特斯伯里街、查靈克羅斯街這些穿過最破敗不堪的貧民窟的街道，都是他們的最顯著的紀念碑。政府的改革即使沒有這麼強烈，卻也繼續進行著。1889年倫敦郡議會取代了都市工程管理局，教區委員會根據《倫敦政府法》(1899)被改為都會市鎮，各種供水公司在1902年合併為一個公有的都市供水管理局。
公共與私人工程繼續改變倫敦的面貌。1863年一條蒸汽鐵路──倫敦地下鐵──啟用，1869年霍爾本(Holborn)高架鐵路的建造與新的泰晤士河橋的建造和巴特西、威斯敏斯特、布萊克弗賴爾斯、倫敦等橋的重建相伴隨。經過多年的商討與鼓動，倫敦城外的道路橋梁成為公有，而且通行稅徵收關卡也取消了。許多南部主要鐵路將其路線向北延伸，橫過泰晤士河進入倫敦，抵達維多利亞、查靈克羅斯、布萊克弗賴爾斯和坎農街等車站。在這個時代，充分的首創精神、充足的資金與充裕的勞動力結合起來，最廣泛地使用新技能、廉價運輸和豐富原料。
技術不斷的進步，逐漸改變倫敦居民的生活和這個城鎮的面貌。票價低廉的郊區火車使工匠和辦事員們住在離開他們工作越來越遠的地方。倫敦學校管理委員會是根據1870年的《教育法》設立的，它開始進行為所有居民提供初等教育的任務。火車或馬拉的電車在1861年開始時並不順利，但是在1870年代變得重要了。由於它們的電氣化在20世紀最初幾年獲得發展，它們成為都市運輸的重要一環。到了那時，電力被用作地下交通的動力。1890年11月4日，威爾斯親王為威廉王街通往斯托克韋爾的世界第一條電氣地下鐵道揭幕。在1914年前，隨著汽油驅動的公共汽車的到來，現代倫敦的運輸輪廓已經完備，也為郊區開啟了迅速發展之路。
不可避免的是隨之而來的中央地區地價的增長，建造更大的辦公大樓、工廠和倉庫以取代小房屋，同時繼續支出公共和私人資金建造更佳房屋和改善街道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空襲，造成倫敦2,600名人員傷亡，但是，戰爭只是帶來暫時停頓，戰爭結束後，發展持續進行且規模更大。作為一國之都，而在某些方面亦被視為是世界的首都的倫敦，必需能夠滿足其需要的體制。一個合併與擴大的時代接踵而至。從銀行到醫院，從電話交換站到發電站，幾乎一切都得到了擴展。到了1939年，大倫敦的人口已超過8,000,0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人們疏散和空襲造成的嚴重損失給現代倫敦的歷史帶來了最大的挫折。空襲炸死了30,000餘人，炸傷50,000餘人，損壞了大部公共建築，而在倫敦市和斯泰普內(Stepney)這類地區，街道體系整個被摧毀。西敏寺和議會上下兩院遭到損壞但卻保存下來，聖保羅教堂和倫敦市政府的情況亦復如此。一般房屋和碼頭遭到猛烈轟炸。
戰爭結束使許多疏散人員逐漸返回。房荒因房內結構腐朽變得更為嚴重。重建工作雖受許多原料短缺的限制，卻能立即進行，且已先作了設計和勘察。《城鎮與鄉村設計法》(1944)以及隨後通過的1947、1954、1959、1968年的各項法案，給予重建工作空前未有的購買、指揮與控制權力。戰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新房屋的巨額投資，恢復各項服務和倫敦港口，普遍接受一種計畫城市經濟，並不斷努力將工業轉移到倫敦以外的新興的或擴建的城鎮。
中世紀的倫敦
這座城市未來作為財政、軍事──因而也是政治──力量中心的重要性在諾曼人征服時(1066)已經變得明顯。征服者威兼一世最初行動之一是授予特許狀，向公民們許諾他們將享有懺悔者愛德華統治時期同樣的法律保護，而且他不會容忍任何人傷害他們。為了對這座城市的潛在威力進一步表示尊重，他就在城牆外面建立了恫嚇性的諾曼人城堡高樓，稱作白塔。它是稱作倫敦塔的城堡要塞的中心堡壘。倫敦塔大體上呈四方形(35.4×32.1公尺〔118×107呎〕)，高30公尺(90呎)。城牆各個角落均有塔樓，底座厚5公尺(15呎)，頂端雉堞厚3.3公尺(11呎)，英王理查一世從十字軍遠征歸來，帶回一個新的築壘概念，開始環繞城堡高樓興建同心的幕牆體系，其間穿插著塔樓。這項工程由亨利三世完成。事實上，從那時起，每個朝代都增添了它的一小部分建築。倫敦塔容納了幾乎每個時期的英格蘭建築風格。它是正式的皇家官邸直至詹姆斯一世時為止。它內部設有皇家造幣所、皇家動物園、公共檔案所、天文台和軍械庫。雖然人們一般認為它是一個傳統的刑場，但在倫敦塔長達千年的歷史中，該處只進行了6次多名罪犯處決。其餘的處決都在塔山上舉行，嚴格的來說，塔山是在倫敦塔城牆以外的。倫敦塔一直是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第一名囚犯是1101年被監禁的達拉謨主教，最後一名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副黨魁赫斯(Rudolf Hess)。現在皇家御寶在此展覽，同時展示的尚有珍藏的英格蘭軍械與盔甲。
亨利一世1135年去世，倫敦居民行使他們選舉英格蘭國王的「權利」，選中了史蒂芬，3週後他在西敏寺加冕。1136年左右一場大火焚毀了城市許多木建房屋以及聖保羅教堂本身。在重建中，石頭磚瓦房開始出現，街道地面經過鋪設，至少由於露天下水道和地下管道而使部分的地面變得潔淨。到了12世紀末，丹麥商人廣大居留地的人數被德意志人超過，後者擁有他們自己的商業飛地河畔的斯蒂爾亞德(Steelyard)，直到1598年。其他重要的商業集團是加斯科涅人、佛蘭芒人和北義大利人。當後者銀行家們的地位鞏固建立後，猶太人(1290)遭到剝奪、監禁，然後被流放，幾百年沒有回歸。
到1400年，已有110個基爾特組織。它們精明的和窘困的君主進行交易，從王室手中買到更多的自由，擺脫王室對它們事務的干預，加強了它們的自治權。第一任倫敦市長菲查爾溫(Henry Fitzailwin)約在1192年就職。一個普通議會最初出現的跡象始於1332年。因為國內的混亂狀況引起城內的騷動，倫敦通常支持堅強而紀律嚴明的政府，特別是在愛德華二世被廢黜(1327)、理查二世被廢黜(1399)、英格蘭農民暴動(1381)和以凱德(Jack Cade)為首的叛亂(1450)等危機發生的時候。
都鐸時期的倫敦
將近16世紀中期，倫敦的商業和人口有了驚人的增長。1530～1600年，倫敦居民人數增加了兩倍。過剩人口最初在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時期占有的宗教機構的庭園中找到了生活空間。為了填滿因宗教慈善事業的停頓而留下的空白，這個城市在1547年組織救濟貧民活動，在歉收時期提供糧食，主持了5家皇家醫院的創辦或重建。這5家醫院是聖巴多羅買醫院、基督醫院、伯利恆醫院(稱作貝德勒姆精神病院)、聖托馬斯醫院和布賴德韋爾(Bridewell)醫院。許多這時成立的私人慈善機構仍在營運。由諸如莫斯科公司(Moscovy Company,1555)、土耳其(後稱萊文特)公司(1581)和東印度公司(1600)所控制的壟斷企業的建立，商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到了1605年，倫敦城人口達到了難以置信的75,000人，儘管法律試圖控制人口數量。另外還有150,000人住在城外。位於最初的倫敦橋較遠一端的索斯沃克成為這個城市的第26處收容所。新興工業包括絲綢織造和玻璃及馬約利卡陶器的生產均建立起來，往往位於城門以外，因而不受城內同業工會的限制性規定的約束。
亨利八世1529年開始把樞機主教沃爾西的約克宅邸改為懷特霍爾皇宮並在曠野對面建造聖詹姆斯宮時，威斯敏斯特城在宮廷周圍開始呈現更明確的形狀。在威斯敏斯特城和倫敦城之間，貴族們的巨大宅邸開始出現，花園延伸到河邊，各自有水門。沿著斯特蘭德街在這些宅邸對面的是在法定開會時期來城居住的顯貴人士的豪華住所。不久，倫敦這一名稱已將倫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以及它們之間的蓋滿房屋的地區都包括在內了。
伊利莎白(1558～1603)統治時期標誌著倫敦城對英格蘭的支配達於頂峰。女王將她的力量建立在倫敦城的民兵組織、財富及愛戴之上。它在1585和1589年提供去國外服役人員的1/4並組織了它的武裝「民團」，以防西班牙威脅要進行的入侵。
17世紀的倫敦
民團仍是一支值得重視的力量。查理一世曾損害了倫敦城的商業利益，滿不在乎地藐視它的特權如同他藐視議會的特權一樣，1642年卻由於民團駐守特思格林而不敢攻打倫敦。對英王的敵對態度使這座設防城市成為議會支持的核心，而議會在內戰中所獲勝利大部歸功於這座城市的效忠。
自1638年的黑死病後，鼠疫經常襲擊倫敦。1664～1665年的一場鼠疫，造成75,000倫敦居民死亡。翌年，一場從9月2日燒到9月5日的大火，使城市4/5地區焚毀。從東北和西端末焚毀的角落開始了重建工程。一個合理的街道設計遭到否決，但是，沿著舊有遺跡建造的街道則更為寬闊些而且稍微挺直些。1667～1671年間，大部分新房(磚建，不再准許使用一半木結構)重建完竣。許多小堂區予以合併，少數教堂免於火災，因此，除新建的聖保羅教堂外，只重建了50座教堂。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是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但是未受過建築師的正規訓練，但他卻被授予設計教堂並監管建造這一重大任務。
在聖保羅教堂中有雷恩的一句銘文︰「讀者，如果你們尋求紀念碑，請環顧四周。」其實，整座城市是雷思的紀念碑。他的教堂從樸實的荷蘭風格到哥德式式樣不等，但是，主要是他自己對古典風格的表現手法。所有教堂都顯得巧妙得體，生氣勃勃，是一系列由名家根據基本建築觀念創作的變體。聖保羅教堂的圓頂是世界最完美的，而且如同教堂的其餘部分，體現出古典主題思想並具有巴洛克優美風格的特徵。為倫敦大火所建的紀念柱是根據經過修改的雷恩設計，建造在普丁巷附近，大火就是從這裡國王的麵包師家中開始的。雷恩建造了城外其他4座教堂、位於切爾西的皇家醫院、肯辛頓宮的一部分、格林威治醫院、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和漢普頓考特宮。
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皇家政府繼續廢止倫敦城的權利。雖然詹姆斯二世於1688年出逃前，恢復了被剝奪的城市特許狀，但是，上議院的神職和世俗議員們是在民團的保護下，在倫敦市政府集合向奧蘭治親王威廉(此後稱英國的威廉三世)表示效忠的。
1694年為了支持對法戰爭，40名倫敦商人組織成立了英格蘭銀行，此後，倫敦城的貨幣市場成為國家事務中一個重大因素。倫敦城在國家享有權力的另一方面是全國報刊集中在艦隊街(《泰晤士報》於1785年在布萊克弗賴爾斯巷附近成立，1974年才遷至新址)。
現代城市的發展
到了1820年喬治四世繼位時，倫敦的整個特徵已發生了變化。它的人口已增加到1,100,000.一些鄉村和村舍在1666年曾是夏天從城市中心出去郊遊的目標，現時已成為房屋林立地區的一部分。有些建築是大地主設計完美的作品；然而，有些則是那些卑微貪婪人們粗製濫造的建築。
1689～1820年的變化並沒有遵照任何有意的計畫。在倫敦城內，市政府取得完全控制並進行適當的活動。而城外，自從中世紀以來，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對於新區域的政府服務和交通只得到零星發展。重要的開發者們獲得了議會的地方法案，使他們能夠徵收地方稅，以這項收入支助鋪設道路、照明、清潔和值班人員(負責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團體)等項開銷。由於這些服務，使得開發者們的街道深受歡迎，而且通常這些服務是管理得當的；次要的人們則遺留下貧民窟和無人管理的狀況，等待後世去清理整頓。
倫敦是國家社會、貿易和金融的中心。它接受東印度和西印度貿易利潤以及與大部分已知世界貿易的哺育。由於擁有巨大財富，倫敦在戲劇、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在英國居於最重要地位。這是加里克(David Garrick)、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約翰遜(Samuel Johnson)、雷諾茲(Joshua Reynolds)爵士的倫敦，是偉大的家具製造者和銀匠、常住和來訪的著名外國音樂家的倫敦。但是，倫敦的規模卻帶來了日益增多的問題。
組織、創新和改革
雖然新的診療所和新的或擴大的醫院減少死亡率，這個前泰晤士河畔的市鎮如要繼續發展，就必需有新式的政府、交通運輸和環境衛生。1820～1914年的倫敦，這些事項都緩慢且費力的發展著。統計數字表明，蓋滿房屋地區的人口從1,225,694(1821)增加到6,586,269(1901)，在這種情形下，創新改革只是零星進行的。1829年建立了一個集中的都市警察部隊，受內務大臣指揮，以取代互不協調的更夫和堂區警察。街道微弱的油燈照明，因採用煤氣而進行了徹底改革，不久，緊接著煤氣燈和焦炭公司(1812)以後，又成立了同樣的公司，遍布在倫敦各地。公共馬車(1829)為陸地運輸方面開始了一場革命，鐵路輸送在不到10年裡也實現了。1845年對公共衛生進行了調查，暴露了倫敦最嚴重的缺陷，隨即在1852年通過立法，保證有更潔淨的水源供應。1855年的一項法令(《大都會管理法》)將地方政府的一些較小單位予以合併，以所有納稅人直接投票選舉制來代替混雜的選舉辦法。重要工程如主要排水系統由都市工程管理局控制。
這些改革的勢頭在整個19世紀持續不斷。新教堂，新學校，更佳的治安，重要的排水系統，對無家可歸者的照顧，都是改革家們留下的部分遺產；特拉法加廣場，泰晤士河堤以及例如沙夫特斯伯里街、查靈克羅斯街這些穿過最破敗不堪的貧民窟的街道，都是他們的最顯著的紀念碑。政府的改革即使沒有這麼強烈，卻也繼續進行著。1889年倫敦郡議會取代了都市工程管理局，教區委員會根據《倫敦政府法》(1899)被改為都會市鎮，各種供水公司在1902年合併為一個公有的都市供水管理局。
公共與私人工程繼續改變倫敦的面貌。1863年一條蒸汽鐵路──倫敦地下鐵──啟用，1869年霍爾本(Holborn)高架鐵路的建造與新的泰晤士河橋的建造和巴特西、威斯敏斯特、布萊克弗賴爾斯、倫敦等橋的重建相伴隨。經過多年的商討與鼓動，倫敦城外的道路橋梁成為公有，而且通行稅徵收關卡也取消了。許多南部主要鐵路將其路線向北延伸，橫過泰晤士河進入倫敦，抵達維多利亞、查靈克羅斯、布萊克弗賴爾斯和坎農街等車站。在這個時代，充分的首創精神、充足的資金與充裕的勞動力結合起來，最廣泛地使用新技能、廉價運輸和豐富原料。
技術不斷的進步，逐漸改變倫敦居民的生活和這個城鎮的面貌。票價低廉的郊區火車使工匠和辦事員們住在離開他們工作越來越遠的地方。倫敦學校管理委員會是根據1870年的《教育法》設立的，它開始進行為所有居民提供初等教育的任務。火車或馬拉的電車在1861年開始時並不順利，但是在1870年代變得重要了。由於它們的電氣化在20世紀最初幾年獲得發展，它們成為都市運輸的重要一環。到了那時，電力被用作地下交通的動力。1890年11月4日，威爾斯親王為威廉王街通往斯托克韋爾的世界第一條電氣地下鐵道揭幕。在1914年前，隨著汽油驅動的公共汽車的到來，現代倫敦的運輸輪廓已經完備，也為郊區開啟了迅速發展之路。
不可避免的是隨之而來的中央地區地價的增長，建造更大的辦公大樓、工廠和倉庫以取代小房屋，同時繼續支出公共和私人資金建造更佳房屋和改善街道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空襲，造成倫敦2,600名人員傷亡，但是，戰爭只是帶來暫時停頓，戰爭結束後，發展持續進行且規模更大。作為一國之都，而在某些方面亦被視為是世界的首都的倫敦，必需能夠滿足其需要的體制。一個合併與擴大的時代接踵而至。從銀行到醫院，從電話交換站到發電站，幾乎一切都得到了擴展。到了1939年，大倫敦的人口已超過8,000,0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人們疏散和空襲造成的嚴重損失給現代倫敦的歷史帶來了最大的挫折。空襲炸死了30,000餘人，炸傷50,000餘人，損壞了大部公共建築，而在倫敦市和斯泰普內(Stepney)這類地區，街道體系整個被摧毀。西敏寺和議會上下兩院遭到損壞但卻保存下來，聖保羅教堂和倫敦市政府的情況亦復如此。一般房屋和碼頭遭到猛烈轟炸。
戰爭結束使許多疏散人員逐漸返回。房荒因房內結構腐朽變得更為嚴重。重建工作雖受許多原料短缺的限制，卻能立即進行，且已先作了設計和勘察。《城鎮與鄉村設計法》(1944)以及隨後通過的1947、1954、1959、1968年的各項法案，給予重建工作空前未有的購買、指揮與控制權力。戰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新房屋的巨額投資，恢復各項服務和倫敦港口，普遍接受一種計畫城市經濟，並不斷努力將工業轉移到倫敦以外的新興的或擴建的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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