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是儒家真正的敵人 ？
作者：陳壁生
文章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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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思想，一旦擺脫了書卷的羈縻，降臨於社會現實之中，成為生活原則、政治政策，便不免顯出歧異的面貌來。於是為這種思想鼓吹的，並不見得便是信奉者，反抗這思想的人，有時恰恰是這種思想的知音。譬如魏晉時代。權力集團是喜歡儒家的，於是「以孝治天下」。孝則孝矣，三代之治沒有來臨，反倒治出一個「名士少有全者」的社會。而當時的名士，卻偏不吃統治者那一套，所以只得「非湯武而薄周孔」。但是實際上，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所說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所以，整天自奉為禮教信徒的人，卻是敗壞禮教的人，而反禮教的，倒是真誠地相信禮教。這種狀況，歷史並不乏見。
所以，要看一個人是什麼人，哪一家的，便不止是看他說了什麼，而是看他實際上做了什麼，做到哪個程度。
而在古代，誰是儒家真正的敵人？是叔孫通、公孫弘那樣的人，他們自稱儒家，他們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夠在儒家的書裡找到一點證據，但是，他們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務於專制政治，用儒家去讓劉邦知道做皇帝的風光。這些人敗壞了儒家的形象，更對儒學臣服於專制下二千年負有重大責任。
近代以來，誰是儒家真正的敵人？就是那些宣稱自己信奉儒家的統治者，和為這些統治者出謀劃策的讀書人。儒學太容易被專制利用了。清末政府為了挽救頹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國袁世凱的尊孔讀經封聖衍公，其背後，也是為了他的帝制。正是這些把尊孔讀經掛在嘴邊的人，他們的迂腐、愚昧、貪婪，讓那些對儒學抱有幻想，存有信心的人，最終徹底喪失了幻想與信心。倒是那些全盤反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用一種極其激烈的態度，把中國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尖銳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五四時期提出來的民主、科學、自由、人權，都是一個歷史時代不得不面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儒家內部在當時並不能消化。這些命題不但讓中國人看到了思想的豐富性，更加讓儒家理解了新的時代挑戰，而儒家也正是在這些不斷的挑戰中前進的。所以，即便五四思想家不像魏晉名士，他們是真的反傳統，反孔家店的，但是，他們的努力，卻為儒學可能的新生創造了條件。
時候到了二十一世紀，我以為儒學在中國可能的發展前景，主要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作為一個表達中國人倫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號系統，（比如說「仁」、「義」、「孝」這些話語符號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過話語功能的強化，（意思是強化這些有效的詞語的倫理含義。）而在本源處重建道德。在這個層面定義儒學，可以說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傳統的魯迅對待寡母的態度，胡適對待髮妻的態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偉時老師身上表現出來的儒雅風度。在這個層面上，儒學與漢語聯繫在一起，也與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
第二個層面，是儒學在現代社會中如何面對政治。傳統社會中儒學的「落腳點」，也就是它的政治社會功能的實現，落實在家與國兩個領域上。而今天，在國的領域，儒學明顯已經不適應了，但是可以把「國」轉化為「社會」，也就是說，儒學從「政治儒學」向「社會儒學」轉化。「社會儒學」在我看來包括了兩種單位，第一種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這仍然與個體修身的關係更加密切。另一種是書院，傳統的書院，承擔著類似於現代大學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會儒學中，書院可能可以繼續發揚道統批評政統、社會的風氣，可以幫助建設「社會」，削弱「國家」、「政府」。
在今天的社會，出現了一種非常怪誕的現象，那就是那些儒家口號叫得越大聲，態度越激烈的人，就越出名，不管這個人的水平到底如何——恰如芙蓉姐姐現象一樣。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勸當今同情儒家的朋友們，至少要在個體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後再發揚堅持道統批評社會的儒家傳統，十三經之中，除了《孝經》之外，其他的經書中個體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會」。不要動不動就把儒學政治化，把儒教國教化，漢代專制政治對儒家的傷害已經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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