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社會結構分層對當今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影響
作者：金青山
文章來源：政治哲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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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迄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雖然中國的現代化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有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由於缺乏物質獨立導致人格獨立的缺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社會主義建立後我國政治現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人格獨立並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只不過是基於封建地主的依附被基於國家的依附所代替，未能從根本上保證公民的人格獨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進一步發展，在中國大地上產生了劇烈的社會分層變動，人們的物質獨立性和人格獨立性空前確立，這也許是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契機。
關鍵詞： 社會分層 人格獨立 政治現代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我們反思中國政治現代化遭遇挫折的一個基本立足點。近代以來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獨立，基礎是物質資料的佔有，這就需要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馬克思在闡述現代民主中的兩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與商品經濟的關係時說：「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麼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特製材料，則確定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由此可見，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體的人格獨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質資料佔有的平等基礎之上的。缺少物質資料為佔有為基礎的平等自由純粹要麼是空中樓閣，要麼是「資產所有者的欺騙」。即使建立在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由於國家和集體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只能依附於集體而存在，個人的獨立性完全缺失，整個社會個體不擁有對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當政府成為某些人或某些勢力作惡的工具來制裁個體公民時，個體只有完全服從於「惡的勢力」才能存在。而我們每一個社會個體公民都可能成為這個受害者，因此我認為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於能不能避免諸如此類事情（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在於作為社會個體的公民有沒有對抗政府公共權力的基於主體人格獨立的能力。
一、當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特徵
在大工業社會發展的今天，我們追求每個個體的「純粹獨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較於過去社會主義「蘇聯模式」下的社會組織形式，我們在現實中可以找到相對更為可能的實現。中國改革開放近30多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結構在基本構成成分、等級秩序、結構形態和分化機制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的「市場因素」在個人發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自由度，主要表現出以下基本特徵：
1、社會階層構成趨於多元化
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結構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十六大報告中明確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和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人的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客觀上擺脫了過去單純依賴特定單一的集體組織才能實現人的價值的束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課題組通過大量詳實的調查資料，按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勾畫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由十個階層組成：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同時也把它們劃分為五大社會經濟等級：社會上層（包括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社會中上層（包括中低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社會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社會中下層（包括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社會底層（包括生活處於貧困狀態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儘管這種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成份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現實程度。
2、社會階層結構從金字塔型走向橄欖型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模式，其中農民階級佔有絕對優勢，保持著傳統社會的階層特徵。一小部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只是依附於國家和集體生活的政治集合物，並且在政治社會上居於實際的主導地位。農民階級由於受到認識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約不能夠居於國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資產階級和個體工商戶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對象，都不可能對我國政治現代化起到積極推進的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正朝著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轉變：第一，社會結構中的中下層逐步縮小，農業勞動者不斷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純農業勞動者隊伍在縮小，商業服務員工和產業工人階層在擴大；第二，社會中間階層已經出現並且形成一支獨特的力量。現今社會除了最富於和最貧窮的兩個極點之外的社會群體絕大部分都處於中等或中等左右社會結構層次中，儘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產階級尚未形成，但是整個中國中產階級隊伍的日益壯大卻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相信這支隊伍的壯大和興起，將會有力地改變我國社會政治結構，為現代社會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會階層分化正逐步實現「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
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最大成就在於實現了人的解放，即實現了從「單位人」、「國民」到「社會人」、「公民」的轉變，極大地增強了人的自由和獨立，基本上擺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對於封建皇權（地主階級總代表）和對於國家（集體利益總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場因素在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中的基礎性支配地位得以確立，不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極大地提升了個人的自主獨立性，實現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獨立」，使個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制於國家政治的控制。產業工人、國家和社會管理人員、知識分子等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佔有較大既得利益階層，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身份依賴程度大為減弱，農民從單純的土地和狹小的農村天地束縛下走向了更廣闊的市場，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崛起又創造了一批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當前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樹立了以才能和業績為基礎通過社會競爭和選擇去服務社會和發展自我才是最為光彩的思想和意識，極大地否定了過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為基礎的社會認同模式，更多地為全體社會成員參與利益分配和個人發展提供了相對較大的公平條件和機會。
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對我國政治現代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從總體上說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後發外生型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借助於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這就決定了國家政權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領導核心作用，以國家的力量來整合社會資源和各種政治力量。這一方面對我們黨在新時期新階段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同時也對我們黨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正確的領導作用，同時必須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否則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對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喪失政治領導地位。在幾十年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我國政治現代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社會階層結構分化推動了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造就了成長中的「市民社會」、提高了社會成員的競爭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動了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和實現程度、市場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親緣關係的藩籬。同時，我國政治現代化在現階段以及今後長期內還將面臨一些政治層面上的挑戰，例如傳統型身份壁壘問題、貧富分化和中間階層弱小問題、政治地位不一致問題、社會分層機制方面的公正問題等等，對政治現代化建設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和挑戰：
1、政治參與的壓力有利於加快我國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廣泛的社會動員，而社會成員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識、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參與熱情，同時現代社會階層的分化必然導致各個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參與政治過程，而且這種要求是通過合法的集體的渠道表達出來，具有很強的社會認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說：「現代化意味著各種新和舊、現代和傳統的群體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群體而存在的，意識到自己在與其他群體關係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確，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在傳統社會許多自覺的認同程度和組織程度都很低的社會勢力中產生群體意識、內聚性和組織性。」目前，我國社會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階層，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社會地位的提高已經有了積極參政的要求，擁有了一定政治權利和地位後企圖尋求進一步拓展更為廣闊的政治空間。同時一些地位低下的階層也要求通過政治參與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狀況，訴求政治上的利益表達，對現存的政治體制承載能力提出了挑戰。如若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導致民眾對當前社會政治的不滿，不利於現代化的順利推進。我們只有積極回應這些利益群體的政治表達，而不是消極壓抑他們的政治訴求，積極穩妥地拓寬民主渠道，通過合法途徑有效的引導各種政治力量走「協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種政治風險，才能使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2、價值的質詢對我國政治現代化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改革開放追求的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是一個「經濟發達，政治民主，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走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的道路，但是近年來一系列改革所導致的利益調整使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益處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平等，出現了多種層面的社會收入差距過分拉大的現實。同時在富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權錢交易、貪污腐化、國產私有、賣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弱勢群體利益得不到保障、表達渠道不暢通，社會強勢集團（或既得利益集團）主導國家政治生活，導致整個社會對國家政治現狀的強烈不滿，造成了全社會對整個現代化的「預期值受挫折」，更進一步激發了群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和原動力，而這些熱情和參與是帶有相當「非理性化」或者破壞性意味的。如果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不能有效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創造公正合理的社會環境，那麼將勢必影響到社會政治穩定，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
3、公民社會的成長有利於中國社會長期的政治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公民社會是獨立於國家的公共領域，是所有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總稱，是在本質上排斥國家公共權力介入過多的社會組織狀態。它的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民間組織的成長，因為公民只有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行動」才能實現對政治社會生活的有效參與，形成對國家公權力的有效對抗，防止「暴政」。雖然我國社會公民意識由於封建歷史較長等原因比較滯後，民間組織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民間組織不斷成長壯大，全國性區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組織和各種類型的行業協會不斷發展壯大，伴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擔了一部分原先由國家政府職能部門承擔的職能，初步形成了國家和社會分享權力、分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局面，發揮了社會非政府中介組織應有的職能和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深入，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性進一步凸現，造成了政府攤子過大，權力過多，服務水平過低的困局。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需求和政府供給能力的不對等使社會對於「全能政府」提出質疑，必將使國家對公共權力的分配進行再分配，市民社會將更多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參與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這些將會使整個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大大加快，有利於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健康有序發展。
三、積極應對社會結構分層變化，努力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
當今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為中國政治現代化創造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它將繼續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發展。然而，要將這種推動力和發展趨勢轉變為現實的中國政治發展，則需要黨和國家以及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努力。為適應階層分化的趨勢，積極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需要不斷的努力，必須要將這種良好發展的格局持續的延續下去。
1．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過渡到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積極創造條件。目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與一個穩定的現代社會相適應並且為人類現代社會發展所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在這一點上我們整個社會已經達成了共識，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採取一定措施，積極促成社會階層結構由現階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首先，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努力促成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共同的平等的發展。在新時期新階段要繼續調整經濟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和第三產業，加速城市化（城鎮化）進程，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努力扭轉東西部、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扭轉不同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打破造成壟斷行業和暴力行業的過高收入政策壁壘，通過產業政策和法律法規等措施為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地發展動力和資源；其次，應當從政治上培養、扶持中間階層隊伍的成長和壯大，使這個階層真正成為未來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的核心力量。中間階層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會基礎」。目前，我國的中間階層已經產生，但尚未成為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體力量，因此我們要從維護社會長期穩定、促進政治現代化的時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應扶持和培育中間階層，促成其壯大和發展，逐步形成在社會階層結構上，貧困階層和最富裕階層總量減至最少數，中間階層佔絕對優勢的格局。
2、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增強政治溝通、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政治溝通是指對政治信息的接收、選擇、儲存、傳送、分析和處理的過程，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途徑影響政府公共決策與公共管理的過程，兩者與民主化和政治穩定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一般認為政治溝通與民主化和政治穩定成正相關的關係，而政治參與和民主化成正相關的關係，與政治穩定是否正相關則取決於政治體系的承載能力與創新能力。政治系統理論認為，一個政治系統只有不斷地和外部環境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也就是說保持政治系統的開放性，才能保證系統的穩定與成功，而這個交換就是通過政治溝通和政治參與過程來進行的。當前隨著我國社會的整體轉型，階層出現了分化，階層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階層都有著強烈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願望，這時就需要各政治主體之間進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質量的、「生動活潑」的交換活動，才能達到「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為了積極適應這一要求，就要對現存的政治溝通和政治參的制度、渠道、形式、結構進行優化和重新建構。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寬現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積極探索在現有政治架構下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式方法，使這些機構發揮應有的技能和優勢；其次要發揮各種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以及各種行業協會之類的非政府、准政府組織的作用，在廣大農村地區則應當極力推行村民自治、鄉村自治，使基層民主得以切實實現，使基層問題在基層得到合理解決，防止基層小問題影響國家大戰略；第三要建立起決策聽證制度和廣泛的徵詢群眾意見、專家意見，政府信息要公開透明，公共信息及時發佈，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和參與積極性，改變過去政府關起門來搞「統治式」封閉式的管理模式，樹立開放的開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積極發揮現代新聞媒體（電視、網絡、廣播、報紙、新聞媒體等多種媒體）在政治溝通和政治參與中的作用，使新聞媒體真正發揮上傳下達的作用，既成為「黨和國家的喉舌」，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喉舌」，真正成為政府和民眾實現有效溝通的橋樑。
3、積極創造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營造理性、和諧、寬容的政治文化環境.
政治文化屬於意識形態範疇，是人們對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力」 貫穿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而且這種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強度都是很難改變的，所以當前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社會政治文化建設，把它作為一種系統工程來實施，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十分重視政治文化建設同時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保證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進行。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的實施，出現了前面所描述的社會階層分化的重大社會變局，而且在社會分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貧富差距問題和新舊階層「政治社會地位不一致」問題，加上我們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的心理適應問題，使我們社會近年來廣泛瀰漫著對國家和社會某些方面不認同現象和政治離心力加劇的傾向，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增多，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影響到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我們知道，要解決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一切問題最根本的是要依賴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在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還更應該建立一種理性的、合作的、開放的、寬容的、具有建設性的政治文化氛圍，通過全社會公民的共同有效參與，通過發揮黨的政治領導核心作用，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和智慧，積極穩步的推進各項改革，切實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民眾心理失衡，進一步密切黨群關係、政府—民眾關係，打擊違法犯罪和社會醜惡勢力，打擊政府企事業單位貪污腐化、奢侈浪費、驕奢淫慾的惡劣行徑，建立起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社會關係，扭轉不符合社會主義風尚和人類文明的社會風氣，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會和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進一步深入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實現創造良好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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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楊光斌，《政治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8]王笑鴻，簡析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權力腐敗問題，前沿，2005.8
[9]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http://www.sinoss.com/zh-cn/index.jsp
[10] 中國期刊網 http://www.cnki.net.cn/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
作者：金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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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分層 人格獨立 政治現代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我們反思中國政治現代化遭遇挫折的一個基本立足點。近代以來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獨立，基礎是物質資料的佔有，這就需要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馬克思在闡述現代民主中的兩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與商品經濟的關係時說：「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麼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特製材料，則確定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由此可見，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體的人格獨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質資料佔有的平等基礎之上的。缺少物質資料為佔有為基礎的平等自由純粹要麼是空中樓閣，要麼是「資產所有者的欺騙」。即使建立在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由於國家和集體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只能依附於集體而存在，個人的獨立性完全缺失，整個社會個體不擁有對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當政府成為某些人或某些勢力作惡的工具來制裁個體公民時，個體只有完全服從於「惡的勢力」才能存在。而我們每一個社會個體公民都可能成為這個受害者，因此我認為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於能不能避免諸如此類事情（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在於作為社會個體的公民有沒有對抗政府公共權力的基於主體人格獨立的能力。
一、當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特徵
在大工業社會發展的今天，我們追求每個個體的「純粹獨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較於過去社會主義「蘇聯模式」下的社會組織形式，我們在現實中可以找到相對更為可能的實現。中國改革開放近30多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結構在基本構成成分、等級秩序、結構形態和分化機制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的「市場因素」在個人發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自由度，主要表現出以下基本特徵：
1、社會階層構成趨於多元化
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結構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十六大報告中明確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和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人的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客觀上擺脫了過去單純依賴特定單一的集體組織才能實現人的價值的束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課題組通過大量詳實的調查資料，按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勾畫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由十個階層組成：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同時也把它們劃分為五大社會經濟等級：社會上層（包括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社會中上層（包括中低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社會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社會中下層（包括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社會底層（包括生活處於貧困狀態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儘管這種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成份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現實程度。
2、社會階層結構從金字塔型走向橄欖型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模式，其中農民階級佔有絕對優勢，保持著傳統社會的階層特徵。一小部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只是依附於國家和集體生活的政治集合物，並且在政治社會上居於實際的主導地位。農民階級由於受到認識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約不能夠居於國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資產階級和個體工商戶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對象，都不可能對我國政治現代化起到積極推進的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正朝著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轉變：第一，社會結構中的中下層逐步縮小，農業勞動者不斷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純農業勞動者隊伍在縮小，商業服務員工和產業工人階層在擴大；第二，社會中間階層已經出現並且形成一支獨特的力量。現今社會除了最富於和最貧窮的兩個極點之外的社會群體絕大部分都處於中等或中等左右社會結構層次中，儘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產階級尚未形成，但是整個中國中產階級隊伍的日益壯大卻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相信這支隊伍的壯大和興起，將會有力地改變我國社會政治結構，為現代社會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會階層分化正逐步實現「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
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最大成就在於實現了人的解放，即實現了從「單位人」、「國民」到「社會人」、「公民」的轉變，極大地增強了人的自由和獨立，基本上擺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對於封建皇權（地主階級總代表）和對於國家（集體利益總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場因素在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中的基礎性支配地位得以確立，不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極大地提升了個人的自主獨立性，實現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獨立」，使個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制於國家政治的控制。產業工人、國家和社會管理人員、知識分子等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佔有較大既得利益階層，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身份依賴程度大為減弱，農民從單純的土地和狹小的農村天地束縛下走向了更廣闊的市場，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崛起又創造了一批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當前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樹立了以才能和業績為基礎通過社會競爭和選擇去服務社會和發展自我才是最為光彩的思想和意識，極大地否定了過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為基礎的社會認同模式，更多地為全體社會成員參與利益分配和個人發展提供了相對較大的公平條件和機會。
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對我國政治現代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從總體上說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後發外生型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借助於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這就決定了國家政權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領導核心作用，以國家的力量來整合社會資源和各種政治力量。這一方面對我們黨在新時期新階段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同時也對我們黨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正確的領導作用，同時必須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否則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對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喪失政治領導地位。在幾十年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我國政治現代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社會階層結構分化推動了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造就了成長中的「市民社會」、提高了社會成員的競爭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動了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和實現程度、市場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親緣關係的藩籬。同時，我國政治現代化在現階段以及今後長期內還將面臨一些政治層面上的挑戰，例如傳統型身份壁壘問題、貧富分化和中間階層弱小問題、政治地位不一致問題、社會分層機制方面的公正問題等等，對政治現代化建設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和挑戰：
1、政治參與的壓力有利於加快我國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廣泛的社會動員，而社會成員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識、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參與熱情，同時現代社會階層的分化必然導致各個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參與政治過程，而且這種要求是通過合法的集體的渠道表達出來，具有很強的社會認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說：「現代化意味著各種新和舊、現代和傳統的群體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群體而存在的，意識到自己在與其他群體關係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確，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在傳統社會許多自覺的認同程度和組織程度都很低的社會勢力中產生群體意識、內聚性和組織性。」目前，我國社會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階層，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社會地位的提高已經有了積極參政的要求，擁有了一定政治權利和地位後企圖尋求進一步拓展更為廣闊的政治空間。同時一些地位低下的階層也要求通過政治參與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狀況，訴求政治上的利益表達，對現存的政治體制承載能力提出了挑戰。如若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導致民眾對當前社會政治的不滿，不利於現代化的順利推進。我們只有積極回應這些利益群體的政治表達，而不是消極壓抑他們的政治訴求，積極穩妥地拓寬民主渠道，通過合法途徑有效的引導各種政治力量走「協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種政治風險，才能使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2、價值的質詢對我國政治現代化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改革開放追求的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是一個「經濟發達，政治民主，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走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的道路，但是近年來一系列改革所導致的利益調整使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益處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平等，出現了多種層面的社會收入差距過分拉大的現實。同時在富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權錢交易、貪污腐化、國產私有、賣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弱勢群體利益得不到保障、表達渠道不暢通，社會強勢集團（或既得利益集團）主導國家政治生活，導致整個社會對國家政治現狀的強烈不滿，造成了全社會對整個現代化的「預期值受挫折」，更進一步激發了群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和原動力，而這些熱情和參與是帶有相當「非理性化」或者破壞性意味的。如果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不能有效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創造公正合理的社會環境，那麼將勢必影響到社會政治穩定，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
3、公民社會的成長有利於中國社會長期的政治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公民社會是獨立於國家的公共領域，是所有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總稱，是在本質上排斥國家公共權力介入過多的社會組織狀態。它的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民間組織的成長，因為公民只有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行動」才能實現對政治社會生活的有效參與，形成對國家公權力的有效對抗，防止「暴政」。雖然我國社會公民意識由於封建歷史較長等原因比較滯後，民間組織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民間組織不斷成長壯大，全國性區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組織和各種類型的行業協會不斷發展壯大，伴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擔了一部分原先由國家政府職能部門承擔的職能，初步形成了國家和社會分享權力、分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局面，發揮了社會非政府中介組織應有的職能和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深入，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性進一步凸現，造成了政府攤子過大，權力過多，服務水平過低的困局。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需求和政府供給能力的不對等使社會對於「全能政府」提出質疑，必將使國家對公共權力的分配進行再分配，市民社會將更多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參與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這些將會使整個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大大加快，有利於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健康有序發展。
三、積極應對社會結構分層變化，努力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
當今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為中國政治現代化創造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它將繼續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發展。然而，要將這種推動力和發展趨勢轉變為現實的中國政治發展，則需要黨和國家以及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努力。為適應階層分化的趨勢，積極推進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需要不斷的努力，必須要將這種良好發展的格局持續的延續下去。
1．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過渡到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積極創造條件。目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與一個穩定的現代社會相適應並且為人類現代社會發展所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在這一點上我們整個社會已經達成了共識，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採取一定措施，積極促成社會階層結構由現階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首先，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努力促成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共同的平等的發展。在新時期新階段要繼續調整經濟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和第三產業，加速城市化（城鎮化）進程，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努力扭轉東西部、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扭轉不同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打破造成壟斷行業和暴力行業的過高收入政策壁壘，通過產業政策和法律法規等措施為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地發展動力和資源；其次，應當從政治上培養、扶持中間階層隊伍的成長和壯大，使這個階層真正成為未來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的核心力量。中間階層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會基礎」。目前，我國的中間階層已經產生，但尚未成為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體力量，因此我們要從維護社會長期穩定、促進政治現代化的時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應扶持和培育中間階層，促成其壯大和發展，逐步形成在社會階層結構上，貧困階層和最富裕階層總量減至最少數，中間階層佔絕對優勢的格局。
2、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增強政治溝通、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政治溝通是指對政治信息的接收、選擇、儲存、傳送、分析和處理的過程，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途徑影響政府公共決策與公共管理的過程，兩者與民主化和政治穩定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一般認為政治溝通與民主化和政治穩定成正相關的關係，而政治參與和民主化成正相關的關係，與政治穩定是否正相關則取決於政治體系的承載能力與創新能力。政治系統理論認為，一個政治系統只有不斷地和外部環境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也就是說保持政治系統的開放性，才能保證系統的穩定與成功，而這個交換就是通過政治溝通和政治參與過程來進行的。當前隨著我國社會的整體轉型，階層出現了分化，階層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階層都有著強烈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願望，這時就需要各政治主體之間進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質量的、「生動活潑」的交換活動，才能達到「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為了積極適應這一要求，就要對現存的政治溝通和政治參的制度、渠道、形式、結構進行優化和重新建構。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寬現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積極探索在現有政治架構下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式方法，使這些機構發揮應有的技能和優勢；其次要發揮各種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以及各種行業協會之類的非政府、准政府組織的作用，在廣大農村地區則應當極力推行村民自治、鄉村自治，使基層民主得以切實實現，使基層問題在基層得到合理解決，防止基層小問題影響國家大戰略；第三要建立起決策聽證制度和廣泛的徵詢群眾意見、專家意見，政府信息要公開透明，公共信息及時發佈，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和參與積極性，改變過去政府關起門來搞「統治式」封閉式的管理模式，樹立開放的開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積極發揮現代新聞媒體（電視、網絡、廣播、報紙、新聞媒體等多種媒體）在政治溝通和政治參與中的作用，使新聞媒體真正發揮上傳下達的作用，既成為「黨和國家的喉舌」，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喉舌」，真正成為政府和民眾實現有效溝通的橋樑。
3、積極創造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營造理性、和諧、寬容的政治文化環境.
政治文化屬於意識形態範疇，是人們對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力」 貫穿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而且這種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強度都是很難改變的，所以當前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社會政治文化建設，把它作為一種系統工程來實施，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十分重視政治文化建設同時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保證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進行。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的實施，出現了前面所描述的社會階層分化的重大社會變局，而且在社會分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貧富差距問題和新舊階層「政治社會地位不一致」問題，加上我們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的心理適應問題，使我們社會近年來廣泛瀰漫著對國家和社會某些方面不認同現象和政治離心力加劇的傾向，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增多，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影響到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我們知道，要解決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一切問題最根本的是要依賴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在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還更應該建立一種理性的、合作的、開放的、寬容的、具有建設性的政治文化氛圍，通過全社會公民的共同有效參與，通過發揮黨的政治領導核心作用，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和智慧，積極穩步的推進各項改革，切實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民眾心理失衡，進一步密切黨群關係、政府—民眾關係，打擊違法犯罪和社會醜惡勢力，打擊政府企事業單位貪污腐化、奢侈浪費、驕奢淫慾的惡劣行徑，建立起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社會關係，扭轉不符合社會主義風尚和人類文明的社會風氣，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會和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進一步深入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實現創造良好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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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http://www.sinoss.com/zh-cn/index.jsp
[10] 中國期刊網 http://www.cnki.net.cn/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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