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書人到知識人——近代學術研究職業化趨向
——近代學術研究職業化趨向
作者：左玉河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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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是一種探索知識的活動，學者是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主體。傳統讀書人與近代知識人之顯著區別，是知識結構與學術理念的差異。讀書人追求的並非純粹知識，而是聞道、傳道與衛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識人之基本使命，則是「為知識而知識」。
一、明道與入仕
從事學術研究者，即學術研究之主體，一般稱「學者」。「學者」乃較寬泛的概念，中國古代俗稱「讀書人」，相當於傳統社會之「士」階層，近代以來則泛稱「知識分子」。古代「士」之概念與近代「知識分子」概念，有相當大的差別，故用「知識分子」概念難以準確地涵蓋古代中國學術研究主體之特性。將包括「士」在內的掌握文化知識者統稱為「讀書人」，或許更貼切些；而將近代學術研究的主體不稱為歧義較大之「知識分子」，而稱為「知識人」，或許更能說明中西學術研究者在知識結構、學術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別，也更能體現中國學術研究主體從傳統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傳統讀書人與近代知識人之顯著區別，是學術理念的差異。讀書人追求的並非純粹知識，而是聞道、傳道與衛道，即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衛道、行道型之「讀書人」，而近代「知識人」之基本使命，是「為知識而知識」。傳統讀書人缺乏近代知識人這種「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於道」，故其為學目的在「明道」。《荀子·勸學》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術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其終極目標為：「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求得「道德之極」，乃為學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當帝師王佐。讀書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專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語道破玄機；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即修道，身稟天地陰陽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修道之謂教，故修身之道即為儒學之「道統」，此乃「內聖」之道。雖然強調「修」之功夫，但「修」並非目的，內聖還要走向「外王」。「內聖外王之道」，乃傳統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關注讀書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時，同樣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強調的「學而優則仕」傳統。讀書人既是學者，也是後備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學成士，進而入仕為官，乃傳統讀書人之最佳選擇。故古代學者雖出自士，然士多為官。傳統學者之職業，亦以為官者居多。讀書人並不將做學問作為一種謀生職業。他們是知識與社會價值的擁有者、傳承者與獨佔者，由於其對「內聖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並將「入仕」視為展現人格與社會價值之正途。
傳統讀書人有著強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時也具有濃重的「學而優則仕」觀念。「明道」與「入仕」本質上是衝突的。如何協調兩者間之張力？在許多讀書人看來，入仕往往以「志道」為目的，「志道」要落到實處，必須「入仕」，以入仕為志道之手段和途徑。入仕實乃為「志道」，遂將讀書人「明道修身」理念，與通過科舉獲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結合起來了。
二、為知識而知識
近代中國之知識人，是從傳統讀書人轉變而來的。讀書人轉變為知識人，是由於晚清政治社會結構之變化使然。知識人與讀書人之最大區別，在於學術理念之差異。而從讀書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識人之「求知」理念轉變，實始於其知識結構之改變。從洋務運動開始，經過戊戌維新，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近代學人完成了知識結構、學術理念之蛻變歷程，逐漸從傳統讀書人演化為近代知識人。
近代知識人賴於兩種渠道產生：一是從傳統讀書人接受近代西學新知後蛻變轉化而來；二是從新式學堂學生接受西學新知培養而出。晚清西學的輸入，導致了士人知識結構的變化；士人知識結構的變化，導致了傳統讀書人職業選擇之變動。知識人主要從事知識之創造、傳播與傳承，其社會身份多為科研、人文、工程技術、教育、醫療衛生、新聞出版、咨詢服務等職位上之專業人員；大學、書局、學會等新式學術機構，是新知識生產和傳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識人容身之主要場所。
近代知識人之所以稱為「知識人」而不稱為「讀書人」，除了知識結構上的差異外，更重要的是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學術理念。換言之，近代學術與傳統學術的重要區別，在於學術理念上的差異，這種差異集中體現在學術平等、學術獨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確立。求道與求真，乃為傳統讀書人與近代知識人之分野。
「為知識而知識」的基本內涵，是以「求知」為目的，旨在強調尊重和維護學術的獨立品格。故矯正晚清以來經世學風造成的過分強調「致用」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矯正過分的「致用」傾向，就必須抱定作純粹的「無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識人的出現，首先在於與政治脫離干係，放棄「學而優則仕」觀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學術作為參照，清末民初許多學者痛感中國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樣獨立的「學術社會」，故提出了倣傚西方創建近代意義的、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學界」主張。這樣的「學界」，既然是獨立於「政治界」之外，那麼知識人必然要嚴守純粹的學術立場，信奉「為知識而知識」理念，劃清政治與學術、官吏政客與純正學者的界限，並力謀學術界的獨立。
三、學術研究職業化
所謂學術職業化，是將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謀生的社會職業，學術研究者成為職業學者。在古代中國，讀書人從事學術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種官吏等職業身份進行的，並非純粹地將學術研究作為謀生的職業，因為當時的經濟條件難以保障其作為一種職業的生存。為官、為師，乃古代讀書人生存之職業特徵。
隨著清末民初現代學術教育體制的建立、科學家群體的形成、專門科研機構的創建、科研成就的取得與科學交流系統的建成，近代學者的社會職業角色開始形成，學術研究逐漸呈現一種職業化趨向，不僅出現了以知識生產和傳授為謀生手段的社會職業，而且這種學術研究職業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學術職業化是現代學術體制的重要特徵。
學術研究職業化之所以可能，是由於大學、研究所、圖書館、雜誌社、出版社、報館等近代新學術設施的建立，為知識人從事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這些近代新學術體制下的學術設施，不僅使近代知識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間，而且使學術研究成為一種社會職業。知識人以教授、編輯、研究員、圖書館員等職業身份，成為近代學術研究的承擔者。傳統讀書人除了作教師外，多數人走著科舉———做官的道路。知識的多樣性造成了職業的多樣化。知識人的職業化，意味著知識的專業化。新知識開始遠離政治，致力於本專業的知識生產（學術研究）和知識傳播（教書育人），並在日益強化的經濟貧困和地位貶值中，清貧自守。這樣的社會職業，使其保持了與政治必要的獨立，同時，也迫使他們為生存而謀劃。故知識人將大學教授、專家及編輯等作為「稻粱謀」之職業，在追求學術獨立之同時，亦追求經濟上的利益。
學術研究職業化後，知識人追求的是「知識」，是以其專業知識來換取生活資料的。故近代學術不可避免地帶有實用、功利、浮躁、淺薄的特性。這樣一來，便與標榜「修德求道」的傳統讀書人有著很大差異。近代注重知識傳遞之大學教授，與傳統的傳道之師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舉廢,學校興,師弟之間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於兩方：教者除上堂演講外,不復注意被教者之進步受益與否；被教者遂亦不發生感情與教者接洽。至使學術之授受，同於商舖之買賣，實為不良之現象。」學術之授受，同於商舖之買賣，乃近代知識人與傳統讀書人之重大差別。因為他們各自的功能已經不同：非傳道衛道之師，而是求知、傳知之師。
如果說讀書人對學術的追求是「志業」而非「職業」的話，那麼知識人對學術之追求，則逐漸變成一種社會「職業」，而非「志業」。傳統「師」之責在於傳道授業解惑，而作為近代社會職業的大學教授，則將知識的追求和傳播視為第一位。其職責首先不是傳道，而是求知，不是授業，而是研究。近代學術職業化後，知識人被納入特定的知識生產和傳授體制中，成為現代知識體制和學術體制中之知識人。
與學術職業化相伴隨，近代學術呈現出越來越嚴格之體制化趨向。職業化學者被納入近代分科化、專門化之學術體制中。現代學術體制以有形之場地和無形之規範，直接限定著學者之學術活動，並間接影響著學者之學術思想。職業化之知識人若不能與學術體制形成良好的對話關係，不僅會使學術體制越來越僵化，而且知識人也容易被體制所「化」。隨著知識體制的日趨完善，知識人逐漸生存於知識體制內部，這是近代以來發展的趨向。職業化之知識人多遵從現代學術體制從事知識生產，甚至將知識作為稻粱謀，而不再執著於思想之道。這是職業化體制下學術研究的特點及知識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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