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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柯小剛《在玆：錯位中的天命發生》



作者：李虎群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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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仰面愴然而涕下。林際夜色渾芒，城市背景光緋紅，車聲漠然而未央。忽有烏夜啼，一聲乃止。郭洪體笑我「以中國文化之傳人自居。」我說：「然。但這不是自以為了不起，而恰是一種謙卑。」

這是柯小剛《在玆：錯位中的天命發生》一書的扉頁題記，又是此書附錄中的一則「靜坐日記」，它似乎提示著「在玆」這個書名的意義。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許是這段話所出現的位置：書前的扉頁和書後的附錄。這兩個地方的共同特點是：既屬於這本書，又不完全屬於；既在書中，又不完全在書中。這個尷尬的中間位置也許正是「錯位中的……」這個修飾語所蘊含的意思？書的「後記」說道：

作為必要的準備，首先是道路的找尋。「位置」一詞標注了尋找的艱難。這條道路首先是不得不、然後是主動措置在雙語之間的尷尬位置。「位置」部分的八篇文章都是在尷尬的之間位置留下的找尋痕跡。然後便是安於茲位的文命發生。茲，這並不是某個別的位置。在茲就是在這裡，在中文經典的現代處境之中，並應和於那些「早就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句子」而起興文-化的重新開端。

這個後記也許暗示了全書的結構。這本書共收錄了作者近年的十六篇文章，但似乎並非胡亂地編排在一起。全書共分為兩大部分，每部分各八篇。第一部分題曰「位置」，第二部分題曰「在玆」。但是，既然全書以「在玆」命名，為什麼卻把「在玆」部分列在「位置」之後的位置呢？「後記」繼續給予說明：

本書以「在茲」命名，卻必須把「在茲」部分的八篇文章列為第二部分，這並不是基於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按照事情本身的發生秩序所作的安排：如果不首先經歷位置的找尋，那麼在當前的尷尬位置中便不可能借助經典的解釋而自然達至文命的重新發生。文-化命途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奇變，與權君子不得不折中權變，以有所圖也。如果說這種權變的考量在「位置」部分還多少是出於被迫的不得已，那麼在「在茲」部分——尤其當我們以之命名全書——則已經是出於主動的決斷和擔當。

這種身處古今中西之間的「尷尬位置」而「有所權變地」「主動擔當」起「在玆的文命」，構成了《在玆》書的基本情緒，以及也許奠定了全部「莖典書寫」事業的基本情緒。

第一部分：「位置」

「以『道路與廣場』之名，我們在此嘗試一個政治哲學的思考。」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道路與廣場」的第一句話，撲面而來把我們置入這種緊張的位置之中。「與」字和「以」字的訓詁考證，賦予此文的政治哲學思考以細緻的學養和入微的思力；而詩歌的闡釋與書畫的考察，則給此文的政治哲學思考帶來豐富的想像力和廣闊的文化視野。
第二篇文章「道路與石頭」是對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第一部分的疏解。這個疏解乃是依循「道路與廣場」的政治哲學思路而來，對海德格爾詩學思想的一個批評和化用：「詩教是道性的。作為道性的健康理性不是那種被抽空了倫理的知，而是洋洋乎滿沛道-德方義的圓神感通……啟示是棄絕了通達之道路的巨石，而詩教的道-德理性則是道路上的石頭，以及石頭所指示的道路。道-德是石頭之指示道路與道路之止於石頭的權變中和。」
但是第三篇文章「海子的實體與主體」又揭示了在「諸神之爭」的尷尬位置中，「道-德詩教」的變異和重新開端的困難。這是因為：「山海關，這個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從單純地理學意義上的東北/華北之間被移置到了世界-歷史-地理意義上的『亞細亞』/『太平洋』之間的關口-關頭，當它在海子的史詩寫作以及最後的斷頭動作中幾乎不可避免地出現的時候，它所展開的戲劇舞台與其說是一片舒緩遼闊的空間，還不如說是一個無限緊張急迫的時間。」這個時間，這個關頭，要求現代中國人行動起來，找回自己的位置。這篇文章自覺於這樣一種行動。
第四篇文章「猜度一個問題：何謂成熟？」依本中庸的道-德文教思想，又置回到針對西方語境中古今之爭問題的考察。「所謂從Mensch轉變成Person，也就是從一個遊戲在『之間』和『中庸』的人，轉變成一個勞作在兩個極端的人。」這說的是從古典倫理教化到基督教-現代性的轉變。對這一轉變的考察無不浸透著作者強烈的中文思想問題語境。
第一部分接下來的四篇，連同第二部分開頭的三篇，是一組充滿洞見的短文。「會：賦格六章」說道：「漢語神性經驗、思想經驗和政治經驗之原初性的復得，興許一直有賴於對詩經之起興手法的重新領會。」「坤德與太空時代的大地概念」對浪漫主義的「大地」概念作了一個系譜學考察，並指出易經的坤德是比懷鄉病的大地概念更能適應太空時代的「替代的大地概念」。「去雅典的鞋子」和「尷尬的位置」分別是作者在大學哲學系的「西方哲學史」和「中國儒學文化」課上的講稿，它們正好站在「位置」的兩端而遙相呼應。

第二部分：「在玆」

第二部分其實是更為重要的部分。越重要的東西越放在後面，這是一種謙遜而勇敢的編排方式。它不以先聲奪人來吸引匆忙的瀏覽，卻以漸入佳境來饋贈耐心的閱讀。
「我們共通體的四季書寫」揭開了「在玆」部分盛大的序幕。這個盛大是夏天的盛大，也是在經歷中西位置探索之後會通古今書寫的暢達盛大：「我們共通體的四季書寫現在運行到了夏天。在周易中，夏乃是與『元、亨、利、貞』四德中的『亨』相匹配的季節。『亨者嘉之會也』，萬物亨通暢達的夏天乃是會的季節，通的季節，會與通的季節。在這個季節裡，我們以『會與通』之名義在此聚會，且得以在此開-會之行動所打開的會場空間中相互感通暢達，這乃是應乎時令之消息的盛舉。」這個盛舉遙相呼應「位置」部分「猜度成熟」之夏的草木繁盛，但相比之下，這是回復到「在玆」本位之後的夏日書寫，因而更加元氣淋漓，天命彰顯。正是這篇短小精悍的演說提出了「莖典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極端困厄否隔的時代，在開端與開端之間的空白地帶，我們必須清醒而勇敢地認識到：能夠真正打通隔絕、打開經典的經典閱讀必是作為經典書寫的經典閱讀。這一經典書寫將同時是指作為『我注六經』的會通書寫和作為『六經注我』的開端書寫。『子畏於匡，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這條突出重圍的開端之路將取決於你我的四季書寫。」
接下來又是兩篇短小的講稿：「大學之門」和「春天的心志」，續申莖典書寫之思想行動的要旨。「大學之門」是作者在同濟大學講授「哲學導論」的開講辭，但放在這裡又似乎別有深意。它暗示著：從此門進入，《在玆》之書方才進入「內篇」。
進門之後首遇「春天的心志」。這或許應該是全書的第一篇，但放在這裡乃是因為：聖學心志的感發必須在一個遲到的春天方才可能。如果不經歷層層辯駁和找尋，這個春天並不到來。
然後是四篇厚重的長文，它們構成了全書的真正精華和重點：「『慎終追遠』與『往來井井』」、「睨讀《中庸》」、「鳶飛魚躍與鬼神的如在」、「文/面的似與不似：誤會、文飾與天命的感通」。
正如其副標題「原禮，或關於喪、祭、井、革的政治空間」所示，「『慎終追遠』與『往來井井』」一文是一次「原禮」的政治哲學嘗試。這次原禮嘗試不是通過單純的「哲學思辨」進行，而是通過《論語》、《禮記》、《周易經傳》等儒家經典的重釋而來展開。首先，文章從《易》的「井」卦、《禮記》的「禮運」和「禮器」出發，闡明瞭真正意義上的「革」應該是「合禮的革命」。然後，從「合禮革命」的「重釋方法」出發，結合《禮記》之「檀弓」、「祭義」、《墨子‧節喪》、《荀子‧大略》等文獻的解讀，文章探討了孔安國、朱熹、劉寶楠、錢穆等歷代注家對《論語‧學而》中「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一句的註疏得失。這一註疏考察的興趣決非出於學院學術的目的，而是為了通過古代喪祭禮儀的考察而來探尋倫理教化的淵淵大井。但這個倫理教化又決非外在的形式，而是深深地關涉中庸的內在心性。正如文章所言：「追者往也，歸者來也，一往一來，往來井井，乃動態地構成『慎終』的『時中』空間。中庸之中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計算而得的靜態中點，而是一個永遠處在往來構成中的『時中』，所以『慎終』之為『中』決不是一次『不輸禮數』的葬禮就能夠成就的，它還需要往來不息的『追遠』和『歸厚』的日常禮儀生活實踐才能夠不斷地生而成之，化而德之，日生日成，時化時德。」
「『睨讀《中庸》』這個看起來不無怪異的題目來自極為平庸的日常經驗：行道的經驗。」這是「睨讀《中庸》」文的開篇首句。它把我們帶上一條連接遠方和近處的道路，引導我們去聆聽先哲的誡命：「通過此一誡命所提醒者，並非對於某種遠方事物的全力投射的凝望，亦非對於某種切近之物的惺惺逼視，而是遠-近之間的一種似乎地睨視。只有這種遠-近睨視方才為身邊的事物打上一層來自遠方的柔和光澤，同時為遠方獻上來自方寸之心的小心翼翼的忠誠。」這篇文章的方法一如它的內容，以及它所解釋的文本，始終都走在同一條道上。「也許只有通過一種睨讀的眼光，我們才能同時注意到天命和人文這兩個相反的方向，並把它們理解為一個『化文-文化』的過程。這意味著：文化的人文造作本身就是天命之化文垂象的一種成象方式，而天命之化文垂象也正是人文教化之敦化風俗乃至洗心革面的至高法則。」從這段話，我們看到「睨讀《中庸》」文與「慎中追遠」文的一以貫之。
這條道路延伸到「鳶飛魚躍與鬼神的如在」一文則達到了中庸道-德與鬼神禮教的綜合。文章從《中庸》引用《詩經》「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詩句的意義入手，追問了儒家喪祭禮儀中一個表面的矛盾所蘊含的深刻政治神學意義。這個表面的矛盾是指：為什麼一方面是「祭如在」（並不是「真實客觀的在」），一方面又是「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解決問題的途徑是「睨讀《中庸》」之微言與「慎終追遠」之禮義的結合。鬼神的彷彿如在是睨視的眼光方可把握的情狀，而鬼神之盛德則必須是通過「慎終追遠」的禮教方可達至的德化感通。正如文章結尾所言：「只有在此純屬文/面幻象的如在世界中，那純屬不可能性的中庸才有必要以及才有可能在魚躍鳶飛的上下頡頏中小心翼翼地敞開一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的巨大現象場域，以及使得這個現象場域化成為『肫肫其仁』的敦厚道-德。」
「鳶飛魚躍與鬼神的如在」文的尾句直接開啟了「文/面的似與不似：誤會、文飾與天命的感通」一文的語境。從結構上看，這篇文章可能是全書最精微的一篇；從主題上看，「天命」一詞的出現則為全書畫上了最後的題眼。文章寫於上海，開篇之前的題記和結尾的引詩出自特蘭斯特羅默《上海街道》的首節和第二節，彷彿這篇三萬餘字的長文不過走完了上海街道的一角。上海這個寓意現代中國殖民地處境的地名回應了第一部分「位置」的找尋。在上海街道上走過的中國經典闡釋之路是在玆文命的權變擔當。文章有十個部分，外加一個尾聲。尾聲引用了作者本人「靜坐日記」的一則，這一則既是接下來作為全書尾聲或附錄的「靜坐日記」的最後一則，從而也是全書的最後一句話，又是開篇扉頁題記的一句話。這首尾重合的同樣一句話所寓含的「一以貫之之道」展開於此文之中。文章從孔子和陽虎面貌相似這個細節入手，結合《論語》、《莊子》、《史記》、《孔子家語》、《韓詩外傳》等眾多經典的疏解闡發，對「子畏於匡」這個事關天命發生的原型事件作了一個廣博而深入的政治哲學探討。
子曰「成於樂」。下面且引「文/面的似與不似」一文第九節結尾中解釋樂之成的一段話來作為結尾，並以之祈請文德之命的在玆發生：

「繹如也，以成。」鄭註：「繹如，志意條達。」這在孔子的《文王操》習琴次第中便是最後的「丘迨得其為人矣」，而在文王文/面的由微之顯、「闇然而日章」過程中也就是文王終於成就的鬱鬱乎周文：「如王四國」，「奄有四方」。


柯小剛著：《在茲：錯位中的天命發生》，六點學術‧莖典書寫系列叢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