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歐洲夢和中國夢
作者：趙汀陽
文章來源：中國政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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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夢想的哲學分析
按照傳統假設，哲學通常要研究實在（reality）。除了實在，夢想也是個值得研究的可能世界，而且不可忽視，因為人不僅根據實在可能性在做事，而且同時也是按照夢想在做事的，這樣，「人做事」就是一個包含了夢想的事實。對於人來說，不真實的東西就總是成為真實的一個構成部分。這就是人的生活事實的奇妙之處，如果不理解生活事實所包含的不真實部分，就難以理解人或生活真實。所以我曾經論證說，一種適合表述人的問題的存在論所需要的基本分析框架是關於「做」（doing）而不是「在」（being），因為對於人來說，存在就是做事（to be is to do）。在「做」的分析框架裡，夢想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變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生活、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將成為什麼樣的。
夢有白日夢和自然夢。白日夢是故意做的清醒夢，也就是夢想，這是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感興趣的事情；自然夢則是無法控制的糊塗夢，它是心理學的課題。精神分析學特別感興趣的是那種不可告人也不可告己的夢中無意識，據說那裡隱藏著關於人生的巨大秘密，一般地說，必須隱藏起來而且尤其需要瞞著自己的秘密必定是一個人的嚴重生活缺陷。如果說夢的密碼隱晦地透露了缺憾的事情，夢想則完全不同，它直截了當、堂而皇之地宣佈了積極的理想，表達了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夢告知痛苦，而夢想宣告幸福。我們可以把夢和夢想當成分析生活的重要線索：難以彌補的缺憾會導致心理疾病，所以夢被認為是心理學問題；積極的夢想可能導致生活和社會的改變，因此夢想在本質上是政治問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夢想，不過這裡我們準備討論的是關於社會的集體夢想。社會理想、烏托邦或者社會制度設計就是最大的夢想，可以說，宏大夢想都是政治性的。宏大夢想屬於宏大敘事，宏大敘事似乎至少包括兩個類型：總體歷史敘事和社會/生活的政治敘事，不過這兩者往往交織在一起。夢想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這種複雜性不僅表現為它是關於整個社會和生活制度的想像——這等於是想像了另一個世界，尤其還在於它同時是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具有現實影響的一個政治問題。夢想是對某種現實的不認可，它表達的不是「世界是這樣的」，而是「世界必須是這樣的」，同時也就意味著「世界不應該是那樣的」，這樣它就成為一個引導社會行為的政治規劃。反對某種現實就是政治性的。
夢想表達出人們最想要的好生活。雖然「最想要的」未必是可能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可能的（人們的想像有時太放縱），但並不因此缺乏現實感。人們喜歡批評理想缺乏現實感，這是錯的，因為夢想所具有的號召力是現實的（就像謊言具有真實的力量一樣），它改變著人們的行為，無論是否實現了夢想，還是陰錯陽差地導致了意料不到的結果，夢想作為影響現實的力量成為了現實的一部分，它導引著現實的方向，可以說，夢想是現實之勢。比如說，一個社會夢想如果足夠美好，那麼往往超越了可滿足的條件，雖然實現不了，但表達為夢想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形成了一種現實變化之勢，同時它還是評估現實生活的一個標準，因此，夢想本身雖然是虛的，但作用是實的（夢想問題證明了「體為虛而用為實」的情況也是有的），它以政治的方式定義了社會的現實和未來，甚至還是重新解釋歷史的標準（歷史按照未來而重寫）。在今天，「真實」已經突破傳統意義上的真實存在，真實世界不再僅僅指實在世界，而且還包括虛擬世界。假的東西可以是一種真實的力量，而真實的未必是最有力量。
我們有理由把夢想看成一個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而且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哲學問題，它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是因為它能夠把各種本來不是政治的事情變成政治的，這種「把一切捲入政治」的能量創造了無所不包的政治性。例如，道德觀、世界觀、知識概念、生活習慣、美學風格、藝術偏好、對生命的理解、對利益的理解、對男女關係的理解，甚至對動物的理解，本來只是各種各樣的生活偏好，但一旦被看作是代表著更好生活的夢想，就會變成一個政治目標，尤其是當夢想被當成劃分好/壞、正當/不正當、先進/落後等等一切的標準，就可以看到各種價值標準變成政治標準而獲得驚人的社會力量。施米特關於政治就是區分敵友的分析格式非常有用，不過必須更廣義地理解，敵友不一定是不同的特定人群，也可以是現實與夢想。當夢想反對現實就構成了敵友關係，它意味著一種生活/社會在反對另一種生活/社會。
夢想成為政治問題必定是在政治關係複雜化之後才成為可能的，可以這樣說，當政治發展出「二階結構」，夢想才是個政治問題。在這裡，「二階結構」被用來表示，政治具有了對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論證結構。在自然狀態下，利益的分配方式是由作為實力的權力所直接決定的，這是強者決定秩序的政治，是不需要論證的政治，只有決定性的事實，事實本身就是話語。但是，當社會成熟到了擁有多元的價值觀和各種生活形式，謀求領導地位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就需要論證自身統治的政治合法性，以便獲得精神上名正言順的地位。在這個時候，政治就具有了兩種類型的權力，支配物質利益的物質力量和支配精神生活的精神權力。這不僅形成了權力的雙重結構（在今天有個通俗表述說是硬力量和軟力量），而且形成了政治的二階結構，政治合法性變成了一個問題，精神不僅要為自身辯護而且還要為物質力量辯護，夢想作為精神話語的代表性表述，它對於爭奪精神權力當然是舉足輕重的。簡單地說，當出現夢想之爭，夢想才成為政治問題，只有理想才能反對理想，而理想不得不進行自身辯護。 顯然我們必須分析社會夢想的魅力和正當性，這是兩個關於夢想的基本問題，但是這兩個問題馬上就會被具體化成一系列問題，而且在具體化中變得不那麼單純。如果一個社會夢想的構思是有魅力的，那麼它是為誰準備的夢？是為某些人還是所有人？它顯得有魅力但是否同時對世界帶來傷害？這個世界是否供得起一個非常魅力的夢想？如果一個社會夢想對某個社會是正當的，那麼它是否對於別的社會同時正當？是否對於世界是正當的？甚至還應該問，假如某個夢想能夠實現，那麼它所提供的生活畫面是真的令人滿意的嗎？那種生活是真的有意思的嗎？是真的可以永遠過下去的嗎？這些問題雖然樸素，但卻是真正徹底的問題，儘管往往被迴避，因為在許多時候人們不敢也不願意面對亮出底牌的問題。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社會理想之爭不僅沒有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終結了，相反，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構思和比較。各種夢想似乎都變得圓熟了，不像那些在啟蒙時期開始萌芽而在浪漫時期生長的夢想那樣充滿激情（例如催動物質瘋狂生長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試圖達到全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調整夢想與現實的關係。金碧輝煌的美國夢雖然生繡但依然強大，步步為營的歐洲夢方興未艾而前途未卜，磨難萬千的中國夢應該前途遠大卻未定型。 2． 美國自己的夢
許多影片（多半是美國片）中都有這樣的鏡頭：那些從歐洲或其它地方跑出來準備到美國開闢新生活的各色人等，在船上終於看到自由女神或者世貿雙塔，於是歡呼雀躍，精神百倍。這個景像極具宣傳性，特別能夠反映出美國夢是一個多麼high的夢，而且好像是個世界之夢，因此被不厭其煩地一用再用。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的「美國夢」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共同的夢，儘管已經開始褪色而且破綻百出，但目前仍然是最有影響力的夢，以至於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的夢或者別的什麼夢 ( Rifkin在《歐洲夢》一書中說他曾經問過世界上許多人，大家除了知道美國夢，從來沒有想過有什麼別的夢，也不知道自己的夢，他認為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參見：The European Dream, Tarcher/Penguin, USA, 2004.p.7.)貿雙塔之倒下或多或少是美國夢崩潰的隱喻，就像世貿雙塔一樣，美國夢雖然高大，但有嚴重甚至致命的缺點。
美國夢恐怕無法充分描述，因為美國是如此多種多樣的人群組成的，來自五湖四海，美國夢就像一個性格非常複雜而且還經常有些變化的人。但是如果允許很片面但很有特徵性的描述則是可能的。可是，哪一種表情是「特別典型的」呢？美國人自己也許清楚（也不一定），不過在這裡我們寧願選擇從外面看到的美國表情，「從外面看」或許不識真面目，但卻更能夠顯示美國夢以什麼樣的面目形成對世界的誘惑。
有一句很有美國精神的話：「貧窮不是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你要打敗的敵人」（忘記出處）。如果套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個功利主義口號的格式，那麼美國夢似乎可以說成「最大自由去掙最多的錢」。當然這個說法也許過於庸俗，比較鄭重的說法大概是以最高比較級來形容的「自由世界」、「民主社會」以及不斷的「進步」、「成功」和「勝利」，但這樣恐怕更像是流俗的政治宣傳，而且也不太真實。從哲學角度看，美國夢的精神原則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實用主義、競爭主義和征服主義，集中起來就是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
於是美國夢就被假定為實現各種夢想的夢想。如果把美國夢看作是「人人能夠實現夢想」的夢，那麼它是個不可能之夢（a never-dream），就像彼得潘的夢幻島（the never-land）一樣只是個文學想像。問題在哪裡？很顯然，只要堅持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美國夢就不可能是個普遍有效的夢想，因為不存在一個社會空間足以讓每個人都獲得成功，「人人成功」是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中最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邏輯上說，美國夢永遠只能是「某些人」的夢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夢，這樣的夢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好夢，同時對於某些人就是惡夢。於是，美國夢的深層意義就是一個粉碎他人的夢想而成就自己夢想的夢。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發展了極其詳細的法律，只有極其仔細的法律才能把自由的全部可能性一網打盡，而把自由完全控制在給定的遊戲中，這樣才能定義「公平的」自由競爭。不過，公平（fair）不等於公正（justice），公平只是良好定義了的遊戲的形式方面的情況，它不可能證明那個公平的遊戲是不是一個公正的遊戲，因為公正需要表明的是一個遊戲的內容方面的情況。
也許有必要提到一個政治理論難題。自由主義往往默認地把保護自由和公平程序幾乎看作就是公正，這樣會暗含著一個自由的悖論：一切在程序上同樣公平的遊戲都必須被尊重和承認，否則就是既不承認自由又不承認公平。可是，假如一視同仁地承認各種在程序上同樣好的遊戲，那麼許多事情就都無法進行，而且必定在衝突中嚴重破壞自由。事實上，自由正是大多數衝突的根源，因此，自由不可以被當成一個社會的第一政治條件，而只能是在一些別的政治條件基礎上、並且在某些別的政治目標約束下的特定自由。美國夢過分誇大「自由世界」的好處和絕對性，這樣就不僅由於言過其實而不得不言行不一，而且還會因此發展出許多錯誤的至少是多餘的政治目標，特別是以保衛自由為名的過於緊張過敏的擴大化敵人意識。
美國夢無條件地肯定了個人自由和個人成功，於是，一切妨害個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敵對方，甚至所有與美國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對自由的潛在威脅，儘管那種所謂的威脅完全是捕風捉影。當所有的他者都被先驗地定義為不共戴天的敵人，「敵人」就未免太多了，幾乎到處都是敵人，完全草木皆兵。「自由的敵人」是美國夢的一個刻骨的意識，它被如此變態地發展，從草木皆兵發展到如果找不到敵人就失去生活的目標和樂趣。「星球大戰」等無數美國科幻片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心理分析材料。科幻世界裡的社會和生活是可以任意想像和創作的——這一點很重要，任意想像允許完全想入非非，因此最能夠隨心所欲地表達出最強烈的慾望和恐懼即「最想要的」和「最不想要的」，能夠把內心狀態暴露無遺。我們驚訝地——同時也不出意料地——看到幾乎所有的美式科幻片的故事都具有「自由的敵人」這一基本意識。宇宙中的自由公民與邪惡的自由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戰爭，最後獲得勝利，這就是全部故事。這種畸形發展的敵人意識不僅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而且與外星人鬥，甚至與恐龍或者鬼怪鬥。斗字當頭的意識表明了美國夢對世界不友善的本質。這是過分誇張自由的必然結果。自由是最容易被傷害的，任何事情，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在傷害著某種自由，因為，除了很少的事情，一個人的自由總是難免「侵害」他人的自由，做一種事情的自由總是「剝奪」了做別的事情的自由，這本來是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但如果被錯誤理解，就會發現什麼都是敵人。人類社會的另一個鐵的事實是，只有當人們都出讓某些自由而且出讓足夠多的自由，才可能形成合作協調的友好關係，才能在事實上獲得更多的好處，而假如誇張自由的絕對性，就不可能發展友善意識。正是由於自由的易傷害性和不合作性，所以誇張自由的夢想必定具有與他者為敵的基本意識。也許在美國看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與美國不合作，事實上是美國與世界不合作。
過敏的敵人意識開始是對自由的敵人的警惕，進一步就表現為對「美國的敵人」的意識。美國把自身看作是個自由的神話和化身，把美國的成功歸結於獨一無二的美國精神，這樣就把美國的存在本身宗教化了，所有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的其它國家和文化就會僅僅因為「不同」而被認為是「美國的敵人」。可以注意到，許多弱小國家（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根本沒有能力構成對美國的挑戰，但仍然被假定為美國敵人。這樣過敏而斬釘截鐵的敵人意識表現出與基督教的那種清晰的敵人意識的同構性，那些不相信「美國精神」這一宗教的就都是不共戴天的異教徒（從小布什說漏嘴的「十字軍」可以看出這個潛意識）。實際上，把世界中的各種他者故意地識別為敵人正是明確美國精神的重要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敵人識別方式中，美國精神才能夠被塑造為一個統一的清晰形象，否則美國精神祇是美國人的或一致或不一致的各種偏好的模糊組合，就是說，美國在其內部不見得有一致的精神，但在對外部世界的問題上，卻有著高度一致的意識。
把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甚至「美國」的存在本身發展成一種宗教式的信仰，這幾乎是一種新的政治神學。於是美國變成世界中的一個典型夢想，它聲稱對於本土人民是個自由「樂園」，對於世界上不自由的人民是個「方舟」；對於自由世界是個榜樣，對於其它異樣的世界則是個戰士和拯救者。當美國為自身構造了政治神學，它就把世界劃分成代表全部優點的美國和代表全部缺點的「其它地方」，結構上彷彿教徒和異教徒的區別。這樣美國就終於把自己塑造成試圖統治世界的新帝國，它把美國與「世界其它地方」絕對區分開來，把美國的存在使命化，它在為自己編造拯救世界的政治神學使命的同時也把自己變成世界的敵人。從本質上說，美國夢不是一個為世界準備的夢，而是一個分裂世界的夢，一個為美國自己謀幸福的夢。
在這裡，我們不考慮我們是否同意美國的價值觀，也就是說，不把意識形態的偏好計算在內，而只是無立場地分析美國夢的局限性。於是，也許美國夢有許多優點，但美國夢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它對世界不利，而對世界不利最後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地方都不利，就是說，我們試圖論證的是，從長期博弈的角度去看，美國夢所引導的世界博弈將會毀掉世界。
在開始時候，美國夢對美國自己太有利了，它是一個最成熟的帝國模式，這個新帝國模式成熟到了能夠剝削/支配世界而不為世界承擔相關責任的地步。相比之下，羅馬帝國模式就太不成熟了，它不斷把能夠吞併進來的土地都吞併進來，而把經濟或社會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吞併進來雖然帶來光榮，可是也會給帝國製造沉重的負擔，尤其把難以兼容的各種文化吞併進來會給帝國製造巨大的統治成本，最終會崩潰於無序。凡事極盡精明的英帝國模式也不夠成熟，殖民地體系雖然給帝國製造了巨大利益，但變相的吞併仍然暗含著無法克服的反抗危機，明顯的直接剝奪終究不能持久。美帝國幾乎不去佔領別的國家的土地，這樣就不用去承擔統治成本和社會責任，而僅僅是建立了全球化的支配體系，通過全方位的霸權，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的綜合霸權，從而把其它國家控制在這個全球化體系中受支配的低位，使其它國家在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都受制於美國這個唯一的高位國家，這種無形的滲透性剝削和支配與其巨大收益相比，不僅成本低而且風險小，還沒有明顯的道義問題。只有美帝國做到了能夠把剝削和統治隱於無形。這個新帝國模式使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完全充分絕對主權的國家，其它國家雖然名義上也擁有主權，但在實際使用中卻受美國的支配而大打折扣。世界雖然受美國霸權的支配，但由於不屬於美國，所以美國可以對世界其它地方的任何困難、貧困、污染和社會問題都不負責任，那些困難反而成為美國指責各國政府的借口，儘管各地的許多困難都是由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剝削和支配所導致的，但表面上看似乎應該由各國政府的無能負責，受壓迫各國的政府變成替罪羊，進一步則各種政治制度甚至各種文化都成為了替罪羊，這樣就反過來襯托出美國夢的光輝。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沒有傳統帝國那種領土擴張的積極性，因為那樣反而對帝國沒有好處，反而要為世界的艱難困苦負責，只有把世界的其它地方留在美國「樂園」之外，才可以對世界的各種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不負責任的掠奪，只有保持其它地方的永遠落後和貧困，才能夠對世界進行永遠的不負責任的剝削和支配，才能養得起金碧輝煌的美國夢。很容易看出，昂貴的美國夢只能是世界上一小部分人的夢想，地球沒有能力承擔如此昂貴的世界全體美國夢，所以美國夢注定是一個不能普遍化的夢想，它不是一個世界級別的夢想，而是一個國家級別的夢想。美國夢試圖以世界供一國，從長期博弈來看，終究是不可行的，世界的不合作最終會破壞這種過於昂貴而損人利己的夢想模式。 當然，要正確和公正地理解美國夢就必須把美國夢在性質上的演變考慮在內。過去的美國夢曾經確實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輝煌奇跡，它有著絕無僅有的能夠使夢想成真的運氣，真正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正如布爾斯廷在《美國人：開拓的歷程》中所描寫的那樣，在美國開拓和發展初期，無邊的土地，無盡的資源，無數的機會，完全「不像歐洲那樣，什麼地方都擠得滿滿的」1(布爾斯廷：《美國人：開拓的歷程》，三聯，1993，p.215。)要努力奮鬥，人人都能夠成功。這種成功不是靠在競爭中不擇手段打垮對手的獲益，而是與辛勤勞動成正比的正當收穫（當然美國人往往忘記印地安人問題）。但這種積極的美國本地經驗隨著瘋狂的發展變了質，過度的發展使美國不僅充分開拓了本土，而且還需要開拓整個世界以滿足不斷發展的慾望，而兩次大戰的機遇又使美國得到史無前例的成功機會，於是形成了整體美國人民集體剝削世界人民的格局，正是這個格局維持了金碧輝煌甚至金迷紙醉的美國夢神話。美國夢是建立在世界人民的痛苦、貧窮和無前途之上的，所以它不是世界的夢，也不是為了世界的夢。今天人們終於意識到，我們這個有限的世界不僅遠遠供養不起全球的美國夢，甚至將來還有可能供養不起美國自己的美國夢——如果非要堅持現代的無限發展原則的話。 3． 歐洲夢是更有想法的好夢嗎？
Rifkin有本書名叫做《歐洲夢》 (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Tarcher/Penguin, USA, 2004.)提出了一個「歐洲夢」問題，並且相信歐洲夢正在使美國夢「黯然失色」。儘管他關於歐洲的分析並不新奇，但問題是好問題，也是新問題。不過他在對比美國夢和歐洲夢並且論證歐洲夢的優越性時卻相當做作，幾乎像美國人標榜美國夢一樣做作，他把歐洲人一向的自我感覺尤其是近年來的自我標榜當成是斬釘截鐵的事實，這顯然言過其實。歐洲的生活方式一直保持著比較精緻的風格，與美國粗獷或者粗俗的新西方生活方式相比，是個強調「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的優雅的老西方風格（近年來歐洲很喜歡推銷「生活質量」這個概念並且批評別的地方的生活「沒有質量」），這是個事實，但即使是這個似乎必須承認的事實也並非沒有商榷的餘地。生活質量這個說法顯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評價性的，這就可以有分歧。同意美國趣味的人們未必支持歐洲意義上的生活質量。當然，生活質量問題並非不能討論，我在另一篇涉及這個問題的文章中曾經論證美國文化過分地鼓勵了與傳統文化的「向上看齊」相反的「向下看齊」的文化模式 (趙汀陽：歐亞作為一個互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載《跨文化對話》，No. 16。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管因此創造了使更多人受惠的大眾文化，但損害了文化的優化發展。不過這不是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生活質量主要是個歐洲對待自己生活的理解問題，是歐洲夢的內向方面，這裡我們更關心的是歐洲夢的外向方面，即它對於世界有什麼意義。
按照Rifkin的理解，歐洲夢所以好過美國夢，根本上在於美國夢是個不適合全球化時代的不識時務的「老夢」，而歐洲夢則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新夢，Rifkin說它是個「新的歷史框架」，歐洲夢「終結了一種歷史，但它又預告了另一種歷史」 ( Rifkin: p.7-8.)相信美國夢將會被未來證明是錯誤的，它既不能創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帶來昂貴的壞生活（昂貴生活不等於有質量的生活）。歐洲人往往也是這樣想的。特別有趣的是，歐洲人和美國人互相覺得對方的理想是「老的」，這個思路本身就都有些老，認為老的不行正是屬於現代性的一個老思維模式。現代把新的、進步的、發展的定義為好的，而且凡是舊的就是壞的。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歐洲在覺得對方老的時候，實際上說的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國的「新」特別表現在技術和物質的新，而歐洲認為的「新」卻主要是指在政治和倫理觀念上的新，歐洲人相信他們發展的EU政治體繫在政治/倫理思想上更先進，更適合全球化的未來。
從理論上說，歐洲夢源於康德關於「永久和平」的政治哲學構思。康德思想對於歐洲的重要性有些類似洛克對於美國的重要性。洛克關於保護私有財產才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的第一基礎的深刻認識在美國深得人心，而康德把人看作絕對目的的倫理學則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思想，它成為人權思想的哲學基礎（美國雖然也講人權，但遠不如歐洲真誠，美國所理解的人權更多是一個政治策略），而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論在今天又進一步成為歐洲的政治理論基礎。如果說歐洲和美國都把個人的絕對性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麼歐洲更重視的是精神個人主義，而美國推崇的是物質個人主義。這一差異雖然可能決定了非常不同的日常生活風格和情趣甚至關於環境的看法，但卻還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現代性」方面的重大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康德思想在歐洲一直擁有領袖級的地位，但他的政治思想卻在很長的時間裡沒有得到重視。康德關於永久和平的政治構思在當時由於過於前衛以至於幾乎沒有人認真去思考，一直到經歷了二次大戰這一滅頂災難，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康德構思，它幾乎成了歐洲夢的聖經。二次大戰是西方的一個分水嶺經驗，歐洲和美國由此獲得完全不同的體會，歐洲體會到了瘋狂的現代化發展所導致的毀滅之痛，從而走向和平主義、對話理性和合作策略，而美國體會了光榮與夢想、成功與輝煌、領導與主宰，從而強化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競爭策略。可以說，歐洲從二戰得到各種負面的經驗，從而開始了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後現代思潮。美國則從二戰得到各種正面的經驗，於是決心把現代性推向頂峰。儘管戰後美國也出現了一些消極思潮，但與美國取得的驚人的物質和政治成功相比，卻顯然缺乏社會影響力。當然，二戰經驗只是使歐洲和美國本來就有的不同之處變得突出和特別顯眼，使那些不同之處發展到幾乎量變導致質變的地步。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以現代性原則為主導原則，終究都是現代性的貫徹。雖然現代性是歐洲的思想發明，但是歐洲有著許多傳統負擔，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社會性的和文化上的傳統負擔以及傳統問題，使它的現代性發展不得不始終與傳統負擔進行協調，這一打了折扣的歐洲現代性就無法與美國的無中生有的現代性相比了，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把現代性發揮到極致。當年美國是個無邊的未開發的大地，一個一窮二白的大地，沒有傳統，沒有歷史，沒有現成制度，儘管有來自歐洲的傳統，但被認為必須在新世界中重新理解，所有事情都是新事物和新經驗，所以需要新知識和新觀念，尤其是實實在在有用的實踐知識和實踐觀念，那些高深的哲學和理論沒有意義，充分自由的空間使美國發展了徹底的現代性，無止境的進步和發展、個人的自由和成功、大眾的知識和歡樂以及保護個人自由和財富的政治，構成了美國式的充分又純粹的現代性，這是美國人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發展出來的美國式的西方文化，美國使西方文化變成了歐洲和美國兩種文化。 美國的現代性更極端也更真誠，而歐洲的傳統保持了思想的複雜性，從而使得它的現代性一直包含著比較強大的自身批判力量，以至於按照今天的說法它具有更多的所謂後現代色彩。後現代思想固然是歐洲在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一個新思潮，但在今天甚至都已經不是最先進的觀念了，正如Rifkin誇張地說：「歐洲夢在後現代性走到頭的地方接著前行，……它是個帶領我們走出現代性以及後現代性而進入全球時代的夢想」 ( Rifkin: p.7)也是歐洲所以自以為在思想上更先進的一個理由，歐洲自己相信它已經不僅超越了現代性甚至還超越了後現代性，而美國還停留在現代性。這種意識競賽多少是有爭議的，美國發明了PC電腦和網絡這些真正使後現代變得有力量的物質形式，並且由此發展了「建設性的」而非「批判性」的後現代意識，因此很難說美國意識都是落後的。當然，事實上對歐洲意識比較有利的是，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意識到了，美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是世界資源以及世界人民所無法承當的，是世界消費不起的，美國本身就已經在對世界的過度剝削中預支了太多。還有另一個可能對歐洲意識更有利的事實，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個多中心化的過程，雖然很可能沒有誰能夠徹底動搖美國領導地位，但美國的單邊主義將會越來越困難，越來越成為一個危險又缺乏效率的策略，從博弈論的計算來看，肯定不是一個對世界甚至不是對美國自己的有利策略，因為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軛」現象，單邊的利益最大化變得不切實際，除了引起反抗和衝突，似乎沒有很多積極意義。世界買不起美國夢，而且對於世界來說，美國夢未必是好夢，從這一點看，美國夢確實是「過時了」。
那麼，歐洲人以及Rifkin們推薦的所謂歐洲夢到底有什麼優勢？而且，被假定為歐洲夢的優勢又有多少是名副其實的？最後，假如那些歐洲優勢對於歐洲是真實的，那對於世界是否是可推廣的？這些都是問題。恐怕人們有許多理由擔心歐洲夢是偽善的，尤其是對世界是偽善的，而偽善正是歐洲的一個顯著傳統（相比之下，美國的「壞」往往是直率的），比如歐洲發明的現代外交模式以及國際理論，就是偽善的典型，它鼓勵了盡可能多的陰謀、出賣、欺騙和背信棄義。
按照Rifkin的「高/大/全」風格的概括，歐洲夢強調的是「共同體中的互相依賴而不是個體的獨立自主；強調文化多樣性而不是相似性；強調生活質量而不是財富積累；強調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無限制的物質增長；強調投入的享受而不是瘋狂的苦幹；強調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而不是私有產權；強調全球合作而不是單邊主義的權力濫用」，總之，歐洲夢追求的不是拚命擴大財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擴大權力範圍而是去擴大人類互相理解。歐洲夢被認為幾乎是「第二次啟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義」（idealism）去打倒第一次啟蒙所錯誤提倡的「物質主義」以及無限制的進步論和絕對化了的個人主義，總之是糾正整個現代性的各種錯誤，特別是反對最充分表現了現代性的美國文化這一以拚命消費為特徵的「尋死文化」（death culture） ( Rifkin: p.3; 8; 13-14; 379)ifkin在表揚歐洲夢時總是以美國夢為對比，好像美國的缺點正好對應著歐洲的優點，這是相當牽強的，在發展中國家看來，歐洲和美國的共同缺點恐怕更多，而且只是程度上的差異。可能應該這樣說，歐洲所幻想的「歐洲的優點」與美國的缺點有明顯的比較性，但問題是「歐洲的優點」卻未必是事實，而且未必在將來能夠成為事實。
歐洲夢所追求的生活，也就是歐洲自己喜歡說的「歐洲生活方式」，是一種具有「生活質量」的生活，大概相當於說一種普遍富裕、擁有社會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至少要求：（1）建立在高水平的物質生產基礎上的福利社會，從而免除了人們的所有後顧之憂，保證了人們的生活安全；（2）有充分的自由、時間和條件去追求各種豐富的精神生活。歐洲人的政治目標似乎首先就是保護「歐洲生活方式」。這一歐洲式的「政治性」很有些特別，通常，政治目標是要保護某種政治制度，或者說對權利和權力的分配製度，一般並不包括全部生活內容，而歐洲夢所表達的政治性卻是包括全部生活內容在內的政治性，它要捍衛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活體系，於是，全部生活都變成政治對象。生活問題變成政治問題，這會使政治變得更加敏感並且擴大化，「這種生活」就變成一個特殊的封閉的政治存在，它的全部外部關係問題都變成政治問題，這比一個國家的外部問題要複雜得多。正如我們觀察到的，在歐洲，來自外部世界的語言、文化、移民、商品等等都正在變成政治問題，什麼都變成需要捍衛的了。
通常，只有一個政治上專制、經濟上落後的國家才會形成把生活全方位政治化的政治模式，因為一個專制和落後的國家的政治秩序非常脆弱，生活方面的任何變動都有可能以無法預料的連鎖反應的方式導致政治秩序的失控，因此，保衛生活方式就是保衛政治。可是歐洲並不是一個專制又落後的國家，相反，歐洲是個非常發達的地區（經濟總量甚至超過美國），而且是發明了民主政治的地方，尤其還擁有相對最好的政治公共領域（至少歐洲人會自己這樣認為），因此，歐洲也形成一個把生活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的模式就很有些不同尋常了，這說明歐洲生活方式是一種遇到了挑戰並且需要去捍衛的既有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創新。當年美國開拓美洲大陸時所創造的新生活方式才真正是一種創新，也許在今天美國夢確實過時了，但歐洲生活方式同樣也不是新理念。當一種生活被認為是需要採取政治手段去捍衛的，就已經證明了這種生活方式是脆弱的、經不起挑戰的，當然，這種生活方式有可能是更好的，好的事情不僅可能是而且往往是脆弱的。與表面上的姿態完全不同，歐洲夢其實是個地區保護主義的夢，一個保護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樣不是一個可以普遍化的世界夢想。歐洲夢的保護主義策略是在抵抗也許墮落了的世界，而不是與世界合作，一方面是為了保護歐洲品質而試圖抵擋同樣發達的美國的「壞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另一方面又是為了保護歐洲福利制度而試圖抵擋發展中國家的「壞的」競爭方式以及各種移民。歐洲夢不是一個霸道的夢想，不想領導世界，可是也不是世界氣度的夢想。這不是在批評歐洲夢，因為根本就沒有理由批評歐洲自己的夢，只是在說歐洲夢具有非常歐洲的背景和條件，它同樣不是一個世界性的理念和榜樣。
假如不考慮特殊的「歐洲生活方式」，而把歐洲夢看作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模型，那麼歐洲夢的政治組織原則就具有了值得分析的普遍意義。歐洲夢可以看作是一個試圖調和各種不同意見和利益的新模型。在處理不同利益和意見的問題上，歐洲很可能有著最豐富的歷史經驗，儘管未必是最成功的經驗。古希臘哲學所特別關心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超越紛亂的「意見」。意見分歧在個人之間、宗教之間、教派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文化之間都有極其錯綜複雜的表現，而這種分歧和衝突在歐洲特別嚴重，這可能是因為歐洲一直都是一大堆小國、大量民族以及無數教派的分裂狀態，就是說，歐洲在各方面都一直分裂得太細，因此衝突不斷而且複雜。1648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是長期衝突之後獲得的一個顯著政治成果，它後來一直被當成國際關係的普遍模式，所謂均勢制衡原則，它在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方面有著重大作用，但它的意義在今天看來已經非常可疑了，因為在競爭中維持一種均衡的和平其實是個如履薄冰的臨界狀態，是貌似和平和合作而其實非常緊張的衝突狀態。這一流毒深遠的國際關係模式不能解決任何矛盾和衝突，如果不說甚至深化了矛盾和衝突的話。歐洲在這個方面顯然深有體會，因此試圖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模式。於是在1945年之後，歐洲反思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將各國的根本利益聯繫到一起，向超國家的歐洲機構讓渡民族國家的某些主權」 (參見菲捨爾講演，載《歐洲為何需要一部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p.3.)就是歐洲一體化的努力。
今天EU的制度創新非常可能是歐洲歷史上試圖調和矛盾和分歧的最具積極意義的模式，它首先承認「多樣性」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且反而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多樣性是創造豐富生活的重要條件。從積極方面去承認多樣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是限制過分的政治野心的條件。歐洲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多樣性的既定事實，每種文化、語言、民族都有著無可替代的歷史積累和文化遺產，如果一統，則導致無人願意接受的巨大文化損失，於是必須要求對多樣性的包容性（這是歐洲人現在最喜歡的詞彙了），哈貝馬斯對此有深入的理論論證 (參見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Polity Press, 1998.)一方面，多樣性同時就是分歧和衝突最主要的根源，對這個頑固的老問題的解決則是「在多樣中求統一」（unity in diversity），具體的做法是建立一種多中心的治理方式，而作為統一點的EU不是一個更高一級的政治單位，不是權力集中的統治中心，而只是一個為這個多國聯盟提供服務的「經理機構」 ( Rifkin: p.224-226)要是提供談判、協商和協作的服務，這樣就只是代理了服務而沒有代理權力的有限代理單位（agent），各個主權國家仍然是真正權力所在的「老闆」，於是滿足了「既要歐洲也要各國」這一苛刻要求，就是說，各國的存在不受影響，而還多增加了「歐洲」這一層新的存在。這樣至少在理論上說是一個共同利益的帕累托改進，至於實踐效果則還需要長期證明。在博弈中是否存在一個能夠保證所有博弈方的最大利益的「代理人」，這一直是個理論難題，EU似乎想給出一個榜樣。
這個EU模式目前還有許多爭議，其中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問題是，EU是否需要進一步強化為ES(Europe of States)或者USE(United States of Europe)那種更具政治統一性和集中權力的政治形式？EU主要只是個談判和協調機構，雖然促進了歐洲各國的合作，但仍然沒有能夠把歐洲匯成一個強大的力量，這只有把EU升級為ES或USE才有可能。假如EU將來被強化為USE，EU的制度創新性將被大大削弱，因為無論有什麼地方特色，USE都不可能有太多能夠超越USA模式的政治制度。美國當年也經歷了協調各州自治和中心政府關係的經驗，曾經「將許多新奇的思想從國際領域輸入了國家領域」 (布爾斯廷：《美國人：建國的歷程》，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p.646-647.)原來屬於國際之間的關係轉化為國內的政治關係。如果EU的發展前途無非如此的話，那麼就只是有著不同生活理想的「另一個美國」。看來，人類思想創新的空間並不很大，因為所要解決的問題總是相似的而且總是「老問題」，各種政治模式之間往往大同小異。
如果說EU還有什麼比較突出的政治方法論，那麼可能就是相當於哈貝馬斯賣力推銷的「理性對話」和「交往理性」的政治交往和合作，當然這也是歐洲的一個基本共識。從理論上說，康德為歐洲想像了政治聯盟的框架理念，而哈貝馬斯在康德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了在政治聯盟或者說一個多樣統一的政治社會內部如何協調各種意見的實踐原則。哈貝馬斯對理性懷著極大的樂觀主義信心，他相信如果把理性充分應用到交往領域從而形成交往理性或者對話理性，則一定能夠克服偏見而達成共識。事實上EU的一個核心的政治功能就是試圖創造最佳的理性對話/談判條件，從而使各種問題最有可能獲得合理的解決，但是無法保證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另外，就歐洲的基本價值觀而言，歐洲雖然不再是宗教意識形態統治的地區，但宗教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尤其還形成了一種不以宗教為名但具有宗教精神實質的新宗教，即歐洲版本的普遍人權觀念。如果說歐洲有什麼共同的統一的政治/社會理想，大概就是作為新宗教的人權。不過，歐洲所定義的人權有著太多的歐洲文化偏好，根本不是一個具有嚴格性的普遍理論，或者說，歐洲定義的人權只是一種「地方知識」，而不是普遍知識。不過現在源於歐洲的人權概念已經在世界上被普及了，但並不意味著世界承認了歐洲的人權觀念。世界各種文化在接受人權概念的時候往往加入了自己在政治上所需要的一些內容，結果使得人權概念的含義變得龐大複雜，其中難免有許多矛盾。這多少說明了，一種地方性的夢想要變成世界夢想總會被改寫得似是而非。 4． 艱難時世的中國夢
現在來討論一個也許更重要但也更困難的問題：中國的夢想是什麼——假如有中國夢的話。事實上中國是多夢的，但什麼是「中國夢」，卻是個困難而尷尬的問題。在這裡我們願意討論一個使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的夢想，這就是百年來的「現代化」夢想。現代化夢想本身並不奇特，但落實在中國身上卻成為一個沉重的夢。這個夢想本身就具有自相矛盾的性質，一方面，現代化夢想不是一個中國夢，而是一個西方概念，在文化和精神上說，現代化就是去中國化，現代化夢想就是對中國傳統的否定，按照東方學的邏輯，中國的現代化夢想就是要把中國變成西方；另一方面，現代化夢想又是百年來幾乎全部中國人的共同夢想，按照中國的「民心所向」原則，中國人人喜歡的就是中國的夢想，而且，中國所以選擇現代化夢想又是因為只有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才能夠反抗和擺脫西方的霸權支配，就是說，只有把中國變成西方才能夠抵抗西方而重新成為中國。 中國的現代化夢想甚至還有更複雜的性質，中國在構思「中國式的西方」時往往希望能夠綜合西方各種現代化模式的優點，而且還特別希望能夠綜合中西文化的優點，在這兩種超級綜合的原則指導下，中國的現代化夢想就總是重新創作了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把中國變成西方的同時就是把「西方」改造得似是而非，貌合神離。以中國方式重新創作過的中國現代夢想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果不能理解「中國的現代化」在中國的實踐中是一個靈活多變的概念，就不能理解中國。 中國現代化夢想的第一理由就是「落後就要挨打」的經驗，因此中國現代化夢想的第一要求就是要變成在物質上強大的中國，這一基本要求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首要的要求。當然，「強大」不僅要求物質強大而且還要求精神強大，但在「精神強大」方面卻有不同意見，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國傳統精神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足夠好的，於是把現代化夢想局限於物質現代化（典型的「中體西用」模式）；但有至少同樣多的人認為需要精神的現代化，否則物質的現代化也不可能成功發展，至少不可能被正確地使用（「科學」和「民主」代表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現代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物質現代化在改變社會的時候並不僅僅是改變了物質水平，而是同時改變了精神風格，因為物質從來都不單純是物質，而同時也是一種精神風格，一種迷戀物質生活的精神，於是，由物質直接扶植的現代化精神就比傳統精神更有力量，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傳統精神的不利地位，以至於中國傳統在謀生存的時候也要去迎合西方的觀念。 我們有必要考慮到中國現代化夢想的一個重要的插曲，毛澤東以非凡的想像力構思了一個「最新最美」的純潔夢想，毛澤東想像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與所有以往社會模式決裂的社會，一個不中不西的絕對新社會，所以他認為「一張白紙」反而最適合成為絕對的新起點，他很可能相信一種全新的社會操作能夠形成全新的經驗，從而發展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新社會」是掃除了一切社會都難以避免的所有醜惡現象的純潔社會，毛澤東真的驚人地做到了消滅了黃賭毒以及其它骯髒的犯罪，甚至達到夜不閉戶；還追求「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狀態，但這看起來更像是個道德要求而不是經濟考慮，因為在許多情況下這並非是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狀態。可見「新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美學標準設想的。在拋棄舊模式、歡迎新經驗、探索新制度這些風格方面，毛澤東的中國與開拓時期的美國很有些相似的追求，都對「新」和「不斷的新」有著無比的熱情——這一點表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現代性——但所信任的創造力量則完全不同，美國相信個人奮鬥而毛澤東相信集體力量，於是美國充分實踐了據說有神奇效果的「看不見的手」，每個人的自私努力碰巧匯成了共同收益，而毛澤東則提倡被假定有同樣神奇力量的「為人民服務」的手，每個人的利他行為循環地連結成普遍收益。毛澤東甚至創造了越助人就越幸福的雷鋒形象，一個前無古人的精神象徵。雷鋒社會後來被批評為忽視了頑固而致命的「搭便車」（free-rider）問題，而「搭便車」現象會形成「潰於蟻穴」的效應，這一點總是被用來證明人性之不可靠。不過這仍然是個可以爭論的問題，因為毛澤東確實曾經成功地喚起了能夠抵抗「搭便車」現象的集體為公現象，並且這一社會狀態持續了相當時間，而導致這一狀態終結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過於貧窮，過於低下的物質水平甚至無法保證人們的最低需要，也就無法保證長期的道德水平。 貧窮問題被認定為根本問題，強大的精神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為了解決貧窮問題，鄧小平把中國現代化夢想重新調整回到物質現代化的方向上，「發展是硬道理」這一戰略轉變首先表現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貧窮問題初步緩解，問題又變成貧富差距，於是現代化發展就進一步表現為「和諧社會」。其中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夢想對西方經驗的綜合性重新創作，既借鑒了美國式的競爭，又試圖借鑒歐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國夢的一部分和歐洲夢的一部分綜合在一起。正如前面分析的，美國夢和歐洲夢儘管不至於像Rifkin所描述的那麼背道而馳，但恐怕確實很有些不兼容的地方，因此要對美國經驗和歐洲經驗進行綜合也並非簡單的事情。
到了今天，中國現代化夢想的深層問題終於擺到了面前，這就是，「中國」到底要給自己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定位？這是一個關於精神的問題，也就是當年毛澤東敏感到的問題，他試圖為「新中國」創造一種獨特的亙古未有的精神，從而使得中國成為新中國。儘管毛澤東的努力沒有成功，但問題已經擺在那裡了。新中國精神是什麼樣的？它意味著我們必須以中國的方式為中國想像一個社會理念，一種生活理念，一套價值觀，而且還需要想像一種中國關於世界的理念，因為中國必須成為一個為世界負起責任的大國。重新設想「中國」的問題所以是高難度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能夠用來思考各種事情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基本上都是西方所定義的，尤其是那些決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權、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義的意義和所指，而這些西方所定義的概念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困難，尤其不適合中國經驗。假如中國沒有能夠發展出能夠在世界上普遍化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就不存在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精神，就是說，中國精神的根基必須是一個能夠普遍化的思想體系，而不可以僅僅滿足於有地方特色的中國文化。「文化」只是地方知識，因此，「中國文化」或者「文化中國」這些說法都只能提供輕浮的自我滿足，而不可能成為中國夢想。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國夢想就無法成立。
如果能夠成功地越過艱難時世而發展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中國夢想就需要認真考慮這樣幾個問題：（1）什麼樣的思想/知識體系能夠有效地思考世界的所有根本問題？顯然，如果沒有強大的思想能力，就不可能創造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大觀念，也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文化和社會。這一點是中國很久以來比較忽視的；（2）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能夠使有德之人願意生活在這個社會中？這要求有一個關於公正社會的設計。這是非常困難的設計，目前所知道的社會都達不到公正社會的標準，都或者是對經濟人和小人有利或者是對庸人和弱者有利，還從來沒有一種對有德之人最有利的社會設計；（3）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能夠使人永遠覺得生活有意義？這是在要求一個社會必須有利於發展高水平的精神生活，顯然，物質生活的魅力是單調、簡單和貧乏的，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僅僅依靠高水平的物質生活去長期維持人們的生活意義和興趣，人終究要過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無限豐富發展的空間。我相信這些問題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而目前世界上的各種夢想都還不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正如前面所討論的，現代化夢想雖然不是一個表達了中國精神的夢想，但它是中國必須實現的一個物質夢想。在中國實現現代化之後必定出現使中國重新中國化的問題，真正能夠表達中國精神的夢想正是我們需要去建構的。在中國傳統資源中，最具獨特思想優勢的資源可能就是「天下」概念，它意味著一個以「世界」為分析單位的政治理論框架，目標是構思一個普遍有效的世界政治制度。這可能是政治哲學中最大規模的宏大敘事，它的「世界性」（world-ness）品格是最純粹的。關於如何把天下概念開發成為一個「天下理論」，可以參見我在《天下體系》一書中的論述 (趙汀陽：《天下體系》，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此無須多論。簡單地說，天下理論強調「世界性」原則，特別表現為（1）「無外」原則。一個正義的政治世界必須排除任何分裂概念，無外的政治就是放棄任何不兼容的他者概念；（2）政治的普遍傳遞原則。如果一個政治空間是充分有效的和協調的，那麼必定需要有一種政治制度無矛盾地貫穿在所有政治治理層次之中，從基層政治單位（地方）到中層政治單位（國家）到最高政治單位（世界）的政治統治是同構的；（3）普遍民心原則。這是一個比民主問題更深刻的公共選擇問題，我們希望能夠重構「民心」問題而克服「民主」問題一直無法超越的各種困難。
【《跨文化對話》年刊18輯（2006年）】
【註釋】
1 布爾斯廷：《美國人：開拓的歷程》，三聯，1993，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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