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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茲：生成論的魅力



作者：麥永雄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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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後現代領域的眾聲喧嘩中，德勒茲是一位善於創造概念的大師和在「千高原」上自由馳騁的遊牧者。德勒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讀和清算哲學史，與加塔利—起創造了一系列特色斐然、內涵豐富的後結構主義概念，其中becoming（生成）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德勒茲的全部思想，都貫穿著對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強調。「生成」與德勒茲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塊莖」、「褶子」、「分裂分析」、「慾望機器」、「遊牧」、「無器官的身體」、「解轄域化」、‧逃逸線」等關鍵詞密切聯繫，反映了德勒茲的後結構主義差異哲學和流變思維的特質。

　　一、「生成論」與西方傳統

　　德勒茲的生成論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科爾布魯克(Claire Colebrook)在《吉爾‧德勒茲》(2002)一書中指出，整個西方思想史都建立在「存在與認同」(being and identity)的基礎上，而德勒茲則相反，他強調的是差異與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

　　相對於古希臘的文藝思想傳統，德勒茲的生成論美學的意義在於對柏拉圖主義及摹仿論傳統的顛覆，即認為不再有某種源頭或存在作為生成的基點。德勒茲倡導內在性的生成，以無根基的類像否定柏拉圖所預設的基要主義，對其原本／摹本、真實／虛假的二元摹仿論加以解轄域化。這不僅是把生成置於存在之上的問題，而是試圖消解柏拉圖式的二元對立觀念。當代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皆將差異與生成置於某種基礎之上：或語言，或體驗，而德勒茲則拒斥以靜態的差異結構作為認知世界的基點，關注結構的動態生成。「他們針對的主要目標不僅是當時的現象學和結構主義運動，而且也是整個西方思想史。」（注:Claire Colebrook,Gilles Deleuze,Routledge,2002,pp.1-3.）對基要主義的轄域進行解轄域化，使得德勒茲的後結構主義思想遊牧成為可能。

　　德勒茲生成論的意義還表現在對人類中心主義和邏各斯傳統的解構和活力論重構。德勒茲的著作不僅是反柏拉圖主義的，也是反人本主義的，反啟蒙的。他認為，我們錯誤地設想有一個真實世界隱匿在生成之流背後，那是一個穩定的存在。但實際上，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流以外別無他物，一切存在皆不過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個相對穩定的瞬間。由此，西方傳統中的人本主義和主體中心論被視為妨礙生成的障礙。德勒茲拒斥以人作為基本存在的觀念，肯定大千世界各種存在都有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多元，肯定動態的生成觀。人類眼中五彩斑斕的世界在響尾蛇眼中則是一幅紅外線的單調圖景；雌雄蛾子之間、大海中的鯨魚之間、陸地上的大象之間交流所發出的次聲無法為人耳所接收，因為它們的聲波現實化的途徑或方式不同於人際交流。貌似靜態的植物實際上是光線、熱度、濕度、蟲害等等的接受體，是與其他生成物相關聯的動態過程。因此，維度不同而生成殊異。人類的眼睛、大腦和心靈只對自身感興趣的東西加以感知，把感覺的混沌世界縮減成為特定的客體，而自己成為觀察這種客體的主體。德勒茲倡導以活力論的多元視角對傳統的人類主體論視域解轄域化。文學是這種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德勒茲和加塔利欣賞卡夫卡文學的原因：在卡夫卡創作的故事中把生命想像為甲蟲、洞穴動物或機器。由此，我們可以從一種非人類的視角想像生活。」（註：Ibid,pp.125-128。）德勒茲的這一維度與巴赫金的「超視」、「外位」及人類學研究中「主位」、「客位」視角之間有著交叉互補、互釋的理論空間。

　　二、「生成動物」與卡夫卡

　　德勒茲和加塔利曾合撰文學研究專著《卡夫卡：走向少數族文學》。他們認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異於西方思想樹狀傳統模式的「塊莖或洞穴」，是非中心、迂迴曲折的生長的蟹狀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獸徑式的複雜多變的逃逸線。卡夫卡作為「少數族文學」的喜劇性代表作家，表現出一種全新的文學與文化模式。

　　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看來，生成觀念在文學領域集中表現在「少數族文學」和「生成動物」(becoming-animal)之上。少數族文學是文化多元共生時代與雙語或多語生存狀況相關的一種特殊現象。歷史上和當今世界有許多人生活在並非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中，因此少數族文學概念具有特殊意義。德勒茲與加塔利提出少數族文學的三大特徵：語言文化的解轄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體價值。少數族文學可以界說為：使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這種語言的文學。德勒茲和加塔利借用哥巴爾德(Henri Gobard)的四種語言學模式（方言、媒介語、參照語和神話語言）研討卡夫卡與捷克語、德語、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的關聯，認為少數族文學的三個特徵都突出地體現在卡夫卡身上。卡夫卡身為猶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寫作，用主流語言德語來實現他作為陌生人的快樂的「逃逸線之旅』。

　　德勒茲和加塔利還解讀了卡夫卡文學中顯而易見的生成動物的旨趣。生成動物不是存在動物(being-animal)，不是文學修辭而是一種非人類視角的生成。由此，他們對現代主義關於卡夫卡的傳統看法和閱讀方式提出丁挑戰，否定了廣為人們所接受的卡夫卡作為俄狄浦斯敘事、孤寂、苦行、神秘、憂鬱的作家，作為現代異化與焦慮的編年史記錄者等形象，進而論證了他是一個反個人的文學機器創造者，其作品充滿了社會與政治的意蘊，滲透了愉悅與幽默。卡夫卡絕非退縮於世界，而是揭示了「未來的惡魔式的權力」——奧匈帝國模式的法西斯、蘇聯和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的權力（註：H.Bertens and J.Natoli,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p.98-103.）。卡夫卡文學世界中的生成動物不再是人與動物的二元對立，而是人與動物的互為解轄域化，是處於一種流變之間的鏈接，其中容納了最大的差異。卡夫卡的文學世界沒有表層現象，也沒有深度模式，是反意義的。

　　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都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慾望生產的一些特徵，並形成了某些交疊點。馬克思忽視了慾望的維度，弗洛伊德主義則將慾望納入核心家庭而忽視了社會力量或階級鬥爭的維度。德勒茲和加塔利認為，卡夫卡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為它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慾望機器的微觀政治學。慾望並不為權力所束縛，它們不斷運動，總是尋求逃逸線或出路，總是拒絕權力機器的最終具象化。《審判》中，權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線性與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權力，皆是機器。隔壁房間發生事件的毗鄰性取代了法律的等級制，這種延誤是完美的、積極的，它解除機器，不斷裝配，永遠由此到彼地嬗變著。慾望機器扭轉資本主義偏執狂式的表達式，而呈現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變和逃逸線。卡夫卡描寫人變成動物，變成大甲蟲、變成猿猴、變成鼴鼠。卡夫卡小說中充滿了從俄狄浦斯權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寫，這是對宏大的權力機器進行拆解：無論是技術機器（《美國》），還是法律機器（《審判》），或是官僚機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對象。在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媽咪-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會的、司法的、人際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著。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視為對弗洛伊德主義文學批評的解轄域化。慾望變成了一種逃逸線，一種解轄域化運動。由此，卡夫卡作品成為德勒茲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的範本。

　　三、生成女性(becoming-woman)

　　德勒茲的思想對女性主義理論一直具有強勁的影響。德勒茲和加塔利把生成女性置於一個特殊的位置，甚至認為一切生成皆始於生成女性。之所以不提出「生成男性」(becoming-man)的問題，是因為男性本質上是多數族的，是歷史文化的主體，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德勒茲從抨擊男性——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多元論出發，認為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是限定性的，因為雖然表面上這種觀念常常設想我們應當允許不同文化的差異，但是在深層次上，卻預設了某種標準：大家都是男性大家庭的成員，遵循的是西方文化的基準。其他文化惟一需要的是認同於「我們」（註：　Claire Colebrook,Gilles Deleuze,pp.139－140.）。男性已經成為宰制生活的存在。而生成女性是針對著「作為存在的男性」(man-as-being)而提出的。但是德勒茲也提醒我們：不能把女性視為男性的他者，因為這樣會墜入「不同的存在」(distinct beings)的邏輯陷阱。德勒茲強調的是生成而不是存在，是生成他者而非生成男性。在生成的意義上，生成女性就是不再把男性的慾望作為慾望的話語，不再把假設的封閉的人類身體作為基本的政治單元。通過文學藝術，可以思考和表現超越女性禁忌的慾望，思考和表現生成女性和生成動物。從單一的「性」(a sex)走向「千萬個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es)。生成女性就是開放前個體的、反俄狄浦斯的、革命性的慾望。這是不再從男人或人類歷史的故事中進行闡釋的慾望。由此，德勒茲和加塔利把生成女性與文學創作衝動聯繫在一起。

　　這種生成女性的觀念具有顯而易見的跨越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多領域的「橫截線」。在德勒茲生成論中，最具特色的是把差異、他者、多元、流變的主題與社會性別、生物性別、種族、階級問題聯繫起來。德勒茲和加塔利「熱衷於倡導與主流形式及標準相悖立的『少數族』實踐。白膚色的西方男性成人建構了多數族性，並以此衡量、分類與規範非白種人、非西方人、女性和兒童」，而抵抗主流價值觀和主流社會符碼的權力與宰制則「必須通過生成他者而加以推進。這是在預設好的男／女、白人／非白人、成人／兒童、人類／非人類的範疇或分類之間開拓通道。這種通道建構著『生成女性』、『生成黑人』、『生成兒童』、『生成動物』，從而解構了社會符碼的二元對立，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創造成為可能……這些『生成』在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少數族政治文化鬥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註：H.Bertens and J.Natoli,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pp.98-103.）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生成女人和遊牧主體的概念對女性主義主體觀也有重大影響。他們認為，個體的身體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它們通過不同的行為和干涉關係形成多元的身份。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女人、白人、中產階級等等。這不是存在問題，而是生成問題。因此，在後現代語境中，在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主體問題上，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概念提供了超越男性／女性二元對立的方式，為女性主義和後殖民批評提供了獨特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