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海納百川」作為上海城市精神的定位
作者：施衛江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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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裡，上海市委的領導正在研討：在新的形勢下，以什麼樣的「強大的精神動力」來支撐上海的建設？
今天的上海，已經面臨著一個難題有待解決。據《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指出，上海在國內的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上排名最後末位。該《報告》稱，「文化兼容性」是判定一個城市開放程度與宜居程度的標準之一。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裡，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麼高，城市之間包容性表現得分差異也較大。外地人對溝通、就業和就學三方面的平等性評價低於本地人。其中，在就業和就學上，外地人認為，城市的平等容納能力較低。——這樣的現實對於近年來上海一貫標榜的城市精神旗幟「海納百川」，恰是個嘲諷。
1) 大凡彰顯自身價值理念和理想追求的，必得有自身獨特的長處、底氣和潛力作依據。不然，則流俗於空洞的說教，或曰大而無當，由此反而落得給人以言而無信、虛假、虛偽之不良印象。
譬如上海常常引以自詡自豪的「海納百川」，就是這樣。既然我國一貫推行政治一元化建制，作為立國之本，那麼在同一建制內部的任何地方上，都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體制上的「百川」得以存在，實際操作中也必定徹底摘除了「海納」的面具。就如打出建設「和諧社會」招牌一樣，聽上去美妙玄乎無比，卻又容納不得半點異己的政見。求同排異的社會是不可能建設成高質量的「和諧」結構的，因為不經過否定之否定，舊事物就不可能被揚棄轉化為新事物，從而推動事物的辨證發展。就譬如在「個人與群體」關係層面上，泯滅掉個性雖然會形成均一化的社會，但卻使每個個人都發生嚴重的性格（人格）扭曲，儘管可以達成封閉性的有序，然則危害成為社會性的無序：一盤散沙而已。就譬如，單說共和國憲法上所有保障公民權利的條款，有幾個已經真正落實到了實處？這其中還有多大的差距有待於去完成？——倘若連基本的權利都遠未能履行、保障良好，那麼何須高談闊論其他價值觀念和體制文化的引進建構？還需遑論「海納」什麼的「百川」呢？
2) 「海納百川」定位的弊端還在於，混淆了人們之間自身利益的界限。
在東方宗法家族主義強大傳統的籠罩下，經濟固然在快速增長，但國人那合群抱團的傳統性依然冥頑不朽，餘音繞樑，苟延不去。從古到今，不絕於耳的有：天人合一、主客一體、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與、兼愛尚同、家國同構、公私合營、官商不清、黨政不分、政企不明、「集體主義」、「打成一片」、「適應環境」、（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搞三同、相結合、劃等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保持一致」、「全國一盤棋」，‧‧‧‧‧‧總之，是你的還是我的或是集體的區分不知怎地，大家的利益囫圇捆綁於一起罷了，好東西好地方人人爭搶都該有等同的份額，輪到了責任和義務個個退縮加推卸，於是傾軋內耗貪污腐敗大大激增，其結局只能是：整個社會拖累成共同的貧窮和落後。
傳統的「大一統」政治倫理觀自然影響到了上海城市的精神面貌和發展定位。上海現今拋出「海納百川」論的歸宿，乃是進入「萬物歸一」的傳統性之中，而絕非是走向現代性的多元化發展之路。
誠然，社會發展需要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合作，但是合作也得建立於每個利益主體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這樣就分清了每個利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範圍和界限。叔本華的「刺蝟比喻」表明了，冬天裡刺蝟們的取暖合作得保持適當的間距，過近了則會相互刺傷，人類也正是如此，不宜套近乎熱乎乎地大家混作一團和氣，不然定會徒增內耗的。
大凡動物都有「領地」意識，動物等級越高的，領域意識越強烈，進化使得登上生物進化階梯頂峰的人類當然莫能例外。進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繼續朝著「分殊化」方向前進的（韋伯語），亦即，人們的利益日益呈現個性分化傾向，不再有統一的利益、行動和價值觀，「領地」意識也益發顯然，如我國「物權法」的近期即將出台正是表明了這點，以信奉「唯物主義」為國教的國人理應更重視人類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由「領地」意識演化出的法權是，本地居民對於本地域所屬的相關權益具有優先性：如對於城市戶籍和人口流動控制，使限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膨脹，以及對於本地域所建立起來的高級文明，乃至對於本地域先民所取得的歷史成就享有榮耀，這本身就是合理的。再說，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也是以解決本地域的民生為主。因此，對於上海來說，其接納外來人員的素質才幹、乃至德性品行應有選擇，首先應考慮本地區的利益，為此就不可能做到皆大歡喜：只要來者都可滿意落戶生存。正如一個企業招聘員工，只能錄用對於本企業合適的人選，而不可能是「海納百川」——不管阿狗阿貓的招來都行。對於一個高科技的企業來說，肯定得多錄用高學歷、掌握高科技本領的人才，此漲彼衰，對於低級技能人員的錄用勢必大為減少，這本身沒有不合理的，也並未有「歧視」之舉，至於那些不學無術的、好吃懶做者沒有必要為此喊冤。相對應的是，發展落後的城市和地區、勞動集約型企業當然難以留住高級的人才，這並非是高級人才有偏見所致，而是市場自發調節的結局，正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那樣。
現代性城市是以社會的經濟活動為中心內容進行運轉的。市場經濟的中心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這本身就體現著社會正義的實現，因而不應是讓各個利益主體去充當「好好先生」。所以，只要進入了市場經濟博弈之中，就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城市中本地人與外來人員之間互動性的遷移、宜居、求學、交往和婚姻等狀況，而不宜交付主托給由市民性的道德訴求來解決。當進入上海謀生的外地人，倘若發覺自己並不受本地人歡迎，從而紛紛打算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人必定會有所反應：這樣的話會損害上海人的利益，為此，我們上海人應該需要調整政策、報酬和態度了，去比以前要好地對待外地人——看吧，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調節功能在起作用。可是，現在的問題恰在於：眾多的外地人（不是絕少數！）願意離開上海嗎？
而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打出了「海納百川」招牌，還期待著得到「全國的理解和支持」，實際上卻給國人（外地人）以誤導：以為主人就是應該要放下尊嚴和架子來：只要任何外來者來到了上海，都得與外來者一起同甘苦、共患難，要麼就是有福共享，哼哼‧‧‧。更有甚者，前些年，在陳良宇主持下，搞了個「做可愛的上海人」的精神文明建設，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
實際上，人的生物學本性是頑固異常的，並不輕易地受後天的教化、江山的更迭所變易。
3) 上海嚮往與「國際接軌」，希冀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就須對上海文化的複雜構成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提煉、昇華、超越，我們可將這種精神性運動定為「追求卓越」。既然如此，就得屏棄陳腐落後，不去迎合低俗，也不必去強求從各路人士那裡「海納」到有全面的「理解和支持」，這在事實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因為「文化」總是帶有自身特定的色彩和傾向性的，它與踐行的主體，人的氣質、稟性有關。「文化兼容性」總是由人來操辦的，而人總是有缺陷（局限）的，人的有限性決定了「文化兼容性」的「度」界限，即所能兼容的範圍。符合辨證規律的是，文化凡是兼容於高端事物了，就勢必難以兼容低端的，如上海文化定位於「追求卓越」就是這樣。今天有超過5萬名的海外籍人士來上海定居，安居樂業，上海成為海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這充分表明了這座城市是不「排外」的，事實已經勝於了雄辯，然而卻難以為國人中的低層次人群認同和叫好，廣泛地聲稱：上海「排外」。
對上海有著濃厚感情的美國學者李歐梵指出，上海精神在近幾十年來的發展中，混雜進太多太濫的落後的農民元素，導致上海「城市靈魂的失落」，就是對於現代性元素的損耗和摧毀，這對於上海乃至全中國來說是一大損失，可是當今的決策者並不清楚明白這點。因此，倡導「海納百川」，意味著不管良莠不齊的、也不管魚龍混雜的，個個都可以比翼共生，甚而，雞鳴狗盜的、濫竽充數的也照樣可以被混跡進高俸厚祿之中——在價值趨向實質上，依舊留存著傳統性的落後成分。
在大自然裡，即使浩瀚無邊的大海，欲維持良性的海洋生態，也不能無限制地容納有嚴重污染的河水，換言之，不應不分青紅皂白地接納「百川」的。自然界如此，況且人類社會乎？
對比我們的近鄰日本可知，當進入近代後，並非是以「海納百川」的方針全方位、等量齊觀地兼容並蓄接受各種價值體系和各路外來移民，而正是以「脫亞入歐」作為立國之策，其理論核心是「全面西化」，為此盡遣使團去歐美學習先進制度和文化，而視亞洲鄰國如草芥，拋棄了原有的腐朽沒落的亞洲價值觀，對本國的制度和文化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從而踏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歷時不久，國力便倍增，把所有的大東亞「窮鄰居」和低級文明遠遠拋在後頭。日本的維新改革經驗為國人、特別為上海人上了一堂真正的「發展是硬道理」課程。
4) 境遇倫理學表明，道德行為主體的德性是深受週遭境遇約束的，冷靜地從公正立場評判，則需要由行為的主客體兩者統一起來考慮。上海人在全體國人面前總是形象不佳，口碑不良，這是事實。然則我們需要從中剖析明理，不應為表面假象所迷惑。我們該反省的是：評介的動機和意圖到底是什麼？日常語言學派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具體用法。我們應把說話者的方式同特定的語言場景以及說話者的內心情感結合起來，綜合考察其用意，而不是孤立、抽像地停留於言語所直接傳達的意思之上。
若從問題的某一側面看，上海人授人以嫌的是，本屬於市場經濟運作的功利性行為，如需要引進人才勞力，招商引資，合作互助等等，可是當它同時附帶著道德的立場而輕鬆地以高調子唱出「海納百川」的時候，國人並不認同有什麼高姿態的德性附身，而認為只是在「作秀」而已。更要害的是，高調子的立場反被國人授以高標準的道德要求來度量己身，並認作為是天然合理的，如此便扭曲了公正。
在我們這個小農經濟傳統深厚的國度裡，平均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受到近世來氾濫的左傾主義的支撐，從而得以強化，使得道德輿論不是以統一的標準去評介世上的一切人物和事情，這種評介的價值依據以為：只要誰振臂一呼，四方雲集，擁有了足夠多的大眾人頭數量，便天然地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人民」、「群眾」這類名義是神聖的，可以相當當地去顛覆公正立場。
今天的香港遠比上海繁華、文明和開放，她的成就廣為頌揚。那麼香港有「海納百川」精神和寬廣的包容性嗎？且看：香港可以接納任何發達國家的公民來港旅遊，但是香港就是不能接受國內普通的公民以個人的名義來港旅遊或尋找工作，況且香港社會是通用粵語的。那麼在這裡就呈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來：同處於中國的版圖內，既然香港與上海之間的實際包容性差距已經昭然若揭，為什麼內地的國人紛紛評說上海是非常「排外」的，而不去說香港的呢？兩者的區別不在別處，就在於「一國二制」的體系，通行獨立自治的資本主義制度成了香港的擋箭牌，有效地抵禦了內地各種平均主義/左傾主義/民粹主義的「文化兼容」攻勢，可惜上海沒有這個福氣。
看來，在一個小農平均主義的國度裡，似乎適宜於低調行事。
2007-7-24
作者：施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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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裡，上海市委的領導正在研討：在新的形勢下，以什麼樣的「強大的精神動力」來支撐上海的建設？
今天的上海，已經面臨著一個難題有待解決。據《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指出，上海在國內的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上排名最後末位。該《報告》稱，「文化兼容性」是判定一個城市開放程度與宜居程度的標準之一。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裡，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麼高，城市之間包容性表現得分差異也較大。外地人對溝通、就業和就學三方面的平等性評價低於本地人。其中，在就業和就學上，外地人認為，城市的平等容納能力較低。——這樣的現實對於近年來上海一貫標榜的城市精神旗幟「海納百川」，恰是個嘲諷。
1) 大凡彰顯自身價值理念和理想追求的，必得有自身獨特的長處、底氣和潛力作依據。不然，則流俗於空洞的說教，或曰大而無當，由此反而落得給人以言而無信、虛假、虛偽之不良印象。
譬如上海常常引以自詡自豪的「海納百川」，就是這樣。既然我國一貫推行政治一元化建制，作為立國之本，那麼在同一建制內部的任何地方上，都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體制上的「百川」得以存在，實際操作中也必定徹底摘除了「海納」的面具。就如打出建設「和諧社會」招牌一樣，聽上去美妙玄乎無比，卻又容納不得半點異己的政見。求同排異的社會是不可能建設成高質量的「和諧」結構的，因為不經過否定之否定，舊事物就不可能被揚棄轉化為新事物，從而推動事物的辨證發展。就譬如在「個人與群體」關係層面上，泯滅掉個性雖然會形成均一化的社會，但卻使每個個人都發生嚴重的性格（人格）扭曲，儘管可以達成封閉性的有序，然則危害成為社會性的無序：一盤散沙而已。就譬如，單說共和國憲法上所有保障公民權利的條款，有幾個已經真正落實到了實處？這其中還有多大的差距有待於去完成？——倘若連基本的權利都遠未能履行、保障良好，那麼何須高談闊論其他價值觀念和體制文化的引進建構？還需遑論「海納」什麼的「百川」呢？
2) 「海納百川」定位的弊端還在於，混淆了人們之間自身利益的界限。
在東方宗法家族主義強大傳統的籠罩下，經濟固然在快速增長，但國人那合群抱團的傳統性依然冥頑不朽，餘音繞樑，苟延不去。從古到今，不絕於耳的有：天人合一、主客一體、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與、兼愛尚同、家國同構、公私合營、官商不清、黨政不分、政企不明、「集體主義」、「打成一片」、「適應環境」、（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搞三同、相結合、劃等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保持一致」、「全國一盤棋」，‧‧‧‧‧‧總之，是你的還是我的或是集體的區分不知怎地，大家的利益囫圇捆綁於一起罷了，好東西好地方人人爭搶都該有等同的份額，輪到了責任和義務個個退縮加推卸，於是傾軋內耗貪污腐敗大大激增，其結局只能是：整個社會拖累成共同的貧窮和落後。
傳統的「大一統」政治倫理觀自然影響到了上海城市的精神面貌和發展定位。上海現今拋出「海納百川」論的歸宿，乃是進入「萬物歸一」的傳統性之中，而絕非是走向現代性的多元化發展之路。
誠然，社會發展需要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合作，但是合作也得建立於每個利益主體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這樣就分清了每個利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範圍和界限。叔本華的「刺蝟比喻」表明了，冬天裡刺蝟們的取暖合作得保持適當的間距，過近了則會相互刺傷，人類也正是如此，不宜套近乎熱乎乎地大家混作一團和氣，不然定會徒增內耗的。
大凡動物都有「領地」意識，動物等級越高的，領域意識越強烈，進化使得登上生物進化階梯頂峰的人類當然莫能例外。進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繼續朝著「分殊化」方向前進的（韋伯語），亦即，人們的利益日益呈現個性分化傾向，不再有統一的利益、行動和價值觀，「領地」意識也益發顯然，如我國「物權法」的近期即將出台正是表明了這點，以信奉「唯物主義」為國教的國人理應更重視人類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由「領地」意識演化出的法權是，本地居民對於本地域所屬的相關權益具有優先性：如對於城市戶籍和人口流動控制，使限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膨脹，以及對於本地域所建立起來的高級文明，乃至對於本地域先民所取得的歷史成就享有榮耀，這本身就是合理的。再說，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也是以解決本地域的民生為主。因此，對於上海來說，其接納外來人員的素質才幹、乃至德性品行應有選擇，首先應考慮本地區的利益，為此就不可能做到皆大歡喜：只要來者都可滿意落戶生存。正如一個企業招聘員工，只能錄用對於本企業合適的人選，而不可能是「海納百川」——不管阿狗阿貓的招來都行。對於一個高科技的企業來說，肯定得多錄用高學歷、掌握高科技本領的人才，此漲彼衰，對於低級技能人員的錄用勢必大為減少，這本身沒有不合理的，也並未有「歧視」之舉，至於那些不學無術的、好吃懶做者沒有必要為此喊冤。相對應的是，發展落後的城市和地區、勞動集約型企業當然難以留住高級的人才，這並非是高級人才有偏見所致，而是市場自發調節的結局，正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那樣。
現代性城市是以社會的經濟活動為中心內容進行運轉的。市場經濟的中心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這本身就體現著社會正義的實現，因而不應是讓各個利益主體去充當「好好先生」。所以，只要進入了市場經濟博弈之中，就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城市中本地人與外來人員之間互動性的遷移、宜居、求學、交往和婚姻等狀況，而不宜交付主托給由市民性的道德訴求來解決。當進入上海謀生的外地人，倘若發覺自己並不受本地人歡迎，從而紛紛打算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人必定會有所反應：這樣的話會損害上海人的利益，為此，我們上海人應該需要調整政策、報酬和態度了，去比以前要好地對待外地人——看吧，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調節功能在起作用。可是，現在的問題恰在於：眾多的外地人（不是絕少數！）願意離開上海嗎？
而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打出了「海納百川」招牌，還期待著得到「全國的理解和支持」，實際上卻給國人（外地人）以誤導：以為主人就是應該要放下尊嚴和架子來：只要任何外來者來到了上海，都得與外來者一起同甘苦、共患難，要麼就是有福共享，哼哼‧‧‧。更有甚者，前些年，在陳良宇主持下，搞了個「做可愛的上海人」的精神文明建設，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
實際上，人的生物學本性是頑固異常的，並不輕易地受後天的教化、江山的更迭所變易。
3) 上海嚮往與「國際接軌」，希冀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就須對上海文化的複雜構成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提煉、昇華、超越，我們可將這種精神性運動定為「追求卓越」。既然如此，就得屏棄陳腐落後，不去迎合低俗，也不必去強求從各路人士那裡「海納」到有全面的「理解和支持」，這在事實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因為「文化」總是帶有自身特定的色彩和傾向性的，它與踐行的主體，人的氣質、稟性有關。「文化兼容性」總是由人來操辦的，而人總是有缺陷（局限）的，人的有限性決定了「文化兼容性」的「度」界限，即所能兼容的範圍。符合辨證規律的是，文化凡是兼容於高端事物了，就勢必難以兼容低端的，如上海文化定位於「追求卓越」就是這樣。今天有超過5萬名的海外籍人士來上海定居，安居樂業，上海成為海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這充分表明了這座城市是不「排外」的，事實已經勝於了雄辯，然而卻難以為國人中的低層次人群認同和叫好，廣泛地聲稱：上海「排外」。
對上海有著濃厚感情的美國學者李歐梵指出，上海精神在近幾十年來的發展中，混雜進太多太濫的落後的農民元素，導致上海「城市靈魂的失落」，就是對於現代性元素的損耗和摧毀，這對於上海乃至全中國來說是一大損失，可是當今的決策者並不清楚明白這點。因此，倡導「海納百川」，意味著不管良莠不齊的、也不管魚龍混雜的，個個都可以比翼共生，甚而，雞鳴狗盜的、濫竽充數的也照樣可以被混跡進高俸厚祿之中——在價值趨向實質上，依舊留存著傳統性的落後成分。
在大自然裡，即使浩瀚無邊的大海，欲維持良性的海洋生態，也不能無限制地容納有嚴重污染的河水，換言之，不應不分青紅皂白地接納「百川」的。自然界如此，況且人類社會乎？
對比我們的近鄰日本可知，當進入近代後，並非是以「海納百川」的方針全方位、等量齊觀地兼容並蓄接受各種價值體系和各路外來移民，而正是以「脫亞入歐」作為立國之策，其理論核心是「全面西化」，為此盡遣使團去歐美學習先進制度和文化，而視亞洲鄰國如草芥，拋棄了原有的腐朽沒落的亞洲價值觀，對本國的制度和文化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從而踏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歷時不久，國力便倍增，把所有的大東亞「窮鄰居」和低級文明遠遠拋在後頭。日本的維新改革經驗為國人、特別為上海人上了一堂真正的「發展是硬道理」課程。
4) 境遇倫理學表明，道德行為主體的德性是深受週遭境遇約束的，冷靜地從公正立場評判，則需要由行為的主客體兩者統一起來考慮。上海人在全體國人面前總是形象不佳，口碑不良，這是事實。然則我們需要從中剖析明理，不應為表面假象所迷惑。我們該反省的是：評介的動機和意圖到底是什麼？日常語言學派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具體用法。我們應把說話者的方式同特定的語言場景以及說話者的內心情感結合起來，綜合考察其用意，而不是孤立、抽像地停留於言語所直接傳達的意思之上。
若從問題的某一側面看，上海人授人以嫌的是，本屬於市場經濟運作的功利性行為，如需要引進人才勞力，招商引資，合作互助等等，可是當它同時附帶著道德的立場而輕鬆地以高調子唱出「海納百川」的時候，國人並不認同有什麼高姿態的德性附身，而認為只是在「作秀」而已。更要害的是，高調子的立場反被國人授以高標準的道德要求來度量己身，並認作為是天然合理的，如此便扭曲了公正。
在我們這個小農經濟傳統深厚的國度裡，平均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受到近世來氾濫的左傾主義的支撐，從而得以強化，使得道德輿論不是以統一的標準去評介世上的一切人物和事情，這種評介的價值依據以為：只要誰振臂一呼，四方雲集，擁有了足夠多的大眾人頭數量，便天然地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人民」、「群眾」這類名義是神聖的，可以相當當地去顛覆公正立場。
今天的香港遠比上海繁華、文明和開放，她的成就廣為頌揚。那麼香港有「海納百川」精神和寬廣的包容性嗎？且看：香港可以接納任何發達國家的公民來港旅遊，但是香港就是不能接受國內普通的公民以個人的名義來港旅遊或尋找工作，況且香港社會是通用粵語的。那麼在這裡就呈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來：同處於中國的版圖內，既然香港與上海之間的實際包容性差距已經昭然若揭，為什麼內地的國人紛紛評說上海是非常「排外」的，而不去說香港的呢？兩者的區別不在別處，就在於「一國二制」的體系，通行獨立自治的資本主義制度成了香港的擋箭牌，有效地抵禦了內地各種平均主義/左傾主義/民粹主義的「文化兼容」攻勢，可惜上海沒有這個福氣。
看來，在一個小農平均主義的國度裡，似乎適宜於低調行事。
200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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