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異化現象之淺析
作者：劉世洋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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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當今中國社會，隨著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傳統的文化領域受到嚴重的滲透和侵襲，當代文學也被畸形異化。本文試圖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分析其成因，並找出救治的方法。文章分為三部分，首先，對異化的理論進行了概括的梳理，並簡述大眾文化的基本特徵，明確其內涵；其次，分析傳統文化遭受異化的表現，從受眾、傳播者、藝術本身三方面來揭示；最後，探討當代文學中的異化現象，主要有明星化、類型化、鄙俗化等趨向。本文認為，大眾文化帶來的異化現象非常嚴重，只有通過精英文學和貴族精神才能遏制，從而實現文化乃至社會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大眾文化 異化 當代文學 精英文學
自從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以來，人的「異化」問題就一直受到特別的關注，在現代性尚未完成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畸形發展，導致了一系列異化現象的產生。文化藝術的本質逐漸被消解，甚至有被抽空的危險，而附著在上面的感官享受卻異常發達；在大眾媒介的強勢侵入和影響下，大眾失去了思考能力，作為人的獨特本質也有異化的趨勢。這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首先讓我們從異化的概念談起。
關於「異化」的涵義，許多思想家基於不同的立場和角度，發表各自觀點，各種思想體系相互補充，互為闡釋甚至相互矛盾對立，從而構成了豐富多樣的異化理論。其中，黑格爾的精神異化論，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異化論，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馬爾庫塞的總體異化理論，是最有影響的幾種。弗洛姆更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基礎上將異化視為一種心理體驗，認為異化還表現為生活中所有領域的異化，包括心理、思想、希望、語言的異化，具有普遍性。從詞義來看，「異化」在德語中寫作Entfremdung，意為「分離」、「疏遠」、「陌生化」，在英語中寫作alienation，意為「疏遠」、「轉讓」，在拉丁文中則有「出賣」、「轉讓」之意，暗指主體的出賣和轉讓，即主體的客體化。從上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異化」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反映的是一種主客易位現象，具體指主體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將自己的本質外化而產生一種獨立於人的異己的力量（如宗教、權力、資本等），這種力量又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使人從屬於它，變成它的工具，人由此而喪失了自由，同時也就喪失了他的自我和本質，變成非人的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異化」又可稱為「物化」。因此我們說，「異化」是指主體與客體關係的對立和顛倒，是與本質相背離的現象或狀態。
一、大眾文化的闡釋
探討大眾文化的異化現象，我們有必要對大眾文化的概念、內涵、特點作出界定。我們認為，大眾文化，是以工業社會的發展為背景，經技術革命特別是傳播技術革命而出現的一種文化，它是在充分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文化進入工業生產和市場商品領域而產生的新的社會現象，是由於現代大眾傳媒和信息技術與受眾之間的互動機制而催生的新的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形式，是以城市大眾為主要對象的複製化、模式化、批量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態。它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和商業規則，主動迎合不同受眾的興趣，從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取向。大眾文化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激烈的批評和指責，傳統美學試圖對其作出正確的解釋卻又無能為力。然而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化模式，大眾文化借助於市場規則和現代科技，全面滲入當今社會生活，從影視、廣告、互聯網、娛樂節目等文化產品的消費，到各種理念、趣味、形象等非物質文化的流行，大眾文化產業在帶來巨大財富和滿足的同時，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了它無處不在的威力。大眾文化以其強大的包容性和消解力，整合了媒體文化、商業文化、消費文化、娛樂文化等多種樣式，形成以趣味為核心，兼具重感性、簡單化、同質化等特點的新的文化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的生產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
大眾文化作為當今社會不可忽視的現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眾文化提供了娛樂和幸福，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提供了逃避社會壓力的途徑和空間，從而更好的適應社會的發展。大眾文化滿足了大眾對感官刺激與精神撫慰的需求，豐富和滋潤了人們的生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大眾文化由於自身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統中優秀的價值觀念與文化消費習慣，甚至已經對社會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危害，尤其是它對身處其中的大眾的異化更是值得深思。大眾不僅需要娛樂，還需要真理和思想；不僅需要消遣，還需要審美和追求；不僅需要生理的刺激和慾望，還需要精神文明和思想深度，還需要人格獨立的精神和自由思考的環境。而大眾文化，由於其自身的特點，也由於依賴的大眾媒介所具有的痼疾，恰恰存在著導致人的異化的因素和傾向。大眾文化既不關心人的精神焦慮，也解決不了人的生存難題，只是把人們帶入一個虛幻的世界，滿足於感官的愉悅和歡快；關於大眾媒介，拉扎斯菲爾德早在40年代就曾列數其四大罪狀：使大眾喪失辨別力，安於現狀；導致大眾的審美鑒賞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剝奪大眾的自由時間；具有麻醉精神。這些固有的缺陷，決定了大眾文化必然會導致大眾的異化，從而失去作為人而最為寶貴的本質。
從大眾文化本身來看，快樂原則是它的最高目的。大眾文化的簡單化和感性化特點，誘使大眾拋棄「痛苦意識」而追逐虛假的「幸福意識」，捨棄「現實原則」而崇尚「快樂原則」。它表現為逃避現實，遊戲消遣，宣揚感官刺激；還具有解構一切的傾向，所有帶來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沉重和壓抑的東西都被排斥，只是追求一種輕鬆的感覺和情感的釋放，以獲得暫時的「意義」和認同感。在這裡，人們的消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原來的實物消費品轉向情感、夢想和慾望等精神方面的感官消費。作為一種感性文化，大眾文化的消費性是建立在大眾本能的直接需求上，而大眾無休止的消費慾望則成了大眾文化不斷發展的動力。逼真的圖像、鮮艷的色彩、生活化的場景、動態的結構模式等等，這些全息的刺激使人們樂此不疲。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來看，大眾文化正是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要，激發了人最淺層次的本我欲求，在文化工業所創造的寬鬆環境下，長期處於壓制狀態的「本我」得到充分的放鬆，人們對於正統的諸多說教性觀念顯出不耐煩的心態，轉而人們沉迷於現實的具體享樂。大眾生活的物化，精神領域對於媒介的依賴，使人們變得日益膚淺化表面化，甚至以當下的滿足取代既往的終極關懷，喪失了對未來和事業的追求。而隨著大眾文化的日益發展，它的簡化、泛化以及模式化等特點更加突出，構成審美的藝術性、戲劇性、象徵性符號則越來越淡化以至消失。S．D．Dencon在《信息傳播與社會秩序》中認為，剝去了藝術符號的通俗電影，剩下的只是代表情慾和物慾的象徵意象，只能激發人們內心的自我中心、唯利是圖等惡的一面。大眾文化促使審美文化向實用文化和消費文化轉化，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物化；而大眾文化的物化，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物化，進而導致大眾人格的物化。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澄清，就是大眾文化的「大眾性」並不意味著大眾的主人公地位。表面上看大眾文化似乎不存在強迫行為，大眾完全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他們可以隨意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聽流行歌曲、看武俠電影、讀言情小說等等，大眾似乎享有充分的自主權。然而事實是大眾的選擇必須在大眾文化提供的範圍內進行。所以說，「大眾性從來不被大眾直接所決定」，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大眾性包含著無限制地把人們調節成娛樂工業所期望成為的那類人。」大眾文化包括了人們的一切生活方式，看似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和愉悅，實則是一張無形的網。馬爾庫塞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專家們傳播著必要的價值標準」，而且，「娛樂和信息工業不可抵抗的輸出，都帶有了規定的態度和習慣」，「大眾信息供應商系統地助長了單向度的思想」。在大眾文化的操縱下，大眾日益滿足於現存狀態，變得目光短淺、麻木不仁，在身心兩方面都潛移默化地被控制，他們完全按照大眾媒介所給定的範本來安排自己的行為風格、精神信仰、思維習慣甚至內在需求和願望，不僅不是主人，反而變成大眾文化的奴隸。
二、大眾文化的異化
大眾文化源自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具有把一切變成對像、變成物的傾向和特點，而意識的物化必然導致文化本身的物化，於是文化藝術變成商品，從而導致了生產代替創造、摹仿與複製代替想像和靈感的可悲結局。由於大眾文化商品所要實現的是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致使「藝術退化成宣傳的大眾文藝或商業性的大眾文化」，造成了審美文化的墮落。同時，大眾文化的物化趨勢還表現在它對於技術的依賴上，在影視、衛星、互聯網的推動下，大眾文化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帶來的卻是「藝術享受退化為消費和被控制的消遣」，人們追求的並不是音樂之美，而是音響技術，令他們著迷的並不是音樂旋律，而是高保真的效果。由於機器語言的介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媒介的依賴更強了，人們對情感交流缺乏經驗，只能以大眾文化宣揚的生活模式為範本，更願與機器對話而避免與人交流，從而導致人格的異化。大眾在大眾文化的強勢熏陶下，明顯地表現出逐漸被同化、物化甚至退化的傾向，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總體異化」。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人通過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它的意識形態性、控制性、商品性、複製性，看到了它對藝術、對傳播者和接受者的異化現實，對其價值持悲觀否定的態度。雖然說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自身的缺陷，但他們所揭示出來的問題，在當今社會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和解決，反而有愈發強勁的趨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大眾文化在當今社會中的異化現象。
對人性的異化：
大眾文化的異化必然導致人性的失落。文化的價值在於通過塑造特定形態的人來影響社會的發展，而一旦發生異化，它塑造出來的人就是畸形發展的人，由這種畸形發展的人構成的社會就是畸形發展的社會，而畸形發展的本質就是人性的不健全。當今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正在或已經導致了身處其中的大眾的人性異化：他們認為進步就是佔有更多物質財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道德低水準看齊，自由就是無止境地但又不負責任地追求快樂。大眾文化導致了大眾人格的異化，導致大眾個性的喪失。
這首先表現為大眾主體性的喪失。大眾行為受大眾文化的左右，大眾的思想意識也受大眾文化的影響。他們在大眾傳媒的引導下，形成了追求消費的價值觀，在消費的過程中常常失去主體意識而不自覺，逐漸喪失了自己獨立思考、判斷和抉擇的能力，進而出現思維和行動退化的傾向，在符號消費的「快樂」中陶醉，忘掉了自己，最終變成毫無主見的被動消費者。他們在廣告的誘惑下購物，在明星的指導下生活，甚至摹仿明星的思維方式，自願地消解個體的獨立性。大眾文化的同一化、標準化特點，決定了必然會排斥創新的東西，它表面上的異彩紛呈其實是專業人員用一定的格式編製的，它向大眾灌輸的是大量簡單的、重複的、標準化了的東西，因此它的個性是一種偽個性。它通過機械複製和批量生產，實現了內容和意義的標準化與同質化，人與人的知識範圍和思想意識趨於統一，個人在潛移默化中失去個性和獨特性，逐漸成為「大眾」。
其次，還表現為人們原本價值觀的喪失。隨著讀圖時代的到來，人們只是注重感官受到強烈衝擊的感覺，而不去深究圖像背後的內涵。大眾文化關心的是對大眾的刺激性、吸引力與迎合性，而對現實性則不屑一顧。儘管它逼真地複製了現實，但正是這種形象的複製將現實抽離了，我們看見的只是世界的影像，而不是實在的世界。在大眾文化潛移默化的改造下，大眾喪失了對自身命運的深切體察和對現存制度的懷疑，滿足於生理需要的娛樂，追求感官的緊張刺激和淺層次的身體愉悅，變得越來越膚淺庸俗。而對現實中的一切都無動於衷，正義感道德感逐漸麻木，思想幼稚，精神低迷，人的生活也變得毫無追求。此外，他們推崇炫耀性消費，追求商品的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他們會為了展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去打保齡球，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聽任廣告的擺佈去購買一大堆無用的東西。在大眾文化的指引下，大眾的慾望不斷膨脹，消費行為盲目而缺乏理性。他們將價值建立在消費基礎上，以消費來定義人生的內容，以金錢來衡量生活的意義。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展現自身的身份、品位和地位。
再次，大眾文化充斥了大眾的生活空間、時間和內心世界，使大眾失去了判斷的時間和能力，聽任大眾文化的驅使，於是傳統的情感體驗變成了日常生活的審美體驗。因為大眾文化「強調了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之間明確分野的消失，總體性的風格混雜及戲謔式的符碼混合」 。在仿真世界中，實在與表象之間的距離消解了，人們毋須去認識實在，毋須認識事物的本質。認識失去了現實的基礎，剩下的只有圖像的表意性。現代媒體的渲染力使一切文化形式變得同樣平凡，無論是高深的抑或膚淺的。而大眾則追求其生活體驗的實現，它的目標是對新生活、新體驗、新價值、新用語的無止境的追求，消費與閒暇意味著是種種體驗得以實現的時空。大眾一旦離開大眾文化便會有害怕孤獨和與世界脫節的恐懼感。
對藝術家的異化：
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商業文化，必然遵守商業原則，這直接導致了文化創作者的物化。強勢的大眾傳媒主動與文化藝術創作者合謀，甚至是大眾傳媒引導或左右文化藝術的創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藝術內在的價值規律。文藝創作者在進行文化的生產時，不得不將文化當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創作。於是，生產代替了創造，摹仿與複製代替了想像與靈感。藝術不再是為了表達內心的渴望與困惑，宣洩審美的情趣與衝動，展現自身的生命與活力，而是出於賺錢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劃」一詞，正是藝術家被異化的表現。策劃就是摸清市場需要、消費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場因素，然後進行文化生產。文化的創作不再考慮創作者的內心渴望和靈感閃現，創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眾文化也很少是個人原創性的東西，往往是集體根據營利的目的摹仿或複製的結果。藝術家的自由創作在大眾文化中被徹底否定和摒棄。
對藝術的異化：
大眾文化依托市場規律和商業原則，導致文化藝術淪為賺錢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從於自由的創造本性和審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眾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於是文化藝術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張揚個性、呼喚自由、批判現實和理想導向轉向了千篇一律、呼喚利益和消遣娛樂，從而導致了文化和藝術的異化。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當藝術受制於他者，不再是獨立存在的純粹個人的精神領域，不再履行著批判與否定的職責，而是屈從於現實法則以證實自己的社會效用的時候，藝術也就將自己終結了。
由於現代生產技術特別是大眾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大眾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和規模複製不僅具有了必要性，還具有了可能性。而標準化生產則帶來了藝術本質的喪失。「像工業產品的零件一樣，大眾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產流水線，標準化、模式化的文化生產線先設計出許多固定的標準情節、人物和結構，就像安裝機器首先準備一定的標準零件一樣，然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批量生產了。」標準化生產阻斷了個體的表現力和想像力，扼殺了創作的自由，藝術喪失個性，將藝術創作墮落為產品製作。法蘭克福學派激烈地批判大眾文化，認為它是對藝術本質的違逆。藝術是表徵主體性的領域，它的本質在於異在性，真正的藝術對現實應具有顛覆的能力。而大眾文化則完全消解了藝術的本質，使其由推動人類進步的力量而轉為導致人類異化的反動力量。
還有，大眾文化的娛樂文化身份，在推動文化藝術深入大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將文化藝術引向歧途。真正的藝術應該具有深刻的內涵和獨特的韻味，追求自由、永恆和意義。然而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質，使大眾文化本身充滿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喪失了崇高的追求；到處是宣洩個人情緒、沉醉感性生活、放縱陰暗心理，消解了深層次的思考與判斷，瞬間取代了永恆，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韻味。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追求物質享受和精神放縱，是人類思維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識的消解，大眾文化無法承擔起救贖的使命，它除了製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虛幻外，並不給民眾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所以說，大眾文化消解了傳統文化引導人類向上的使命，而轉變成異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
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當代文學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文學生產的明星化、類型化、符號化和時尚化成為當下文學的基本特點。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強勢話語，它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文學的創作，改變的當代文學的格局，導致其異化。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文學的明星化，造星運動蓬勃發展。大眾文化的興盛依托於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文化產業則是建立在明星機制的基礎之上，它通過大眾文化的平台，為我們源源不斷地製造明星。最近出現的「書商」就是主要通過塑造明星的方式來「包裝」、發行，從而賺取利潤。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攜《文化苦旅》橫空出世以來，一路高歌猛進，98年出版《山居筆記》，99年出版《霜冷長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體中頻頻亮相，雖然因為作品的粗製濫造而招來很多噓聲（評論界普遍認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體水平呈極為明顯的滑跌趨勢），但這並不妨礙他名聲和作品銷量的一路攀升。繼余秋雨之後，賈平凹、、池莉、虹影陸續成為書商包裝的對象。90年代後期隨著大眾文化的日益完備和它對文學日益深入的滲透，文學生產的明星化也更加成體系：書商選定有潛力的目標，從培育到包裝一直到推向市場，形成完備的市場運作模式。韓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這種造星模式的結果。大眾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給書商帶來最大利潤的同時，也反映出文學精神的日漸稀薄，從而導致人們對作家形象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文學本身意義的關注。人們糾纏著郭敬明眼睛的顏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斷炒作余秋雨的版權官司和曖昧情史。大眾傳媒與文化產業合謀打造文化明星的過程，實際上是抽空文學本質和內涵，將文學異化的過程；文學貌似在享受著高度的禮遇，實則被遊戲地對待，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其次，創作的類型化，消弭了文學的個性。在大眾文化的強勢影響下，類型化全方位滲透到文學創作當中。文學創作集中在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等體裁，這些小說類型在結構模式上高度類型化，只要把現成的材料填充在相應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學創作的各個要素，包括人物、情節、語言以及構思等，各方面都出現了類型化的現象。「小資寫作」總是圍繞成功人士、優雅別墅、酒吧、咖啡館、做愛等等。曾經風靡一時的王朔，就認為寫作不需要想像力，而要靠套路推動故事的發展，「套路有多少呢？沒多少，頂多200個，估計觀眾忘了，就從頭重複。」當前的現實問題小說也有固定的寫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與保守、腐敗與反腐、政治與情感的矛盾。張平的《十面埋伏》明顯符合偵探小說的敘述方式，《國家幹部》在人物設置、情節安排和故事主題等方面，也未能擺脫類型化的弊病。海巖也是如此，他筆下的故事總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鬥智鬥勇的較量，刻骨銘心的愛戀。海巖嫻熟地將這些元素調出不同口味，在類型化的文學創作中，輕輕鬆鬆地獲取大眾文化帶來的巨大利潤。同時，類型化的發達必然導致符號象徵意義的蔓延，人們的消費不是為了生存需求，而是為了符號所象徵的意義。韓少功就批評「生活符號化」說，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並不真實，「就其生理而言，一個人哪裡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饑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只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大眾文化造成的文學符號化，使得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在意義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學的所指成為一具空殼，而毫無價值的符號的象徵意義卻得到極度膨脹。它消弭了文學的個性，使得文學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終極關懷。當代文學中充斥著低俗的作品，發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衝動和樂趣才是真正的生活。這些作品通過再生產人的慾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滿足，來實現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衛慧便是代表。她宣揚「身體寫作」，從「身體」出發擴展至性和慾望，以現身說法的方式講述關於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體被重新發現，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眾文化收買，成為大眾文化賺取利潤的工具。衛慧的積極響應，又將這種鄙俗化和市場賣點發展到極致，細緻描繪浴室、酒吧、同性戀、酗酒等情節，從而走向歧途。文學內容在鄙俗化的同時，它的本質也逐漸被異化。這裡的深層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當今中國，在消費主義極為火爆的同時，我們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正如林白所說：「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喪失了家園，肉體就是我們的家園。」文學的鄙俗化、明星化和類型化，其中包含的經濟利益對於作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使得他們的創作必然地要朝這方面傾斜。
總之，中國片面地強調經濟領域的變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領域的配合，使得消費主義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畸形膨脹。以致物質的富裕掩蓋了精神的貧乏，感官的享樂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時尚排擠了高雅的趣味。人們不再追求生命的意義，淪落為消費動物。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則是治癒大眾文化弊病的最佳藥方。精英文化抵制大眾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貴族精神也是大眾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費性的大眾文化與超越性的小眾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約和補充，才能實現人類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識分子則是建設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的主體，他們應該擔負起大眾文化批判的社會職責。但是，很多知識分子不僅沒有這麼做，反而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盲目為大眾文化辯護。這裡顯示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乃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素質的低下。他們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識和批判精神，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知識農民（老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市民（新知識分子）。他們目光短淺、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祿，而缺乏人文素養和更高的精神追求，這是當今中國大眾文化畸形發展的重要原因。只有當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成長、成熟起來，成為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時候，他們才會熱情地建設精英文化和批判大眾文化。這樣的結果便是，大眾文化充分發揮其合理的一面，豐富人們的休閒生活，滿足人們的合理慾望，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淨化人們的靈魂，提高人們的精神素養，充分發揮導向作用，將整個人類社會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
參考文獻：
1．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2．馬爾庫塞．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3．單世聯．現代性與文化工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4．歐力同，張偉．法蘭克福學派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劉世洋（1983— ），男，山東沂水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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