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錘煉的「孔子」與一夜成名的「章子怡」
-----孔子與章子怡的對話，破解中國文化千年沉淪的謎局
作者：丁言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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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孔子是春秋時期魯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中國封建社會裡被尊為「聖人」，儒家思想滲透於中國人的生活、文化和政治領域，所以，對孔子的責罵被稱為「國罵」。
章子怡2000年被張藝謀發現並出演《我的父親母親》一炮而紅。她相繼主演了《臥虎藏龍》、《英雄》、《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大製作影片，逐漸躍升至國際巨星。國人評頭論足章子怡已習以為常，但把章子怡與「聖人」放在一起試比高低，享受「國罵」待遇，從實質上講就是向世人宣告了中國文化轉軌步履的艱辛與不可逆轉的基本走勢。
如果把一個對人類文明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偉大的思想家與一個在藝術上剛剛起步，在國際上稍有影響的藝術家，風馬牛不相及的拉扯在一起，論證其文化影響力，比較其歷史作用顯然是個偽問題，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實際上，文化的爭論背後隱含著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化轉軌的大問題，折射出當代中國文化衝突的焦點所在。為此，我們必須從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與以章子怡為代表的現代文化的交鋒中，清醒地看出中華民族的自戀情結和自殘意識，而且這種意識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軌的文化心理障礙。在對待孔子和章子怡的國民意識上，過分的厚古薄今不僅反映出中華文化依然迷茫且缺乏自信，還反映出國人文化內卷傾向。這種文化心理傾向有兩個顯著表現：一是對外文化敵視；二是對本民族文化的輕蔑。我們為什麼不能像尊重孔子一樣的尊重章子怡呢？
一、孤芳自賞的孔子與眾星捧月的章子怡
西周政權的衰敗，地方諸侯的興起，為中國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機遇，由此應運而生的諸子百家為中華文化多元化發展奠定了源基。在諸子百家中，如法家學派、道家學派、墨家學派以及中國歷史中的其他學派都是按照其創始人的思想和見解由個人獨創出來的、自成體系的思想學派，唯獨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卻述而不作，完成了在他之前的四千年來的中國文化的重新整理和解釋，並在傳承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了儒學。在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氛圍中，儘管孔子「三十而立」，並開始廣招弟子，授徒講學，孔子曾向天下宣告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是，孔子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並未取得任何實際上的優勢。由於五十五歲孔子在魯國難以施展政治抱負，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餘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遊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希望諸侯國君能採納自己的主張，他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但最終沒有一個諸侯國君採用他的主張，受權與他治理國家。孔子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恢復周禮、「仁者愛人」的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國計民生的問題就都能解決了，所以，孔子在孤芳自賞中了此一生。孔子想用自己的思想改變世界，但世界並不給他施展才華的機會；孔子想遊說列國，毛遂自薦，但卻像「喪家」之犬一樣招世人恥笑。
章子怡是不幸的，但也是幸運。 說她不幸是指章子怡沒有出身在政治動盪、思想混亂的年代，歷史沒有給與章子怡著書立說，指點江山，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說她幸運是指她趕上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思想文化開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的時代。1998年，張藝謀出現在章子怡的「表演人生」中，開起了章子怡的文化之旅。一個普通的北京筒子樓裡長大的女孩子，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在不斷仰視著自己的偶像中不斷塑造自我。她在回憶自己初學表演時候的感受時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去表演。」但她清純的大眼睛，飄柔的紅肚兜，樸實得像一個從沒有雕鑿、散發泥土芬芳的玉胚，經過大師們的點化和觀眾的捧場，章子怡技壓群英、脫穎而出，成為一顆令世界矚目的、穿著紅肚兜的、國際級的中國大牌影星。章子怡沒想改變中國，但她卻把中國文化帶向了世界文化的競技場；章子怡膽小的像一支「醜小鴨」，但她卻在世界最大的藝術舞台上翩翩起舞。
二、被專制主義者神化的、工具型的「儒學」與被觀眾認同的、娛樂型的「章子怡現象」
孔子修《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繼承了源自伏羲以來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傳的中國文化，創造出以「仁」為核心的儒學文化體系。孔子可謂生不逢時矣，自從十四年的自我推銷的失敗，他開始廣招門徒,把推行仁政、恢復禮樂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門徒身上。孟子是孔子的滴孫弟子，他認為孔子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主張以「仁」、以「德」教化天下，即用王道治理天下過於「溫文儒雅」，孟老夫子提出了要「仁」與「義」相結合，將儒家學說大大地向前推進。孔子做夢也不曾想過，他一手創造的救世良方，不但在百家齊鳴時沒有出頭之日，反而在百家競技中被秦王嬴政的「焚書坑儒」以致命一擊。令他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去世幾百年後，儒家學說，竟然成了封建專制統治階級獨尊的治國理念，傳承了兩千餘年，孔子也因此被奉為聖人。隨著歷史的不斷推進，歷代的儒士們對它的註解也在不斷的進行。從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這種風氣逾演逾烈，到南宋朱熹時，理學又對儒家學說的重大發展和改變。理學的發展使儒家的學術思想，更加貼近封建地主統治階級的實際和需要，到明清兩代理學成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理論工具。孔子是個致力於社會道德、政治規範和社會發展研究的偉大的思想家，因此，他的思想和學說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注定將充滿風雨，但這些都和孔子本人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他也不應該去承擔被統治階級神化的、用於維護專制統治的儒學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後果。
章子怡、姚明、周傑倫，劉翔等等一大批文化明星，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各異，擁有的崇拜者也不盡相同，它們之間也沒有脈源上的聯繫，但他們都是同一時代誕生的中國人。他們成功的路徑各異，但相同之處不可忽視：都是憑借自己獨特的技藝，從普通百姓一躍成為世界級的明星；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的文化；它們的崇拜群體是在自願的、快樂的基礎上，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國家疆域裡形成的、新的中華文化「流」族；他們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有效載體和文化大使，不但衝破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禁錮，還促進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文化經濟時代，文化的力量不再完全取決於文化自身的科技成分和藝術含量，而是取決於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手段，取決於人的文化主體地位的高低和文化市場的規範程度。章子怡、姚明、周傑倫、劉翔等成為世界級的大牌明星，不是因為她具有孔子一樣高的思想境界，也不是因為她具有孔子一樣高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是因為他們同樣創造了令世界震驚的文化奇跡。章子怡等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身上的那點才藝，會有如此大的文化穿透力，它不僅能衝破了偶像的文化壟斷和政治的等級界分，還給國人帶來精神愉悅和對未來的憧憬，與此同時，他們的成果還幫助人們樹立起主體意識和自我創造的價值觀念，激發出個人難以想像的文化創造力。
三、一敗塗地的「儒學」與走向世界的「章子怡現象」
孔子的理想社會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會，他把自己宏偉的救世理想寄托在開明君主身上，但他卻忽視了人的動物性肉身是難以超越的。君主們實在難以承擔起「天下有罪，罪在朕躬」這樣的萬鈞重擔，於是，他們背離了孔子「仁者愛人」的聖人之心，放縱和淪落就難以避免。由於孔子過分的自信，過分的輕視「以惡治惡」的社會制衡機制的作用，所以，中國政治就在儒學的統領下走入「人亡政息」的歷史週期。在宋朝時期，由於儒家思想的極度發達，結果被文化欠發達的遊牧民族蒙古族滅亡了；明朝也由於儒家思想獨統天下，被處於文化邊緣的滿族滅亡了；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著「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打的魂不守舍。文革中我們被極端的意識形態所籠罩，孔家店再次被打爛了，我們割斷了自己歷史的文化脈絡，阻斷了世界先進文化融合的通道，結果，文化慘敗，經濟崩潰，眾叛親離，天怒人怨，。
儒家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週期中，逐步從一個孔子的個性化思想，發展為思想清洗、文化鉗制和政治壓迫的重型武器。從文化的沿革上似乎這一切都是由孔子引發的，理應當要孔子承擔歷史責任，這就是傳統文化用共性抹殺個性，用集體和國家的力量抹殺個體與社會劣根性。中華文化是一個個性的集合，而非孔子的儒家文化，當西方文化以快樂地、耐人尋味的方式走進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時，我們才想起了我們的孔子，想起了儒家文化，想起了我們的文化之根。當章子怡、姚明走上了世界文化之巔時，我們要麼把它當作儒家文化的傳播者，要麼把它們當作儒家文化的反叛，甚至於把它們的著裝、飲食和語言的西化作為佐證，醜化、侮辱具有個性的、對傳統文化進行革新的新派中華文化。章子怡、姚明知道孔子，但並不代表孔子，章子怡、姚明走向世界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沒有血脈上的聯繫，也不要因章子怡的成功為孔子的儒家文化叫好，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也不要因章子怡的緋聞而玷污孔子的「聖人」形象，就理所應當的認為章子怡繼承了孔子思想的瑕疵。
四、恢復孔子作為思想家的個性與尊重章子怡作為藝術家的獨立人格
千年錘煉的孔子與一夜成名的章子怡之間聳立著一架難以逾越的文化鴻溝。章子怡就是章子怡，姚明就是姚明，它們創造了自我，也創造了一個表現自我、展示自我的、新的文化時代。在這個文化經濟時代中，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必須通過大眾的文化形式，溫和的、親切的走進文化主體的日常生活之中，並在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的過程中得到昇華。當今，主體文化抹殺個性文化的現象還存在，但是，個體文化早就不再因主體文化的好惡而隨波逐流，因大眾的個性而隨聲附和，而是在不斷創新中引導和開闢新的文化市場，創造更適合於個性，更適合於個性市場的特色文化。章子怡不代表孔子，孔子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再通過政治權利的通道加以推廣，孔子的治國理念已經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下走向崩潰，但孔子道德思想仍然生生息息，延綿不斷。法律上的主體與文化上的主體是對等的，孔子與章子怡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法律上都是獨立的主體，孔子的思想被統治者所膜拜、推崇，甚至於翻來覆去的肢解、組裝和美容，是因為孔子既可以作為統治者的精神鴉片，也可以當作專制遮羞布，甚至還可以變為千年文化沉淪的替罪羊。我們不能要求稚嫩的章子怡也像孔子一樣，去承擔起傳承孔子文化的歷史重任。我們需要千千萬萬個章子怡、姚明的個性創造，但我們決不能守望一個孤獨飄搖的孔子，企盼用孔子的思想維繫中華民族興衰。
五、孔子和儒學，章子怡與章子怡現象的爭論折射中國文化轉型的語境困惑
對於文化的研究，國內有三個向度：一是文化意識形態性的研究；二是文化自身價值的研究；三是文化生產力的研究。在這三種向度中，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處於壓倒性的地位，文化自身價值的研究由於受政治文化的影響，往往筆走偏鋒，萬流歸一，這一點表現在諸子百家百般向統治者獻媚的根源上找到中國文化之身價值研究的大結局。文化生產力的研究是一個新興的文化研究取向，它把人的法律主體轉化為文化主體，把人作為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和文化生長點，肯定了人作為文化的生產、銷售和消費的主體地位，把文化納入市場的範疇，用人們自主創造、自願接受和自我擴張作為評價文化的標準。 實際上，文化的意識形態性研究取向正是中國文化沒有成為獨立的、個性豐富的、有創造力文化的原因，也是中國文化始終依附於政治、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圈禁著人們的創造肉體的內在誘因。這種文化的傳承方式已經深深的印記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無論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文化蹂躪，這都不能改變它固有的文化依附和思想依賴，也不能使之震驚和覺醒。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文化的開放與文化覺醒的矛盾十分突出，政治文化的傾向性始終是社會文化的主流，市場的開放並沒有引起文化的解放，人們嚮往有個性的文化和獨立的思考，但是，總要先要辨別文化的是與非，評價的標準就是我們脈絡中千年不變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血流」。文化的敵視與文化的自卑的結果是文化自信的喪失，而文化自信喪失的標誌也正是文化的敵視行動和文化的自卑心理。
對於孔子和儒學，章子怡與章子怡現象的爭論，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展開的。孔子的個性化思想和獨立的政治行動與其它諸子百家之間不存在本質性的區別，他們一起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政治化研究方向的鐵幕。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的人格與儒學發展有聯繫，但決不是能相提並論的。孔子健在的時候尚且左右不了社會的發展，甚至於左右不了自己，他死後的世界更使他無法想像。如果他能長命不死，他會親眼看到他的個性化思想和執著的政治抱負，在現實中會變得面目全非，就是他本人也很難以分清是非曲直。幾千年來，孔子背負著太多太多羞辱和踐踏，因為孔子已經不是孔子的血脈和肉身，他已經事實上成為中華民族「榮辱柱」。當我們有一點，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點，可以用來自豪的展示自己的時候，我們想起了孔子與儒家文化的神聖力量，但是，當我們稍微遇到一點，哪怕是一點挫折，我們立即就可以從孔子和儒家文化身上找到文化的惡源。這次文化的爭論焦點在於章子怡的成功是玷污了孔子與儒家文化，還是弘揚儒家文化，我們從國人眾口一詞的將章子怡視為孔子的異類，並對其進行的大張撻伐，證實了轉型中的中華文化，民眾還深陷敵視與自卑的心態之中。
六、章子怡永遠不可能成為孔子，但是，市場就有可能再造一個「孔子文化流」和「儒學文化經濟」的奇跡
章子怡的成功與章子怡現象是文化生產力研究的課題。其實，章子怡的成功和孔子以及儒學本無實質性聯繫，章子怡作為一個文化的主體，它適合於受眾，適應於市場，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它的成功可以說是大眾文化的成功，它的成功完全取決於市場的選擇。它既不能說是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也不能因此否定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更不能因為她違背孔子和儒學價值理念，就否定她的藝術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波動、文化選擇和文化衝擊的正面效應。研究孔子與儒學不僅要研究它的社會和文化自身的價值，還要重點研究它的市場價值，開發孔子文化的市場產品；研究孔子文化的表現形式，探求其文化傳播的科技手段，再創孔子文化的市場需求，引導受眾自覺地、快樂的欣賞孔子、使用孔子和消費孔子，使孔子與儒學徹底洗刷清靠權力維持統領、靠教化維持生存不良聲譽。
在現代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條件下，雖然我們從章子怡、姚明的身上依稀看到孔子的面龐，章子怡、姚明也可以成為孔子和儒學傳播的載體，但章子怡、姚明卻永遠成不了孔子。專制權力選擇了孔子，由此引發了儒學的興起，導致了思想的凝固和文化的一統；市場選擇了章子怡、姚明，由此引發了個性主體的文化創造和多元文化繁榮，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如果時光倒流，章子怡、姚明或許能成為權力的附庸，一躍成為權貴「玩物」，成為民族的精神支柱，但這個時代已不再來，既然市場選擇了他們，他們就必須給受眾帶來愉悅，若市場需求不再，章子怡現象就已告完結。假若時光倒置，孔子再生於當今民主與市場時代，他也可能憑借自身的思想優勢，創造出輝煌的市場成就。如今，孔子和儒學的政治優勢所剩無幾，其學術價值和道德理念的優勢還在，這是一筆巨大的文化瑰寶，我們為何不幫助孔子和儒學脫下神授的道德法衣，從塵封的「聖壇」上走下來，在全球文化市場裡與章子怡，與姚明，與NAB，與好萊塢爭奪「粉絲」，培養肯交學費的俗家弟子，再次成為世界市場文化聖壇中的一支絢麗的奇葩呢？
美國人沒有文化，卻創造出個性豐富的文化「巨無霸」，章子怡、姚明等沒有文化，但他們這些文化新生代就是在吸允著民族文化的乳液，走進了世界的文化殿堂。中國人有厚重的文化底蘊，但除了有一個用權力支撐起來的、儒家「仁政」式的意識形態以外，剩下來的無外乎是一些被當局者視為主流文化的異類或「異端邪說」。人們把孔子與章子怡進行跨千年的比較，甚至於把以前用於咒罵孔學是「吃人」文化的「國罵」方式，去凌辱弱小的子怡和高大的姚明。實際上，章子怡比其孔子來說，成名之前，其受辱遠未達到「喪家之犬」的程度；成名之後，其受凌辱也未達到「焚書坑儒」和砸爛「孔家店」的程度。如果章子怡不想成為現代的「孔子」嫡傳弟子，只是夢想成為章子怡自己，就必然經過熾燙的「口水浴」的洗禮後，方可修成正果。孔子與儒學要想在文化市場中尋求生機，謀求發展，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像章子怡、姚明一樣認清自己優勢和不足，判斷自己的市場方位，抓住市場給與你證明自己價值的機遇。
丁言，曾任《市場經濟導報》副總編，《文明與宣傳》雜誌副總編。
Email:dingyan202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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