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與明代後期士人之心態走向
作者：羅宗強
文章來源：粵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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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與明代後期士人之心態走向
○ 羅宗強
從幾個側面、幾個人，其實難以窺測明代後期士人心態之全貌。之所以這樣做，意不過在於瞭解一點動向。想借助一點事實，來描述明代後期幾個士人群落之心理趨向。然亦只到天啟初，未及崇禎，更未及易代之際。蓋以為明之亡，萬曆後期已成定局。士之出處去就，群分類別，已足展現其分化之情狀。而崇禎至易代之際，此種之分化，似更為複雜而激烈。臨難之際，彼等之行為，為善為惡，亦更為驚心動魄。研究彼時之士人心態，另是一篇大文章。
對於明代後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他們都在想些什麼，應該給予如何之評價，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同一個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萬別，甚至天玄地遠。作為明亡過來人的王夫之，對於明代後起之新思潮，就表現出極端之厭惡。他說：「陽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轉語作胡蘆樣，不特充塞仁義，其不知廉恥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說，陽明思想，不過禪家者流，而妄談仁義。因之他就給了極嚴厲之批評，說是不知廉恥。他對於李贄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厭惡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隱、李宏甫為刑戮之民，則允為鐵案；絕無關係處，以身試燈油而恣其意欲。無知輕躁之徒，翕然從之，其書抵今猶傳，烏容不亟誅絕之也！」又說李贄在任雲南姚安知府時，「恣其貪暴，凌轢士民，故滇人切齒恨之」。關於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貪暴之事，並無確鑿之證據，只不過由於對李贄思想行為之否定，從而亦信有關李贄貪暴之傳聞。王夫之對於萬歷時任情縱欲之士人群落，同樣持否定之態度。他說：「潘之恆以納貲入太學，用淫媟術事賓尹，施施以獸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編，列稗官中，導天下惡少年以醉骨。而袁中郎、錢受之、鐘伯敬輩爭推轂之恆，收為名士。廉恥墮，禽風煽，以使神州陸沉而莫之挽。」[1]這是說，潘之恆、袁宏道他們亦負有神州陸沉之責任。與之相反，也是明亡過來人的錢謙益，則稱李贄為姚安太守時「政令清簡」，且對其人格備加稱讚：「卓老風骨稜稜，中燠外冷，參求理乘，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語皆刀劍上事。」他視李贄為異人。[2]他也並不否定袁宏道與潘之恆。他說袁宏道為吳縣令時，「縣繁難治，能以廉靜致理」。[3]他對於潘之恆，也只用了一種中性之敘述：「好結客，能急難。晚而倦游，家益落，僑寓金陵，留連曲中，征歌度曲，縱酒乞食，陽狂落魄以死。」[4]也是明亡過來人的張岱，則把東林黨人看作敗國亡家之禍害。他用了四十餘年完成《石匱書》，有人批評說書中沒有擁載東林，不合時宜。他為此有一大段議論：
弟聞斯言，心殊不服，特向知己辨之。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風波水火，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始終。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載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線索甚清，門戶甚迥。作者一味模糊，不為分。……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今乃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筆，仍欲擁載東林，此其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5]
所謂不合時宜，就是說，明亡後有一種肯定東林之普遍傾向，而張岱與之異樣。但是張岱之看法，亦自有其理由之所在。他是從東林士人群落內部之複雜，從黨爭之實際效果說的。他亦沒有否定東林首事者多為君子。我人知道，稱許東林士人群落者多肯定其以程、朱理學反陽明心學。是則張岱並不注重其思想之傾向。
明亡之後，反思明亡之原因，自有種種之看法，有稱亡於君，有稱亡於黨爭，有稱亡於民亂，有稱亡於閹黨，有稱亡於王門子弟之清談，有稱亡於外族之強項，有稱亡於政之腐敗、世風之敗壞等等，不同之視覺，不同之論斷，無慮數十種。上述涉及士人之不同看法，其實多是反思明亡因由之衍生物。
對明代後期不同士人群落之不同評價，自有評價者思想傾向、素養、愛憎之不同，但亦存有對明代後期社會之複雜性應如何看待之問題。
影響明代後期士人心態走向的，有政權之運作與生存狀況，思潮之發展變化。生活條件、生活環境、生活風尚之變化等諸多因素。而此種種之因素，又各各呈現為複雜之面貌。對於每種之因素，很難用是與非作簡單之劃分，往往是非交錯，是非並存。此一種之複雜性，正好說明明自嘉、隆以來，思想與社會生活，都發生了很大之變化，富可敵國與民無立錐之地；歌吹宴飲與饑民流徙；商業的發展與賄賂公行；連綿的水旱災傷、民變；邊境戰爭不斷；皇權的高度集中與政府之癱瘓；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佛、道各種思想並存、糾結；淫樂、爭鬥、享樂、四面楚歌。整個一副末世景象。士人處於此種環境中，心態之變化自然受其影響。
自生活環境之變化言，我人都知道，明代後期商業有很大之發展。商人以其積聚之大量財富，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儒商之出現，有可儒可商之人群，儒與商之界線逐漸淡化。商業之發展正在改變著人們的觀念、生活趣味與生活追求，影響浸透社會生活之各層面。崇尚享樂，唯利是圖正以一種不可阻擋之勢，滲透到社會生活之各個角落。我人常常注意商人之儒商之一面，而忽略商人之另一面。商人之本質是謀利，謀利而取之有道，於經濟之繁榮、社會之進步自有其意義所在。但是隨著商業發展而來的，不僅有儒商，還有奸商。而且奸商在明代後期社會生活中之影響，其實並不亞於儒商。造假、欺詐之行為，在筆記小說中有大量之記載與描寫。而更為重要的是奸商之摻入政治生活，與官場之腐敗連在一起。萬曆二十年（1592）七月，江西按臣秦大夔奏：
豪商假借部批，夾販木植，僣稱上用，掘官陂，役鄉夫，委難輕貸。[6]
沒有買通地方官員，此事決難實現。
萬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奏：「奸商張澤等侵冒軍器錢糧，乞行嚴究，以清庫藏，以妨積毒。[7]
萬曆四十七年（1619）八月，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言：
如城守所須盔甲火器、弓矢刀仗等項，查庫內及成造衙門見存有幾？堪用有幾？其不敷者立為創製。如硝黃為火藥急需，而奸商內璫相倚為奸，半土半鹽，久盡化而為土，宜領價耑官別買，以便製造。[8]
這年的三月，遼左大敗，殞將覆軍，京城危在旦夕，而奸商置國家危亡於不顧，竟然以土與鹽冒充火藥！能夠經營軍輸兵器的多是與官府有勾結之巨商。至於常時藉著政府南糧北運之機，買通漕運官員，搭載私貨；官商勾結，販賣私鹽等等，更是常事。[9]政府之各項工程，商人亦從中漁利。葉向高在《攝工愚見序》中說，留都城垣廨署舟梁器械之維修，一年十餘萬也就夠了，「頃非時宣索，動至鉅萬，府藏為竭。而中貴人督金錢者猶項背相望，是上糜也。兼之法久弊茲，人情弛廢，物料工作，百不如曩日，報竣未幾，圮壞隨繼，歲歲耗縣，官無已時。甚至上供諸物，賈人子輒夤緣為利，旁侵私割，無不尾閭。是下糜也。」[10]上是宮中之索取，下是商人之私割，侵吞的是國家財產。商人可用金錢買官，是公開容許的。而官商勾結之行賄風氣進入官場，買官賣官，亦成其時官場習見之現象。雲南巡撫傅習，讓僕人送了兩罐金寶給桂萼，希望內轉為京官。其時桂萼正負責銓選，他就收了金寶，不到一個月，就將傅轉至南京任職。[11]張居正那樣嚴厲整頓吏治，行賄者照樣絡繹而至。《張太岳詩文集》中拒賄之書信就有好幾封，其中劉虹川還兩次行賄，第一次被張居正退了回去，第二次又來。張居正就寫信給他說：「若必欲如流俗所為，捨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揚言於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將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12]我人不是說張居正不受賄，他是疏者拒而親者收的；而是要說明，從張居正拒賄的這些書信中，可看出當時官場公然行賄之情狀。此種之現象，到萬曆後期更為嚴重。萬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雲南道御史史學遷言：「楚事方興，萬萬金錢遂入都中沈一貫、朱賡、司理監田義、東廠陳矩、通政司沈子木、科臣錢夢皋，當日餽遺之單目可證，過送之姓名可問。此等奸貪隱情，皇上知之乎？」[13]「楚事」，指楚王案。史學遷此疏揭發的是楚王案中自首輔沈一貫至科臣接受楚王賄賂之事。萬曆三十六年（1608）以後，葉向高為首輔時，就驚歎救弊之無法可施，「年來世路淆濁，賄賂公行，責在揆端，真難自逭。」[14]賄賂到了公行之地步，也就無法可施了。不是說官場買官賣官、公然行賄之責任全在商人，而是說唯利是圖之觀念正以一種無可阻擋之勢，沖決道德之堤防，進入社會之各個角落，亦進入官場，進入士人之內心深處。
至於享樂觀念之改變著社會風尚，更是不爭之事實。此種風尚之形成，與商業之繁榮、與商人之揮霍關係至大。商人之豪奢生活，不僅導引著商業、服務業之發展，亦導引著城市生活之風尚。此一種之生活風尚，亦直接帶到士人群落中來。葉向高在《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留都序》中提到商人子弟把享樂、任俠習氣帶到太學來的情形：
今之太學，貲郎所托徑耳。教於何施，急繩之何益？雖然，此為北雍言也。南則異是。南之習汰於北，諸生多賈人子，易與為非。小之而平康狹邪之遊，大之而扞網使氣之事，銜轡不嚴，則佚而散矣。[15]
向高作為首輔，對將要到南京任國子監祭酒的劉宇兼重加囑托，要他對那些商人子弟嚴加管束。從其時之小說中，亦能看到商人之生活情趣對市民社會影響之廣泛而且深刻之生動影相。當然，奢侈生活風尚並非只有商人才有，官場亦廣泛存在著。官員之奢侈，連深居宮中的萬曆皇帝也清清楚楚。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他下了一道聖旨：「近聞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輿出入，晝夜會飲，輦轂之下，奢縱無忌如此。廠衛部院一併訪緝參究。」[16]萬曆二十二年（1594）八月，陝西道御史趙文炳上疏，稱：「未有小民奢侈而不困窘者，亦未有居官奢侈而能清介者。邇來繁華僭逾，風俗大壞，則去奢崇儉，誠救時急務。但大臣不行，何以表百官；京師不行，何以示天下，則皆宜身先節約以為眾庶倡。」[17]我人知道，明代之官員薪俸極低，能夠過奢侈生活，除家中原本豪富者外，必靠不明之財產。而此種不明之財產，除非法所得外，必無他途。因之官員之崇尚享樂之風尚，又與官場之腐敗連在一起。奢靡享樂，作為觀念，作為趣味，作為時尚，在社會之各個角落漫延。葉向高曾用一句極簡潔的話加以表述：「淫詭成風，四民如一。」[18]這是社會生活環境，是士人心理趨向之現實基礎。
自思想之發展言，明代後期亦處於巨大之變動中。自發展脈絡之大體言，明前期是程、朱理學，中間是陽明心學，最後又回歸程、朱理學。但這只是大體，其中之交錯糾結，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思想之大的變動，應該說是陽明心學之出現。明亡之後，反思者歸罪於王學，而不知王學之出現，乃是思想史發展之必然現象。對於程、朱理學之解讀與踐履走向僵化之時，王學自理學之內部抽繹而出，對儒學統系作一更新，乃是自然之事，此其一。王學之出現，目的是要從內心尋找出路，提升道德境界。敏感之思想家，已經預感到士風世風行將到來之衰敗，陽明一再說致良知以改變士風世風就說明此一點。此其二。商業之發展，重個人之觀念正在悄悄的到來，王學中重自我之理念與此不無關係。雖然陽明倡人人皆可為聖人，本意在於完善個人道德之修持，但既回歸自我，回歸本心，則重視自然人性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於是王門後學發展此一題中應有之義至極至時，也就走向任由個性之張揚與慾望之放縱。一種原本在於追求道德修持、重在從內心深處進行道德自我約束之哲學，卻不知不覺走向擺脫道德約束、走向自我之放任。而此種與其初衷相背離之走向，其實正反映著社會生活發展之一種新趨向，是一種合乎時宜、應時而出之新的思想潮流。此其三。此三點，可說明王學出現之必然。
王學的出現事實上並沒有取代程、朱理學之正統地位。即使在陽明於征戰平叛中絃歌講論創立此一學派的聲望極高之時，在王門子弟四處講學，王學之發展聲勢浩大之時，亦未曾動搖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之地位。除了徐階為首輔的很短一段時間王學公然進入朝廷之外，王學一直以在野之姿態存在著，無論它當時在士人中有多麼大之影響。我人只要看《明實錄》中記載的屢屢反對王學之事實，即可說明此一點。
其實王學建立之初，只是儒學之一支，它實質上並未背離儒學之方向。正如陽明之弟子黃綰所說：陽明之良知說，出於孟子之性善論，致知出於孔子。[19]陽明只是對儒家學說作出新的解釋而已。他甚至要把自己的對儒家學說之理解，說成與朱子並無矛盾，為此而選出《朱子晚年定論》。王學後來發展之所以逸出孔孟思想之範圍，乃是思想史發展之自然結果。任何一種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要保持其純而又純之性質，幾乎是不可能的。思想史足可說明，各個學派在其發展過程中，存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之現象，此其一。任何經典，後來者作出不同之解讀，已為思想史公認之事實。即使解讀者聲明自己是正統，他亦未必就是正統。此其二。正是此兩點，也就可以理解陽明學說在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思想之融合。
陽明思想已有禪學之成分，雖然他一再解釋他的思想與禪學之根本差別所在。後來甚至到了黃宗羲，也解釋此種之差別，大要說是一入世，一出世。到了陽明後學以及王學後來之跟隨者，他們談論王學之某些論題時，是禪佛，是王學，往往已難分辨。
明代後期，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禪佛與道家道教各種思想並存之局面已然形成。此種思想多元並存之局面，已沒有任何力量所能改變。雖然朝廷可以禁講學，毀書院，但是講學與書院照樣存在下去。雖然朝廷可以殺離經叛道者如李贄、何心隱，可以殺僧達觀，但是李贄之著作照樣熱銷，禪佛照樣成為士人之普遍信仰。
政權之力量已經無法改變此種思想多元之局面。這就是明代後期士人心態走向之思想環境。
社會生活環境、生活風尚之巨大變化，思想之多元化，士人之心態走向亦呈現為多元並存之格局。
我人看到，商業之發展為士人提供更為寬闊之生活出路，一部分士人或儒或商，自由進出。他們一部分人以己之所長、以一種特殊之方式進入商業領域。他們賣詩賣文賣書賣畫，甚至進入古董買賣市場，他們自我邊緣化於政治之外。
隨著社會生活風尚與新思潮之出現，一部分士人走向自我。重自我之思想之出現，乃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重視之一新亮點。如王陽明、李贄輩之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獨立思考，破除思想之禁錮，從而走向思想之多元。此種現象，雖時日不長，但在我國之思想傳統裡意義重大。此種思想之進一步張揚發揮，與世俗社會追求奢侈享樂風尚相結合，此一士人群落便亦走向放縱，任情縱欲，追求人生之舒適快意，追求情慾與物慾之滿足。但是，此一部分之士人，並不像我人所想像的那樣，是重情思潮之產物；也並非我人所想像的那樣，為晚明思潮之主流。他們之內心，遠比我人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情與欲交錯。他們有的亦純情，有的卻是發洩慾望而已。自發洩慾望言，他們回歸沒有道德約束之自然本性。明代後期的這一部分士人，是入俗最深的一群。在反假道學上，他們展示了人性之真、之美；在縱欲上，他們又流露出人之自然本性中獸之一面。他們追求快意，而其實他們的內心深處存在著憂慮。他們迷惘，在縱欲之時或之後，常有一種無所歸依之感。於是他們皈依仙、佛，以求得心靈之著落處。屠隆、馮夢禎、王稚登、袁小修輩都如此。情與欲，既聯繫而又有別。我人考察明代後期社會重情、欲現象時，常發現有純為赤裸裸慾望只發洩者，亦有純情者，亦有情慾一體者；或人各不同，或同一人而處不同時地、面對不同對像時表現情、欲之不同狀態。學者從湯顯祖《牡丹亭》看到真情之聖潔，為情可生可死；從馮夢龍情教說看到情之教化力量。然我人亦無須迴避，明代後期確有一種純為縱欲之行為。我人往往亦誤認此種縱欲之行為為情之覺醒。此一類縱欲，上自達官、豪富，下至市井無賴，所在多有。而對於士人之此類行為，卻往往難以定位。如袁小修少年時代之縱欲，我人將他此一類之行為，與他所描寫的王回之縱欲行為相比，要從其中找出區別來，就實在不容易。屠隆之縱欲，王稚登之縱欲，亦有類似之情形。
情與欲，一直是一個不易弄清的問題。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朱熹說：「七情是氣之發。」[20]氣是形而下的，是天生的。七情是氣的表現，七情便是與生俱來的。他又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21]仁、義、理、知是性，惻隱是仁的表現，羞惡是義的表現，辭讓是禮的表現，是非是知的表現，四端皆是性之表現。是則此四端又具有道德判斷之性質。情有無道德內涵，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孟子說性其情，是則當情未為性所約束之前，它是沒有道德內涵的。王陽明說：「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22]它是人心合有的。當七情有著時，就是欲。欲，才是良知之蔽，才須去蔽而復良知之本體。欲，是貪，是過分。陽明主張情應中和，不可過分，過分就應該反對。問題是：何謂過分？若情具道德內涵言，則情自當有高尚、庸俗、卑下之別。若情為自然人性所本有，本身並無道德之內涵，作為社會人，自當受社會道德之約束。然則以何種之道德、何種之尺度方具公正、公平、公信力，一直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明代後期重自我、重情，以至縱欲之思潮與風尚，從反對假道學的層面說，它是進步的。假道學把人變成假人，反對假道學就是要把假人還原為真人。培養假人，乃是一個民族敗亡之最大禍害。我人或者可以把重自我、重情稱之為自我的發現、人的發現。一個假人充斥的社會，終將走向反面。走向反面就是走向另一極端：極度的放縱。極度的放縱又會把人變成非人，帶著更多的動物性，泯滅人與動物之界線。最後又必然要回歸假道學。
明代後期之此一士人群落，當其反對假道學、回歸真我之時，未能找到人之自然本性與人之社會性之合理結合點，未能做到既保持真我，又有合理之道德約束；既能得到人生之舒適快意，又要承擔社會責任。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亦如同晉人風流一樣，稍縱即逝。我人似可把此一種之歷史現象，看作自我發現成功與失敗並存之紀錄。晉人有過此種紀錄，明代後期又一個此種紀錄。是為歷史之弔詭！
明代後期士人心態之另一重要趨向，是一種拯世情懷。這些士人之行為各各不同，思想之傾向亦異。但他們有一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具有士以天下為己任之傳統心態。在思想多元化之明代後期的社會環境中，他們仍然秉承著士傳統之此一核心理念。在這些地方，我人可以感受到傳統之巨大力量。此一文化傳統之基因，在不同之歷史時期，都有它的有力的承傳者。王陽明之倡致良知以改變士風世風，是此種情懷。楊爵、楊繼盛、沈鍊、楊漣諫諍以死，是此種情懷。高拱、張居正之改革朝政，是此種情懷。東林士人之抗爭，是此種情懷。此一種之拯世情懷，又都伴隨著傳統自身之弱點，伴隨著士人自身之弱點，結果他們之行為都以悲劇而告終。
自傳統之弱點言，士以天下為己任往往與忠君觀念連在一起，從楊爵們到東林黨人楊漣們，在臨死前還從內心深處表示著對於皇上之無限忠誠。不管皇上是如何之荒唐，不管皇上是如何之昏庸，永遠是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此一種觀念之突破，要到黃宗羲出來才做到。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提出了對於君之認識，亦批評了臣之此種愚忠。他說：「後之為人君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23]黃宗羲顯然是在反思明代後期皇帝誤國之後，才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設若楊爵們與楊漣們當年認識到此一點，則當是另一番景象。當然，士之執著於傳統理念中以天下為己任之核心價值，於家國危亡之秋，亦往往表現為慷慨赴難，堅守氣節。對此一傳統基因之是是非非加以論斷，亦非簡單言語所能說清。此又一是非並存之事相。
此一部分具拯世情懷而他們之拯世理想以悲劇告終之士人，自身之思想性格與處事能力都有可議處。高拱、張居正之失敗，與他們之權力慾，與他們張揚跋扈之性格有關。而東林士人之失敗，則更具普遍之意義。他們長於講論，長於道德之護持，而弱於政治運作之實際能力。他們是文人，以文章而入仕。政治非他們之所長。他們其實無法適應複雜變化之政局，更無能力駕馭此種複雜變化之政局。他們往往表現出書生氣。不唯如此，有時甚且失之迂腐，於事無所助益。
考察明代後期士人之心態走向，我人可以看到在一個生活環境發生變化、思想多元化的社會裡，士人之人生選擇、價值觀念亦多元化了。文徵明、唐寅、王稚登、潘之恆們之自我邊緣化於政治之外；王陽明及其弟子們之醉心於講學；東林黨人之介入政爭；當然還有士之道德淪喪者，從反張居正改革之李植輩，到為魏忠賢建生祠、既奸詐凶險又阿諛諂媚之一大批士人。思想多元化與士之分化，為明代後期之一大景觀。
考察明代後期士人之心態走向，我人也看到，士之道德理想與現實政治常存在一種錯位之現象。他們改變政治敗象之良好願望往往與現實之間存在距離。此一點，除了他們缺乏參預政治之實際能力之外，政權之實際狀況亦一原因，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原因。面對一位貪於錢財，不顧生民死活、疑心甚重、借助廠衛牢牢掌握著權力，而又不理政事，亦不讓臣下有理政事機會的萬曆皇帝，任是有著怎麼樣良好願望的士人，必亦一籌莫展。士在政權運作中之實際能力與影響，畢竟是有限的。
[1]均見王夫之《搔首問》，《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岳麓書社1996年。
[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閏集。
[3]同上書，丁集中。
[4]同上書，丁集下。
[5]張岱《與李硯翁》，《瑯嬛文集》卷三。
[6]《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五十，頁4663。
[7]《明神宗實錄》卷三百零五，頁5707。
[8]《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五，頁11185—11186。
[9]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一書中引有官商勾結之不少例子，可參閱。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6年。
[10]葉向高《蒼霞草》卷之四。
[11]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二。
[12]張居正《答劉虹川》，《張太岳詩文集》卷二十七。
[13]此事詳見《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五十三，頁8857—8859。
[14]葉向高《與王按院》，《蒼霞續草》卷之十六。
[15]《蒼霞續草》卷之三。
[16]《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六十三，頁4893。
[17]《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七十六，頁5107。
[18]葉向高《送宮諭毅菴黃先生典試還朝序》，《蒼霞草》卷之四。
[19]《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譜》三引黃綰疏。
[20]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三。
[21]同上書，同上卷。
[22]《王陽明全集》卷三，《語錄》三。
[23]《黃宗羲全集》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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