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回來的歷史
作者：許知遠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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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點都不瞭解中國」。在大約四年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聽到類似的批評。每週一的中午，我坐著紅色的出租車沿著三環路前往上班地點。儘管北京擁有世界上最寬闊的道路，但在早晨與傍晚時，那些亨利·福特Ｔ型車的後代們仍舊像罐頭中的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除去製造了大量廢氣，它們還使交通路況播報成為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如果主持人還會插科打諢，他們簡直就可能成為超級明星。偶爾，我會看一眼並排行駛的另一輛出租車上的乘客，大多時候，他們都擁有一張沉著的臉，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大衛·裡斯曼筆下的「孤獨的人群」。你不會擔心獨自乘坐出租車會寂寞，北京的「的哥」是世界上最健談的職業人群，他們會從美國大選談到腐敗再談到馮小剛的電影《天下無賊》，說到公司如何「剝削」他們時，他們是通俗政治經濟學的闡述者，而當發生交通擁堵時，他們又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都是警察管得太多的過失。」
這座城市的面貌總在變化，地產商如今是最時髦的人物。他們借用現代建築大師的觀點，說房子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市中心他們建造了全透明的寫字樓，讓在其中工作的人像是魚缸裡的金魚；在郊區他們複製了歐洲的面貌，並信心十足地稱那一小塊地方就是海德堡、溫哥華或格林小鎮。在這座同時供1000多萬人共同呼吸、工作、發愁、享樂的城市中，很多人的志向就是在不斷崛起的高層建築中擁有一個方格子，然後再買一輛車，以便從睡覺的方格子趕往工作的方格子，把不算少的時間花在堵車與尋找停車位上。林語堂曾說北京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它散發出的韻味只有巴黎能夠相比，現在，它變得越來越不適宜居住，昂貴、擁擠、不舒適，在冬天時它太冷，春天時還要忍受沙塵。但人們的慾望與不安使這座城市顯得熱氣騰騰——有那麼多的大生意，2008年還要舉辦一場奧運會——我們需要修建更多的樓房，更寬的馬路，讓上面奔跑更多的汽車。人人相信未來會更美好，而昨天是注定可以拋棄的。
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人是移民，老捨筆下那些提著鳥籠、會說濃重的捲舌音的「老北京」多數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南部和二環內那些正在消失的胡同中。寬闊的長安街將北京分成兩個部分，北城代表著文化與經濟的活力，它是大學、跨國公司、西裝領帶、酒吧咖啡館、證券交易所和時髦的男女；相比之下，南城顯得缺乏生氣。這座城市的歷史痕跡正在一點點地消失，有著老北京緩慢和悠閒節奏的後海，如今燈火搖曳、人潮湧動，喜力啤酒早就取代了豆汁。
我日復一日地穿越這座城市，卻極少產生過瞭解它的願望。我上一次去故宮是15年前，我差點忘記了，它是世界上最壯闊的宮殿，它高聳的紅牆比白金漢宮或是凡爾賽宮都要巍峨。北京總是一個抽像的概念，一個線條，我從未試圖展開它的細節。
而我在課本上所瞭解到的歷史，也一樣缺少細節。它是一條不斷向前的直線，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資產階級又戰勝了貴族與地主，最終工人階級成為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更為乾脆的分法是僅有新舊兩個社會。舊社會是黑暗無邊的封建專制，是慘無人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新社會則蘊涵了所有的希望。歷史進程在我的頭腦中幾乎全是突變的，它依賴的常常是一個事件、一個會議或者一個偉大的人物。
20世紀行將結束時，我逐漸感覺到中國的社會和她在外界的形象又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改變。在剛剛過去的100年中，中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變幻無常也最觸目驚心的實驗場。面對這一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倖存者，不同的力量都試圖重新塑造她。她過於複雜，而在她沉默的外表下又蘊涵著罕見的生命力。美國外交官約翰·帕頓·戴維斯在1972年的回憶錄《Ｄｒａｇ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ｉｌ》中寫道：「那些希望將中國現代化和基督教化的西方商人、傳教士和教育者們都失敗了。……美國政府失敗了。蘇聯統治者想逐步控制它的企圖也失敗了。」這種不變論在今天的中國仍擁有一些永恆的聽眾，他們喜歡尋找潛規則，他們迷戀厚黑學，他們相信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著循環論。
與此同時，我們又聽到另一種過分樂觀的看法：計劃經濟過時了，市場經濟自然就建立起來了；市場力量增強了，行政力量就退後了；如果經濟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我們在2050年就會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新一代人擁有了互聯網，豐富的資訊可以讓他們的人格更健康……這樣的思維讓一批中國的觀察者們樂此不疲地尋找種種社會變革的符號，並為它們賦予意義。
但這兩種線性思維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社會，它處在一個要複雜得多的坐標系當中，因為它正在從一個封閉靜態的體系向一個更開放、更變動的體系過渡之中。在我上大學時，北大南門開始出現飛宇網吧。那些十年前還在閱讀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少年們如今變成了《紅色警報》和《帝國時代》的ＦＡＮＳ；十年前的海子、駱一禾也已經變成現在的程序員和雄心勃勃的創業者。中國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一場新的全球變遷之中。信息技術不僅僅是蒸汽機、鐵路這些偉大發明的繼續，它更創造了一種新的全球體系。中國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同屬於全球市場革命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在東歐、在前蘇聯國家、在越南，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都在向市場體制轉變，但是，這樣的轉變也並非處處成功，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世界在冷戰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資本與信息暢通無阻地流動，人們很快就發現，所有國家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你能否成為新的經濟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西班牙思想家曼紐爾·卡斯特認為這場信息革命已經開始將世界重新劃分，地域邊界的價值已不比從前，全球化把全世界有價值的東西聯繫在一起，把那些掌握技術、信息、資本的精英們聯合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那些沒有價值的地區和人民變得越來越邊緣化，直到被排除在全球網絡之外。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新體系的前夜有些類似於卡爾·馬克思在1848年的感覺。他在目睹了資本主義和技術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質繁榮時說：「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起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是要大。自然力的征服，輪船的行駛，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
在風景如畫的三峽建立世界上最壯觀的大壩，照亮長江中下游；將經濟增長帶入廣闊的西部內地，再用管道將石油天然氣運輸出來；在珠三角、長三角那些數不清的工廠裡打工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7天，他們生產出的打火機、鞋帽、空調、微波爐、玩具充斥著從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場到美國的沃爾瑪超市；中國的領導人前往俄羅斯、加納、智利、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持續高漲的中國經濟需要更多的鋼鐵、石油；施羅德、盧拉、希拉克、瓦傑帕伊紛紛拜訪中國，他們需要這個市場；大批的勞工飄洋過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國、歐洲、東南亞、中東、南美洲、北非，開餐館、開超市、修公路……他們既建設了自己的家園，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商人一樣創造出硅谷式的奇跡、一樣到納斯達克上市、一樣收購跨國公司的業務……
但是，如果我們扔掉喜歡報道奇跡的商業報刊，離開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也不去參觀世界工廠中的生產線，就會看到另一個中國，它的色彩並不那麼光鮮。
在我上大學之後第二年，大學的學費上漲了將近兩倍，這個數字到了2004年已經到了6000元左右，如果加上生活費用，一個學生一年至少需要1萬元。高等教育告別了福利制度，在一些方面，它甚至比其他行業更徹底地皈依了市場原則，這意味著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們可能失去「跳龍門」的希望，他們成了信息時代第四世界的人。他們未竟學業就直接就業，成為餐館服務員、搬運工、保潔員和建築工人，與他們的父輩不同的是，他們卻有更多的機會看到外面的世界和對比別人的生活。況且，上大學本身也不再意味著穩定的前程，如果你沒有掌握特定的技能，你要做好「畢業即失業」的準備。
我常常疑惑，2004年的中國人和1904年的中國人還相似嗎，和1004年的中國人呢？直到今年，我才認真地閱讀林語堂出版於1935年的《中國人》。那一年也是魯迅去世的年份，這位20世紀最傑出的作家畢生都在告誡國人，中國傳統一片漆黑，只有奴隸、太監和吃人的禮教；那一年也是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的高潮，他認為打麻將、隨地吐痰、衣衫不整這些惡習必須被克服，代之以清教徒的清潔與克制。但是林語堂在批評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之後，並沒有忘記描述中國人的平和的內心、特別的幽默感；動人的詩歌、戲劇、繪畫、書法；在面對災難時的韌性和勇敢……
中國太過龐大。1904年時，世界有16億人口，中國是4億，2004年時，對應的數字是65億與13億。它漫長曲折的邊界至少與14個國家相鄰，並難以避免地和其中的一些國家發生過衝突。一些早期的外來的觀察者很容易就發現，中國各個省份間的差異簡直就像歐洲不同國家間的差異，而當整個東北被日本佔領時，上海仍舊歌舞昇平，這讓他們總是疑惑，這麼一個國家究竟是按照什麼樣的方式組合在一起並運轉的？
伴隨著中國的每一次劇變，這個疑問就會被再次提起。如果說地域上的差異已維持了幾千年，那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三條主線的失調則是近代中國種種災難的根源。曾國藩、李鴻章一代人試圖通過軍事技術上的更新拯救中國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孫中山複製美國政治制度的行動也遭遇重大挫折……
每一位思想家總是試圖尋找破解社會結構秘密的鑰匙，為一個群體賦予更大的意義，相信是他們在驅動歷史，比如熊彼得認為那把鑰匙就是破壞性創新，勇敢無畏的企業家精神維持了社會的活力……近代社會思想的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將經濟增長、工業化、技術進步、商業化視作社會進步的基礎，而將人們感知事物的方式比如文化、社會心理、社會關係視為次要的、反射性的。尋找單一的決定因素的努力，常常讓現代社會的分析者們迷失方向，因為如果你用經濟原理解釋人們的政治選擇或是社會情緒，總是難以自圓其說，它已經過於複雜。
「最好把現代社會當作不協調的復合體，它由社會結構（技術—經濟部門）、政治與文化三個獨立領域構成。」哈佛大學傑出的社會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在1978年寫道，「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各自擁有相互矛盾的軸心原則：掌管經濟的是效率原則，決定政治運轉的是平等原則，而引導文化的是自我實現原則。」這個可以相對清晰地解釋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論點，或許不能解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卻可以為我們提供某種啟發。
2004年12月19日時，丹尼爾·貝爾的中國學生丁學良在我面前劃了一條直線，用它來象徵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從左到右依次排列的是宗教、文化、政治、社會關係、經濟結構、技術，這一順序是為了說明可被改變的難度係數的遞減關係。技術最容易被複製，經濟可能遵循某種模式，也可能隨之帶來社會的結構的變化，但是到了政治層面，改變的難度就陡然增加，文化的變化基本是很緩慢的，而宗教的改變更是艱難。
中國令人深感迷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片段給我們截然相反的印象。這個國家擁有了世界第一大手機用戶群，接駁互聯網的人數僅次於美國；她以最快的速度引入了新技術；她的經濟表現也頗為傲人，但是她的社會結構仍不夠完善；她的文化心理中有不少要素仍滯留在前現代社會。不同的領域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並且遵循著不同的規則。外部世界對於中國的推斷失誤常常在於，觀察者們常常用其中的一個變量來推導出整個公式。
在2004年秋天，一場演講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辯論。一位來自香港的叫郎鹹平的經濟學家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批評了中國最重要的民企領導人之一的顧雛軍。前者說後者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而後者隨即起訴前者誹謗。類似的爭論在過去十年中並不新鮮。中國是全球自由市場實驗中最重要的一環，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財產的重新分配不可能是以全然公正的方式進行，一些中國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擁有雙重面孔：一方面他們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最勇敢、最精明、運氣最好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的變遷，創造了新的財富；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通過對另一套遊戲規則的熟悉，將原來屬於人民的資產，轉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這個本不應吸引太多注意力的事件，因為契合了某種積累了一定時間的社會情緒而演變成一樁新聞事件。在改革的最初時期，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的體制被打破之後，人們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當改革在90年代進入深水區之後，利益的得失變得顯著起來。如何不讓七億農民游離在全球化的繁榮之外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而尚未發育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無法充分撫慰那些伴隨著國企改革而失去職業的工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感覺自己為國家奉獻了那麼多，也曾經擁有雖然不富裕卻人人差不多的生活，現在這種平衡感卻被打破了，他們需要借助類似的事件宣洩自己的情緒。
很多經濟學家捲入了這場「郎顧之爭」，但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網絡與媒體在這場爭論中充當了顯著的角色，尤其是在網絡這個虛擬的世界中。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人在文化領域需要尋找的是自我滿足感，而很多人的確通過夜晚在鍵盤上的隨意書寫而獲得這種感覺。有一種浮躁感正在侵蝕著今天的社會，一個「醒目的」新聞事件常常讓人們蜂擁而上，但「審美疲勞」也會快速到來，之後的再度提起只會被人笑話。儘管我們的人均ＧＤＰ剛剛達到1000美元，但無庸質疑，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消費世界——如果一個事件的娛樂價值被搾乾之後，誰還會理睬它。想想趙忠祥事件吧，它顯然已是一樁陳年往事。
現實變得零碎、意義變得短暫。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個還沒有徹底完成現代化的國家裡，已經有一部分人過上了後現代的生活。他們主要通過媒體來理解世界，他們在虛擬世界裡呆的時間比在真實生活中要長得多，讓人吃不消的是來自傳統與現代、全球與地方的各種碎片的結合體。氾濫的信息還造就了大眾社會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再把自己只當作一個抽像的群體，自我意識空前地覺醒。看看那些公共機構如何拚命地取悅大眾就可知道：幾乎所有的評選都要進行網絡投票、幾乎探討任何話題都要隨時宣讀手機短信，而擁有平民色彩的明星更容易獲得成功……
「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卡爾·馬克思說。在傳統的根基不再牢靠之時，人們必須培養一種新的心理機制與文化形態。在這個意義上，你就會理解為什麼歷史作品會突然升溫，為什麼青藏高原會激起那麼多的熱情，為什麼電影《天下無賊》要借用一個單純的孩子之口說出那麼濫情的期待，為什麼那麼多人充滿激情地談論儒家、道家傳統……
這個國家也正處於另一個關鍵的時刻，她該如何重新認識自己、定義自己的身份與角色？她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她的觸角通往更多的區域，當占全球總人口1／5的人試圖重新評估自己的地位時，世界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而她自己仍在變化著，努力穿越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歷史的三峽」。
但是，我們仍對這個國家的過去與現在所知甚少，對於我們的各種社會結構缺乏深入探討，只有一個社會尋找到可以解釋自己的方法，它才可能獲得內心的平靜。
在於1939年出版的《江村經濟》一書中，年輕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滿懷深情地寫道：「不管過去的錯誤和當前的不幸，人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屹立在世界上。」這種樸素的情感至今令我心潮澎湃。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認識中國、解釋中國，這種認識不僅來自於理性的判斷和統計數字，更重要的是，它要來自你的雙腳和敏感的心靈，中國是用來被感知的，我們必須通過一些更簡單、更微妙的方式去體會。
作者：許知遠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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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點都不瞭解中國」。在大約四年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聽到類似的批評。每週一的中午，我坐著紅色的出租車沿著三環路前往上班地點。儘管北京擁有世界上最寬闊的道路，但在早晨與傍晚時，那些亨利·福特Ｔ型車的後代們仍舊像罐頭中的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除去製造了大量廢氣，它們還使交通路況播報成為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如果主持人還會插科打諢，他們簡直就可能成為超級明星。偶爾，我會看一眼並排行駛的另一輛出租車上的乘客，大多時候，他們都擁有一張沉著的臉，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大衛·裡斯曼筆下的「孤獨的人群」。你不會擔心獨自乘坐出租車會寂寞，北京的「的哥」是世界上最健談的職業人群，他們會從美國大選談到腐敗再談到馮小剛的電影《天下無賊》，說到公司如何「剝削」他們時，他們是通俗政治經濟學的闡述者，而當發生交通擁堵時，他們又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都是警察管得太多的過失。」
這座城市的面貌總在變化，地產商如今是最時髦的人物。他們借用現代建築大師的觀點，說房子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市中心他們建造了全透明的寫字樓，讓在其中工作的人像是魚缸裡的金魚；在郊區他們複製了歐洲的面貌，並信心十足地稱那一小塊地方就是海德堡、溫哥華或格林小鎮。在這座同時供1000多萬人共同呼吸、工作、發愁、享樂的城市中，很多人的志向就是在不斷崛起的高層建築中擁有一個方格子，然後再買一輛車，以便從睡覺的方格子趕往工作的方格子，把不算少的時間花在堵車與尋找停車位上。林語堂曾說北京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它散發出的韻味只有巴黎能夠相比，現在，它變得越來越不適宜居住，昂貴、擁擠、不舒適，在冬天時它太冷，春天時還要忍受沙塵。但人們的慾望與不安使這座城市顯得熱氣騰騰——有那麼多的大生意，2008年還要舉辦一場奧運會——我們需要修建更多的樓房，更寬的馬路，讓上面奔跑更多的汽車。人人相信未來會更美好，而昨天是注定可以拋棄的。
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人是移民，老捨筆下那些提著鳥籠、會說濃重的捲舌音的「老北京」多數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南部和二環內那些正在消失的胡同中。寬闊的長安街將北京分成兩個部分，北城代表著文化與經濟的活力，它是大學、跨國公司、西裝領帶、酒吧咖啡館、證券交易所和時髦的男女；相比之下，南城顯得缺乏生氣。這座城市的歷史痕跡正在一點點地消失，有著老北京緩慢和悠閒節奏的後海，如今燈火搖曳、人潮湧動，喜力啤酒早就取代了豆汁。
我日復一日地穿越這座城市，卻極少產生過瞭解它的願望。我上一次去故宮是15年前，我差點忘記了，它是世界上最壯闊的宮殿，它高聳的紅牆比白金漢宮或是凡爾賽宮都要巍峨。北京總是一個抽像的概念，一個線條，我從未試圖展開它的細節。
而我在課本上所瞭解到的歷史，也一樣缺少細節。它是一條不斷向前的直線，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資產階級又戰勝了貴族與地主，最終工人階級成為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更為乾脆的分法是僅有新舊兩個社會。舊社會是黑暗無邊的封建專制，是慘無人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新社會則蘊涵了所有的希望。歷史進程在我的頭腦中幾乎全是突變的，它依賴的常常是一個事件、一個會議或者一個偉大的人物。
20世紀行將結束時，我逐漸感覺到中國的社會和她在外界的形象又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改變。在剛剛過去的100年中，中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變幻無常也最觸目驚心的實驗場。面對這一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倖存者，不同的力量都試圖重新塑造她。她過於複雜，而在她沉默的外表下又蘊涵著罕見的生命力。美國外交官約翰·帕頓·戴維斯在1972年的回憶錄《Ｄｒａｇ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ｉｌ》中寫道：「那些希望將中國現代化和基督教化的西方商人、傳教士和教育者們都失敗了。……美國政府失敗了。蘇聯統治者想逐步控制它的企圖也失敗了。」這種不變論在今天的中國仍擁有一些永恆的聽眾，他們喜歡尋找潛規則，他們迷戀厚黑學，他們相信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著循環論。
與此同時，我們又聽到另一種過分樂觀的看法：計劃經濟過時了，市場經濟自然就建立起來了；市場力量增強了，行政力量就退後了；如果經濟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我們在2050年就會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新一代人擁有了互聯網，豐富的資訊可以讓他們的人格更健康……這樣的思維讓一批中國的觀察者們樂此不疲地尋找種種社會變革的符號，並為它們賦予意義。
但這兩種線性思維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社會，它處在一個要複雜得多的坐標系當中，因為它正在從一個封閉靜態的體系向一個更開放、更變動的體系過渡之中。在我上大學時，北大南門開始出現飛宇網吧。那些十年前還在閱讀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少年們如今變成了《紅色警報》和《帝國時代》的ＦＡＮＳ；十年前的海子、駱一禾也已經變成現在的程序員和雄心勃勃的創業者。中國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一場新的全球變遷之中。信息技術不僅僅是蒸汽機、鐵路這些偉大發明的繼續，它更創造了一種新的全球體系。中國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同屬於全球市場革命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在東歐、在前蘇聯國家、在越南，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都在向市場體制轉變，但是，這樣的轉變也並非處處成功，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世界在冷戰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資本與信息暢通無阻地流動，人們很快就發現，所有國家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你能否成為新的經濟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西班牙思想家曼紐爾·卡斯特認為這場信息革命已經開始將世界重新劃分，地域邊界的價值已不比從前，全球化把全世界有價值的東西聯繫在一起，把那些掌握技術、信息、資本的精英們聯合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那些沒有價值的地區和人民變得越來越邊緣化，直到被排除在全球網絡之外。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新體系的前夜有些類似於卡爾·馬克思在1848年的感覺。他在目睹了資本主義和技術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質繁榮時說：「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起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是要大。自然力的征服，輪船的行駛，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
在風景如畫的三峽建立世界上最壯觀的大壩，照亮長江中下游；將經濟增長帶入廣闊的西部內地，再用管道將石油天然氣運輸出來；在珠三角、長三角那些數不清的工廠裡打工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7天，他們生產出的打火機、鞋帽、空調、微波爐、玩具充斥著從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場到美國的沃爾瑪超市；中國的領導人前往俄羅斯、加納、智利、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持續高漲的中國經濟需要更多的鋼鐵、石油；施羅德、盧拉、希拉克、瓦傑帕伊紛紛拜訪中國，他們需要這個市場；大批的勞工飄洋過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國、歐洲、東南亞、中東、南美洲、北非，開餐館、開超市、修公路……他們既建設了自己的家園，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商人一樣創造出硅谷式的奇跡、一樣到納斯達克上市、一樣收購跨國公司的業務……
但是，如果我們扔掉喜歡報道奇跡的商業報刊，離開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也不去參觀世界工廠中的生產線，就會看到另一個中國，它的色彩並不那麼光鮮。
在我上大學之後第二年，大學的學費上漲了將近兩倍，這個數字到了2004年已經到了6000元左右，如果加上生活費用，一個學生一年至少需要1萬元。高等教育告別了福利制度，在一些方面，它甚至比其他行業更徹底地皈依了市場原則，這意味著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們可能失去「跳龍門」的希望，他們成了信息時代第四世界的人。他們未竟學業就直接就業，成為餐館服務員、搬運工、保潔員和建築工人，與他們的父輩不同的是，他們卻有更多的機會看到外面的世界和對比別人的生活。況且，上大學本身也不再意味著穩定的前程，如果你沒有掌握特定的技能，你要做好「畢業即失業」的準備。
我常常疑惑，2004年的中國人和1904年的中國人還相似嗎，和1004年的中國人呢？直到今年，我才認真地閱讀林語堂出版於1935年的《中國人》。那一年也是魯迅去世的年份，這位20世紀最傑出的作家畢生都在告誡國人，中國傳統一片漆黑，只有奴隸、太監和吃人的禮教；那一年也是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的高潮，他認為打麻將、隨地吐痰、衣衫不整這些惡習必須被克服，代之以清教徒的清潔與克制。但是林語堂在批評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之後，並沒有忘記描述中國人的平和的內心、特別的幽默感；動人的詩歌、戲劇、繪畫、書法；在面對災難時的韌性和勇敢……
中國太過龐大。1904年時，世界有16億人口，中國是4億，2004年時，對應的數字是65億與13億。它漫長曲折的邊界至少與14個國家相鄰，並難以避免地和其中的一些國家發生過衝突。一些早期的外來的觀察者很容易就發現，中國各個省份間的差異簡直就像歐洲不同國家間的差異，而當整個東北被日本佔領時，上海仍舊歌舞昇平，這讓他們總是疑惑，這麼一個國家究竟是按照什麼樣的方式組合在一起並運轉的？
伴隨著中國的每一次劇變，這個疑問就會被再次提起。如果說地域上的差異已維持了幾千年，那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三條主線的失調則是近代中國種種災難的根源。曾國藩、李鴻章一代人試圖通過軍事技術上的更新拯救中國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孫中山複製美國政治制度的行動也遭遇重大挫折……
每一位思想家總是試圖尋找破解社會結構秘密的鑰匙，為一個群體賦予更大的意義，相信是他們在驅動歷史，比如熊彼得認為那把鑰匙就是破壞性創新，勇敢無畏的企業家精神維持了社會的活力……近代社會思想的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將經濟增長、工業化、技術進步、商業化視作社會進步的基礎，而將人們感知事物的方式比如文化、社會心理、社會關係視為次要的、反射性的。尋找單一的決定因素的努力，常常讓現代社會的分析者們迷失方向，因為如果你用經濟原理解釋人們的政治選擇或是社會情緒，總是難以自圓其說，它已經過於複雜。
「最好把現代社會當作不協調的復合體，它由社會結構（技術—經濟部門）、政治與文化三個獨立領域構成。」哈佛大學傑出的社會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在1978年寫道，「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各自擁有相互矛盾的軸心原則：掌管經濟的是效率原則，決定政治運轉的是平等原則，而引導文化的是自我實現原則。」這個可以相對清晰地解釋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論點，或許不能解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卻可以為我們提供某種啟發。
2004年12月19日時，丹尼爾·貝爾的中國學生丁學良在我面前劃了一條直線，用它來象徵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從左到右依次排列的是宗教、文化、政治、社會關係、經濟結構、技術，這一順序是為了說明可被改變的難度係數的遞減關係。技術最容易被複製，經濟可能遵循某種模式，也可能隨之帶來社會的結構的變化，但是到了政治層面，改變的難度就陡然增加，文化的變化基本是很緩慢的，而宗教的改變更是艱難。
中國令人深感迷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片段給我們截然相反的印象。這個國家擁有了世界第一大手機用戶群，接駁互聯網的人數僅次於美國；她以最快的速度引入了新技術；她的經濟表現也頗為傲人，但是她的社會結構仍不夠完善；她的文化心理中有不少要素仍滯留在前現代社會。不同的領域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並且遵循著不同的規則。外部世界對於中國的推斷失誤常常在於，觀察者們常常用其中的一個變量來推導出整個公式。
在2004年秋天，一場演講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辯論。一位來自香港的叫郎鹹平的經濟學家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批評了中國最重要的民企領導人之一的顧雛軍。前者說後者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而後者隨即起訴前者誹謗。類似的爭論在過去十年中並不新鮮。中國是全球自由市場實驗中最重要的一環，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財產的重新分配不可能是以全然公正的方式進行，一些中國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擁有雙重面孔：一方面他們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最勇敢、最精明、運氣最好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的變遷，創造了新的財富；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通過對另一套遊戲規則的熟悉，將原來屬於人民的資產，轉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這個本不應吸引太多注意力的事件，因為契合了某種積累了一定時間的社會情緒而演變成一樁新聞事件。在改革的最初時期，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的體制被打破之後，人們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當改革在90年代進入深水區之後，利益的得失變得顯著起來。如何不讓七億農民游離在全球化的繁榮之外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而尚未發育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無法充分撫慰那些伴隨著國企改革而失去職業的工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感覺自己為國家奉獻了那麼多，也曾經擁有雖然不富裕卻人人差不多的生活，現在這種平衡感卻被打破了，他們需要借助類似的事件宣洩自己的情緒。
很多經濟學家捲入了這場「郎顧之爭」，但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網絡與媒體在這場爭論中充當了顯著的角色，尤其是在網絡這個虛擬的世界中。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人在文化領域需要尋找的是自我滿足感，而很多人的確通過夜晚在鍵盤上的隨意書寫而獲得這種感覺。有一種浮躁感正在侵蝕著今天的社會，一個「醒目的」新聞事件常常讓人們蜂擁而上，但「審美疲勞」也會快速到來，之後的再度提起只會被人笑話。儘管我們的人均ＧＤＰ剛剛達到1000美元，但無庸質疑，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消費世界——如果一個事件的娛樂價值被搾乾之後，誰還會理睬它。想想趙忠祥事件吧，它顯然已是一樁陳年往事。
現實變得零碎、意義變得短暫。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個還沒有徹底完成現代化的國家裡，已經有一部分人過上了後現代的生活。他們主要通過媒體來理解世界，他們在虛擬世界裡呆的時間比在真實生活中要長得多，讓人吃不消的是來自傳統與現代、全球與地方的各種碎片的結合體。氾濫的信息還造就了大眾社會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再把自己只當作一個抽像的群體，自我意識空前地覺醒。看看那些公共機構如何拚命地取悅大眾就可知道：幾乎所有的評選都要進行網絡投票、幾乎探討任何話題都要隨時宣讀手機短信，而擁有平民色彩的明星更容易獲得成功……
「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卡爾·馬克思說。在傳統的根基不再牢靠之時，人們必須培養一種新的心理機制與文化形態。在這個意義上，你就會理解為什麼歷史作品會突然升溫，為什麼青藏高原會激起那麼多的熱情，為什麼電影《天下無賊》要借用一個單純的孩子之口說出那麼濫情的期待，為什麼那麼多人充滿激情地談論儒家、道家傳統……
這個國家也正處於另一個關鍵的時刻，她該如何重新認識自己、定義自己的身份與角色？她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她的觸角通往更多的區域，當占全球總人口1／5的人試圖重新評估自己的地位時，世界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而她自己仍在變化著，努力穿越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歷史的三峽」。
但是，我們仍對這個國家的過去與現在所知甚少，對於我們的各種社會結構缺乏深入探討，只有一個社會尋找到可以解釋自己的方法，它才可能獲得內心的平靜。
在於1939年出版的《江村經濟》一書中，年輕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滿懷深情地寫道：「不管過去的錯誤和當前的不幸，人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屹立在世界上。」這種樸素的情感至今令我心潮澎湃。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認識中國、解釋中國，這種認識不僅來自於理性的判斷和統計數字，更重要的是，它要來自你的雙腳和敏感的心靈，中國是用來被感知的，我們必須通過一些更簡單、更微妙的方式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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