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三國演義》研究述評
作者：沈伯俊
文章來源：國學網
瀏覽：7423 次
作者：沈伯俊
在明清幾大古典小說名著中，《三國演義》成書最早，《三國》研究的歷史也最悠久。僅從現存最早的明弘治甲寅（１４９４）庸愚子所撰《〈三國誌通俗演義〉序》，到撰寫本文的１９９９年，時間就長達五百餘年。如此漫長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為六個階段：（１）明代；（２）清代；（３）「五四」前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４）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５）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６）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由於篇幅和時間的限制，本文打算僅就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情況略加論述。同時，限於條件，論述的內容將以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為主，適當兼及台港澳地區和國外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發展的基本軌跡
八十年代伊始，已經擺脫「文革」桎梏，正在大膽解放思想的中國學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對《三國演義》進行了可貴的重新探索。他們或針對極左思潮加給《演義》的種種污蔑之辭，發出了「重評《三國演義》」的呼聲（見陳遼《重評〈三國演義〉》文，載《文藝論叢》第１０輯）；或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演義》的成書年代（如章培恆、馬美信的《〈三國誌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袁世碩的《明嘉靖刊本〈三國誌通俗演義〉
乃元人羅貫中原作》，載《東嶽論叢》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周村的《〈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或分別論述了《演義》的主題思想（如王志武的《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朱世滋的《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２期；葉胥、冒炘的《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載《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趙慶元的《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或對《演義》的主要人物曹操、諸葛亮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分析（如劉敬圻的《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曹操形象》，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李厚基的《論〈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主角》，載《新港》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陳翔華的《論諸葛亮典型及其複雜性》，載《文藝論叢》第１２輯）。這些論述，意味著《三國演義》研究開始由沉寂走向復甦；但因成果較少，力量分散，尚未形成聲勢。
１９８２年７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雜誌在全國率先開闢「《三國演義》研究」專欄（是年第４期），集中發表劉知漸的《重新評價〈三國演義〉》、李厚基的《〈三國演義〉構思基礎質疑》、陳周昌的《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情況綜述》。對此，《人民日報》迅速予以報導，《新華文摘》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也全文轉載了沈伯俊的《綜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繼後，該刊又在１９８２年第５期、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接連發表《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進一步引起了學術界同行的關注和回應。在此基礎上，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和文學研究所聯合發起的全國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於１９８３年４月在蜀漢故都——成都舉行，來自國內１７個省、市的１２０餘名學者出席，這是《三國演義》研究史上專家學者們的第一次大聚會、大交流。在這次討論會上，大家圍繞著《三國演義》的作者與版本、《演義》的主題、《演義》的藝術成就、《演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向全國同行發出了籌建中國《三國演義》學會的倡議。會後，《社會科學研究》於１９８３第４期集中發表了《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綜述》和７篇論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也於是年１２月出版了會議論文集——《三國演義研究集》。１９８４年４月，來自全國２４個省、市、自治區的１７０餘名學者會聚曹魏故都——洛陽，舉行第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並正式成立了中國《三國演義》學會。這是《三國演義》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標誌著一支全國性的，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已經形成並日益壯大。這支隊伍是富有活力的，又是非常團結的，它是《三國演義》研究事業不斷深入發展的主要動力。經過這樣幾個階段的努力，《三國演義》研究很快形成興旺的局面，成為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
二十年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為古代文學界公認的發展健康、成就顯著的領域之一。其突出標誌是：
（一）學術成果大量湧現。據初步統計，自１９８０年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公開出版《三國演義》研究專著、專書約９０部，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18倍；發表研究文章１５００篇左右，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十倍。
這一時期，台港澳及外國學者也出版了一些《三國》研究專著，筆者知見的較有代表性的有台灣學者林逢源的博士論文《三國故事劇研究》（１９８２年打印本）、澳門學者陳伯煇的《〈三國演義〉悲劇探源》（澳門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日本學者金文京的《〈三國誌演義〉的世界》（東方書店１９９３年）、韓國學者洪淳孝的博士論文《〈三國演義〉研究》等。
此外，若干學者的綜合性著作中也包含對《三國演義》的論述，其中一些頗有份量，如何滿子的《汲古說林》（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段啟明、陳周昌、沈伯俊的《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張國光的《古典文學論爭集》（武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１版）、常林炎的《宿莽集》（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第１版）、劉敬圻的《困惑的明清小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王齊洲的《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丘振聲的《新竹集》（廣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王枝忠的《古典小說考論》（寧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歐陽健的《明清小說新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張錦池的《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華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１版），等等。美國學者蒲安迪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沈亨壽譯，中國和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也頗有見地。
（二）學術會議接連舉行。二十年來，總共舉行了１２次全國研討會、３次專題研討會、２次國際研討會。
１．全國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１０次。除了上面談到的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第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之外，還有以下１０次：
第三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江蘇鎮江舉行；
第四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湖北襄樊舉行；
第五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８年５月在海口舉行；
第六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四川綿陽舉行；
第七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湖北江陵舉行；
第八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３年９月在河南許昌舉行；
第九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４年８月在江蘇無錫舉行；
第十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 １９９５年５月在湖北當陽舉行；
第十一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在陝西漢中舉行；
第十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９年９月在山西清徐舉行。
２．專題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３次。包括：
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研討會，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廣州舉行；
《三國演義》版本討論會，１９８７年１月在雲南昆明舉行；
孫吳與三國文化研討會，１９９３年５月在浙江富陽舉行。
３．國際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２次。包括：
三國與諸葛亮國際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舉行；
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舉行。
（三）專門性的學術團體和機構相繼成立。繼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成立之後，一些省、市、縣級學會也陸續成立，如湖北省《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梓潼縣《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綿陽市《三國演義》學會、江蘇省鎮江市《三國演義》學會、浙江省富陽市《三國演義》學會、河南省許昌市三國文化研究會、山西省清徐縣羅貫中研究會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還成立了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
這一切，形成了《三國演義》研究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二、新的見解，新的突破
二十年來，《三國演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
（一）關於羅貫中的籍貫
明代以來，關於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太原、錢塘、廬陵諸說。大多數明代《三國》刊本及《隋唐兩朝志傳》等均題署「東原羅貫中」，加上其他一些文字記載，是為「東原」說的主要依據。１９３１年，鄭振鐸等人發現天一閣收藏的《錄鬼簿續編》，其中有「羅貫中，太原人」一語，許多人便以此為「鐵證」，認為羅貫中是今山西太原人。從此，羅貫中的籍貫便集中為「東原」、「太原」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部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均主「太原」說。近十幾年來，有關專家圍繞兩說進行學術爭鳴，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
關於「東原」說。劉知漸在《重新評價〈三國演義〉》中認為：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誌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這個刻本很精整，致誤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羅貫中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錄鬼簿續編》出於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王利器在《羅貫中與〈三國誌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中認為：東原乃是羅貫中原籍。《錄鬼簿續編》作「太原人」，系因其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東原即漢東平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這不僅可以從大多數明刻本「認定羅貫中是元東原人」找到根據，而且可以從羅貫中在《水滸全傳》中把東平太守陳文昭處理為全書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這一點看出端倪，因為元代慈溪縣令陳文昭與羅貫中同為理學家趙偕（趙寶峰）門人，且有政聲，故羅貫中借其名為自己故鄉東平的太守。刁雲展在《羅貫中的原籍在哪裡》（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中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幾種版本大都署名「東原羅貫中」，羅貫中創作的其他小說《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也都署名「東原羅貫中」，「這是作者本人題署，應當相信。」反之，其他記載則可能弄錯。
關於「太原」說。李修生在《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中認為：羅貫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隨宋王朝南遷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孟繁仁在《〈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中認為：《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既是羅貫中的「忘年交」，他關於羅貫中的記載就應該是最權威、最可信的。羅貫中創作的小說、戲曲，在選材上都與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國演義》塑造最為出色，最為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兩朝志傳》中的重要人物李淵父子，是從太原起兵而奪取天下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中的趙匡胤，未發跡時曾流落太原；《平妖傳》中的文彥博，是山西介休人。這種「瓜葛」，正與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關係。元代在晉陽（太原）有一個羅氏家族，羅貫中很可能屬於這個家族。劉世德在《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產》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中提出：《水滸傳》、《三國誌通俗演義》中有三處屬於古東平範圍內的地理錯誤，由此可見，羅貫中非東平人。
面對兩說之爭，沈伯俊在《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２期）中提出：儘管個人傾向於「東原」說，但終究只是認為「東原」說比「太原」說可靠一些，還不能遽爾否定「太原」說。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努力：（１）注意《錄鬼簿續編》有無別的抄本。如果幸爾發現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２）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現。（３）確認《三國誌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並判定其成書年代，那麼，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誌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確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
到了１９９４年，劉穎獨闢蹊徑，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１９９４年增刊）中指出：歷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別在今天的山西、寧夏、山東。《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別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此處的「太原」，與《水滸傳》、《三國誌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別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隨後，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嶽論叢》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繫，朝著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
（二）關於《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於「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１．「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村。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誌傳》提出了三條論據：（１）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２）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於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３）該書的地理釋義共１４條，計１７處，其中１５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誌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２．「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恆、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恆在《〈三國誌通俗演義〉前言》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誌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似當寫於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１）書中共引用３３０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２）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以前的舊地名。「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裡仍習慣於用舊地名，那麼將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誌通俗演義》即應成書於這一時期。最近，杜貴晨發表《〈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為「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誌》、《後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誌平話》，而是出自《三國誌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恆、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至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之間，即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前後。
３．「成書於元末」說。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９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註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嘉靖本註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註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於元末，有的作於明初。既然有的註釋作於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於明代洪武初年的註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並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註釋。周兆新在《〈三國誌演義〉成書於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誌傳》中有「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誌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聖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聖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聖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歷元年（１３２８）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於元代後期。
４．「成書於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約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據對《三國誌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誌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於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於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１３７１年之後。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裡敘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製，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於明初。《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製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５．「成書於明中葉」說。張國光在《〈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是以《三國誌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誌平話》刊於元代至治年間（１３２１—１３２３），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８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誌通俗演義》篇幅約８０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李偉實的《〈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也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瞭解。儘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係、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誌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並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發表《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並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並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張志合在《湖北大學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隨著《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成於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
(三)關於《三國演義》版本的整理與研究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３０種，清代刊本７０餘種。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係之複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
（１）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
（２）《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
（３）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國大陸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１９６８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干《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並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巖波書店出版）。１９７６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８卷第１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第１版），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ＡＮＮＥ Ｅ．ＭＣＬＡＲＥＮ），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諭、英國學者魏安（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ＳＴ）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１．關於版本的整理
二十年來，《三國》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為影印、排印兩大類別。
（１）影印本。就筆者所見，比較系統地影印《三國》版本者主要有四家：
其一，台灣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其中的「《三國演義》專輯」共收書８種，除最後兩種系續書外，包括以下６種：１《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誌通俗演義》，萬曆十九年（１５９１）金陵周曰校刊本（簡稱「周曰校本」）；２《新刻京本校正演義按鑒全像三國誌傳評林》，明萬曆間余象斗刊本（簡稱「評林本」）；３《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誌傳》，萬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鄭氏聯輝堂三垣館刊本（簡稱「聯輝堂本」）；４《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誌演義》，楊春元校，萬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書林楊閩齋刊本（簡稱「楊春元本」）；５《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清初吳郡綠蔭堂覆明刊本（簡稱「綠蔭堂本」）；６《第一才子書》，清三槐堂刊本（簡稱「三槐堂本」）。
其二，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的《三國誌演義古版叢刊》，其第一輯包括以下５種：１《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誌傳》，萬曆二十年（１５９２）余氏雙峰堂刊本（簡稱「雙峰堂本」）；２《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誌傳》，江夏湯賓尹校正，明萬曆間刊本（簡稱「湯賓尹本」）；３《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誌傳》，明萬曆間劉龍田喬山堂刊本（簡稱「喬山堂本」）；４《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誌傳》，明朱鼎臣輯（簡稱「朱鼎臣本」）；５《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清寶華樓刊本（簡稱「寶華樓本」）。
其三，中華書局影印的《古本小說叢刊》，包括以下６種：１《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全像三國誌傳》，萬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鄭世容刊本（簡稱「鄭世容本」）；２喬山堂本；３聯輝堂本；４評林本；５雙峰堂本；６《鼎峙三國誌傳》，明藜光堂劉榮吾刊本（簡稱「藜光堂本」）。此外，《叢刊》還包括《三分事略》、《三國因》、《花關索傳》。
其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說集成》，也包括多種《三國》版本。
此外，還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國》版本，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國書店分別影印的《增像全圖三國演義》，等等。
（２）排印本。由於眾多出版社競相出版，《三國》的各種排印本紛紛問世。在難以計數的排印本中，相當一部分並未經過認真整理，缺乏學術價值。不過，確有一些排印本貫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選擇、整理原則、整理方法、整理質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類：
１底本具有較高價值者。除了毛本《三國》已有多種標點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標點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有汪原放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周曰校本（有劉敬圻、關四平點校本，北方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有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黃山書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理、李燁註釋本，巴蜀書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有李靈年、王長友校點本，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１版）、《李笠翁批閱三國誌》（有蕭欣橋點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等等。
２在整理原則、整理方法上有所開拓者。如沈伯俊自九十年代初以來，先後出版了《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毛本《三國》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整理本，即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術性錯誤」（指那些並非出自作者的創作意圖，並非作品藝術虛構和藝術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於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於技術範疇的錯誤），得到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
３系統梳理《三國》的虛實關係者。如盛巽昌的《三國演義》補正本（上海畫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１版），於毛本《三國》各回之後附列札記，共７００餘條，對《三國》的虛實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補正。所謂「補」，一是說明《演義》中若干人物、名物、情節的淵源來由，二是補充《演義》沒有寫到的若干史實掌故；所謂「正」，即是以史之實，證文之虛。此本別具一格，給讀者以豐富的知識。
４對《三國》進行重新評點者。已經問世的有三種：李國文評點本（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沈伯俊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１版），丘振聲回評本（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１版）。評點者或為著名作家，或為《三國》專家，各具功底，各有所長，為《三國》評點帶來了新的風貌，新的見解。
２．關於版本的研究
（１）關於版本演變的源流關係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誌傳》。過去，由於上述對《三國》版本關係的誤解，人們將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誌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誌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誌傳》，其後為其他各本《三國誌傳》所宗。在此之後，始有《三國誌通俗演義》出世。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後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刪除了這些故事。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誌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１９８５年歐洲《通報》〔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誌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建安諸本保存著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係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係，二者在文辭、內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產生的。「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誌演義》各本之內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別，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三國誌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集刊東洋學》第６１號，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諭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毛本、余象斗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內，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於《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歷史書。他認為：儘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誌傳》是與嘉靖本並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態；毛本《三國》形成的大致軌跡是：原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吳觀明本）——毛本（《〈三國誌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６１號，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將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誌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李笠翁批閱三國誌》等１２０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誌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誌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滸全傳》；七是毛宗崗本。「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標準。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別。」眾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誌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眾讀者的《三國誌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著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三國誌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７１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內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誌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誌傳》系統，余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誌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三國誌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第１版）。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將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誌傳》比較，指出：１諸本《三國誌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２諸本《三國誌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於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３《三國誌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緻的考證，指出：１「嘉靖本儘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誌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２《三國誌傳》與嘉靖本「乃是由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並列的分支。」說嘉靖本是其餘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１《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並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誌傳》是自成體系的。２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誌傳》的研究，特別要注意對各本《三國誌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１９９６年６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學者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緻的研究。他先後查考了二十六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於其他任何現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ＥＳＣＯＲＩＡＬ）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葉逢春本，其版心書名作《三國誌傳》，卷端書名有《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史傳》、《重刊三國誌通俗演義》等數種，全書１０卷（每卷２４則），每半葉正文上面有圖像１幅。怎樣確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係？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內再次出現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的詞（或詞組），然後在原文裡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的地方繼續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裡脫漏一段文字。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為串句脫文既容易辯認且多出現，所以是很適合作為確定版本關係的證據。」「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麼乙本不可能出於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於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於一個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國演義》裡總共找出了１５４個串句脫文例子。在此基礎上，他將現存的《三國》版本分為ＡＢ、ＣＤ兩大系統，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係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１０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於（花）關索的情節，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ＡＢ系統的祖本和ＣＤ系統的祖本，分別在明中葉刊行，ＡＢ系統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ＣＤ系統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ＡＢ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１２卷，每卷後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註釋及論贊，等等；ＣＤ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７２首；由ＣＤ系統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為２０卷，增入花關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為２０卷，正文中增入關索故事；ＡＢ系統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比較科學，因而其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儘管他取得了明顯突破，但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確，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２）對若干重要版本的研究
１關於周曰校本。中川諭指出它比之嘉靖本至少多出十一個故事，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吳觀明本）的祖本（同上文）。王長友也曾撰文，指出周曰校本比之嘉靖本有十大增文，是「李卓吾評本」的祖本。
２關於《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黃霖的《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沈伯俊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整理本《前言》（巴蜀書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等，均明確指出此本實際出自明末小說評點家葉晝之手。關於它的祖本，除中川諭、王長友持「周曰校本」之說外，上田望認為出自夏振宇本（同上文）。
３關於《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王長友對其底本、補葉、刊刻等問題作了認真探討，認為此本所署「鐘惺批評，陳仁錫校閱」，目前雖不足以證其實，但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其為偽托之前，不妨姑且信其所署（《〈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探考》，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１９９１年９月第１版）。黃霖則認為：此本批評不可能出自鐘惺之手，也不可能是其門人或真正仰慕者的手筆，而只能是由那些與他無甚關係而借其名來牟利的書
商和文人。所謂「陳仁錫校閱」亦屬偽托（《關於〈三國〉鐘惺與李漁評本兩題》，載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一號，１９９５年６月）。
４關於《李笠翁批閱三國誌》。此本評語是否為李漁手筆，以往人們多未懷疑。黃強則通過考證，指出：「這個評點本不可能出於李漁的手筆，這篇序也非李漁所寫。」第一，李漁不具備完成這部評點本的時間。第二，醉耕堂刻本《四大奇書第一種》序言表明，李漁不會再繼毛氏父子之後批閱《三國演義》。第三，「李評本」評語絕大多數皆出於毛評本，李漁決不會如此抄襲他人。第四，「李評本」不同於毛批的少量批語也非李漁所批。「如果說這部批點本在《三國演義》版本方面有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就是它明確體現了毛宗崗『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的意圖，將『第一才子書』作為《三國演義》的書名，導致以後的毛評本皆襲用這一名稱。」（《〈李笠翁批閱三國誌〉質疑》，載《晉陽學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黃霖也指出：此本評語並非出自李漁之手，而是在李漁去世後，由書商在承襲「李卓吾評本」和毛本評語的基礎上稍加選擇、點竄而成（同上文）。
（四）關於《三國演義》的主題
作為一部作品思想內涵的核心，《三國演義》的主題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由於其內涵極其豐富，人們對主題的概括又往往呈現出多義性。
「文革」以前，學術界對《三國》的主題的見解，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觀點：（１）「正統」說；（２）「『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３）「忠義」說；（４）「反映三國興亡」說（詳見沈伯俊：《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文革」結束以後，《三國》研究逐漸開始復甦。１９７９年，楊毓龍發表《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一文（載《江西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提出「歌頌理想英雄」說（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３頁，巴蜀書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主題問題成為爭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有關主題的討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１．關於《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
自１９８０年起，學者們對《三國》的主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先後提出了十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１）「讚美智慧」說。（朱世滋：《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３—６９４頁）
（２）「天下歸一」說。（王志武：《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４頁）
與「天下歸一」說相近的是「分合」說。闡述此說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驊的《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６月第１版），胡邦煒的《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載《三國演義研究集》）等。
（３）「謳歌封建賢才」說。（趙慶元：《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載《安徽師大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４頁）
（４）「悲劇」說。（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５頁）
（５）「總結爭奪政權經驗」說。（魯德才：《論〈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對人物刻畫的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孫一珍：《試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５７頁）
（６）「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５頁）
（７）「宣揚用兵之道」說。（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６頁）
（８）「人才學教科書」說。（於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６頁）
（９）「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沈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１９８５年第６期；並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７頁）
（１０）「總結歷史經驗」說。（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７頁）
（１１）「亂世英雄頌歌」說。（齊裕焜 ：《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８頁）
２．關於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由於對主題的概括一時眾說紛紜，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３．關於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為了正確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並存的現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內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逕庭的。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參見沈伯俊同上二文）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麼，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麼，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麼，以及這三者的統一。」「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從這個意義說，對於《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標誌著研究的深入。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楊凌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因此，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所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內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討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經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並非易事。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不過，由於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別是主題研究的瞭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看來，要想在主題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於《三國演義》的人物形象
《三國演義》總共寫了一千二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約一千人，堪稱古代小說中寫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動、性格鮮明、家喻戶曉的人物就有幾十個，而曹操、諸葛亮、關羽等形象更是文學史上公認的典型。八十年代以來，《三國》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研究範圍明顯擴大。對過去很少論及的人物和群體形象，出現了一批專題論文（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頁）。
２．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見迭出。八十年代，對曹操、諸葛亮、關羽、劉備、趙雲、魏延、孫權、周瑜等形象，都發表了一批有影響的論文，如劉敬圻、黃鈞、陳翔華、丘振聲、黃霖、歐陽健、沈伯俊、劉上生、朱偉明、關四平、許建中等均有佳作（參見拙作《〈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１９８６卷；《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頁）。
九十年代，人物形象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主要有：
（１）關於曹操：沈伯俊的《曹操析》（載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社會科學報》，亦見其所著《三國漫談》一書），劉上生的《曹操形象的成功奧秘》（載《古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２）關於諸葛亮：劉上生的《論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統及其民族文化意蘊》（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１９９１年９月出版），曹學偉的《道教與諸葛亮的形象塑造》（同上書），歐陽代發的《論蜀漢和諸葛亮的悲劇》（同上書），黃鈞的《欲與天公試比高——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淺議》（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王齊洲的《論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義》（同上書）。
（３）關於關羽：葉松林的《義士·聖人·天神——〈三國演義〉中關羽形象的文化透視》（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一書），黃海鵬的《天日心如鏡，儒雅更知文——論〈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形象》（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一書），石麟的《崇高者的悲劇與悲劇性的崇高——關雲長散論》（同上書），朱偉明的《關公形象及其文化意義》（同上書）。
３．對人物形象塑造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集中表現為《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的爭論。代表性的論文有：傅繼馥的《類型化藝術典型的光輝範本》（分別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及《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３年第４期），石昌渝的《論〈三國誌演義〉人物形象的非類型化》（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張錦池的《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六）關於《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
作者：沈伯俊
文章來源：國學網
瀏覽：7423 次
作者：沈伯俊
在明清幾大古典小說名著中，《三國演義》成書最早，《三國》研究的歷史也最悠久。僅從現存最早的明弘治甲寅（１４９４）庸愚子所撰《〈三國誌通俗演義〉序》，到撰寫本文的１９９９年，時間就長達五百餘年。如此漫長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為六個階段：（１）明代；（２）清代；（３）「五四」前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４）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５）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６）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由於篇幅和時間的限制，本文打算僅就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情況略加論述。同時，限於條件，論述的內容將以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為主，適當兼及台港澳地區和國外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發展的基本軌跡
八十年代伊始，已經擺脫「文革」桎梏，正在大膽解放思想的中國學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對《三國演義》進行了可貴的重新探索。他們或針對極左思潮加給《演義》的種種污蔑之辭，發出了「重評《三國演義》」的呼聲（見陳遼《重評〈三國演義〉》文，載《文藝論叢》第１０輯）；或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演義》的成書年代（如章培恆、馬美信的《〈三國誌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袁世碩的《明嘉靖刊本〈三國誌通俗演義〉
乃元人羅貫中原作》，載《東嶽論叢》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周村的《〈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或分別論述了《演義》的主題思想（如王志武的《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朱世滋的《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２期；葉胥、冒炘的《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載《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趙慶元的《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或對《演義》的主要人物曹操、諸葛亮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分析（如劉敬圻的《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曹操形象》，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李厚基的《論〈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主角》，載《新港》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陳翔華的《論諸葛亮典型及其複雜性》，載《文藝論叢》第１２輯）。這些論述，意味著《三國演義》研究開始由沉寂走向復甦；但因成果較少，力量分散，尚未形成聲勢。
１９８２年７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雜誌在全國率先開闢「《三國演義》研究」專欄（是年第４期），集中發表劉知漸的《重新評價〈三國演義〉》、李厚基的《〈三國演義〉構思基礎質疑》、陳周昌的《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情況綜述》。對此，《人民日報》迅速予以報導，《新華文摘》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也全文轉載了沈伯俊的《綜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繼後，該刊又在１９８２年第５期、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接連發表《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進一步引起了學術界同行的關注和回應。在此基礎上，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和文學研究所聯合發起的全國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於１９８３年４月在蜀漢故都——成都舉行，來自國內１７個省、市的１２０餘名學者出席，這是《三國演義》研究史上專家學者們的第一次大聚會、大交流。在這次討論會上，大家圍繞著《三國演義》的作者與版本、《演義》的主題、《演義》的藝術成就、《演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向全國同行發出了籌建中國《三國演義》學會的倡議。會後，《社會科學研究》於１９８３第４期集中發表了《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綜述》和７篇論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也於是年１２月出版了會議論文集——《三國演義研究集》。１９８４年４月，來自全國２４個省、市、自治區的１７０餘名學者會聚曹魏故都——洛陽，舉行第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並正式成立了中國《三國演義》學會。這是《三國演義》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標誌著一支全國性的，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已經形成並日益壯大。這支隊伍是富有活力的，又是非常團結的，它是《三國演義》研究事業不斷深入發展的主要動力。經過這樣幾個階段的努力，《三國演義》研究很快形成興旺的局面，成為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
二十年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為古代文學界公認的發展健康、成就顯著的領域之一。其突出標誌是：
（一）學術成果大量湧現。據初步統計，自１９８０年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公開出版《三國演義》研究專著、專書約９０部，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18倍；發表研究文章１５００篇左右，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十倍。
這一時期，台港澳及外國學者也出版了一些《三國》研究專著，筆者知見的較有代表性的有台灣學者林逢源的博士論文《三國故事劇研究》（１９８２年打印本）、澳門學者陳伯煇的《〈三國演義〉悲劇探源》（澳門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日本學者金文京的《〈三國誌演義〉的世界》（東方書店１９９３年）、韓國學者洪淳孝的博士論文《〈三國演義〉研究》等。
此外，若干學者的綜合性著作中也包含對《三國演義》的論述，其中一些頗有份量，如何滿子的《汲古說林》（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段啟明、陳周昌、沈伯俊的《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張國光的《古典文學論爭集》（武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１版）、常林炎的《宿莽集》（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第１版）、劉敬圻的《困惑的明清小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王齊洲的《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丘振聲的《新竹集》（廣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王枝忠的《古典小說考論》（寧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歐陽健的《明清小說新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張錦池的《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華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１版），等等。美國學者蒲安迪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沈亨壽譯，中國和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也頗有見地。
（二）學術會議接連舉行。二十年來，總共舉行了１２次全國研討會、３次專題研討會、２次國際研討會。
１．全國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１０次。除了上面談到的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第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之外，還有以下１０次：
第三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江蘇鎮江舉行；
第四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湖北襄樊舉行；
第五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８年５月在海口舉行；
第六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四川綿陽舉行；
第七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湖北江陵舉行；
第八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３年９月在河南許昌舉行；
第九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４年８月在江蘇無錫舉行；
第十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 １９９５年５月在湖北當陽舉行；
第十一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在陝西漢中舉行；
第十二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１９９９年９月在山西清徐舉行。
２．專題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３次。包括：
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研討會，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廣州舉行；
《三國演義》版本討論會，１９８７年１月在雲南昆明舉行；
孫吳與三國文化研討會，１９９３年５月在浙江富陽舉行。
３．國際研討會。已經舉行了２次。包括：
三國與諸葛亮國際學術討論會，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舉行；
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舉行。
（三）專門性的學術團體和機構相繼成立。繼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成立之後，一些省、市、縣級學會也陸續成立，如湖北省《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梓潼縣《三國演義》學會、四川省綿陽市《三國演義》學會、江蘇省鎮江市《三國演義》學會、浙江省富陽市《三國演義》學會、河南省許昌市三國文化研究會、山西省清徐縣羅貫中研究會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還成立了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
這一切，形成了《三國演義》研究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二、新的見解，新的突破
二十年來，《三國演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
（一）關於羅貫中的籍貫
明代以來，關於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太原、錢塘、廬陵諸說。大多數明代《三國》刊本及《隋唐兩朝志傳》等均題署「東原羅貫中」，加上其他一些文字記載，是為「東原」說的主要依據。１９３１年，鄭振鐸等人發現天一閣收藏的《錄鬼簿續編》，其中有「羅貫中，太原人」一語，許多人便以此為「鐵證」，認為羅貫中是今山西太原人。從此，羅貫中的籍貫便集中為「東原」、「太原」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部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均主「太原」說。近十幾年來，有關專家圍繞兩說進行學術爭鳴，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
關於「東原」說。劉知漸在《重新評價〈三國演義〉》中認為：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誌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這個刻本很精整，致誤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羅貫中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錄鬼簿續編》出於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王利器在《羅貫中與〈三國誌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中認為：東原乃是羅貫中原籍。《錄鬼簿續編》作「太原人」，系因其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東原即漢東平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這不僅可以從大多數明刻本「認定羅貫中是元東原人」找到根據，而且可以從羅貫中在《水滸全傳》中把東平太守陳文昭處理為全書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這一點看出端倪，因為元代慈溪縣令陳文昭與羅貫中同為理學家趙偕（趙寶峰）門人，且有政聲，故羅貫中借其名為自己故鄉東平的太守。刁雲展在《羅貫中的原籍在哪裡》（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中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幾種版本大都署名「東原羅貫中」，羅貫中創作的其他小說《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也都署名「東原羅貫中」，「這是作者本人題署，應當相信。」反之，其他記載則可能弄錯。
關於「太原」說。李修生在《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中認為：羅貫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隨宋王朝南遷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孟繁仁在《〈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中認為：《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既是羅貫中的「忘年交」，他關於羅貫中的記載就應該是最權威、最可信的。羅貫中創作的小說、戲曲，在選材上都與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國演義》塑造最為出色，最為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兩朝志傳》中的重要人物李淵父子，是從太原起兵而奪取天下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中的趙匡胤，未發跡時曾流落太原；《平妖傳》中的文彥博，是山西介休人。這種「瓜葛」，正與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關係。元代在晉陽（太原）有一個羅氏家族，羅貫中很可能屬於這個家族。劉世德在《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產》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中提出：《水滸傳》、《三國誌通俗演義》中有三處屬於古東平範圍內的地理錯誤，由此可見，羅貫中非東平人。
面對兩說之爭，沈伯俊在《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２期）中提出：儘管個人傾向於「東原」說，但終究只是認為「東原」說比「太原」說可靠一些，還不能遽爾否定「太原」說。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努力：（１）注意《錄鬼簿續編》有無別的抄本。如果幸爾發現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２）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現。（３）確認《三國誌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並判定其成書年代，那麼，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誌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確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
到了１９９４年，劉穎獨闢蹊徑，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１９９４年增刊）中指出：歷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別在今天的山西、寧夏、山東。《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別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此處的「太原」，與《水滸傳》、《三國誌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別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隨後，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嶽論叢》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繫，朝著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
（二）關於《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於「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１．「成書於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村。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誌傳》提出了三條論據：（１）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２）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於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３）該書的地理釋義共１４條，計１７處，其中１５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誌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２．「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恆、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恆在《〈三國誌通俗演義〉前言》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誌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似當寫於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１）書中共引用３３０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２）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以前的舊地名。「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裡仍習慣於用舊地名，那麼將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誌通俗演義》即應成書於這一時期。最近，杜貴晨發表《〈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為「成書於元代中後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誌》、《後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誌平話》，而是出自《三國誌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恆、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至元文宗天歷二年（１３２９）之間，即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前後。
３．「成書於元末」說。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９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註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嘉靖本註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註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於元末，有的作於明初。既然有的註釋作於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於明代洪武初年的註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並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註釋。周兆新在《〈三國誌演義〉成書於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誌傳》中有「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誌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聖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聖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聖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歷元年（１３２８）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於元代後期。
４．「成書於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約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據對《三國誌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誌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於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於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１３７１年之後。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裡敘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製，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於明初。《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製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５．「成書於明中葉」說。張國光在《〈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是以《三國誌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誌平話》刊於元代至治年間（１３２１—１３２３），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８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誌通俗演義》篇幅約８０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李偉實的《〈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也認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瞭解。儘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係、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誌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並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發表《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並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並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張志合在《湖北大學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隨著《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成於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
(三)關於《三國演義》版本的整理與研究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３０種，清代刊本７０餘種。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係之複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
（１）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
（２）《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
（３）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國大陸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１９６８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干《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並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巖波書店出版）。１９７６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８卷第１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第１版），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ＡＮＮＥ Ｅ．ＭＣＬＡＲＥＮ），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諭、英國學者魏安（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ＳＴ）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１．關於版本的整理
二十年來，《三國》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為影印、排印兩大類別。
（１）影印本。就筆者所見，比較系統地影印《三國》版本者主要有四家：
其一，台灣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其中的「《三國演義》專輯」共收書８種，除最後兩種系續書外，包括以下６種：１《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誌通俗演義》，萬曆十九年（１５９１）金陵周曰校刊本（簡稱「周曰校本」）；２《新刻京本校正演義按鑒全像三國誌傳評林》，明萬曆間余象斗刊本（簡稱「評林本」）；３《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誌傳》，萬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鄭氏聯輝堂三垣館刊本（簡稱「聯輝堂本」）；４《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誌演義》，楊春元校，萬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書林楊閩齋刊本（簡稱「楊春元本」）；５《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清初吳郡綠蔭堂覆明刊本（簡稱「綠蔭堂本」）；６《第一才子書》，清三槐堂刊本（簡稱「三槐堂本」）。
其二，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的《三國誌演義古版叢刊》，其第一輯包括以下５種：１《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誌傳》，萬曆二十年（１５９２）余氏雙峰堂刊本（簡稱「雙峰堂本」）；２《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誌傳》，江夏湯賓尹校正，明萬曆間刊本（簡稱「湯賓尹本」）；３《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誌傳》，明萬曆間劉龍田喬山堂刊本（簡稱「喬山堂本」）；４《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誌傳》，明朱鼎臣輯（簡稱「朱鼎臣本」）；５《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清寶華樓刊本（簡稱「寶華樓本」）。
其三，中華書局影印的《古本小說叢刊》，包括以下６種：１《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全像三國誌傳》，萬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鄭世容刊本（簡稱「鄭世容本」）；２喬山堂本；３聯輝堂本；４評林本；５雙峰堂本；６《鼎峙三國誌傳》，明藜光堂劉榮吾刊本（簡稱「藜光堂本」）。此外，《叢刊》還包括《三分事略》、《三國因》、《花關索傳》。
其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說集成》，也包括多種《三國》版本。
此外，還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國》版本，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國書店分別影印的《增像全圖三國演義》，等等。
（２）排印本。由於眾多出版社競相出版，《三國》的各種排印本紛紛問世。在難以計數的排印本中，相當一部分並未經過認真整理，缺乏學術價值。不過，確有一些排印本貫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選擇、整理原則、整理方法、整理質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類：
１底本具有較高價值者。除了毛本《三國》已有多種標點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標點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有汪原放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周曰校本（有劉敬圻、關四平點校本，北方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有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黃山書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理、李燁註釋本，巴蜀書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有李靈年、王長友校點本，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１版）、《李笠翁批閱三國誌》（有蕭欣橋點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等等。
２在整理原則、整理方法上有所開拓者。如沈伯俊自九十年代初以來，先後出版了《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毛本《三國》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整理本，即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術性錯誤」（指那些並非出自作者的創作意圖，並非作品藝術虛構和藝術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於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於技術範疇的錯誤），得到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
３系統梳理《三國》的虛實關係者。如盛巽昌的《三國演義》補正本（上海畫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１版），於毛本《三國》各回之後附列札記，共７００餘條，對《三國》的虛實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補正。所謂「補」，一是說明《演義》中若干人物、名物、情節的淵源來由，二是補充《演義》沒有寫到的若干史實掌故；所謂「正」，即是以史之實，證文之虛。此本別具一格，給讀者以豐富的知識。
４對《三國》進行重新評點者。已經問世的有三種：李國文評點本（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沈伯俊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１版），丘振聲回評本（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１版）。評點者或為著名作家，或為《三國》專家，各具功底，各有所長，為《三國》評點帶來了新的風貌，新的見解。
２．關於版本的研究
（１）關於版本演變的源流關係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誌傳》。過去，由於上述對《三國》版本關係的誤解，人們將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誌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誌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誌傳》，其後為其他各本《三國誌傳》所宗。在此之後，始有《三國誌通俗演義》出世。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後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刪除了這些故事。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誌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１９８５年歐洲《通報》〔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誌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建安諸本保存著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係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係，二者在文辭、內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產生的。「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誌演義》各本之內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別，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三國誌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集刊東洋學》第６１號，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諭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毛本、余象斗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內，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於《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歷史書。他認為：儘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誌傳》是與嘉靖本並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態；毛本《三國》形成的大致軌跡是：原本——《三國誌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吳觀明本）——毛本（《〈三國誌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６１號，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將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誌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李笠翁批閱三國誌》等１２０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誌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誌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滸全傳》；七是毛宗崗本。「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標準。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別。」眾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誌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眾讀者的《三國誌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著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三國誌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７１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內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誌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誌傳》系統，余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誌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三國誌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第１版）。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將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誌傳》比較，指出：１諸本《三國誌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２諸本《三國誌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於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３《三國誌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緻的考證，指出：１「嘉靖本儘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誌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２《三國誌傳》與嘉靖本「乃是由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並列的分支。」說嘉靖本是其餘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１《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並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誌傳》是自成體系的。２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誌傳》的研究，特別要注意對各本《三國誌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１９９６年６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學者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緻的研究。他先後查考了二十六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於其他任何現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ＥＳＣＯＲＩＡＬ）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葉逢春本，其版心書名作《三國誌傳》，卷端書名有《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史傳》、《重刊三國誌通俗演義》等數種，全書１０卷（每卷２４則），每半葉正文上面有圖像１幅。怎樣確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係？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內再次出現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的詞（或詞組），然後在原文裡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的地方繼續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裡脫漏一段文字。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為串句脫文既容易辯認且多出現，所以是很適合作為確定版本關係的證據。」「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麼乙本不可能出於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於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於一個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國演義》裡總共找出了１５４個串句脫文例子。在此基礎上，他將現存的《三國》版本分為ＡＢ、ＣＤ兩大系統，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係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１０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於（花）關索的情節，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ＡＢ系統的祖本和ＣＤ系統的祖本，分別在明中葉刊行，ＡＢ系統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ＣＤ系統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ＡＢ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１２卷，每卷後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註釋及論贊，等等；ＣＤ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７２首；由ＣＤ系統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為２０卷，增入花關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為２０卷，正文中增入關索故事；ＡＢ系統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比較科學，因而其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儘管他取得了明顯突破，但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確，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２）對若干重要版本的研究
１關於周曰校本。中川諭指出它比之嘉靖本至少多出十一個故事，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吳觀明本）的祖本（同上文）。王長友也曾撰文，指出周曰校本比之嘉靖本有十大增文，是「李卓吾評本」的祖本。
２關於《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黃霖的《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沈伯俊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整理本《前言》（巴蜀書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等，均明確指出此本實際出自明末小說評點家葉晝之手。關於它的祖本，除中川諭、王長友持「周曰校本」之說外，上田望認為出自夏振宇本（同上文）。
３關於《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王長友對其底本、補葉、刊刻等問題作了認真探討，認為此本所署「鐘惺批評，陳仁錫校閱」，目前雖不足以證其實，但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其為偽托之前，不妨姑且信其所署（《〈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誌〉探考》，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１９９１年９月第１版）。黃霖則認為：此本批評不可能出自鐘惺之手，也不可能是其門人或真正仰慕者的手筆，而只能是由那些與他無甚關係而借其名來牟利的書
商和文人。所謂「陳仁錫校閱」亦屬偽托（《關於〈三國〉鐘惺與李漁評本兩題》，載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一號，１９９５年６月）。
４關於《李笠翁批閱三國誌》。此本評語是否為李漁手筆，以往人們多未懷疑。黃強則通過考證，指出：「這個評點本不可能出於李漁的手筆，這篇序也非李漁所寫。」第一，李漁不具備完成這部評點本的時間。第二，醉耕堂刻本《四大奇書第一種》序言表明，李漁不會再繼毛氏父子之後批閱《三國演義》。第三，「李評本」評語絕大多數皆出於毛評本，李漁決不會如此抄襲他人。第四，「李評本」不同於毛批的少量批語也非李漁所批。「如果說這部批點本在《三國演義》版本方面有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就是它明確體現了毛宗崗『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的意圖，將『第一才子書』作為《三國演義》的書名，導致以後的毛評本皆襲用這一名稱。」（《〈李笠翁批閱三國誌〉質疑》，載《晉陽學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黃霖也指出：此本評語並非出自李漁之手，而是在李漁去世後，由書商在承襲「李卓吾評本」和毛本評語的基礎上稍加選擇、點竄而成（同上文）。
（四）關於《三國演義》的主題
作為一部作品思想內涵的核心，《三國演義》的主題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由於其內涵極其豐富，人們對主題的概括又往往呈現出多義性。
「文革」以前，學術界對《三國》的主題的見解，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觀點：（１）「正統」說；（２）「『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３）「忠義」說；（４）「反映三國興亡」說（詳見沈伯俊：《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文革」結束以後，《三國》研究逐漸開始復甦。１９７９年，楊毓龍發表《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一文（載《江西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提出「歌頌理想英雄」說（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３頁，巴蜀書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主題問題成為爭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有關主題的討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１．關於《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
自１９８０年起，學者們對《三國》的主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先後提出了十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１）「讚美智慧」說。（朱世滋：《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３—６９４頁）
（２）「天下歸一」說。（王志武：《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４頁）
與「天下歸一」說相近的是「分合」說。闡述此說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驊的《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６月第１版），胡邦煒的《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載《三國演義研究集》）等。
（３）「謳歌封建賢才」說。（趙慶元：《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載《安徽師大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４頁）
（４）「悲劇」說。（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５頁）
（５）「總結爭奪政權經驗」說。（魯德才：《論〈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對人物刻畫的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孫一珍：《試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５７頁）
（６）「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５頁）
（７）「宣揚用兵之道」說。（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６頁）
（８）「人才學教科書」說。（於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６頁）
（９）「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沈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１９８５年第６期；並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７頁）
（１０）「總結歷史經驗」說。（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７頁）
（１１）「亂世英雄頌歌」說。（齊裕焜 ：《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９８頁）
２．關於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由於對主題的概括一時眾說紛紜，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３．關於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為了正確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並存的現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內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逕庭的。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參見沈伯俊同上二文）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麼，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麼，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麼，以及這三者的統一。」「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從這個意義說，對於《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標誌著研究的深入。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楊凌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因此，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所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內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討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經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並非易事。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不過，由於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別是主題研究的瞭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看來，要想在主題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於《三國演義》的人物形象
《三國演義》總共寫了一千二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約一千人，堪稱古代小說中寫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動、性格鮮明、家喻戶曉的人物就有幾十個，而曹操、諸葛亮、關羽等形象更是文學史上公認的典型。八十年代以來，《三國》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研究範圍明顯擴大。對過去很少論及的人物和群體形象，出現了一批專題論文（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頁）。
２．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見迭出。八十年代，對曹操、諸葛亮、關羽、劉備、趙雲、魏延、孫權、周瑜等形象，都發表了一批有影響的論文，如劉敬圻、黃鈞、陳翔華、丘振聲、黃霖、歐陽健、沈伯俊、劉上生、朱偉明、關四平、許建中等均有佳作（參見拙作《〈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１９８６卷；《三國演義辭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頁）。
九十年代，人物形象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主要有：
（１）關於曹操：沈伯俊的《曹操析》（載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社會科學報》，亦見其所著《三國漫談》一書），劉上生的《曹操形象的成功奧秘》（載《古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２）關於諸葛亮：劉上生的《論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統及其民族文化意蘊》（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１９９１年９月出版），曹學偉的《道教與諸葛亮的形象塑造》（同上書），歐陽代發的《論蜀漢和諸葛亮的悲劇》（同上書），黃鈞的《欲與天公試比高——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淺議》（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王齊洲的《論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義》（同上書）。
（３）關於關羽：葉松林的《義士·聖人·天神——〈三國演義〉中關羽形象的文化透視》（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一書），黃海鵬的《天日心如鏡，儒雅更知文——論〈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形象》（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一書），石麟的《崇高者的悲劇與悲劇性的崇高——關雲長散論》（同上書），朱偉明的《關公形象及其文化意義》（同上書）。
３．對人物形象塑造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集中表現為《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的爭論。代表性的論文有：傅繼馥的《類型化藝術典型的光輝範本》（分別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及《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３年第４期），石昌渝的《論〈三國誌演義〉人物形象的非類型化》（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張錦池的《論〈三國誌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六）關於《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