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達的網誌

縱論雷蒙德威廉斯

伊格爾頓：希望之旅的資源－－雷蒙德·威廉斯譯者：馬海良　來源:《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慾》   

雷蒙德·威廉斯和我都是在1961年進入劍橋大學，他在獲得劍橋研究員的崗位之前，曾經做過多年成人教育工作，而我在來這裡唸書之前，在北部一所現代中學教了一年書。很難說我們兩人誰與這個地方更隔膜一些。威廉斯經過長途跋涉才從威爾士的農村工人階級社區來到這個學院，而這個學院似乎是根據人們在貴賓桌上用餐次數的多少來判斷人的(我後來在付出代價的條件下才知道了這些事情)。他的長相和說話不像一個大學教師，更像鄉下人，熱情而質樸，與上流中產階級一貫的那種乖巧而簡慢的作風形成很大反差。他對教員公用室裡上演的那些漫不經心的惡作劇一直很不習慣，甚至多年以後，在為F．R．利維斯寫的一篇出色的訃告中，仍然說劍橋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處聽到冷酷、卑鄙、殘忍的語言」。而我呢?我發現自己孤零零地處於一幫學生的圍困之中，他們人高馬大，看上去都在二英尺以上，說話像驢叫，看電影時哪怕最平淡的一句笑話都會逗得他們大跺其腳；他們在溫馨幽靜的咖啡館裡像在群眾大會上一樣扯著嗓子叫喚。很難說我們兩人誰的日子更難熬。　　我那時對威廉斯作品僅有的一點瞭解主要是通過理查德·霍加斯和1950年代所謂「憤怒的年輕人」而得到的，他們現在大都成了暢胃不良的托利黨老人了。聽他講課對人是一種極大的解放，就好像從來不曾想到他竟然會站在這種地方，正兒八經，衣冠楚楚，以令人羨慕的口才娓娓道出聽者心中如鯁在喉的全部政治感覺。這些感覺不是官方的或學院的，而是人們根本沒有想到會在這樣一種環境裡講出來的心聲。這對聽者的震撼之大猶如青少年拘留所(在1960年代初，這一制度才剛剛取消)裡一個垂頭喪氣的少年犯突然驚詫地意識到站在面前講話的所長大人正在發出轉彎抹角但確定無疑的信息：所長也是一個罪犯，是混入所裡的內奸。當然，聽到自己的價值和本能得到比自己更為細緻和精彩的闡發，也是驚喜的一個原因。他把那些價值和本能轉變成極其精細的理論問題，但絲毫沒有降低聽者的接受程度。威廉斯是一個相當文雅端莊的人，通過他這個權威的中介，我覺得自己獲得表達自己的權威，並且通過我表達所有父老鄉親的新生，他們從未說過該說的話，從未得到允許說心裡話的條件，從為有人願意多問一句他們想說什麼。彷彿最難防範的自發性腸胃反應，現在突然擺在公開競技場裡，為自己的尊嚴和正當性進行不屈不撓的裱糊。所有這一切與其說是一場學術論戰，不如說直接來自威廉斯本人長期的深入思考彷彿這些思想只是從一個異常深沉和豐富的本源發出的比較公開的，聽得見的些許斷片。我只能稱之為他的一種深沉而從容的內在存在，是一種牢牢把握著自身的中心和本根，但遠遠超越了簡單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人才會有的感覺，我想，每一個見過威廉斯的人都會為之動容。我曾奇怪這種內心的平衡和從而是從哪裡來的，我如何才能擁有哪怕一二。隨著我對他的瞭解，後來得知基本上來源於他的階級背景。是的，他終其一生的政治追求時機上都得益於他早年的團結互助的工人階級生活所留下的形成性影響，赤誠坦蕩，無所疑懼。但是我當時還不能理解這個質樸而嫻靜的權威何以既溫文爾雅又言辭刺人，而且一直到中午都那樣，雖然實際上他當時才四十歲。我問自己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他怎麼能在這樣的地方為無權無勢的人說話，而且說得那樣精當和肯定。我只停明白他講的三分之一，決心把其餘的搞明白。　　當時已經到了退休年齡的利維斯也在那裡開設講座，他對威廉斯著作的評論是：「這些事情奎尼在三十年代時就已經全做過於，」這是威廉斯本人以他那慣有的無所謂的語氣告訴我的。邱吉爾學院的喬治·斯泰納對他的學生說，威廉斯的問題是他不懂得人類悲劇的懲戒淨化力量。英文系的其他人似乎大都把他看做社會學家，走錯了院系的門檻，不小心和玄學派詩人攪在了一起。當然，他們研究本質上是人文的東西，而威廉斯卻分心於紅色的歷史鯡魚，分心於階級和工業和政治之類的事情，更糟的是還分心於電影和廣告和通俗報刊。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天大的反諷，因為威廉斯和大部分同仁之間的最大不同正是一個人文問題，只是方式迥然不同而已。威廉斯的話語直接從人性深處升上來，似乎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幾乎每一個人都籠罩起來。他的真正過人之處不僅是他說的話，而且是他說話的水平。你不能把他所說的話與感覺到話裡飽含的整個豐富的經驗背景分離開來。早在「個人的問題是政治的問題」這句口號時興之前，威廉斯就已經在生活和工作之間的複雜而密切的關係中實踐著它。他似乎從不相信自己還沒有親自消化、逐步吸收進自身存在裡的任何東西。他以一種慢節奏的、穩步的、沉思的方式生活，這一點也很像有些鄉下人。他以執著堅定但絕非自命不凡的嚴肅態度對待自己的整個生活經驗。在他周圍的那些無可救藥的犬儒主義者和急功近利的年輕人看來，他的樣子似乎匪夷所思，古怪好笑。他們的經驗深度恐怕只是一個迪斯尼卡通人物的深度。關於平頂帽和農民靴子不乏」怒其不爭」的評論和指教，甚至有一篇訃告非要拽出「懷舊病」一詞給《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的作者蓋棺定論，威廉斯總是非常正確地把這類言談看作犯病。如果威廉斯使有些人對自已油腔滑舌和政治曖昧的作派感到不安並且有時會因為焦慮的折磨而作出迅速反擊，那實在不是他的本意，因為他屬於這樣一種人：除非有人對他緊迫不放，否則他不會嫌惡別人。　　不管怎麼說，威廉斯在劍橋沒有感受過那些六英尺人的「跺腳和驢叫」。但是他經歷過一場戰爭：中斷了英文課程，在歐洲參加武裝鬥爭(在法國時他是一個坦克兵指揮官)，然後隨著工黨政府上台，以倖存青年軍人的資格恢復學業。威廉斯也經歷過共產黨，他在很短一段時間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在英國南部的一些農村講堂裡教了幾年成人課程，當他1961年回到劍橋時，發現自己很難習慣那裡的督學制度，很不適應給那些權勢階層的孩子講課，他與那個制度保持一段謹慎的距離。然而一個熟見的悖論是，局外之人反而能維護一個地方最有創造性的傳統。我指的是劍橋英文系的優良傳統，威廉斯在好多年裡一直都是這一傳統的化身，當然系裡的同仁們往往很少知道他到底講什麼。威廉斯以一種新的方式把劍橋英國文學教學的文本細讀分析與「生活和思想」研究兩股截然分明的潮流合在一起。但是他們所稱的「細讀」或「貼住語言」被他稱為歷史語言學，而他們所稱的「生活和思想」則被他稱為「社會」或「文化歷史」。　　這一結合蘊藏著豐富的東西，但也並非沒有嚴重的衝突。細讀分析絕非不受意識形態的侵染，他對這一點非常清楚。這是一種知性分離和專業化的習慣做法，在無意識深處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認可，並且嚴重脫離大部分人的實際生活境況。如果把細讀分析與所謂的「生活和思想」研究以至與整個社會文化構成結合起來，那就立刻陷入一種政治矛盾。如何從局外人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民族呢?難道這樣一種認知形式與認知內容沒有矛盾嗎？這正是《邊界之國》(Border Country)中的馬修·普萊斯和《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中的彼得·歐文害怕發生的事情。這種二元對立以不同形式出現於威廉斯的作品中，我在《批評與意形態》(Criticism and Ideology)(1976)中以一種年輕人常有急躁做法把他的這種二元對立草草打發掉了。這種二元對立也就是在「老百姓」和「讀書人」、「智性的群體」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嚴酷世界、鄉村和城市、彌爾頓和鄧恩、高雅和通俗之間長期進行的鬥爭。威廉斯在給利維斯寫的訃告中就提到了他著作中存在的這種衝突——利維斯「竭力追求……一種斷裂形式，一種不求介入的態度，一種艾略特式的冷漠的機智，但實際上卻擺不脫對連續性、獻身事業、英國外省日常生活的實在感覺。這種感覺特別強烈，一直緊緊地揪著他」。威廉斯肯定也是在繞著圈子說他自己。儘管我和其他一些人輕易地給他貼上「現實主義者」的標籤，把現代主義對平凡性的斷然疏遠看做一種創造性的政治實驗和破壞性的「斬草除根」，但是他對現代主義的迷戀終生不減，與有些人不同，他不會太快地附和爭執中的任一方。如果他的後期著作實際上已經拋棄了「貼近分析」(close analysis)世系的話，那不是因為他不擅長那種分析(他非常擅長細讀式分析)，而是因為那樣做付出的政治代價太大了。《文化與社會》是一個勇敢的、扣人心弦的全新嘗試，把那種經過嚴格訓練的文本分析與一種共同的社會歷史聯繫在一起。但是它也因此成為前面所述的那種二元衝突的一個絕好例子。而且儘管眾人稱讚這是一個激進文本，但它是在冷戰時代的政治隔絕中寫成的，這樣一部著作只能為利維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張力留出商討的餘地。威廉斯後來用「第一階段的激進主義」來概括這部最具原創性的著作的特點，表明一種審慎的自我距離化。　　他從「知性的群體」跨進了讀書人的知性生活，但這條邊界線總是纏繞著他，他終生住在這個「邊界之國」。他從哈斯汀斯遷到牛津，只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就準確無誤地進入了同樣的兩難處境：《第二代》開篇即談牛津大學的那條就便取名的「雙鎮路」，這條路一邊望去是大學的塔尖，另一邊過去是考利汽車廠的房頂。當然，威廉斯從來不曾相信過嵌入一個有階級之分的社會裡的這種矛盾會通過學問之道而得到解決，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把這種矛盾看成簡單的對立。他最早的論文中有一篇叫做《文化是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文中指出如果理解威爾士工人階級對學問和文化的尊重，就不可能把穿越阿勃加威尼和劍橋之間的邊界想像成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在去世前不久我對他進行的一次訪談中還說，當他回到威爾士時，他的威爾士同志們對他評價最高的一點就是他穿越了那條邊界並闖入大都市的制度機關這一事實。這個案例並不表明「文化」在邊界的這一邊，而「社會」在另一邊：哺育威廉斯成長的也是一種文化，就像哈代小說裡的人物裘德在牛津的情況一樣，他很快就感覺到與他在所謂文明的劍橋遭遇到的那些冷言惡語相比，哺育他長大的那種文化更為珍貴。由於威廉斯的推動，文化概念進入了劍橋，而那些有文化教養的人卻把這個概念照著他臉上扔回來。文化並不是一個懷舊問題，並不是要回過頭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鄉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談到了「有機社會」的幻象，然後堅決斷然地破除了這一幻象。他曾經輕蔑地說起奈厄·貝溫，說認識一個威爾士人需要通過另一個威爾士人才行。我從未見過比威廉斯更尊重理性探詢的人，儘管他實際上也像所有人一樣知道理性總是不在理性的地方。他從來沒有低估知性工具的價值，自己的人民被處心積慮地剝奪了的正是這一工具。所以他才用教育者交在他手裡的這種工具轉身反擊教育者。他用這些工具創造了二十世紀英國最優秀的文化作品實績，他代表的是那些無緣進入劍橋大學、聆聽E．M．W．提亞德就鞋子問題發表高論的人們；　　威廉斯不僅知恩不報，以怨還德，而且隨著年齒日長，反而逾發勇猛好鬥，不依不饒了。那些自由主義批評家曾經張開雙臂歡迎《文化與社會》，但對他後來談的什麼第三世界的造反和資本主義的獸行卻熱情頓減。威廉斯一生的突出特徵是他穩步不斷地走向政治左派；人們已經談膩了的一種情形是，某某人由一個年輕激進分子成了中年反動分子，他卻令人欣慰地把這句話顛倒過來了。主持《政治與文學》(Politics and Letters)期刊時的早期威廉斯信奉左傾改良主義或左傾利維斯主義，他當時也捲入了戰後英國政治冷戰；後來折服於早期新左派和核裁軍運動的迅速壯大，他在這裡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1962年的小書《傳播》(Communicatios)無所疑懼地提出了對傳播媒體的社會所有和控制，甚至提出了一些實施細節。到了1966年的《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五年前的《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裡的漸進主義話語已經變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的漫長悲劇。大約這時，威廉斯為了繼續前進而開始後退，重新探究他的威爾士遺產，有意地與「英國」文學和工黨政府的新世界拉開距離，這個新世界的文化觀來自(C．P．斯諾。威廉斯像許多放逐者一樣，必須去發現、甚至是重新發明自己的社會歷史，逐步掙脫他已經部分地接納了的英國和英國文學屬性，直至弄清楚他是誰。他在《邊界之國》裡已經對離開威爾士給他帶來的痛苦進行了一定的清洗，現在可以回來了。這些問題全部寫進了《鄉村和城市》，他推敲這部作品時遇到的困難超過了其他任何著作，因為書中的主題全都觸到了他的痛處。一種新的語調，幾乎是一種新的感性或感覺結構出現在這部奇異、深刻而又無法歸類的作品中。它久久凝視著英國的鄉村莊園，從鄉村莊園的禮儀和雅趣中讀出一部欺詐、犯罪和暴力的反對勞動人民的漫長歷史。這時的威廉斯已經見證了越南戰爭、學生運動和工黨政府毛糙的功利主義，他的聲音已經出現了變化：不那麼溫良恭謙讓了，不那麼講究有理有節了，不那麼謹小慎微瞻前顧後了，而是更乾硬、更鋒利、更尖酸。在那些政治動盪的歲月裡，他的作品變得憤怒冷峭，不依不饒，至少在他的自由主義支持者們看來，他顯然有些過分。弗蘭克·克莫德給《現代悲劇》下了一個很到位的特定階級修飾語：「怒氣沖沖」。　　四年後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acism and Literature)標誌著正式與馬克思主義有了關係，標誌著「文化唯物主義」理論的形成。但是看樣子不是他最終被馬克思主義所佔有，反倒是他冷靜地佔有了馬克思主義。(他謹慎地宣佈，「文化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相容」的。)他也要把唯物主義不折不扣地擴展到文化實踐中去，以如此的徹底性表明他比馬克思主義者們更像馬克思。但是，如果把馬克思主義邏輯如此這般地推向極端，他就會一併抹掉「基礎」／「上層建築」的區別，從而保留一定的批評距離。這是威廉斯的一貫做法：他不僅十分懷疑正統教義，而且也徵引其他思想家或暫停一下看看某種影響。作品完全是他自聲的，猶如生命是他自己的。雖然他是社交最廣的一個公眾人物，伯不無矛盾的是他有一種穩如磐石的自給自足的感覺，有時不免范入孤寂。與其說這是被關在外面的人的一種怪異的自省生活，不如說是走在前面的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現；好像讓你感覺到，當你拚力到達某個理論高度時，發現威廉斯早已不聲不響地佔領了那個位置，而且是沿著自己的思路到了那裡。當巴赫金產業在斯拉夫符號學家眼裡還只是一抹微光之時，他已經是一位「巴赫金式」的社會語言學家了。他早幾年就把於爾根·哈貝馬斯關於傳播行為的主要論點提出來了。他不是人們所想的那種專門的女權主義作家，但是《第二代》對作品、政治、性別以及家庭進行的透徹研究實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早在寫作《漫長的革命》時，在婦女運動出現之前很久，威廉斯就在講他當時稱為「生育和哺育制度」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把這個問題看得與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同等重要。他拒絕為風行一時的阿爾圖塞理論或後結構主義理論而分心，他仍然待在那裡，胸有成竹地等著我們，直到我們當中一些較年輕的理論家們更悲哀也更明智地最終從那幾條死胡同裡折出來，在我們曾經離開他的地方重新和他站在一起。他看見了「此路不通」的標牌，但他不相信它會擋住一條路線。①我從未見他在左派文化圈子裡盛行的意義上用過「理論」一詞。他的忠實追隨者遍及全世界，但他從未想過組織一個「學派」。他的著作在美國傳佈很廣，那裡的左派批評家們曾經請我說服他訪問美國，但在越戰期間他拒絕去美國，此後也只去過那裡一兩次。他對學術明星的位子不感興趣，很少或幾乎沒有感覺到自己是某種「職業」的一部分，而是更喜歡在家裡不停地做他的事。　　我認為這種特立不群的做法既有長處，也有局限。獨立使他有時處於某種自以為是的隔絕之中，把一種怪樣的奧林匹亞神的語調或過度防禦的架勢強加在他的寫作中，使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灰心，他們本來期望他發起一場更具戰鬥性的集體的活動。也許是他過分習慣於成人教育那些年裡養成的獨自工作的做法；也許是他防範劍橋「細讀者們」出現的問題。宗派主義使他厭煩，他有辦法把最具多元性和最無宗派性的政治方法與一個社會主義者堅定不渝的信念結合起來，有時讓人感覺到他這個人真的無法想像其他人竟然會信奉別的東西。如果說含譏帶諷式的憤怒是他的作品的一個方面，那麼另一個方面就是對人類潛能的信任。他的信任是康慨大度和忠貞不渝的，即使政治權力已經習以為常的對人的蔑視和戲弄也會使他有五雷轟頂之感。這並不是某種感情用掌的樂觀主義所使然：威廉斯身上有一種異常冷靜的現實主義，它來自某些出人意料的品質，例如他具有行政長官和政治協調人的出色能力。所以他能依自己的經驗知道非英雄的普通人能做到什麼，聽到輕視和貶損他們的話時，他會怒不可遏。對他而言，王子之死算不上什麼悲劇，而他的鐵道信號員老爹之死才是真正的悲劇，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孝順兒子，人們可能從未聽說過有這樣一個人。當然這並不是因為他相信這些最基本的愛和憐憫和團結的價值將不可避免地取得政治勝利，一個如此敏銳的政治分析家怎麼會在黑暗年代相信這些東西?倒不如說他不惜一切代價地堅守這樣的信念：這些價值終究是最重要的，它們或許不會獲勝，但它們是一切的一切，放棄了這一信念就放棄了一切。他已經知道人類的群體可以是什麼樣子，在重新建成國際規模的這樣的群體之前，他決不會休息。他非常知道褻瀆人性只是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他從利維斯那裡繼承的最優秀的品質不妨簡單地概括為「謙敬」二字。他對威爾士歷史進行了研究，從中知道了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在最嚴酷的條件下也會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和活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沒有做那麼多人做過的事情，他不可能降低自己的希望，不可能在政治上見風使舵地面對現實。他面對「他的」現實。他總是能沉穩地從長遠角度看問題，就像他有一次直截了當地說的那樣，這種做法能避免「對短期問題作出長期判斷」。　　威廉斯最不放在眼裡的邊界是學科門類之間的那些傳統分界。到了最後，竟然無法給他的工程起個名字：不像社會學，也不像哲學、文學批評或政治理論，既像「創作的」和「想像的」作品，又像學術著作。在他自己的一系列關鍵詞當中，「聯繫」(connecting)占的地位可能最高，此外還有「主動」，「複雜」，「困難」，「變化」等等。他是圖書館管理員的冤家和惡夢，三十年來一直對「創作的」和「理論的」寫作進行著眼下才流行的解構工作。從《文化與社會》到《關鍵詞》(Keywords)，語言始終能引起他的學術激情，但是他對語言意味有非常深入的感覺，往往朝許多方向深入下去，很難稱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對他而言，詞語是濃縮了的社會實踐，是歷史鬥爭的場所，是政治智慧或政治統治的貯存器。他對詞語有一種凱爾特人的感覺，能感覺到它們的豐富肌質和密度。他自己不僅寫作，而且有很多演說，同樣有力而富有修辭性，他的演說是認真建構和組織的，而不是臨時雜亂地湊在一起。如果說他是一個政治理論家，那也不是那種進行短期分析的理論家(當然在一些特殊問題上，他也能組織起激烈的政治介入)，而是像與他同屬「文化與社會」傳統的從布萊克到莫裡斯等人那樣，預言性地辨識出整個文化的形式和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屬於古典知識分子行列，堅守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而決不固守某種單一「學科」。不過，他不僅避免了專家們的近視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繞開了傳統聖賢們的業餘道德說教，當然，這並非因為他對文學的具體性和特殊性非常敏感的緣故。利維斯對某些社會文化問題的包容是通過將它們殖民化的方法來實現的，而威廉斯則終於顛倒了這個邏輯，把文學研究的中心拆解或更寬廣的文化實踐領域。但是他向來首先對寫作感興趣，只不過對寫作範疇的含義進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而已；他從未對這一事實予以說明。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有些同行竟然把他看作對文學作品進行還原的「內容分析家」，因為在他看來，是形式把所有一切連在一起的。他的批評把文化形式從形式主義那裡挽救出來，並庭其中發現了社會關係結構、技術可能性的歷史和社會決定的整個看待事物方式的突然變化。他能從舞台技術的變遷中追溯到意幟形態感覺的變化，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句法中探察出城市化的節奏。　　我覺得威廉斯特別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歷史人物。他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十分重要，但他絲毫沒有個人虛榮心，這在某種程度是因為他有一種奇異的從外面看自己的能力，按盧卡契所說舶「典型」而不是個體來看待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發自內心所做的一切，他的思想飽含著個人的經驗，但他似乎也能把自己非個人地、公允地看作「走過了二十世紀中期那些年代的一個普普通通的生命」(《現代悲劇》)。他既是普通人也是特殊人，這也是他身上的許多悖論之一。雖然從個人來說，他是最大度、最平和的人，待人之熱情簡直掬手可攬，也許正是這種「歷史實在性」成了他與同事分離的最直接的原因。他們是個體的大學教師，各自忙於這樣那樣的事情；而他所進行的是一項歷史性的工程，既是非常個人的事情，又奇怪地是非個人的工作。他特別意識到這項工作及其所植根的生活具有整體上的一致性。他過著一種殫精竭慮、枕戈待旦的生活，彷彿要執行一次獻身行動或連續任務。別人可能寫一本書或兩本書，甚至寫二十本書，但威廉斯從事的是一項全然不同的工作。人們會強烈地感覺到無需討論他是不是一個學者的問題。一些左派學者有時喜歡佯裝他們僅僅是穿越一種制度，若即若離而已，根本不求介入，但在威廉斯身上這卻是實際情形，儘管他在大部分工作時間裡都是劍橋大學的一個研究員。他沒有左派的那種因為當大學教師而生發的過度的負罪感，因此無需為自己是一個大學教師而辯解，因為再清楚不過的是他並不以此為生活的中心。就算他是大學教師，他也顯然不屬於他們那種人，因此他使親者快而仇者痛。他以一種自然平常之態對待自己在劍橋的地位，很有尊嚴，好像他真的有權利得到，當然他有權利得到。工作總得繼續做下去，他沒時間歎息做這工作所帶來的恩恩怨怨。他幾乎一概地對同事們敬重有加，但並不一定與他們合作做事。他的始終合作者是喬伊·威廉斯，《文化與社會》序言裡稱她為「真正的合著者」。對威廉斯而言，最親密的思想夥伴和最深入的個人生活和愛情的分享者自然是不可分的。　　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把文化研究從他發現的比較粗糙的狀態改造成異常豐富、資源雄厚的研究領域，因此而不可逆轉地改變了英國的思想和政治圖景，使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同行和讀者長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賜與。他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自始至終堅信他喜歡稱為「意義和價值」的東西絕對佔著中心地位。他畢生與形形色色的左翼還原主義做法或移置了的此類做法作鬥爭，相信語言和交際不僅是我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而且是我們正在生活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早就一直堅持著有些左翼人後來通過葛蘭西或話語理論或精神分析學或「主體政治」等才慢慢發現的東西。後來，當大家都趕上他並忙於把這些東西推向唯心主義極端時，他卻猛然向後轉，開始講文化生產的物質方式，寫作的社會規約制度，簡言之，開始講文化唯物主義。他的早逝使我們突然變得窮困不堪，如果他沒有離我們而去的話，他一定又像前幾次那樣，早已先於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也許應該在此解釋幾句。我無意暗示這個階段所有的理論發展都一概走入了死胡同。威廉斯本人儘管尖銳地批評了其中的一些理論，但也吸收了另外一些有價值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化在1970年代空前繁榮，儘管他自己的作品與某些時潮相衝突，但是仍然受益於這次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繁榮，我以為這是無可爭議的事情。我自己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中對威廉斯的批判就萌生於那些新潮流，有人覺得我不應該那樣做，甚至有點不光彩。威廉斯卻絕不這樣想。他儘管對我的一些批評保留異議，但對另外一些批評卻是認可的，這是一位其作品不斷進化的思想家做出的合乎邏輯的反應。他自己也能對其早期的一些觀點進行嚴厲的批評，他歡迎熱烈的論爭而不是馴顧聽話的弟子。有些人當時就奮起為他打抱不平，現在仍有人這樣做；這樣做也許與他自己更為隱忍的自我批評態度並不完全一致。我仍然為自己在《批評與意識形態》裡對威廉斯的許多批評觀點辯護，當然，如果是今天的我，將會以一種更和煦的風格和一種不同的語氣提出自己的批評。對我而言，他的著作無比重要，當我竭力與這樣的著作保持一定的批評距離時，說了一些尖酸刻薄，眼界狹窄的話，惹人嫌惡，對此我十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