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反對經濟學家?
作者:陳永苗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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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日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取向」高層研討會上指出,當前一些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指責是對中國產權體制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史進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會情緒。前些日子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也在《經濟觀察報》和《北京青年報》發出類似的聲音。
經濟學家是誰,能夠發出如此半人半神的的聲音?經濟學家如此俯瞰芸芸眾生如果是在一個神聖領域例如宗教還沒有問題,但在一個世俗得不能再世俗的經濟領域,而且是對芸芸眾生都有份的國有資產說出這樣的話,經濟學家要不是走火入魔了,就是已經把自己賣身了。面對著自己有份的國有資產的流失,芸芸眾生只能眼睜睜看著,爆發出社會情緒反而成為不義之事?為之代言反而要獲罪?
我知道了樊綱、張維迎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們骨子裡頭根本不認為國有資產是全民都有「股份」的,全民作為「所有權人」,已經被經濟學家暗中謀殺了。全民「死」了,死在經濟學家的精神催眠之下,死在經濟學家的偷天換日之下。
經濟學家是誰,能夠發出如此半人半神的的聲音?如此半人半神的聲音是反民主的,與先鋒隊的「獨裁」是同一種旋律的。經濟學家無非是說,你作為民眾,是無知的,對自己的事情也處理不好,無法判斷自己的利益,而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能夠領導你們,帶領你們,比你們更能夠替你們作出判斷,什麼是對你們有利的,什麼是對你們不利的。
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是對經濟學基本假設和價值追求的徹底顛覆。經濟學有個基本假設,就是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能夠判斷自己的利益。難道說自己的東西被偷偷地賣了,而且錢款也被他人佔有了,這一點芸芸眾生自己不能做出判斷?這可是天生的,不用思考,傻子都知道的。經濟學追求的是經濟民主,難道自己的東西沒了,在政治領域已經被割了喉嚨,湊在網絡上吶喊憤怒幾聲還不行,這還沒到要求經濟民主的地步,我們的經濟學家就慌了。經濟學家們意欲何為,想創造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經濟學?
我承認不能把事情推到極端,例如說芸芸眾生可以做出判斷,就認為民眾可以決定一切事情,實行人民主權至上,或者說民眾有局限,就成了傻子,啥事都由經濟學家管理。像判斷自己的東西是不是丟了,自己有沒有獲得好處,這些是無需經濟學家操勞的,經濟學家縱然口吐蓮花也欺瞞不了芸芸眾生。
或許經濟學家覺得自己很委屈,並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從自己的學問中出來的,所以覺得自己不能媚俗。可是經濟學家為什麼不自己反省一下,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經濟學錯了?經濟學這幾年雖然無堅不摧,但現在是不是到了邊緣,碰到了最堅硬的敵人,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
作為一世種俗宗教的共產主義是由一種經濟學支持的。如果沒有我在《經濟民族主義》中說的那種和原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淵源,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當朝的「國學」。而經濟學又宣佈自己愛好自由,青睞憲政。是不是經濟學是一種過渡,就像當年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渡一樣? 我曾經對這抱有期許。在《經濟民族主義》中,我相信擴展秩序,由經濟個體到憲政。我甚至認為林毅夫只是礙於立場無法言說自由主義。
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質問道,無視政治自由於經濟秩序的內在聯繫,為什麼成為中國現代的經濟社會理論的一個「傳統」?在探討中國當代經濟秩序的重新安排的正當性問題時,政治自由是否是一個業已解決而無須考慮的問題?
把經濟學當作「社會主義」由一個觀念支持。150年以來,確實把經濟繁榮看作幸福之本,將經濟發展看到所有社會進步,包括憲政的基礎,人們相信只要能夠使經濟發展達到了某種令人滿意的水平,所有其它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而歸於經濟發展優先的地位。愛屋及烏,經濟學家也成了現當代的「祭司」。
可是丹尼爾.貝爾說這是一種世俗宗教。說世俗宗教換成另外一個詞就是鴉片。經濟發展沒有造成普遍和諧,相反造成對立和階級,不管初衷如何,從來就是讓大部分人大受損特受損,一小部分人大受益特受益。
經濟自由是憲政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經濟自由必然導致憲政嗎?由經濟自由到憲政,我不知道最後是平平地滑過去,還是龍門一躍,這一點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有過詳致的論述。大概到了這個地方,他們和算命的差不多,給了我一個斜眼: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這可壞了,當代「國師」都說不清楚,那不是瞎搞?
如果有人告訴我,說經濟學不可能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能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不可能叫經濟學做出詳致的論述。這也對。但是既然如此,到了經濟學已經出現荒唐的結果,例如貧富兩極分化,腐敗等時,經濟學家還能在作「半人半神」喋喋不休?
先撇開立憲政治搞經濟,是把前者「懸擱」起來,放到「括號」裡,經濟發展到那裡隨身帶到那裡,不能被偷偷摸摸扔了。當經濟碰到了最堅硬的東西時,也就到了重新開始立憲的時候了,這時候,如果經濟學家還在講那個鴉片,而避開講立憲,甚至以鴉片取代立憲,那是催眠芸芸眾生讓他們繼續愚昧,為既得利益集團而搞緩兵之計。這時候經濟學過渡的影子一點也沒有了。
讓「半人半神」喋喋不休去好了,反正沒有人再信他們了。沒有人能否無限期地等待,而且出現了人神共憤的局面,誰還相信經濟學家?
作者:陳永苗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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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日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取向」高層研討會上指出,當前一些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指責是對中國產權體制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史進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會情緒。前些日子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也在《經濟觀察報》和《北京青年報》發出類似的聲音。
經濟學家是誰,能夠發出如此半人半神的的聲音?經濟學家如此俯瞰芸芸眾生如果是在一個神聖領域例如宗教還沒有問題,但在一個世俗得不能再世俗的經濟領域,而且是對芸芸眾生都有份的國有資產說出這樣的話,經濟學家要不是走火入魔了,就是已經把自己賣身了。面對著自己有份的國有資產的流失,芸芸眾生只能眼睜睜看著,爆發出社會情緒反而成為不義之事?為之代言反而要獲罪?
我知道了樊綱、張維迎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們骨子裡頭根本不認為國有資產是全民都有「股份」的,全民作為「所有權人」,已經被經濟學家暗中謀殺了。全民「死」了,死在經濟學家的精神催眠之下,死在經濟學家的偷天換日之下。
經濟學家是誰,能夠發出如此半人半神的的聲音?如此半人半神的聲音是反民主的,與先鋒隊的「獨裁」是同一種旋律的。經濟學家無非是說,你作為民眾,是無知的,對自己的事情也處理不好,無法判斷自己的利益,而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能夠領導你們,帶領你們,比你們更能夠替你們作出判斷,什麼是對你們有利的,什麼是對你們不利的。
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是對經濟學基本假設和價值追求的徹底顛覆。經濟學有個基本假設,就是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能夠判斷自己的利益。難道說自己的東西被偷偷地賣了,而且錢款也被他人佔有了,這一點芸芸眾生自己不能做出判斷?這可是天生的,不用思考,傻子都知道的。經濟學追求的是經濟民主,難道自己的東西沒了,在政治領域已經被割了喉嚨,湊在網絡上吶喊憤怒幾聲還不行,這還沒到要求經濟民主的地步,我們的經濟學家就慌了。經濟學家們意欲何為,想創造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經濟學?
我承認不能把事情推到極端,例如說芸芸眾生可以做出判斷,就認為民眾可以決定一切事情,實行人民主權至上,或者說民眾有局限,就成了傻子,啥事都由經濟學家管理。像判斷自己的東西是不是丟了,自己有沒有獲得好處,這些是無需經濟學家操勞的,經濟學家縱然口吐蓮花也欺瞞不了芸芸眾生。
或許經濟學家覺得自己很委屈,並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從自己的學問中出來的,所以覺得自己不能媚俗。可是經濟學家為什麼不自己反省一下,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經濟學錯了?經濟學這幾年雖然無堅不摧,但現在是不是到了邊緣,碰到了最堅硬的敵人,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
作為一世種俗宗教的共產主義是由一種經濟學支持的。如果沒有我在《經濟民族主義》中說的那種和原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淵源,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當朝的「國學」。而經濟學又宣佈自己愛好自由,青睞憲政。是不是經濟學是一種過渡,就像當年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渡一樣? 我曾經對這抱有期許。在《經濟民族主義》中,我相信擴展秩序,由經濟個體到憲政。我甚至認為林毅夫只是礙於立場無法言說自由主義。
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質問道,無視政治自由於經濟秩序的內在聯繫,為什麼成為中國現代的經濟社會理論的一個「傳統」?在探討中國當代經濟秩序的重新安排的正當性問題時,政治自由是否是一個業已解決而無須考慮的問題?
把經濟學當作「社會主義」由一個觀念支持。150年以來,確實把經濟繁榮看作幸福之本,將經濟發展看到所有社會進步,包括憲政的基礎,人們相信只要能夠使經濟發展達到了某種令人滿意的水平,所有其它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而歸於經濟發展優先的地位。愛屋及烏,經濟學家也成了現當代的「祭司」。
可是丹尼爾.貝爾說這是一種世俗宗教。說世俗宗教換成另外一個詞就是鴉片。經濟發展沒有造成普遍和諧,相反造成對立和階級,不管初衷如何,從來就是讓大部分人大受損特受損,一小部分人大受益特受益。
經濟自由是憲政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經濟自由必然導致憲政嗎?由經濟自由到憲政,我不知道最後是平平地滑過去,還是龍門一躍,這一點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有過詳致的論述。大概到了這個地方,他們和算命的差不多,給了我一個斜眼: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這可壞了,當代「國師」都說不清楚,那不是瞎搞?
如果有人告訴我,說經濟學不可能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能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不可能叫經濟學做出詳致的論述。這也對。但是既然如此,到了經濟學已經出現荒唐的結果,例如貧富兩極分化,腐敗等時,經濟學家還能在作「半人半神」喋喋不休?
先撇開立憲政治搞經濟,是把前者「懸擱」起來,放到「括號」裡,經濟發展到那裡隨身帶到那裡,不能被偷偷摸摸扔了。當經濟碰到了最堅硬的東西時,也就到了重新開始立憲的時候了,這時候,如果經濟學家還在講那個鴉片,而避開講立憲,甚至以鴉片取代立憲,那是催眠芸芸眾生讓他們繼續愚昧,為既得利益集團而搞緩兵之計。這時候經濟學過渡的影子一點也沒有了。
讓「半人半神」喋喋不休去好了,反正沒有人再信他們了。沒有人能否無限期地等待,而且出現了人神共憤的局面,誰還相信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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