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運動與政治保守主義
作者：成慶
文章來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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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關於兒童是否應該讀經的討論見諸於各大媒體，經過幾輪辯駁，如今幾近偃旗息鼓，但是一種公共論爭的產生，往往有其觀念的根源所在，這場討論給公眾的一般印象無非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與西方自由教育之間的爭論，這樣的話題從晚清就開始吵，已是「陳谷子爛芝麻」。但是「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些似乎雷同的爭吵背後，其實有一些更為深層的原因，軒輊之處大多來自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政治社會狀況的不同理解，關於讀經的論爭，其實是未來中國的多種政治想像（political vision）之間的話語爭奪戰。
關於兒童是否讀經的爭論，緣起於號稱現代大儒的蔣慶編纂的 「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最近出版，這套針對兒童所設計的「經」遭致遠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中國史的薛湧的批評，認為這種強迫兒童讀經的作法是一種「文化蒙昧主義」。網絡儒學思想的大本營—儒學論壇馬上開始在網絡上反擊，認為薛不瞭解傳統文化，沒有資格批評「蔣子」的誦經運動。薛湧起初對這些批評大多不以為然。此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秋風和劉海波迅速加入爭論，激烈批評薛的「啟蒙」心態，激起了薛湧的論辯鬥志。秋風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信奉者雖然在政治上認同自由主義，但是認為在文化問題上要反對薛文所隱含的「理性的獨斷主義」，一時硝煙四起，煞是熱鬧。（詳見《南方週末》、《東方早報》等媒體的相關文章）這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蔣慶、秋風以及劉海波等人的政治保守主義態度在公共輿論裡破冰而出，這種變化雖然在知識圈內醞釀了許久，如今終於發酵為一種公共性的聲音。文化保守主義在90年代一度引人注目，很多人都還記得當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洛陽紙貴的盛況，那同時也掀起文化保守主義的風潮，不過其所指向的畢竟還只是文化。但是文化保守主義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到今天逐漸演變為政治保守主義，成為另外一種開始浮出海面的思潮。
什麼是「政治保守主義」？一般而言要視其在政治上想要「保守」何物，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在國內較早地提出「保守主義」，但是他基本上認為那是因為西方有自由的傳統，有「自由」可保守，而中國卻無物可守。但是蔣慶、秋風等人所要保守的到底是什麼？
蔣慶認為，西方的「自由」與「民主」價值無法適用中國這個特殊文明，不能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他從傳統中擷取了「王道」這個政治詞彙，認為只有恢復「王道」觀，才能一攬子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而讀經誦本只不過是他這套觀念進入操作的一個小註腳而已，拿讀經來進行批評，對他而言，或許實在無關宏旨。在他看來，「教化」是「王道「實現的前提，而最終成為「王官學」將是實現這套「王道「的制度保障。他一方面試圖瓦解「民主」的平等內涵，一方面又重新引入了文化等級的觀念。在他的政治想像中，古代的太傅由於肩負教育太子的使命而應享受高級政治待遇，這套以文化等級來安排政治等級的思路，在中國傳統政治中並不鮮見。假如說成大白話，那就是國家以這套儒家「王道」觀作為「國教」，然後「儒教徒」按照學問高低來安排政治地位，到了那一天，「大儒」說不定就成了「國師」，「儒學博士」可能就是「廳局級」幹部！假如政治等級真要按照「文化祭司」的序位來進行安排，如今的「讀經者」豈不是就算進入了「幹部培訓班」了？
近年來的中國思想界，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列奧·斯特勞斯突然成為一位熱門人物，有趣的在於，訪問中國的多位著名西方學者（包括查爾斯·泰勒、理查德·羅蒂）都認為斯特勞斯的思想並不值得中國思想界太過認真地對待（詳見《社會科學報》、《東方早報》等媒體的報道）。斯特勞斯有個很尖刻的觀點，他認為「現代」已經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只有恢復西方古典思想的傳統，才能解決這一「現代性危機」。在斯特勞斯的政治想像中，「教育」構成了其政治哲學的支柱，即在大學裡培養出一批「立法者」，最終就可以由哲學走入政治，由這些立法者來挽救「現代性」的墮落。這樣一個由知識等級決定政治等級的思路和蔣慶如出一轍，在某方面，這兩股中西思潮如今也在遙相呼應，互為支撐。
秋風、劉海波等人的言論則代表了中國自由主義內部開始分化的趨勢，雖然在政治上他們仍然認同自由的價值，但是秋風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盲目相信啟蒙的理性獨斷論和歷史進步觀，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悲劇，而那些批評讀經的人，正是受這種狹隘啟蒙觀念的毒害。劉海波則更為直接的認為要將儒家文化當作如同西方自然法一樣的「高級法」，由此來安排整個政治秩序。
他們思路的背後都有一個憲政的原則，我不否認憲政作為一種權力安排方式有其合理性，但是我想在用什麼來制約權力的方面，我和他們存在著明顯的分歧。秋風會認為因為中世紀的基督教和憲政有緊密的聯繫，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同樣可以發現制約權力的一些因子；劉海波則會認為可以恢復儒教的半宗教地位來制約權力，更有一些當下的憲政論者還要依靠基督教作超越的秩序源頭。我之所以將他們定義為政治保守主義，就在於他們都試圖以一套前現代的價值來安排政治秩序，這種努力是否是可能的呢？
按照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看來，「現代」作為一個無法避免的時代已經來臨，「諸神之爭」的價值格局也無法更改，個人信奉哪一種價值，均賴於自己作出判斷和認定，而無法輕易將自己托付給某一種前現代的信仰。因此作為一個價值選擇的個體，個人必須要有足夠的心志堅持在這個紛擾的時代，勇敢的作出自己的價值抉擇。「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價值，預設了一套道德以及政治的平等觀念，每個人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擁有平等的身份，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意志才足以被政治人物看作是同等重要的。這種「主權在民」的觀念可以經由一套憲政制度來限制權力的武斷性，當年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反覆強調依靠公民結社可以有效制約權力，但是他所強調的是公民獨立自主的精神，而非那種依托在某種文化等級系統中的一個個「文化臣民」。秋風等政治保守主義者的曖昧之處就在於，要麼他們無法提出哪些傳統是可資利用的權力制約要素，要麼他們就試圖要恢復出一種半宗教的信仰系統來制約權力，既然如此不信任公眾的民主潛力，那還不如重新走走晚清沒走完的君主立憲制之路，可是這樣的政治構想未免顯得太過天真和不切實際。
「民主」在今天飽受非議，自然有其歷史的原因，也與「民主」的內涵極為豐富有關。按照英國學者赫爾德的劃分，民主大致有九種模式。這些民主模式之間差異之大，就連專業學者都很難一下講的清楚，何況當今中國忙於打筆仗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家似乎都對「民主」作了斷章取義式的解讀，但前不久羅蒂訪華接受採訪時的問答頗為有趣，他說，「在我看來，民主和自由就像阿司匹林這類藥一樣，對所有人都有用，想像不出民主、自由會對中國人沒有作用。」，這位「反本質主義」的哲學家一直試圖超越「政治神學」和「程序至上主義」的兩種模式，而「民主」這類價值，無疑要成為政治領域中普遍接受的原則。 在政治保守主義試圖遁入前現代的文化迷霧之中時，如何申述「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價值所具有的積極意義，或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無法躲避的使命。正如一位西方知識分子所說的，一個時代的主流價值之所以會分崩離析，一方面是由於歷史情境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往往是由於知識分子沒有肩負起給予這些價值以正當性說明的責任。假如我們還認為民主還是一種尚可挖掘的現代價值的話，那麼我想，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應作到有責任的承擔、有積極的熱情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從這個意義來看這場讀經運動的爭議，或許爭論才剛剛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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