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在中國的歷史
——關於學術「對手方」的聯想
作者：羅志田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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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約在20世紀20年代曾說,「大凡要把一句話，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徹圓滿了，必須於作這言者所處的milieu了曉，否則字面上的意思合起來不成所謂」。換言之，解讀往昔的作品，要特別注重其時代背景和社會情狀，讀其書而不曉得作者的時代背景，「有許多意思要喪失的」。但「milieu是一個各件以份量不等配合的總積」，而古人之所言，本都是隨他們的milieu物化的了，「所以後一個時期的人，追查前一個或一、二千年前好幾個時期的milieu，是件甚難的事」。[1]
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貫」的超時空意味，則後人大致能瞭解；若其所述是「侷促於一種人或一時代的題目」，則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難以索解。傅先生以《論語》和《詩經》的內容為例，並總結說:「《論語》對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環境是窄的；《詩經》的對手方是人人，他的環境是個個的。所以《詩經》雖然為是韻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數瞭然。而《論語》的精華或糟粕，已有好些隨魯國當年士大夫階級的社會情狀而消散。」
該文大約是為一本普及字母書(作者可能是吳稚暉)所寫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莊諧並出，然正如傅先生所說，「這裡邊的意思也不會不莊重」。其實這篇小文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睿見，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傅先生所說的「對手方」，常可影響作品本身的傳承。進而言之，「對手方」不僅影響作品的傳承，它也直接或間接參與著專業知識的建構。從這一視角看，學術作品的接受者本身也是學術建制的一部分。
這裡所謂學術建制是廣義的，應包括所有參與專業知識生產和建構的因素，如大學的歷史系和各級各類史學研究機構、大中小學歷史課程的設置及演變、學術刊物特別是史學專業刊物以及專業學會的出現、發展與影響等。對中國而言，這類學術建制基本是20世紀的新生事物，與更廣泛的新時代背景和社會情狀密切相關，並多少與今日學人愛說的「現代性」頗有關聯。套用傅斯年的話說，正是這一新的milieu使治學的方式不能不發生變化，對史學學人與史學研究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2]而其中「對手方」的作用，是過去相對忽略的。
1、「對手方」與專業知識建構
一方面，特定學術作品的生產者對其產品接受者的預設，以及為使其預設接受者「能夠」接受甚至「欣賞」而做出的有意努力，都直接影響到學術作品的構建。而「對手方」有意無意的選擇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例如學術刊物和機構)對雙方的影響，在這些與學術的「接受」相關的多因素互動下逐漸形成的有意、無意或下意識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題目的選擇、材料的認定和使用、爭議的問題、表述的方式技巧，以至所謂「規範」等各個方面，更制約甚至型塑著學術成品的樣態，從而最後影響到「知識」本身的建構，並成為學術傳統的一部分。
這些意思若置於傅斯年推動甚力的「現代學術」裡，就更容易領會。許多人都熟悉他的一段名言：歷史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3]既然學術的「製作」漸漸成為集眾的工作，而研究者「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成為必需，與現代學術機構關聯密切的「發表」就逐漸成為一個必要條件了。
中國傳統的地方書院和中央的國子監、翰林院等機構，也大致具備聚集人才相互切磋這一社會功能，可以解決「獨學無侶」的缺陷。但「現代」學術研究機制還有一些傳統學術機構所不具備的新功能，專業性的學術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它大大擴充了學術交流的範圍和速度。同時，「讀雜誌」本身也逐漸成為「治學」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張申府在民初提出:「治一學，而欲知新，而欲與時偕進，乃非讀其學之雜誌不可。居今講學，宜以能與世界學者共論一堂為期。苟不知人之造詣，何由與人共論？」[4]
一旦「雜誌」超越於交流功能而成為「學術」本身一個必須的要求，學術機構及學者與專業雜誌的互動關係就進入一個新層面。賀麟就從「入國問禁，入境問俗」這一先秦規則來理解「學術的獨立自主」，即「每一門學術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習俗或傳統。假如你置身於某一部門學術的領域裡，妄逞自己個人的情慾和意見，怪癖和任性，違犯了那門學術的禁令，無理地或無禮地不虛心遵守那門學術的習慣或傳統，那麼你就會被逐出於那門學術之外，而被斥為陌生人、門外漢」。[5]
從社會視角看，任一學科發展到約定俗成的程度，的確會形成許多特定的習俗、傳統甚或「禁令」；是否接受及能否以相應的「行規」和「行話」來思考和表述自己的學術見解，通常成為區分「內行」或「門外漢」的主要標準，初入道者和跨學科者往往更容易感受到類似「特殊禁令」的排他性。這些慣性「規則」常被今日西方新學家據以指責「學科(disciplines)」的「霸權」，錢穆在半個世紀前則從另一角度對類似現象不滿，在他看來，如此「以專家絕業自負，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據明確自詡，壁壘清嚴，門牆峻峭，自成風氣」，其實導致了「學術與時代脫節」。[6]
錢先生認為:「此數十年來，國內思想潮流及一切實務推進，其事乃操縱於報章與雜誌期刊少數編者之手。大學講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學術探討者，皆不能有領導思想之力量，並亦無此抱負。」此文本是為《新亞學報》所寫的《創刊詞》，不知他所說的「雜誌期刊」是否包括學術性刊物？若不包括，則學院內「作高深學術探討者」似頗願追隨那「為學術而學術」的刊物，而無意於「領導思想」的社會角色；若包括，則他已觀察到但不甚關心的雜誌期刊與學院內「高深學術探討」的某種脫節，同樣有著另一層面的深刻社會含義。
學術建制的影響不僅在於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體現在這些建制引發的社會行為。刊物當然是今日學術建制的重要成分，按前述學術生產人即立說者和「對手方」的分野，學術期刊則介於兩者之間，大約是一個溝通的中介性載體；其在讀者面前表現著學術作品，似乎是立說者的代表；同時又受讀者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在立說者面前「代表」和「表現」著讀者。[7]
不論錢穆所說的「雜誌期刊」是否包括學刊，他的不滿都體現出中介作用的凸顯(只是與他所期望的方向相反)。實際上，不少學刊並不滿足於中介和溝通的角色，而頗具試圖「引領」學術潮流的「主動性」；它們也確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並常常被學術社會寄予這樣的期望。若錢先生所說的「雜誌期刊」包括學刊，他的不滿就更加意味深長：在中介作用凸顯的同時，學院內「作高深學術探討者」似對學術刊物的「操縱」安之若素！？
在這一學者與刊物的互動進程中，作為學術建制一部分的學術接受者(「對手方」)顯然參與了「知識」的生產和建構，起著不可取代的作用，但過去卻長期未曾受到重視。這在追隨者或聽眾往往決定立說者地位的近代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而值得反思的現象。
不過，讀者的隱去或只是表面的，除欲「引領」潮流的主動一面外，學術期刊也常常面臨來自讀者的被動壓力，尤其是在刊物自身也面臨同業競爭的時代。辦刊人無不希望刊物受歡迎，則讀者的喜惡常可以影響刊物的趨向。專業性學刊在中國出現的歷史不過幾十年，而讀者的轉變已經太大太大；最簡單的一個象徵性事例是，章太炎的表述在今日幾乎被公認為艱澀難懂，但其同時代人中便少有此認知，章氏自己更頗為其文字自豪。
表述的清通本身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裡或更多體現出時代的變遷。傅斯年在主辦《新潮》時曾很有感觸地說:「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發(Expressive)和內涵(Impressive)兩種。外發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內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國人做文章，止知道外發，不知道內涵；因為乃祖乃宗做過許多代的八股和策論，後代有遺傳性的關係，實在難得領略有內涵滋味的文。做點浮飄飄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為文豪；做點可以留個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腦子裡的文章，就要被罵為『不通』、『腦昏』、『頭腦不清楚』、『可憐』了！」[8]
民初新人物喜歡整體否定「中國人」並歸咎於「傳統」，實則前人作文追求餘音繞樑,《易·系辭》一則曰「物相雜，故曰文」；再則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更在闡述其「彰往而察來」意旨時要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這些表述既合於「文」字的本義，復有更深的意旨。古之文章不必表面「通暢」，而貴其「旨遠」。或者正要有「相雜」之紋理而後能旨遠，旨遠而後「其辭文」。文章主旨要一以貫之，隱約可見其一干豎立；書寫則當起伏跌宕，以收枝葉扶疏之效。故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平鋪直敘，其事反隱；婉轉曲折，其言乃中。
可知做出「有內涵滋味的文」才是傳統的要求，而傅先生所記述的那些「罵」語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大體反映出他所處時代的文風(包括作者和讀者兩方面的傾向)。這裡已隱約涉及了「對手方」的多元化和一些作者的苦衷：如果要針對「懂得的人」寫那種可以在其腦子裡「留個印象」的文章，恐怕就不容易適應廣泛的「中國人」，難免被「罵」；[9]但若努力去「適應」更多的讀者，或許就不能在那些「懂得的人」的腦子裡「留個印象」。而只有後者才「不容易忘」，可以放得久一些。
一向關注讀者也講究表述清通的胡適曾論及民初以章士釗為代表的「邏輯文學」派的政論文章，據他的觀察，那種謹嚴的文章，「在當日實在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賣氣力，讀的人也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因此，這種文章的讀者仍舊只限於極少數的人」。[10]隨著大眾的興起，今日即使專業讀者也漸呈「大眾化」傾向。以史學為例，史料稍多的作品或徑斥為繁瑣，或婉尊為縈繞；閱讀時稍需「勞心」思索的論著往往被「譽為」難懂，遑論那些必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的文章了；而最受歡迎的則是「眉目了然」、膽大敢言而結論簡明者。[11]
問題是，不論刊物還是作者對學術是否還有「提高」的責任？胡適在1920年北大的開學演講中，談到了新文化的普及與提高，主張北大學生應側重提高的手段。陳獨秀在當年底寫了一篇《提高與普及》的短文，以為「一國底學術不提高固然沒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國底文化成了貴族的而非平民的」。他不太同意胡適的看法，主張兩樣都不能偏廢，即「大學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時也要普及」。他承認「學術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極少數人享有的部分，但這種貴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總得使他盡量減少才好」。[12]
陳獨秀所言和前引錢穆的思慮有相通之處，這的確是新學術體制確立後一個始終縈繞於學者心中的問題。[13]如果將範圍縮小到「學術」範圍之內，刊物和作者對學術似亦有「提高」的歷史責任，即對後代而言，這一代學人對其所治之學是否有哪怕是微末的實際推進，或至少不至於降低了既存的研究水準和表述品味。繆荃孫在民國初年說，「小叫天到上海銃了，並非唱戲人退化，實看戲人不能知叫天好處(所謂程度不夠)，但見派頭與上海不合耳。」[14]此語甚可思。當所謂行內的讀者也漸呈「大眾化」傾向而企求「短平快」之時，專業刊物和作者是迎合其「程度」還是嘗試提高其「程度」？治學者固當努力於自身表述的清通，有時也還真不能不考慮得稍長遠一點：假如許多年後的讀者水準稍高而追求旨遠意長的著述，而眼中所見吾儕所著皆言無餘韻之作，會不會太看輕這一代學人？
關於學術表述和普及提高的問題我還會有專文探討，這裡不擬深入。如果承認學術作品的讀者也是學術建制的一部分，則學術作品的「對手方」(即接受者)對「知識」建構的參與和作用，以及對學術傳統形成的影響，都是我們過去相對忽視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同時，今日一般所說的學術作品，其「對手方」大概屬於傅斯年所說「對手方」有限而「侷促於一種人」的範圍；但這一侷促是相對於廣泛的「人人」而言，對個體和群體的學術生產者而言，這「對手方」的範圍已經相當開闊了。進而言之，任何具體學術作品產生和因應的時代背景、社會情狀，可以相當寬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異的。
2、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對手方」
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國的強項；即使在中國從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實際也要因應兩個方面——既要關注國外的整體史學發展(不僅是近代中國史研究)，又要適應中國大陸本身的學術語境。儘管我們今日的學術作品從思考的概念、使用的術語、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論文、評述、書評和專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們自己的學術都處於日益變化之中，當各方的變化未必同步時，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間也可能出現新的差異。[15]
也許可以說，我們的學術表述實際面對著兩個或更多「問題意識」相當不同的「對手方」(這裡當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國情」的差異，此非我所欲討論)。這就要求我們對中西「學情」的差異有充分的認識：中國大陸的研究雖然越來越多地關注國外的研究，其「對話」的程度似仍不足，至少比台灣地區就所差尚遠。有些外在的研究動向，如多年前針對所謂「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反動，以及近年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王國斌(R. Bin Wong)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16]都較多針對著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中國/東亞研究的現狀(後兩者也涉及西方對「世界史」的整體認知)，不一定都特別切近於中國大陸的學術語境。[17]
以「國家民族」(nation)為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似不像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特別英國)左派史家那樣曾對歷史詮釋中「國家民族」與「階級」之間的緊張進行較深層次的理論探索，也較少在具體層面處理「國家民族」在歷史詮釋中的地位問題。或可以說，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中國史學界基本未曾經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家那樣深入探討馬克思未曾處理或「解決」的問題這一階段，[18]缺乏這一反思經歷的中國學情與西方相當不同。故「國家民族」觀念在西方已漸被視為對歷史研究的束縛，最典型的反映當然是前引杜贊奇的書，但在中國大陸，根本是以這一觀念來處理歷史問題者未必普遍，遑論控制性的束縛。[19]
又如柯文(Paul Cohen)總結出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取向，[20]近年受到許多國人讚賞或倣傚，然而正如柯文所說，他寫該書時「心目中的讀者主要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專家」。他們閱讀此書，好像「舊友之間正在進行的『談話』的一部分，由於彼此交談多年，因此對表述討論的語言已十分瞭解」。他也曾擔心「中國同行們由於對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多年以來努力探索的爭論焦點不甚熟悉，對於用來表述這些爭論焦點的一套慣用術語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這本書的論證，從而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後來因看到「相互隔離的兩個世界已經變得不那麼隔離」而「終於打消疑慮」。[21]
以《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譯本出版十五年的後見之明看，我沒有柯文教授當初那麼樂觀。儘管該書的引用率甚高，「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幾成口頭禪，但就像李大釗曾說的:「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22]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支持或反對傅斯年關於「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提法，便率多視為口號，卻很少認真審視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國發現歷史」亦頗類此。故此語流通傳播雖廣，其「形象」倒還真有些模糊。
從我看到的國人對該書的接收和反應看，不少中國讀者真有些像李大釗所說，待之如「通貨」，雖不斷流通傳播，卻很少認真審視作者之原意，以至於其「形象」有些模糊失真。該書的論述主要針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這一點為柯文所特別強調，似未受到中國讀者的足夠關注。相當一些中國讀者不僅未曾有意去「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有時無意中反倒從中國史家的立場去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該書譯者林同奇教授在《譯者代序》中曾特別申論「移情」的作用，[23]我們有些讀者對《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的解讀，就比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學中的本意。
一方面，確如柯文所說，「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這使西方史家曾試圖「採用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而不能得。換言之，有時中國史家的中國史研究也不夠「中國」，在基本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層面，與柯文等「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觀點」並無大異；不過是從各種「局外人觀點」中選擇了某些部分加以發展而已。[24]這大致是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常態，甚至可以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達到離不開「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25]
不過，任何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受學術積累的影響雖可能無形而實相當深遠，對史學而言，資料、專門知識、學者習慣、學術傳承、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到學術傳統的形成，特別是一定時期內相對定式化的學術思維方式，對具體研究的制約甚大。而柯文所見「兩個世界」曾經「相互隔離」的時間對任何個體學人而言其實很長，在此隔離期積累而成的學術傳統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時間會更長，故其改變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有形的「隔離」即使全不存在，無形的「溝通」不足還會持續相當的時日。
在努力溝通對話的同時，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彼此之間從「問題意識」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都存在著相當的差異。章太炎在清季時說，「世變亟，一國之學，或不足備教授，又旁采他方」。新異的「他方之學，易國視之，若奇偉然」。對此要避免「豪毛相似，引類附會」，更不能有意「顛倒比輯之」。而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的一個原因，就是有些為他方之學的新異奇偉所眩惑者，其本身又「自疏國故」。[26]
許多讚賞或倣傚「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國人似乎並未注意到，這一取向本是不少中國同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家所長期貫徹者。熟悉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兩個過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27]若認真看，毛澤東在論述「兩個過程」中列舉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28]而「三大高潮」分別是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以及辛亥革命，這也是認識近代中國(據當年的分期，僅指1840-1919年)的主線。將兩個取向作一對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說實際淡化處理了19世紀三個重大涉外事件——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
我不能說提出「三大高潮」的學者是主觀上有意識地通過對「兩個過程」進行詮釋以凸顯中國本土因素(儘管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澤東的一貫傾向)，但從客觀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的確體現出以中國本土事件為核心的傾向。當然，這只是就傾向性而言，實則近代中國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幾乎都不能脫除外國印跡，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從來強調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惟這一視角的體現似在定性方面要多於個案研究。[29]
這樣，「三大高潮」與「兩個過程」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至少體現出傾向的不同：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來說，「三大高潮」顯然更多呼應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僅相對而言)。無論如何，「三大高潮」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影響了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究，其一個後果可能導致不屬於「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無意間被研究者所忽視，[30]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夠充分，遑論更廣義的所謂「西方衝擊」了；但其另一後果，卻是很早就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傾向(儘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說，「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實際挑戰了以中外關係為中心的既存中國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國的和外國的)。今日不少中國學者忘卻自身的傳統，專從外國學者那裡重新輸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國既存的取向，提示著中國自身學統的中斷，而且很可能是一種「自覺」的中斷，即一些學者對以前的、特別是所謂「十七年」的研究基本採取不看或視而不見的態度。[31]我想，要總結過去幾十年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究，這一或許是無意之中形成的傾向，特別是其怎樣形成的發展過程，還值得進一步深入認識和分析。
3、發現在中國的歷史
近年王國斌和彭慕蘭等的研究有一個共性，即中西之間的「富強」程度在18世紀尚較接近，而雙方國力的差距是在19世紀拉開的。梁漱溟很早就說近代中國革命非自發，而是受外力影響的；前些年我們研究現代化的學者也常愛說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外國影響下的「後髮型」。所有這些人的觀察取向和立意可以很不同，但皆指向一點，即中國和外部的關係及其內部的體制在19世紀出現了帶根本性的急劇變化，這多少都直接或間接支持著近代「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現象的存在。[32]
這樣，「衝擊－反應」研究取向對近代中國的詮釋效力未必已經過時，不過應比以前更加側重「衝擊」和「反應」具體發生的場域。此前的「衝擊－反應」更帶「世界」取向的，更多思考和處理世界範圍內「西方」的衝擊和「中國」的反應，雙方的碰撞多少有些虛懸抽像的意味，故中國的「反應」常體現在所謂「開眼看世界」及如何引進外來觀念體制等方面的簡單陳述分析。這樣的處理自有其長處，但應同時提倡一種「在中國」的取向，更具體地探討在中國的西方(the Western presence in China)的言與行，對這些在地的「衝擊」有更深入的認識後，必能更易領會中國朝野的各種「反應」。
具體到侵略與反侵略的層面，如前述，中國大陸的既存研究取向實際形成關注「半封建」勝於「半殖民地」的客觀後果；既然如此，今後我們的中國近代史恐怕還要增強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研究。被侵略的中國當地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甚或決定著侵略的方式和特性，故應更加側重侵略行為實施的場域以及侵略在當地的實施，特別是侵略與被侵略雙方在中國當地的文化、政治、經濟衝突和互動過程。[33]
其實「衝擊－反應」研究取向與「中國中心觀」未必勢不兩立。費正清在20世紀60年代曾指出，對於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清廷甚少主動提出修訂，這主要反映出中外條約並未從根本上打破中國的政教體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條約，也不認為有必要修約。他那時就提出應從提問層面移位到清人方面去思考的主張。[34]此文可說是所謂「中國中心觀」的早期嘗試，說明只要更加凸顯中國「反應」的一面，「衝擊－反應」模式也能走向「在中國發現歷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體時段裡「在中國之人」的所思所慮，並將其落實到提問層面，則不論發現者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那被「發現」的內容仍是受外在預設影響或制約的「歷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帶有異國眼光的「中國史」。
美國漢學家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國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觸所產生的忽視中國」自身這樣一種「精神錯亂」現象，[35]前引柯文所表述的西方史家曾試圖從中國學者著述中尋覓「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而不能得的現象表明，中國學者自己「忽視中國」的傾向仍長期持續，故美國學者感到他們有責任來提倡「在中國發現歷史」。但這一研究取向產生於外國這一事實意味著被「發現」的「中國史」很可能帶有異國眼光，畢竟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受西方整體史學的影響甚大，其具有的「問題意識」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當中國學者轉而「引進」並倣傚這一取向時，進一步的可能是中國人「發現」的「中國史」也帶有異國風味。
我這裡決非提倡什麼「中國人自身的中國史研究」或「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史研究」。正如前文所說，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幾乎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參考非漢語世界的中國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結論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體研究中更進一步地與外國同行真正進行「對話」，而不是將國外研究作為「通貨」一樣進行「流通」。
張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裡面歸納出來的」，如果不「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特別是經過「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的考驗，就不能說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會科學的局限性和中國歷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會科學上的偉大前途」。[36]黃宗智先生最近也有系列文章討論他所說的「悖論社會」(paradoxical society)概念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獨特認識方法可以提高到理論概念層面，以認識和解釋與歐美不同的近代中國社會。[37]
的確，在關於近代中國的研究中，歷史發生現場的在地特殊性及發生在那裡的具體實踐是必須充分考慮的。但近代中國社會是否「悖論」到黃先生所說的程度，也還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識層面，以西方觀念為世界、人類之準則並努力同化於這些準則之下，是相當多20世紀中國學人普遍持有的觀念，並有著持續的努力；類似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現在學術領域。今日學人可以有更開放平和的心態，作為在地的學者，對外國的研究不必追風，不必全盤套用其理論，更不宜「顛倒比輯」其見解，但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他人研究的建樹一面和具有啟發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論著中有所因應，而不是視而不見，自說自話。
就像不同類別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38]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順其意或逆其意而讀之，皆當有所得，不過要充分意識到這是產生於特定語境的「他方之學」。實際上，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濟很早就從學理上論證了異國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他多年來一直提倡一種對某一「文化」的雙語互證研究模式，惜未受到應有的關注。[39]
早在1922年，李濟就提倡一種「在心理學基礎上研究語言學」以認識「文化」的人類學研究取向。在他看來，這類研究的困難在於本文化的研究者有時難以用心理習慣形成於其間的那種語言來描述某些文化現象，若研究者掌握與母語判然不同的第二種語言(具體指的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這樣具有根本差異者)，如用拼音文字描述象形文字對思維方式的影響，然後對結果進行反向鑒別，則可能認識到特定文化那「心智的起源」，即思想的原初形式；反之亦然。這一「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互證的方法」，或許是「以最客觀的方式研究最主觀的自我的方法」。[40]
40年後，李濟再次對西方學者說，他當年論文的主旨是:「要想瞭解中國文明的本質，首先需要對中國文字有透徹的瞭解。」針對有些西方漢學家以為「無需對中國文字有足夠的知識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文明」這一觀點，李濟提出，像「中國的思想和制度」這樣的研究計劃應當在一個嚴格人類學的基礎上進行：參與者「應達到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必須學會用中國話和中國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須能用中國語言文字客觀地內省自己的思維過程，並用他同樣熟悉的另一種語言文字把這一過程記錄下來」。[41]
我想，李先生對西方中國研究者的要求同樣適合於他遠更關注的中國自身的中國研究者。由於「語言符號與思想的發生、成長、形成和變動二者之間，存在著十分錯綜複雜的關係」，[42]母語研究者應該說有著某些先天的優勢。但李濟也充分認識到文化認同這樣的「自我意識」對於人文學研究可能是負面的影響，他在1922年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科學研究的普世性問題，即中國學者在剝奪科學之「歐洲籍」的同時，自身也應體認到「超越自己國籍界限的緊迫性」，主動「擺脫國籍的限制」。[43]從這一視角廣義地看李先生提出的雙語互證研究模式，異國眼光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就更明顯了。
進而言之，顏師古早就提出「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的見解。[44]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央政府在學校教育中正式確立「國語」(即白話文)的地位後，文言在中國已是幾乎不再使用的歷史文字，即是名副其實的「古文」。今人讀古書與學外文實有相類處，讀錯的可能性幾乎是人人均等。在這一點上，中外學人大致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讀「懂」的程度主要靠後天的訓練。套用韓愈的一句話：中國人不必不如外國人，反之亦然。[45]
對史學而言，所謂「地方性知識」[46]或應包括時空兩個層面。空間層面似不必論，而時間層面的「地方性知識」主要是說：即使在相對穩定的地域(空間)裡，對同一文化系統內的今人來說，古人實際已是「非我」或「他人」(the other)。《莊子》中的師京論世變說:「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莊子·天運》)。其所說的雖是禮儀法度當應時而變，也暗示了古今之間的「斷裂」猶如周魯之為「異國」(當然，先秦「國」的概念未必等同於今日流行的「國家」)。[47]若本陳寅恪所倡議的「以觀空者而觀時」的取向，時間層面的「外國」或「他人」亦自有其「地方性知識」。[48]
馬克思曾說，19世紀中葉的法國小農「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49]或者可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已逝的往昔其實是無語的，它不能在後人的時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後人表述。
既然西潮早已成為今人面對的近代中國「傳統」之一部分，[50]既然我們過去的研究也未曾離開「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國發生的歷史」，即將「在中國發現歷史」落實到「發現在中國的歷史」。[51]如柯文所說，史家「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和「進行研究的前提假設是什麼」往往決定著在數量無窮而沉默不語的往昔事實中「選擇什麼事實，賦與這些事實以什麼意義」。[52]若能在意識層面盡可能依據特定時段裡「在中國之人」(包括在華外國人)的所思所慮所為進行提問，[53]並探索怎樣解答，或者真能產生包括時空兩層面的「地方性知識」。
「對手方」部分，原刊《歷史研究》2004年4期， 「發現中國」部分原刊《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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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段與下段，參見傅斯年的一份殘稿，大概是為一本普及字母書所寫的序言，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該所整理人士代命名為《作者、環境與其它》，並大致確定文章約撰寫於1923或1924年。感謝王汎森所長惠允使用。按Milieu本法語，已成英語中的外來詞，其最接近的指謂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 Scene, Background, Surroundings, Situation等義，大致即傅斯年在此文中所說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情狀」這時空兩義的集合。
[2]關於學術建制以及和學術相關的新興社會行為對史學的影響，參見羅志田:《學術與社會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近代史研究》1999年6期，183-199頁。
[3]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論略及其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49頁。
[4]張崧年:《勸讀雜誌》,《新青年》5卷4號(1918年10月)，433頁。
[5]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246頁。
[6]本段與下段，參見錢穆:《學龠》,《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第24冊，160-161頁。
[7]近年的一個新現象是所謂「評估」機制及其機構的產生和興起，看上去「評估」方面是直接或間接代讀者立言——代讀者「評估」刊物和作者，而其據以評估的「標準」卻未必出自讀者。由於各類「評估」結果為不少學術機構所採納，有的甚至為學術機構所委託，不少刊物和作者都不能不開始考慮這類「評估」，有時可能忘記真正的讀者。
[8]傅斯年:《隨感錄》,《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924-925頁。
[9]其實「罵」也是一種較正面的反應，蓋其隱喻著期待；真正的負面反應是冷漠，魯迅當年曾反覆述及。
[10]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胡適文集》(3)，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36頁。
[11]在某種程度上，今日不少大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對課程的要求也有類似的傾向：許多學生口中常帶民主、自由一類名詞，然不論是講授課還是討論課，願意發揮自己「主導作用」的卻不多，似乎早已習慣而且相當願意被人「灌輸」，很有些詭論意味。受此慣習影響，一般是寧願聽講而不願上討論課，而聽講又更喜歡那種可以不經思索或自己斟酌便可全盤接受的「系統知識」。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12]《胡適之先生演說詞》(1920年9月17日)，陳政記,《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9月18日，3版；陳獨秀:《提高與普及》,《新青年》8卷4號(1920年12月)，收入《陳獨秀著作選》，任建樹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220-221頁。
[13]如傅斯年在申論史語所工作旨趣就明言，「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他只要求「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傅先生表面聲稱歷史語言這類學術「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其實他也擔心參與的人多了可能「帶進了烏煙瘴氣」。參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論略及其他》，47-48頁。而傅先生的北大同學顧頡剛則一生都不僅注重自己研究，且致力於某種學術普及的工作。詳另文。
[14]繆荃孫致曹元忠(揆一)，時間約在民國初年，《繆荃孫手札》，王翠蘭整理，《歷史文獻》第1輯，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9年，166頁。
[15]例如，我們高層次的研究性刊物常常刊發「會議綜述」，就是他處少見而我們獨多的一種「特色」。這些綜述固不能說全不高明，但很多都可以說是了無新意，不過是所謂「學術研討會」的一項會後儀式。實際這類綜述往往是初入道者甚至是研究生執筆，署名時再冠上一兩位資深學者之名，其中所述也多是羅列「有學者認為……」、「又有學者認為……」等，很少見綜述者自身的看法。正常情形下此類文字應見於學術「通訊」一類刊物，不應佔據高層次研究性刊物的版面，而在我們這裡卻反其道而行之，且近年呈明顯增多的傾向(部分因為越來越多的學術研討會號稱與名刊「合辦」)，很值得辦刊者反思。另一項與西方學界不同的「特色」，便是高層次研究性刊物上發表的某一學術領域的整體研究綜述，在西方多是本行「權威」或資深專家所為，而在我們這裡卻常常出自初學者之手。初入道的年輕人固然可能更有銳氣也更能突破，然除個別「天才」外，其整體把握特別是分析動態和斟酌發展方向的能力或稍欠火候。「繼往開來」通常是此類綜述題中應有之意，便很難在我們的多數綜述中看到。這一傾向近已相當嚴重，致使有的學校在學術評估時明確規定綜述文章不算研究性「論文」，結果是真正能「繼往開來」的高品味綜述文章也被劃入另類。像這類在近些年中形成的中外差異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總結評估。
[16]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書現在似都有中譯本。
[17]關於彭慕蘭一書的討論，可參見Philip C.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May 2002);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May 2002). 黃宗智文的中文版發表在《歷史研究》上(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4期)，彭慕蘭也有回應(彭慕蘭:《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歷史研究》2003年4期)，並參見史建雲:《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評〈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近代史研究》，2003年2期。
[18]一個典型的代表是英國史家湯普森(E.P. Thompson)，他對英格蘭工人階級的經典研究現已有中譯本(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
[19]這個問題牽涉甚廣，可能相當一些人不會同意。現試舉一例：清季士人曾以歷代史書為帝王家譜而反對「斷代」，許之衡約在1905年即說，「今後之作史，必不當斷代而不嫌斷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類)，藉以考民族變遷之跡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記》不斷代」(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第1年第6期)。這裡可以說有著明確的「國家民族」觀念的影響，且從此角度代司馬遷立言。許多民國史家也曾繼承了「斷世」而不「斷代」之說，但後來確實無意之中「回歸」到新史學之前的「斷代」傾向，故到20世紀50年代仍在提倡「打破王朝體系」，可知此前並未能真正否定。近年上海一出版社更在重印所謂「經典的」斷代史叢書，尤可見非「國家民族」的王朝體系這一傳統之有力。而新近官修「清史」的舉措，更是「王朝體系」影響力持續的明證。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界對通史與斷代史的持續競爭，我會另文詳論。
[20]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
[21]柯文:《中文版前言》,《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2頁。
[22]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230頁。
[23]林同奇:《譯者代序》,《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7-21頁。
[24]柯文:《序言》,《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頁(需要說明，該書從1開始標頁的共有五個部分，分別是：中文版前言、譯者代序、序言、前言和正文，均用同樣的阿拉伯數字)。
[25]參見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21-29頁。
[26]章太炎:《程師》(1910年),《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37頁。
[27]相關的背景知識和近年一些的新探索可參見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3-108頁。
[28]全文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頁。
[29]馬克思主義史家劉大年在晚年指導學生時，就明確提出以研究「如何」或「怎樣」來解決一些「是否」的爭論，因為，「『如何』『怎樣』的問題解決了，『是否』問題也就真正解決了」(劉大年致姜濤信，轉引自姜濤:《大年師談博士論文的寫作》,《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37頁)。但現在不少老中青史學從業者，包括那些學術取向與劉先生接近或不怎麼接近的學者，似乎仍更注重「是否」的爭論，而相對忽略「如何」或「怎樣」的問題。
[30]這在全國性學會的組成上體現得最明顯，1919年後的歷史有中國現代史學會，此前的80年過去定為「近代史」，卻迄今沒有一個「中國近代史學會」，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三個學會。現代學術機構對研究的推動有目共睹(特別是大型學術研討會的組織和召開)，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結果是，不屬於「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無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響到整體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31]在一定程度上，不論是否「優良」的學術傳統一旦中斷，學術積累便雖有而亦似無，其實也就失去了今日中國大陸特別凸顯的「創新」的基礎，最容易造成某種「非驢非馬」的後果。
[32]這個問題牽涉甚廣，詳另文。
[33]參見羅志田:《帝國主義在中國：文化視野下條約體系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5期。
[34] John K. Fairbank,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idem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57-75.
[35]例如，崔述的被「埋沒」就是一個「最佳例證」。參見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收入《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442頁。
[36]參見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收入其《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131-143頁；另見徐蘋方、張光直:《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學報》新6期(1999年5月)，8-16頁。
[37]參見黃宗智:《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1期;《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讀書》2005年2期。
[38]說詳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1期。
[39]李濟在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迄今為止仍研究不足，在中國大陸尤其如此，可參見查曉英:「從地質學到史學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四川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3年。而李濟早期在人類學基本理論方面的探索，更特別需要進一步深入認識。
[40] Chi L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4(Feb. 1922), pp. 325-329. 此文承徐亮工先生代向李光謨先生請益，蒙李先生賜贈，特此一併致謝！
[41]李濟:《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1962)，收入其《安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86、296、298-299頁。
[42]李濟:《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1922)，收入其《安陽》，284頁。按此文是前引李濟文修訂本的中譯，兩者頗有不相同處，關於「雙語互證」的問題修訂本僅點到為止，語焉不詳。
[43] Chi L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4(Feb. 1922), p. 326.
[44]顏師古:《漢書敘例》，顏注《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第2冊，2頁。
[45]參見羅志田:《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240-241、347頁。
[46]參見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47]參閱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8]參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164頁。並參考William H. Sewell, Jr., 「Geertz, Cultural Systems, and History: 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 in Sherry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7-38.
[49]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693頁。
[50]參見羅志田:《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51]按柯文原書名為「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本也可譯為「發現在中國的歷史」。
[52]柯文:《前言》,《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頁。
[53]例如，當我們說學術或史學怎樣分類甚至是否應當分類時，我們討論的是「我們的」問題；當我們試圖考察特定歷史階段或長程歷史時段中學術實際是否分類或怎樣分類時，我們探討的是「他們的」問題。這樣的人我之分若不在研究者的意識層面充分明確，便很可能會以「我們的問題」替代「他們的問題」，實際上是壓抑了無語的往昔。參見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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