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百年記
作者：周寧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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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結束了。
詔令即出，舉國上下，有喜有憂。5天以後，上海維新派《時報》發文，盛讚「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鹹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
一個月後，晉中太原縣舉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寫到：「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於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年又將變得如何，有可憂可懼之端。」
可喜可賀，還是可憂可懼？一朝一夕，恐怕還難以確定。1905年廢除科舉，不論在中華帝國歷史還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或斷裂點。而這次轉折或斷裂所影響到的歷史時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計的。
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諭廢止科考，在國朝歷史上，科舉可謂源遠流長，在制度倫理與人文心理上，科舉可謂根深蒂固。有人說，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塑造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政教一體化。其中文化與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終也是一種文化秩序。問題是，廢止科舉僅僅是廢止一種考試制度或選舉制度，還是由此廢止了一種文明類型？而一紙上諭可以廢除一種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廢除該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經歷了世卿世祿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創置進士科，科舉制度出現了。 隋朝「二科舉人」、「十科舉人」、「四科舉人」，尚未形成制度。唐代承隋制，開科取士，考試科目分常科、制科，還有武舉；常科考試的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等十餘門，制科名目則有八十多種，武舉項目分馬射、步射、馬槍、負重等；考生有來自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或州學、縣學的生徒，也有自學成才「投牒自舉」的鄉貢；選舉不僅看考試成績，也看名門顯貴推薦，並兼采時望，上承兩漢魏晉重名重行的察舉薦選古意，下啟兩宋明清純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終身的科舉制。
「科舉之制始於隋，盛於唐，經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廢除。」 隋唐是肇始期，兩宋臻於完善，科舉制度的黃金時代到來了。取士不問家世，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三歲一貢，發解、省、殿三級考試，鎖院、糊名、謄錄，分科取士以進士科為主，制度齊備，充分體現了科舉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後遼金元三朝，科舉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詔告天下，特設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清兩代科舉承宋元定制，且逐漸僵化腐化。八股文定於明初，備於成化，如果說最初仍有積極意義，日久則禁錮人心、窒息社會、愚民誤國了。清末內憂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圖強，大多發現科舉之弊。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新政立憲，千年古制，似乎已經到了不得不廢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廢。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應考19年、剛被賜進士出身的康有為，痛斥科舉使國人閉塞愚盲。過去閉關自守，愚自國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開，萬國交通，競逐富強，生死存亡之時，再以科舉閉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國滅種，則指日可待。「……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 國事危急，「立國育才，所關至大」，康有為提出變通科舉、興辦新學、徐廢科舉的主張。 此時西學出身的嚴復，也認識到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明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科舉積陋已久，變科舉、倡新學、開民智、求人才，在當時已有共識。庚子之亂後，清廷變法新政，封疆大吏張之洞（湖廣總督）、劉坤一（兩江總督）、袁世凱（山東巡撫）上奏變通科舉，張、劉會奏主張「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袁世凱疏列十條，建議增實學科並逐年遞減舊科歲、科、鄉試名額。廢八股、設特科、建立新式學堂，從變通科舉到廢除科舉，從漸廢科舉到驟廢科舉，終於到光緒三十一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主稿，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渲、湖南巡撫端方同奏，請立廢科舉。最後一根稻草壓斷了駱駝的脊背，半個當日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二
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塑造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政教一體化，其中文化與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終也是一種文化秩序。萬曆年間，利瑪竇到中國，一個意外的發現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實現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知識階級即『哲人』對帝國的統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 當年柏拉圖曾經說過，他的理想國是哲人統治的國家，只有哲學家變成國王或國王變成哲學家時，人類才有太平盛世。
利瑪竇作為洋教士，雖然不能全面準確地瞭解科舉制度，卻也的確看出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與科舉制度的優越性，比如說，知識政治、道德社會、公平競爭、階層流動等。利瑪竇詳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與文官制度，中國人崇尚道德哲學，國家主持的考試將給每一位有知識的人提供參政的機會。這是一種公平的競爭。中國的哲學學位有三級，秀才相當於學士、舉人相當於碩士，而進士相當於博士。與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國，你一旦在考試中獲得高級學位，就有資格出任政府官員，「一生都可確保高級公職。他們享有的地位相當於我們國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頭銜並不世襲傳授」。一個靠公平競爭的哲學家治理的國家，要比那些靠驕奢淫逸的世襲貴族治理的國家優越得多。在西方只是柏拉圖式理想的制度，在中國則成為制度化現實，皇帝身邊的內閣裡都是飽讀詩書的「大學士」，六部的官員都擁有「品行與學術的榮譽」，翰林院「由經過考試選拔的哲學博士組成。這個部門的成員並不參預朝政，但職位比別的官員更為尊嚴。」
科舉制度並沒有實現「理想國」，但卻實踐了前現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舉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國，文人立命，社會長治久安，個人功名利祿，盡繫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科舉是帝制中國社會結構的中樞。就社會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個社會的科舉，為皇權統治下的官僚體系提供人才，保證官僚體系運轉，鞏固了封建皇權；自下而上，科舉又是一個制度化的流動晉陞的渠道，社會基層的優秀分子，由此可以進入社會精英統治階層，參與管理國家。社會晉陞機制，是社會結構的核心。科舉構成帝制中國的內在結構性動力，它溝通了官民階層，數世白身者，一登龍虎榜，就可能出將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經書，無緣科場，則可能淪為平民。所謂「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一方面青雲有路，一方面富貴無常，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古代社會內部的人才流動，也盡可能地在制度上實現了機會平等。
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主體，它包含著思想與制度兩個層面的意義。思想層面上儒家經學化，從一種普通的學說變成聖典；制度層面上，儒家知識作為科舉考試內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證了儒家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科舉使制使儒家徹底制度化，制度保證真理的權力化，思想保證制度的真理化。 「科舉……豈徒篆刻彫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國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傳統中國文明的核心。它將政治與文化、社會結構與儒家意識形態統一協調起來，使帝制國家、士紳社會與儒家文化，圍繞科場中心流動，創造了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科舉文明。
科舉使政治變成文化，文化也變成政治。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實踐了知識官僚體制，將政治文化化。最初到中國的西方人，都將中華帝國當作柏拉圖理想的哲人政治的楷模；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在世俗理性基礎上，將文化徹底政治化。儒家的文官政治化與文官政治的儒家化通過科舉制度相互滲透相互生成，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明傳統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科舉，而不是西方歷史範疇中的封建或東方專制主義。梁啟超曾經從四個方面對科舉的歷史作用做過公正評價。首先，科舉使帝制政權充滿活力，不斷從社會精英中吸取統治人才；其次，促進社會中官民階層的流動，使社會充滿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與價值或意識形態制度化一體化；最後，使個人有出路，社會穩定。
傳統的中華文明，是一種科舉文明。在前現代世界各國，中國社會結構最具開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而所有這些，都是由科舉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會組織樞紐作用的科舉，突然之間被廢止，由此引起的社會動盪或顛覆性影響，在歷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國以科舉取士，淵源於隋、唐，雖法則屢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舉制度，以明清兩代合計，也已行之約六百年。一旦停罷，其影響之巨，不言而喻。」 廢止科舉，等於卸掉了傳統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動機，龐大的中華帝國勢必停止運轉。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指出：
「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對在此之後任何一個政府來說，在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基本制度基礎方面，在通過什麼途徑來賦予社會精英以地位並配備行政官員方面，1905年都帶來了變化……舊社會主要的龐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隨著朝廷宣佈終止中國的文官科舉制度而被廢除了，儘管革命的社會意識在這場變革中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科舉曾充當過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動力的樞紐。這種考試是為維持儒家的國家正統的運作需要而設計的，是授予特權和打通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手段，構成了社會理想的中國模式。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整個社會失去了作為自己特色的制度。……終止科舉制度的行動，斬斷了2000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強起來的社會整合制度的根基。這個行動逐漸呈現出來的事與願違的後果，遠比推行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顯預見到的那些後果來得嚴重。」
三
在帝制中國歷史上，天下治平，科舉的作用非同小可；進可以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退可「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八國聯軍燒了北京貢院，癸卯年（1903）順天鄉試、甲辰年（1904）全國會試，都改在開封的河南貢院舉行。江蘇舉人劉師培會試落第，「飛騰無術儒冠誤」，心灰意冷，去上海,開始反清革命，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一位本想讀書入仕、報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來，科舉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證。朝廷以科舉牢籠天下，盡收聖智豪傑。一旦科場失范，士人心懷怨恨，就可能釀成天下大亂，「黃巢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資治通鑒》語），翻卻曹州天下反，差點斷送了大唐江山，還有宋江，科場無路，酒醉之時，寫下「心在山東身在吳……敢笑黃巢不丈夫」，最終上了梁山……
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官僚錄用制度，具有雙重功能，一是為朝廷輸送管理人才，二是為平民提供晉陞機會。天下豪傑盡為朝廷所用，朝廷更強大了；文人士子死讀書、活求官，文弱庸碌，社會上也就無人造反了。當年隋帝開科取士，倡天下讀聖賢書、考進士第的風氣，其目的並不在於讀書，而在於治天下。所謂治天下，「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這是科舉意義的一面，冠冕堂皇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陰暗險毒的一面。關於這一點，宋人看得很清楚。「科舉制始於隋唐，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唐興，革隋之弊，獨此不改。」
「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或許這才是科舉的真義。清末科舉一廢，天下大亂。社會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動，可以維持社會穩定發展，一個社會一旦出現流動阻塞現象，就可能積蓄起社會怨恨，最終釀成動亂甚至顛覆整個政權與秩序。真正摧毀清朝天下的，不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還有許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廢停科舉。科舉即廢，朝廷失去了官僚體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間制度化的流通與平衡機制被破壞了，有志之士仕進無門，窮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為革命準備了社會心理基礎，彷徨、怨憤、絕望，社會失序，人心離散，有登高一呼者，難免應者雲集。人們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如此輕易，實際上廢停科舉已經抽去了清帝國大廈的拱頂石，革命只需輕輕一觸，整個大廈便瞬間坍塌。
科舉一廢，天下英雄逐鹿中原。雖說將廢除科舉當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有些過激。但廢除科舉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為辛亥革命準備了社會基礎，卻也是事實。舊科已廢，新學正興，讀書未必出仕，道統與政統分離了。朝廷失去了智辯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積蓄在民間，社會變得強大了，出現「官不如紳」的趨勢。廢舉堵死文人的仕進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軍人與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新政時期與民國初年的「政治參與膨脹」中的活躍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職業軍人與商人也占很大比重。官不如紳，文不如武，士不如商。或許官本位的傳統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不一定讀書做官、革命、從商也做官。當然，最簡捷的道路是從軍。畢業於新學堂的士子，不見用於朝廷，「士」不能成為維護皇權的「大夫」，就成為顛覆皇權的革命者。
1905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廢止科舉，二是同盟會成立。科舉即廢，青年才俊紛紛出國留學，天高皇帝遠，加上現代西方思想洗禮，海外留學，就不是「留學科學」，而是「留學革命」。最初的同盟會員，絕大多數是「遊學」的新式文人。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學生與海外移民輸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後，那些受過西式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又成為共和政治中活躍的政治家。廢止科舉從舊官僚體制中斷了傳統文人的仕進之路，同時也為新的共和政治準備了現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廢舉之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主要晉陞之道從「讀書做官」轉為「打仗做官」。傳統的知識與道德，不再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那麼就只有暴力與陰謀了。袁世凱的保定軍校、蔣介石的黃浦軍校，培養了一批職業軍事冒險家，他們掌握著中國的命運，主宰了軍閥混戰與國共戰爭。有悲觀者評論：「科舉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無術以振作之，則天下心至於弱；學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無禮以防閒之，則天下尤易於亂。」
廢除科舉啟動了現代政治，也開啟了現代教育。廢科舉，立新學，當年袁世凱等人上書主張立廢科舉，最主要的理由是科舉不廢，新學不興。1904癸卯學制實施，1905年廢除科舉，科場改作學堂，各地新學堂數以每年10000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學生數將近200萬。新學堂培養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啟蒙思想，崇尚科學民主，掌握了現代知識與思維方法，梁啟超曾經說過，現代觀念的出現，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滅亡。新式文人學習各種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接受科學進步、民主自由新思想。這些思想無不衝擊傳統儒家觀念與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廢除科舉、倡立新學，直接導致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廢除科舉的歷史影響，在政治上的直接結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結果是「五四」運動。傳統士紳失去了科舉仕進的出路，在官僚階層與民間社會中的地位同時受到威脅，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後，傳統文人更感到無所適從。廢除科舉與傳統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體的傳統文化，失去其制度與個人的保證，最終導致傳統文化的危機。與此同時，如果從同文館設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改造了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知識結構與價值體系，開始與傳統儒家競爭意識形態領導權，並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優勢。從晚清立憲到民國革命，新學出身的新式知識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漸成為社會與國家的主導力量。所有這些因素，都在醞釀著一場徹底的「文化革命」。繼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之後，「五四」運動掀起了一場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現代文化從此開始。
「1905年科舉的廢止是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 廢除科舉，使傳統國家失去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也使儒家意識形態失去國家權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會中文人邊緣化，也使文人的知識與價值中儒學邊緣化。科場改成學堂，孔子孟子也就讓位給「德先生」、「賽先生」。廢除科舉是傳統中國自我閹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與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現代中國出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廢除科舉，動搖並解體的不僅是中國傳統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種文明，一種政治與文化高度一體化的文明。廢除科舉，是傳統儒家文化衰亡的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也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或分水嶺。辛亥革命發生了，「五四」運動即將到來，1916年，嚴復深有感慨，他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中說，廢止科舉是「乃吾國數千年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
四
廢除科舉，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或分水嶺。1905年這一年的冬天，遠在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留學的魯迅，看了一段日俄戰爭的幻燈片，從此「決計要學文藝了」。據說他在片中看到許多久違了的中國人，其中一個被捆綁著，因為給俄國人做間諜，將被日本軍砍頭示眾，周圍是一些圍觀的中國人，身強體壯，但表情麻木。魯迅醒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突然覺悟要放棄醫學，是放棄一種專業，而從此提倡文藝，是投身一種公共事業。現代知識分子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掌握專業知識與技術，在專業知識與技術範圍內，運用理性服務社會，用康德的話說，這是一種私下的、消極的理性方式；另一種是超越自身所屬的專業與職業，公開地、自由勇敢地運用理性，投身到社會公共事務中去。前者是專業知識分子或科技知識分子，後者是公共知識分子或政治知識分子、批判的知識分子。在康德的啟蒙理想中，專業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區分與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堅守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其職業崗位上謹慎地運用理性，講求服從與合作；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能在公共領域勇敢地、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進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與真理的徹底性。
對中國文化傳統而言，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似乎並不陌生，儘管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傳統中國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質的區別。真正陌生的，是專業知識分子，那些掌握現代專業知識與技術的人才。中國擁有傳統意義上強大的「人文知識分子」傳統，科舉制度下傳統中國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識精英，而且其知識與政治是一體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識化，知識也被人文政治化。禮儀天下，耕讀傳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衝擊，也自成一統。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現代文明衝擊下中國傳統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專業知識，所謂有經義文章，無一技之長。洋務運動開始引進經世致用之學，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地理，技術如開礦、冶金、築路、造船、造炮，新學出現了，新學培養的現代意義上的專業知識分子也出現了。
廢止科舉之後，傳統士大夫進身無門，從官僚階層與農耕士紳階層從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漂浮的群體，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新穎卻不強大。變廢科舉、興立新學，最初的動機主要是培養專業知識分子。但現代中國的真正問題是，專業知識分子的專業理性不強大，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樣不強大。就專業知識分子而言，新學不新，舊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師一知半解，學生死記硬背，華而不實，幾乎成了「科舉之變相」。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發現當時北大的教學內容雖已是新學，但學生心理，還是舊科的一套，以學業為舉業，大學畢業等同於科舉及第。1918年胡適回國，發現國內新學堂的學生高不攀，低不就，成為一種「無能的遊民」。
科舉使傳統社會的政治與學術一體化，廢止科舉，首先想仕學分途，但實際上許多學人仍不忘讀書做官。所謂時下「人多喜作政客，鮮為學者」。 廢止科舉後，士人仍有學以致仕的心理，體制內上堵死了學而優則仕的途徑的同時，反制度的革命卻提供了新的、更有戲劇性的致仕之途。於是，我們看到，職業知識分子很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而公共知識分子又很容易成為職業革命家。科舉之後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處在學術與政治、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斷裂中，進退維谷。專業知識分子守不住自己的專業理性，公共知識分子也難以發展其公共理性。許多知識分子，著名如梁啟超、胡適，都曾搖擺於以政治還是以學術為本位的的境地之間；許多知識分子，著名如陳佈雷、郭沫若，都曾投身於政治，結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現代知識分子從傳統文人的官紳二重身份，轉化出職業革命家、公共知識分子與專業知識分子三重身份，這三重身份也構成三個不同的群體。從新式知識分子到職業革命家，其政治組織關懷取代了知識與真理關懷，知識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識分子身份，他們與傳統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職業，不同的是現存體制的維護者與現存體制的叛逆者。公共知識分子擔當社會良心，遺憾其獨立的批判精神時常失落在現實政治的誘惑與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還是那些專業知識分子，他們不能或不願參加政治活動，但卻不能擺脫社會政治的侵擾與壓迫。
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可以一詔廢止；但作為一種心理，卻難以一朝一夕廢除。一個世紀過去了，廢除科舉留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糾葛，是政治與學術的問題。五四運動的雙重主題：啟蒙與救亡運動，凸顯並激化了後科舉時代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矛盾。新文化啟蒙關注的是知識分子個人自由與公共批判精神。現代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而不是政治的僕從、是獨立的、批判的力量，而不是依附的、順從的力量。但隨著救亡的緊迫、國共兩黨的對立，知識分子既不能保持社會的獨立，又不能不在當派之間做出選擇。相對於政治的學術的獨立，越來越難以擔當。有的知識分子乾脆成為職業革命家，有的知識分子繼續其社會活動，但感到越來越難以守住其社會身份，越來越容易從公共社會領域滑入政治與黨派圈子，沉浮左右，身不由己。在啟蒙與救亡的大環境下，獨守書齋就更是困難。政治全能，個人可以不去逢迎或反抗政治，但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逼迫甚至迫害個人的學術。
20世紀前50年的主要問題，是學術如何影響政治；20世紀後50年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如何影響學術。20世紀前50年，知識分子試圖以啟蒙為己任，以知識對抗權力拯救權力，創造「好人政府」，實現「學以致用」的古老理想。20世紀後50年，思想改造運動首先為舊知識分子「洗腦」，政治不僅佔領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領域，而且深入職業知識分子的私下領域，緊接下去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最終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現代人格，甚至在群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新時期改革開放，一度煥發了知識分子社會批判的公共理性，很快被90年代的經濟市場化、文化「計劃化」的大潮衝垮了。在目前的學科評估、職稱評定、津貼項目的體制化力量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無從生長。在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時代，後科舉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可以擔當起這個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種制度可以一朝廢止，但該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卻可能在社會文化，尤其是在社會無意識領域，經年歷久地發揮影響。新式教育難進，學而優則仕觀念不退。而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心理，置換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革命情結，不僅破壞了專業的私下理性，也破壞了公共理性。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文學家與革命家的關係。科舉塑造的傳統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學的，而現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學的。那年在仙台決計要學習文藝之後，周樹人就再也沒有從事過任何與醫學專業相關的事。他成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30年後，魯迅在遺囑中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和美術家。」 魯迅的悲觀從何而來？
五
1905年廢舉不久，傳教士林樂知在《萬國公報》發表評論：「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於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 這種「可驚可駭之奇效」，遠不僅是一時之間清皇朝滅亡、現代政治與文化革命開始。廢除科舉深遠的文化影響，表現在「長時段」歷史的多個方面：知識分子命運的起伏、文化傳統的斷裂與創生、現代教育的困境、現代行政體系的合法性問題等。
當年廢除科舉的主要動機是發展現代教育，但遺留的科舉心理，卻在科舉制度廢除百年之後，滲透到現代教育體系中。廢除科舉並沒有為現代教育清空場地，在科舉廢墟上建立的現代教育制度，總有科舉陰魂的纏繞。廢除科舉打破儒學的一統天下，舊教育制度解體。但是，現代教育體繫在制度上的確立，並不能保證心理上的純粹。科舉情結仍以「應試教育」的形式，置換性地表現在中國現代教育體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類升等考試、以重點中學、大學、重點大學、出國留學等構成的龐大的應試教育體系與等級教育網絡，正在有條不紊地、盡可能地合理公正地提供社會晉陞流動機會，猶如當年的科舉制度。科舉情結根深蒂固，廢止一種制度，未必能廢止一種心理。半年前消息傳出，北京國子監孔廟，將把文革後恢復高考以來各省的「高考狀元」的大名刻碑陳列在元明清三代進士碑旁！有人驚愕憤慨，不知今世何世，《南方都市報》的文章大呼，「百年之前科舉制度已告廢除，百年之後科舉精神又借屍還魂。」 其實根本沒有必要錯愕至此，因為應試教育大行其道，高考有類科舉，早已讓人見怪不怪。……
為發展現代教育而廢除科舉，但嚴格說來，科舉制並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而是選官制度。遺憾的是，科舉廢除之後，現代中國還沒有建立一種新的、規範合理、公平公正的規範的選官制度。科舉作為一種選官制度，它至少在原則上主張與實踐讓知識與道德為權力提供合法性。而後科舉時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除了暴力與陰謀外，沒有什麼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依據。民國時期的選官歷史是一部「厚黑」歷史，充滿暴力血腥腐敗陰謀。有人懷疑改良科舉是否比廢除科舉更好。建國後「革命」在能力與觀念上曾經為幾代人提供了執政的合法性依據，然而，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條件下提高執政能力，政治錄用的體制問題再次浮現出來。西方現代選舉政治與官僚政治分立，官僚遴選的所謂「考選制」，最初也是在中國科舉制影響下創立的。 為什麼現代西方借鑒的制度，我們自己要廢除？如何在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秩序中建立一種政治標準與業務標準並重、公平合理的社會權力精英的遴選制度，對於保持現存政治秩序的穩定、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以及權力的延續性至關重要。如何創立新的選官制度？借鑒西方政治體制，似乎仍有諸多難處，是否還有其他道路？有人想像「重建科舉制度」
比具體的教育、行政制度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中國文化傳統或道統的斷裂。正如蕭功秦先生指出：「由於科舉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標準和價值來選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構成獲取地位、名望和權力的基本途徑的，科舉制度的廢止，從長遠來看，就使國家喪失了維繫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由於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
廢止科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從社會結構上、政治制度上、文化傳統上，對帝制中國文明進行了徹底的革命。而在1905年廢止科舉與1919年五四運動之間，有一條必然的聯繫線索，廢止科舉先自廢了傳統文化的武功，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然就可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橫掃千年儒家。一代新學知識分子，以西方現代文化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為了擺脫帝制中國的專制、腐敗、愚昧，提倡民主制度、科學理性、個性自由，引進西方現代啟蒙思想。其深遠影響，直比當年佛學改造中國，不在「大歷史」的宏觀視野下，是難以想像的。在傳統中國社會，科舉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文化制度，而中國文明的特徵之一，就是文化與政治一體化。廢止科舉廢止了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廢止了一種文化傳統；廢止這種文化傳統的痛苦，王國維那一代人已經深陷其中，而百年之後我們這一代人還沒有走出。新文化運動為現代化中國準備了文化資源，同時也造成了所謂的「文化斷裂」，以致於廢除科舉百年之後，人們越發感受到文化斷裂的危機。現代中國，必須接受西方現代文化，否則中國無法「現代」，而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中國又無法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在物質與精神上，都是痛苦的，至少中國在物質文明進步的同時，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重整中國文化，彌合文化斷裂。然而，哪一種文化觀念與價值可以擔當起這個歷史重任呢？啟蒙曾經是一種激揚的選擇，而冷靜中檢討，在移植性啟蒙之外，中國現代文化是否還有另一種選擇，找到一個支點，重建現代制度與文化的完整性？
作者：周寧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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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結束了。
詔令即出，舉國上下，有喜有憂。5天以後，上海維新派《時報》發文，盛讚「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鹹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
一個月後，晉中太原縣舉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寫到：「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於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年又將變得如何，有可憂可懼之端。」
可喜可賀，還是可憂可懼？一朝一夕，恐怕還難以確定。1905年廢除科舉，不論在中華帝國歷史還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或斷裂點。而這次轉折或斷裂所影響到的歷史時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計的。
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諭廢止科考，在國朝歷史上，科舉可謂源遠流長，在制度倫理與人文心理上，科舉可謂根深蒂固。有人說，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塑造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政教一體化。其中文化與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終也是一種文化秩序。問題是，廢止科舉僅僅是廢止一種考試制度或選舉制度，還是由此廢止了一種文明類型？而一紙上諭可以廢除一種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廢除該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經歷了世卿世祿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創置進士科，科舉制度出現了。 隋朝「二科舉人」、「十科舉人」、「四科舉人」，尚未形成制度。唐代承隋制，開科取士，考試科目分常科、制科，還有武舉；常科考試的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等十餘門，制科名目則有八十多種，武舉項目分馬射、步射、馬槍、負重等；考生有來自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或州學、縣學的生徒，也有自學成才「投牒自舉」的鄉貢；選舉不僅看考試成績，也看名門顯貴推薦，並兼采時望，上承兩漢魏晉重名重行的察舉薦選古意，下啟兩宋明清純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終身的科舉制。
「科舉之制始於隋，盛於唐，經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廢除。」 隋唐是肇始期，兩宋臻於完善，科舉制度的黃金時代到來了。取士不問家世，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三歲一貢，發解、省、殿三級考試，鎖院、糊名、謄錄，分科取士以進士科為主，制度齊備，充分體現了科舉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後遼金元三朝，科舉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詔告天下，特設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清兩代科舉承宋元定制，且逐漸僵化腐化。八股文定於明初，備於成化，如果說最初仍有積極意義，日久則禁錮人心、窒息社會、愚民誤國了。清末內憂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圖強，大多發現科舉之弊。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新政立憲，千年古制，似乎已經到了不得不廢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廢。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應考19年、剛被賜進士出身的康有為，痛斥科舉使國人閉塞愚盲。過去閉關自守，愚自國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開，萬國交通，競逐富強，生死存亡之時，再以科舉閉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國滅種，則指日可待。「……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 國事危急，「立國育才，所關至大」，康有為提出變通科舉、興辦新學、徐廢科舉的主張。 此時西學出身的嚴復，也認識到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明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科舉積陋已久，變科舉、倡新學、開民智、求人才，在當時已有共識。庚子之亂後，清廷變法新政，封疆大吏張之洞（湖廣總督）、劉坤一（兩江總督）、袁世凱（山東巡撫）上奏變通科舉，張、劉會奏主張「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袁世凱疏列十條，建議增實學科並逐年遞減舊科歲、科、鄉試名額。廢八股、設特科、建立新式學堂，從變通科舉到廢除科舉，從漸廢科舉到驟廢科舉，終於到光緒三十一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主稿，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渲、湖南巡撫端方同奏，請立廢科舉。最後一根稻草壓斷了駱駝的脊背，半個當日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二
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塑造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政教一體化，其中文化與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終也是一種文化秩序。萬曆年間，利瑪竇到中國，一個意外的發現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實現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知識階級即『哲人』對帝國的統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 當年柏拉圖曾經說過，他的理想國是哲人統治的國家，只有哲學家變成國王或國王變成哲學家時，人類才有太平盛世。
利瑪竇作為洋教士，雖然不能全面準確地瞭解科舉制度，卻也的確看出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與科舉制度的優越性，比如說，知識政治、道德社會、公平競爭、階層流動等。利瑪竇詳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與文官制度，中國人崇尚道德哲學，國家主持的考試將給每一位有知識的人提供參政的機會。這是一種公平的競爭。中國的哲學學位有三級，秀才相當於學士、舉人相當於碩士，而進士相當於博士。與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國，你一旦在考試中獲得高級學位，就有資格出任政府官員，「一生都可確保高級公職。他們享有的地位相當於我們國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頭銜並不世襲傳授」。一個靠公平競爭的哲學家治理的國家，要比那些靠驕奢淫逸的世襲貴族治理的國家優越得多。在西方只是柏拉圖式理想的制度，在中國則成為制度化現實，皇帝身邊的內閣裡都是飽讀詩書的「大學士」，六部的官員都擁有「品行與學術的榮譽」，翰林院「由經過考試選拔的哲學博士組成。這個部門的成員並不參預朝政，但職位比別的官員更為尊嚴。」
科舉制度並沒有實現「理想國」，但卻實踐了前現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舉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國，文人立命，社會長治久安，個人功名利祿，盡繫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科舉是帝制中國社會結構的中樞。就社會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個社會的科舉，為皇權統治下的官僚體系提供人才，保證官僚體系運轉，鞏固了封建皇權；自下而上，科舉又是一個制度化的流動晉陞的渠道，社會基層的優秀分子，由此可以進入社會精英統治階層，參與管理國家。社會晉陞機制，是社會結構的核心。科舉構成帝制中國的內在結構性動力，它溝通了官民階層，數世白身者，一登龍虎榜，就可能出將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經書，無緣科場，則可能淪為平民。所謂「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一方面青雲有路，一方面富貴無常，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古代社會內部的人才流動，也盡可能地在制度上實現了機會平等。
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主體，它包含著思想與制度兩個層面的意義。思想層面上儒家經學化，從一種普通的學說變成聖典；制度層面上，儒家知識作為科舉考試內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證了儒家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科舉使制使儒家徹底制度化，制度保證真理的權力化，思想保證制度的真理化。 「科舉……豈徒篆刻彫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國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科舉不僅是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傳統中國文明的核心。它將政治與文化、社會結構與儒家意識形態統一協調起來，使帝制國家、士紳社會與儒家文化，圍繞科場中心流動，創造了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科舉文明。
科舉使政治變成文化，文化也變成政治。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實踐了知識官僚體制，將政治文化化。最初到中國的西方人，都將中華帝國當作柏拉圖理想的哲人政治的楷模；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前現代的國家，在世俗理性基礎上，將文化徹底政治化。儒家的文官政治化與文官政治的儒家化通過科舉制度相互滲透相互生成，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明傳統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科舉，而不是西方歷史範疇中的封建或東方專制主義。梁啟超曾經從四個方面對科舉的歷史作用做過公正評價。首先，科舉使帝制政權充滿活力，不斷從社會精英中吸取統治人才；其次，促進社會中官民階層的流動，使社會充滿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與價值或意識形態制度化一體化；最後，使個人有出路，社會穩定。
傳統的中華文明，是一種科舉文明。在前現代世界各國，中國社會結構最具開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而所有這些，都是由科舉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會組織樞紐作用的科舉，突然之間被廢止，由此引起的社會動盪或顛覆性影響，在歷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國以科舉取士，淵源於隋、唐，雖法則屢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舉制度，以明清兩代合計，也已行之約六百年。一旦停罷，其影響之巨，不言而喻。」 廢止科舉，等於卸掉了傳統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動機，龐大的中華帝國勢必停止運轉。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指出：
「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對在此之後任何一個政府來說，在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基本制度基礎方面，在通過什麼途徑來賦予社會精英以地位並配備行政官員方面，1905年都帶來了變化……舊社會主要的龐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隨著朝廷宣佈終止中國的文官科舉制度而被廢除了，儘管革命的社會意識在這場變革中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科舉曾充當過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動力的樞紐。這種考試是為維持儒家的國家正統的運作需要而設計的，是授予特權和打通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手段，構成了社會理想的中國模式。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整個社會失去了作為自己特色的制度。……終止科舉制度的行動，斬斷了2000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強起來的社會整合制度的根基。這個行動逐漸呈現出來的事與願違的後果，遠比推行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顯預見到的那些後果來得嚴重。」
三
在帝制中國歷史上，天下治平，科舉的作用非同小可；進可以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退可「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八國聯軍燒了北京貢院，癸卯年（1903）順天鄉試、甲辰年（1904）全國會試，都改在開封的河南貢院舉行。江蘇舉人劉師培會試落第，「飛騰無術儒冠誤」，心灰意冷，去上海,開始反清革命，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一位本想讀書入仕、報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來，科舉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證。朝廷以科舉牢籠天下，盡收聖智豪傑。一旦科場失范，士人心懷怨恨，就可能釀成天下大亂，「黃巢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資治通鑒》語），翻卻曹州天下反，差點斷送了大唐江山，還有宋江，科場無路，酒醉之時，寫下「心在山東身在吳……敢笑黃巢不丈夫」，最終上了梁山……
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官僚錄用制度，具有雙重功能，一是為朝廷輸送管理人才，二是為平民提供晉陞機會。天下豪傑盡為朝廷所用，朝廷更強大了；文人士子死讀書、活求官，文弱庸碌，社會上也就無人造反了。當年隋帝開科取士，倡天下讀聖賢書、考進士第的風氣，其目的並不在於讀書，而在於治天下。所謂治天下，「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這是科舉意義的一面，冠冕堂皇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陰暗險毒的一面。關於這一點，宋人看得很清楚。「科舉制始於隋唐，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唐興，革隋之弊，獨此不改。」
「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或許這才是科舉的真義。清末科舉一廢，天下大亂。社會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動，可以維持社會穩定發展，一個社會一旦出現流動阻塞現象，就可能積蓄起社會怨恨，最終釀成動亂甚至顛覆整個政權與秩序。真正摧毀清朝天下的，不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還有許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廢停科舉。科舉即廢，朝廷失去了官僚體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間制度化的流通與平衡機制被破壞了，有志之士仕進無門，窮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為革命準備了社會心理基礎，彷徨、怨憤、絕望，社會失序，人心離散，有登高一呼者，難免應者雲集。人們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如此輕易，實際上廢停科舉已經抽去了清帝國大廈的拱頂石，革命只需輕輕一觸，整個大廈便瞬間坍塌。
科舉一廢，天下英雄逐鹿中原。雖說將廢除科舉當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有些過激。但廢除科舉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為辛亥革命準備了社會基礎，卻也是事實。舊科已廢，新學正興，讀書未必出仕，道統與政統分離了。朝廷失去了智辯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積蓄在民間，社會變得強大了，出現「官不如紳」的趨勢。廢舉堵死文人的仕進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軍人與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新政時期與民國初年的「政治參與膨脹」中的活躍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職業軍人與商人也占很大比重。官不如紳，文不如武，士不如商。或許官本位的傳統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不一定讀書做官、革命、從商也做官。當然，最簡捷的道路是從軍。畢業於新學堂的士子，不見用於朝廷，「士」不能成為維護皇權的「大夫」，就成為顛覆皇權的革命者。
1905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廢止科舉，二是同盟會成立。科舉即廢，青年才俊紛紛出國留學，天高皇帝遠，加上現代西方思想洗禮，海外留學，就不是「留學科學」，而是「留學革命」。最初的同盟會員，絕大多數是「遊學」的新式文人。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學生與海外移民輸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後，那些受過西式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又成為共和政治中活躍的政治家。廢止科舉從舊官僚體制中斷了傳統文人的仕進之路，同時也為新的共和政治準備了現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廢舉之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主要晉陞之道從「讀書做官」轉為「打仗做官」。傳統的知識與道德，不再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那麼就只有暴力與陰謀了。袁世凱的保定軍校、蔣介石的黃浦軍校，培養了一批職業軍事冒險家，他們掌握著中國的命運，主宰了軍閥混戰與國共戰爭。有悲觀者評論：「科舉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無術以振作之，則天下心至於弱；學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無禮以防閒之，則天下尤易於亂。」
廢除科舉啟動了現代政治，也開啟了現代教育。廢科舉，立新學，當年袁世凱等人上書主張立廢科舉，最主要的理由是科舉不廢，新學不興。1904癸卯學制實施，1905年廢除科舉，科場改作學堂，各地新學堂數以每年10000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學生數將近200萬。新學堂培養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啟蒙思想，崇尚科學民主，掌握了現代知識與思維方法，梁啟超曾經說過，現代觀念的出現，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滅亡。新式文人學習各種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接受科學進步、民主自由新思想。這些思想無不衝擊傳統儒家觀念與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廢除科舉、倡立新學，直接導致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廢除科舉的歷史影響，在政治上的直接結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結果是「五四」運動。傳統士紳失去了科舉仕進的出路，在官僚階層與民間社會中的地位同時受到威脅，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後，傳統文人更感到無所適從。廢除科舉與傳統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體的傳統文化，失去其制度與個人的保證，最終導致傳統文化的危機。與此同時，如果從同文館設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改造了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知識結構與價值體系，開始與傳統儒家競爭意識形態領導權，並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優勢。從晚清立憲到民國革命，新學出身的新式知識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漸成為社會與國家的主導力量。所有這些因素，都在醞釀著一場徹底的「文化革命」。繼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之後，「五四」運動掀起了一場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現代文化從此開始。
「1905年科舉的廢止是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 廢除科舉，使傳統國家失去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也使儒家意識形態失去國家權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會中文人邊緣化，也使文人的知識與價值中儒學邊緣化。科場改成學堂，孔子孟子也就讓位給「德先生」、「賽先生」。廢除科舉是傳統中國自我閹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與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現代中國出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廢除科舉，動搖並解體的不僅是中國傳統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種文明，一種政治與文化高度一體化的文明。廢除科舉，是傳統儒家文化衰亡的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也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或分水嶺。辛亥革命發生了，「五四」運動即將到來，1916年，嚴復深有感慨，他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中說，廢止科舉是「乃吾國數千年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
四
廢除科舉，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或分水嶺。1905年這一年的冬天，遠在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留學的魯迅，看了一段日俄戰爭的幻燈片，從此「決計要學文藝了」。據說他在片中看到許多久違了的中國人，其中一個被捆綁著，因為給俄國人做間諜，將被日本軍砍頭示眾，周圍是一些圍觀的中國人，身強體壯，但表情麻木。魯迅醒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突然覺悟要放棄醫學，是放棄一種專業，而從此提倡文藝，是投身一種公共事業。現代知識分子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掌握專業知識與技術，在專業知識與技術範圍內，運用理性服務社會，用康德的話說，這是一種私下的、消極的理性方式；另一種是超越自身所屬的專業與職業，公開地、自由勇敢地運用理性，投身到社會公共事務中去。前者是專業知識分子或科技知識分子，後者是公共知識分子或政治知識分子、批判的知識分子。在康德的啟蒙理想中，專業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區分與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堅守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其職業崗位上謹慎地運用理性，講求服從與合作；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能在公共領域勇敢地、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進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與真理的徹底性。
對中國文化傳統而言，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似乎並不陌生，儘管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傳統中國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質的區別。真正陌生的，是專業知識分子，那些掌握現代專業知識與技術的人才。中國擁有傳統意義上強大的「人文知識分子」傳統，科舉制度下傳統中國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識精英，而且其知識與政治是一體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識化，知識也被人文政治化。禮儀天下，耕讀傳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衝擊，也自成一統。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現代文明衝擊下中國傳統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專業知識，所謂有經義文章，無一技之長。洋務運動開始引進經世致用之學，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地理，技術如開礦、冶金、築路、造船、造炮，新學出現了，新學培養的現代意義上的專業知識分子也出現了。
廢止科舉之後，傳統士大夫進身無門，從官僚階層與農耕士紳階層從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漂浮的群體，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新穎卻不強大。變廢科舉、興立新學，最初的動機主要是培養專業知識分子。但現代中國的真正問題是，專業知識分子的專業理性不強大，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樣不強大。就專業知識分子而言，新學不新，舊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師一知半解，學生死記硬背，華而不實，幾乎成了「科舉之變相」。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發現當時北大的教學內容雖已是新學，但學生心理，還是舊科的一套，以學業為舉業，大學畢業等同於科舉及第。1918年胡適回國，發現國內新學堂的學生高不攀，低不就，成為一種「無能的遊民」。
科舉使傳統社會的政治與學術一體化，廢止科舉，首先想仕學分途，但實際上許多學人仍不忘讀書做官。所謂時下「人多喜作政客，鮮為學者」。 廢止科舉後，士人仍有學以致仕的心理，體制內上堵死了學而優則仕的途徑的同時，反制度的革命卻提供了新的、更有戲劇性的致仕之途。於是，我們看到，職業知識分子很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而公共知識分子又很容易成為職業革命家。科舉之後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處在學術與政治、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斷裂中，進退維谷。專業知識分子守不住自己的專業理性，公共知識分子也難以發展其公共理性。許多知識分子，著名如梁啟超、胡適，都曾搖擺於以政治還是以學術為本位的的境地之間；許多知識分子，著名如陳佈雷、郭沫若，都曾投身於政治，結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現代知識分子從傳統文人的官紳二重身份，轉化出職業革命家、公共知識分子與專業知識分子三重身份，這三重身份也構成三個不同的群體。從新式知識分子到職業革命家，其政治組織關懷取代了知識與真理關懷，知識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識分子身份，他們與傳統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職業，不同的是現存體制的維護者與現存體制的叛逆者。公共知識分子擔當社會良心，遺憾其獨立的批判精神時常失落在現實政治的誘惑與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還是那些專業知識分子，他們不能或不願參加政治活動，但卻不能擺脫社會政治的侵擾與壓迫。
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可以一詔廢止；但作為一種心理，卻難以一朝一夕廢除。一個世紀過去了，廢除科舉留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糾葛，是政治與學術的問題。五四運動的雙重主題：啟蒙與救亡運動，凸顯並激化了後科舉時代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矛盾。新文化啟蒙關注的是知識分子個人自由與公共批判精神。現代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而不是政治的僕從、是獨立的、批判的力量，而不是依附的、順從的力量。但隨著救亡的緊迫、國共兩黨的對立，知識分子既不能保持社會的獨立，又不能不在當派之間做出選擇。相對於政治的學術的獨立，越來越難以擔當。有的知識分子乾脆成為職業革命家，有的知識分子繼續其社會活動，但感到越來越難以守住其社會身份，越來越容易從公共社會領域滑入政治與黨派圈子，沉浮左右，身不由己。在啟蒙與救亡的大環境下，獨守書齋就更是困難。政治全能，個人可以不去逢迎或反抗政治，但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逼迫甚至迫害個人的學術。
20世紀前50年的主要問題，是學術如何影響政治；20世紀後50年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如何影響學術。20世紀前50年，知識分子試圖以啟蒙為己任，以知識對抗權力拯救權力，創造「好人政府」，實現「學以致用」的古老理想。20世紀後50年，思想改造運動首先為舊知識分子「洗腦」，政治不僅佔領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領域，而且深入職業知識分子的私下領域，緊接下去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最終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現代人格，甚至在群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新時期改革開放，一度煥發了知識分子社會批判的公共理性，很快被90年代的經濟市場化、文化「計劃化」的大潮衝垮了。在目前的學科評估、職稱評定、津貼項目的體制化力量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無從生長。在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時代，後科舉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可以擔當起這個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種制度可以一朝廢止，但該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卻可能在社會文化，尤其是在社會無意識領域，經年歷久地發揮影響。新式教育難進，學而優則仕觀念不退。而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心理，置換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革命情結，不僅破壞了專業的私下理性，也破壞了公共理性。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文學家與革命家的關係。科舉塑造的傳統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學的，而現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學的。那年在仙台決計要學習文藝之後，周樹人就再也沒有從事過任何與醫學專業相關的事。他成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30年後，魯迅在遺囑中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和美術家。」 魯迅的悲觀從何而來？
五
1905年廢舉不久，傳教士林樂知在《萬國公報》發表評論：「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於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 這種「可驚可駭之奇效」，遠不僅是一時之間清皇朝滅亡、現代政治與文化革命開始。廢除科舉深遠的文化影響，表現在「長時段」歷史的多個方面：知識分子命運的起伏、文化傳統的斷裂與創生、現代教育的困境、現代行政體系的合法性問題等。
當年廢除科舉的主要動機是發展現代教育，但遺留的科舉心理，卻在科舉制度廢除百年之後，滲透到現代教育體系中。廢除科舉並沒有為現代教育清空場地，在科舉廢墟上建立的現代教育制度，總有科舉陰魂的纏繞。廢除科舉打破儒學的一統天下，舊教育制度解體。但是，現代教育體繫在制度上的確立，並不能保證心理上的純粹。科舉情結仍以「應試教育」的形式，置換性地表現在中國現代教育體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類升等考試、以重點中學、大學、重點大學、出國留學等構成的龐大的應試教育體系與等級教育網絡，正在有條不紊地、盡可能地合理公正地提供社會晉陞流動機會，猶如當年的科舉制度。科舉情結根深蒂固，廢止一種制度，未必能廢止一種心理。半年前消息傳出，北京國子監孔廟，將把文革後恢復高考以來各省的「高考狀元」的大名刻碑陳列在元明清三代進士碑旁！有人驚愕憤慨，不知今世何世，《南方都市報》的文章大呼，「百年之前科舉制度已告廢除，百年之後科舉精神又借屍還魂。」 其實根本沒有必要錯愕至此，因為應試教育大行其道，高考有類科舉，早已讓人見怪不怪。……
為發展現代教育而廢除科舉，但嚴格說來，科舉制並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而是選官制度。遺憾的是，科舉廢除之後，現代中國還沒有建立一種新的、規範合理、公平公正的規範的選官制度。科舉作為一種選官制度，它至少在原則上主張與實踐讓知識與道德為權力提供合法性。而後科舉時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除了暴力與陰謀外，沒有什麼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依據。民國時期的選官歷史是一部「厚黑」歷史，充滿暴力血腥腐敗陰謀。有人懷疑改良科舉是否比廢除科舉更好。建國後「革命」在能力與觀念上曾經為幾代人提供了執政的合法性依據，然而，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條件下提高執政能力，政治錄用的體制問題再次浮現出來。西方現代選舉政治與官僚政治分立，官僚遴選的所謂「考選制」，最初也是在中國科舉制影響下創立的。 為什麼現代西方借鑒的制度，我們自己要廢除？如何在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秩序中建立一種政治標準與業務標準並重、公平合理的社會權力精英的遴選制度，對於保持現存政治秩序的穩定、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以及權力的延續性至關重要。如何創立新的選官制度？借鑒西方政治體制，似乎仍有諸多難處，是否還有其他道路？有人想像「重建科舉制度」
比具體的教育、行政制度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中國文化傳統或道統的斷裂。正如蕭功秦先生指出：「由於科舉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標準和價值來選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構成獲取地位、名望和權力的基本途徑的，科舉制度的廢止，從長遠來看，就使國家喪失了維繫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由於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
廢止科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從社會結構上、政治制度上、文化傳統上，對帝制中國文明進行了徹底的革命。而在1905年廢止科舉與1919年五四運動之間，有一條必然的聯繫線索，廢止科舉先自廢了傳統文化的武功，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然就可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橫掃千年儒家。一代新學知識分子，以西方現代文化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為了擺脫帝制中國的專制、腐敗、愚昧，提倡民主制度、科學理性、個性自由，引進西方現代啟蒙思想。其深遠影響，直比當年佛學改造中國，不在「大歷史」的宏觀視野下，是難以想像的。在傳統中國社會，科舉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文化制度，而中國文明的特徵之一，就是文化與政治一體化。廢止科舉廢止了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廢止了一種文化傳統；廢止這種文化傳統的痛苦，王國維那一代人已經深陷其中，而百年之後我們這一代人還沒有走出。新文化運動為現代化中國準備了文化資源，同時也造成了所謂的「文化斷裂」，以致於廢除科舉百年之後，人們越發感受到文化斷裂的危機。現代中國，必須接受西方現代文化，否則中國無法「現代」，而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中國又無法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在物質與精神上，都是痛苦的，至少中國在物質文明進步的同時，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重整中國文化，彌合文化斷裂。然而，哪一種文化觀念與價值可以擔當起這個歷史重任呢？啟蒙曾經是一種激揚的選擇，而冷靜中檢討，在移植性啟蒙之外，中國現代文化是否還有另一種選擇，找到一個支點，重建現代制度與文化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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