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學轉向」到「實踐理性轉向」
——「哲學的轉向」譯叢總序
作者：龐學銓 應奇
文章來源：學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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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哲學都是語言批判。」
——Ludwig Wittgenstein
「實踐哲學的偉大傳統繼續存活於一種對其哲學內涵有所瞭解的解釋學之中。」
——Hans-Georg Gadamer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Karl Marx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我們把它稱作「實踐理性轉向」。所謂「實踐理性轉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後，恢復了對於價值的理性基礎、規範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本體論的關係這些實踐理性的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範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一轉向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語言學轉向」是相對於古代的「存在論轉向」和近代的「認識論轉向」而提出來的，它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有代表性的哲學範式轉變。只要我們觀察一下「語言學轉向」興起之前的兩次哲學轉向，就會發現，一種哲學範式的真正確立最終依賴於自身規範基礎的闡明和辯護。古代哲學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論學說是其目的論倫理學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目的論的倫理學則是古代存在論的規範內涵；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近代認識論是道德自主性學說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道德自主性則是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規範內涵。按照這樣的提問方式，我們很有理由追問，「語言學轉向」的規範內涵是什麼？相應地，所謂「實踐理性轉向」——如果這種「轉向」名符其實的話——的哲學前提和基礎又是什麼？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遭遇了「語言學轉向」與 「實踐理性轉向」之間的關係這一貫串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重大問題。
首先，「語言學轉向」對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實踐哲學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提出命題或陳述的三分法，把價值判斷放逐到無意義的領域，而元倫理學則把自己的任務局限在對價值詞彙用法的瑣碎研究上，放棄了理性地探討價值分歧和規範基礎的重要使命。五十年代以後的「後實證主義」革命衝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樊籬，對價值問題的探討持更為寬容的態度，為實踐哲學的復興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是實踐理性轉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義傾向以及此後繼語言哲學而起的心智哲學研究取向，又引發了在規範問題、價值屬性和價值判斷問題上的新一輪的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以及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之爭。直到二十世紀末，「語言學轉向」的規範內涵依然是一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例如，在分析哲學的匹茲堡新黑格爾學派內部，是像羅伯特·布蘭登（Robert Brandom）那樣繼續堅持「語言學轉向」，承認擁有信念和意願僅僅是玩一種運用這些詞彙的語言遊戲，從而哲學的職責只是闡明我們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實踐，而不是根據外在於這些實踐的規範判斷這些實踐；還是像約翰·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那樣，在堅持不具有概念結構的東西無法證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時，也堅持非判斷的心理事件能夠證明信念的合理性，從而得出「除非知覺現象不同於判斷，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康德意義上的自由」，這已經成了一場震撼盎格魯-撒克遜哲學界並且波及德語學圈的大爭論。而在新法蘭克福學派的語用學的「真理共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和法國後現代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新實用主義倡導的「語境論」之間的辯論中，又出現了對於民主的規範涵義的不同理解：對於真理共識論者來說，民主是基於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識；對於徹底的語境論者來說，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種排他性的團結。諸如此類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對「語言學轉向」究竟要轉向何處心存疑慮。
其次，儘管實踐理性是西方哲學的固有傳統，但當代的「實踐理性轉向」和「實踐哲學復興」又有它獨特的背景和前提。實際上，從「語言學轉向」到「實踐理性轉向」的演變昭示我們，這兩種轉向之間不但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而且具有邏輯上的相關性。一方面，「語言學轉向」是綿延整個二十世紀，橫跨英美與大陸兩大傳統（新法蘭克福學派中有把實用主義獨立出來，與分析傳統和現象學傳統鼎足而三者）的基本範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構成了「實踐理性轉向」的背景，而且為後一種轉向創造了條件，或者說為更好地闡明自身的規範內涵創造了條件，這尤其表現在濫觴於日常語言哲學並經與美國實用主義互釋後產生的所謂「語用學轉向」中。另一方面，作為「實踐理性轉向」之重要一環的道德心理學研究的勃興則不但在智識氛圍上呼應了心智哲學在二十世紀晚期哲學中日漸上升的地位，而且從智識效能上對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於宣告分析哲學已死，「語言學轉向」這一範式也已經走到了盡頭；更為重要的是，語言哲學中的（與語言含義相關的）內在論與外在論之爭，心智哲學中的（與心智內容相關的）個體主義與反個體主義之爭，以及實踐哲學中的（與規範辯護相關的）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之爭，這三者之間的糾結和緊張將引領人們重新審視分別由分析學派和現象學派在二十世紀初以反對心理主義和自然主義之名發起的哲學革命的潛能是否已經消耗殆盡，而這不但關乎自古希臘以來即已奠基的作為理性守護者的哲學事業的命運，而且與人類對於自身以及我們置身其中的共同體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譯文出版社歷來重視當代西方哲學重要著作之迻譯，所創設之「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更是在學術界享有良好的聲譽，深受讀書界的喜愛。「哲學的轉向：語言與實踐」譯叢踵武前賢之事業，嘗試以更為主題化同時也更富時代感的方式系統地譯介二十世紀晚期西方哲學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圍繞關於遵守規則和私人語言、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爭論，集中展示語言分析傳統對於價值與規範的理性和形而上學基礎的探討，同時關注當代歐陸哲學中重視把分析傳統與現象學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哲學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試圖較為全面地呈現「實踐哲學復興」中道德哲學（包括元倫理學、規範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方面的優秀成果，同時關注當代歐陸哲學中對古典哲學的根本問題和現代性的根本內涵、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性的探討，還涉及當代政治哲學的一些有影響的作品。
我們期望並且相信，根據對於西方哲學發展趨勢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問題性和前沿性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哲學同仁們艱苦、紮實、細緻的工作，本譯叢必定能夠把中國哲學界和出版界的西學譯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進學術界對於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建設性成果的全面總結，並最終為當代中國的哲學事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滋養。
2007年1月於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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