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分析哲學時代與英美－歐陸的哲學對話
作者：韓東暉
文章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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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哲學的終結與後分析哲學時代的來臨
1993年，美國哲學家瑞徹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報告《今日美國哲學》，[1]主要從哲學社會學角度深入剖析了1992年之前美國哲學的狀況。他反覆強調，當代美國哲學的特徵是多樣性和多元化，甚至是四分五裂、群雄割據和大雜燴，或者用更好聽的措辭——百花齊放。就在十年前，理查德·羅蒂在同名文章中[2]談到美國哲學的時候，描繪了二戰後美國哲學從哲學活動的科學模式向政治模式的邁進，歷史進路取代科學模式則成為競相追逐的目標。而在羅蒂文章發表十年之後，在瑞徹看來，像18、19世紀德國哲學那樣由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叔本華等「大魚」構成的英雄時代，在北美哲學界已成為明日黃花，單個的哲學家頂多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決定性的，甚至也無法用幾個主要的潮流來描繪哲學的全景，因為這幅圖景已成為由許多相互競爭的不同哲學進路組成的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到了這個時候，誰也不能說美國就是分析哲學的天下了，分析哲學、新實證主義、維特根斯坦哲學、詮釋學、海德格爾哲學、實用主義都有廣泛影響力的意識形態潮流。
如今距離瑞徹報告的發表也有十多年了，其間雖然發生了像911事件、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回潮等重要變化，但美國哲學界的基本面貌仍然符合瑞徹的考察。這就是說，美國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後分析哲學時代」。至於英國，雖然分析傳統在那裡要更牢固一些，但總體上也已衰落。而且，1960年年代，牛津大學是分析哲學運動無可置疑的中心，來自美國的哲學家對牛津哲學家頂禮膜拜；而此後，分析哲學運動的領導權確定無疑地跨過了大西洋，儘管沒有哪個單獨的美國大學像牛津大學那樣曾經獨領風騷。因此，美國哲學總體面貌的變化，可以表徵當前英美哲學的基本趨向。
那麼，分析哲學的終結意味著哲學發生了那些方面的變化呢？許多具有反思精神的哲學家都曾在總體上描述分析哲學的一般特徵，其中最全面的總結之一當屬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教授佩能伯格的分析[3]。在他看來，分析哲學源於對語言、科學、邏輯和分析的興趣，對哲學問題熱衷於系統性的進路，而不是歷史性的脈絡。早期分析哲學家往往以澄清概念的區分，用清晰流暢的語句表達這些區分而聞名，但現在這一情形發生了變化，分析哲學轉向了它鏡子裡的反像，開始越來越像它曾經反對的那種哲學了。具體地說，如下八個標準可以區分出分析哲學（這裡加上我們的補充和評論）。
（1.1）分析哲學與非分析哲學的區別在於前者對語言和意義問題表現出特殊的興趣。我們可以為此舉出兩個典範性的論據。早在20世紀中期，賴爾就做過這樣的評論：「可以把全神貫注於意義理論描述為20世紀盎格魯－薩克森哲學和奧地利哲學的職業病。」[4]而達米特在《分析哲學的起源》中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分析哲學的兩個主要特徵：一能夠通過對語言的哲學闡釋獲得對思想的哲學闡釋；二是綜合性的闡釋只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獲得。[5]
（1.2）牛津大學的哈克提出，分析哲學家比他們的歐陸同事更偏愛字面意義上的「分析」，即「把某物分解為其構成成分」[6]，至少也是「概念的闡釋」。
（1.3）分析哲學時常自詡具有清晰明快的風格，而常常與某些歐陸哲學著作陰鬱晦澀、故弄玄虛的特徵形成對比。追求概念、推理、表述的清晰性，力求區分意義與無意義，確實是分析哲學的特點。
（1.4）第四個標準與第三個關係密切，就清晰性而言，分析哲學家熱衷於精細地定義他們使用的術語，區分術語的應用領域，闡明在何種意義上能夠做出清楚的區分，如分析與綜合，觀察與理論，認知與非認知，科學與偽科學，元層次與對像層次等等。
（1.5）第五個標準亦與此相關，即為了追求清晰性，分析哲學家常常使用邏輯符號和公式，而歐陸哲學家似乎對此興趣不大，他們更關心概念的可變性和流動性特徵，許多人發現，如果把他們的思想轉換成命題邏輯或謂詞邏輯的形式，會使之成為微不足道的工作，甚至導致想像的貧乏和思想的枯萎。
（1.6）分析哲學對經驗科學的高度評價，他們熱衷於誇耀與實驗科學家的密切關係，感到科學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合格證，使他們的發現能夠得到客觀的驗證，而不是空虛的思辨的產物。這在一定意義上被稱為科學主義。
（1.7）在內容和主題上，分析哲學家要求有所選擇，或者說避開某些主題，例如，形而上學的、社會政治的和宗教的。
（1.8）分析哲學家對哲學史、歷史問題不感興趣，這一點被稱為非歷史特性、無歷史感。
然而，許多人包括佩能伯格都已注意到，至少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英美哲學界的情形，甚至是分析哲學的情形已經完全與上述標準不同了，甚至走向了反面。茲舉幾例。
（2.1）許多當代分析哲學家感興趣的不再是語言，而是認知，「語言轉向」似乎要被「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所取代了，現在的意義理論很少像往日的邏輯或語言研究了，常常更接近於對心理表象和認知的心理學考察。我們似乎可以說，現在是心靈哲學－認知科學走紅的時代。然而，按照分析傳統共同的立場，思想只能通過思想在語言中的表達來確定和個體化，而且可以獨立於語言的結構而能被理解的思想結構之類的東西，根本不存在。認知科學家渴求的目標恰恰完全與這一語言分析哲學的根本原則背道而馳。[7]
（2.2）現在許多哲學家不再把分析理解為分解，而是採取了語境論的進路（the contextual approach），流行的口號也從「分析」和「原子主義」，變成了「綜合」和「整體論」，諸如意義整體論、確證整體論、解釋整體論、認識論的整體論、實用主義的整體論、功能性質的整體論大行其道。
（2.3）清晰易懂也不再是分析哲學家的專利，許多非分析哲學的著作照樣清晰流暢，而近來許多分析哲學著作的風格卻不易理解。巴斯摩爾在《哲學百年》的補編《新近哲學家》中，就對「難以捉摸的」戴維森和「令人生畏」的達米特發出了抱怨。[8]
（2.4）更重要的是，分析哲學的自身的基本概念也具有模糊性，或者用維特根斯坦的方法說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使哲學家的分析工作消失為稀薄的空氣。
（2.5）哲學與邏輯的關聯越來越弱，邏輯已經從它的發源地哲學遷移出來，而向數學和信息學擴散。
（2.6）分析哲學越來越重視對哲學史的研究，因為哲學本身是具有歷史性的理解方式。
如果說分析哲學的基本特徵和標準都壽終正寢了，那麼分析哲學本身當然也難逃此劫。瑞徹明確指出，分析哲學已從英美哲學的學術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學已經造成了重大的變化，留下了巨大的遺產。因為分析哲學實際上可以分離為兩個方面：一是它的立場和意識形態，這就是通過語言分析消解哲學問題，或將其歸約為經驗科學問題；二是它的方法、技術和步驟，在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將精確和明晰注入到哲學研究中去，而不要滿足於模糊的觀念和未經檢驗的假定，要努力使你的哲學承諾盡可能的清晰明確，將用於邏輯－語言分析的手段不斷發展和革新，然後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以激活你的觀點並使之具有實質內容和環境所能容許的說服力和明晰度。因此，作為一種學說綱領，分析哲學已經證明是一條死胡同，是一次失敗，而作為一種方法論資源，它已證明是無限豐富和多產的，並且在哲學的每一個領域內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響。[9]
在這個意義上，普特南說得很好：「我們可以從康德那裡學到很多，而無需稱自己為康德的信徒；……同樣，我也可以從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奎因、以及戴維森那裡學到很多，而無須稱自己為『分析哲學家』。為什麼我們不能只做『哲學家』，而去掉那個形容詞呢？」[10]
二、「後分析哲學時代」的基本趨向
早在1985年，拉基克曼（John Rajchman）等人就編了一部名為《後分析哲學》的文集[11]，其中收錄了當時美國主要哲學家的13篇論文，如羅蒂、普特南、戴維森、伯恩施坦、羅爾斯等。實際上，這部文集體現出美國分析哲學界內部的一些哲學家對分析哲學自身的的反思和質疑，它要通過這些文章所代表的傾向，回答這樣幾個問題：這些哲學家的工作是某種新的開端，還是一脈相承，抑或只是一時的破裂和轉折？是意味著美國出現了新的哲學嗎？這對其他學科和登上舞台的一代哲學家來說意味著什麼？其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後果是什麼？當然，20年後，形勢逐漸明瞭。「後分析哲學時代」這個稱謂意味著對曾經佔據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學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對概念分析（至少是對概念分析在20世紀的過分運用）的普遍懷疑，意味著作為運動、學說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哲學已走向終結，新的哲學地圖正在形成；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研究領域的多元化，並沒有另一種主導性的替代物引領英美哲學的潮流，而是進入了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當然，分析哲學作為方法、技巧和風格仍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影響。
（3.1）更為嚴肅、深入的哲學史研究成為當代英美哲學家的亮點，既吸取了分析哲學的豐富成果，也為今後的哲學發展挖掘出豐富的思想資源。當代英語世界在哲學史的研究和編纂上的重大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分析方法的應用。這種分析技巧與對文本的精細考察、對思想資源是深入挖掘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讓哲學史的編纂別開生面。其中最為明顯的特色是通過分析技巧重構哲學史中的關鍵性論證，力求使之清晰、融貫，同時也必然會暴露出其中的不清晰和不融貫之處。這種分析方法與對歷史本來面貌的追求相結合，產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既讓傳統的哲學論證得到深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反映出哲學思想的原貌，不斷地澄清和擺脫偏見。尤其重要的是，二者的結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析哲學逐漸擺脫了早期過分倚賴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的認識論路線，從而把哲學史的維度納入視野，發生了重大的轉型。總的來看，在英語國家，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無論在規模和質量上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3.2）形而上學研究的回歸和繁榮。早期分析哲學是反形而上學的，摩爾、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都堅持「拒斥形而上學」的原則。但事實上，無論是地地道道的實證主義者還是日常語言哲學家，都在宣稱傳統形而上學是成問題的、無意義的、混淆的同時，繼續處理著傳統形而上學所遭遇的問題，並隱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學。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學的態度普遍弱化，這得益於普賴爾（Arthur Prior）、齊碩姆（Roderick Chisholm）、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人的工作，但主要還是美國哲學家奎因和英國哲學家斯特勞森的努力和影響所致，前者對存在論承諾的研究，後者對描述的形而上學的構造，使形而上學開始復興，使哲學家不必再隱藏自己對形而上學問題的興趣。
在英國，形而上學的復興帶有獨特的康德風格，哲學家討論這個或那個概念性實踐的預設，提出關於特殊事物的辨明和重新辨明、時空位置歸屬、範疇性概念的使用、概念構造的客觀性等形而上學問題。在美國，形而上學興趣的復興是以更為自覺的存在論範疇來表達的，對各種問題的討論差不多都是從追溯奎因開始的，先驗的形而上學則隨著克裡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得到深入的研究。這種復興是漸進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一代哲學家出現，開始嘗試建構全面的、系統性形而上學理論，如齊碩姆、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劉易斯和普蘭廷加（A. Plantinga）（David Lewis）。[12]
新興的形而上學理論既回應傳統的問題，也開闢了新的領域，但其核心是一貫的：形而上學是範疇理論。共相和殊相、普遍與特殊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典型問題，除了繼續探討柏拉圖式的共相理論和唯名論之外，對殊相和個體化的研究也十分熱烈，阿姆斯特朗的兩卷本《共相理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圍繞存在問題展開了對同一性、存在論承諾、虛構實存物的討論，奎因的著作和威廉姆斯（C. J. F. Williams）的《何謂存在？》、《何謂同一性？》成為討論的焦點。圍繞模態概念，可能世界理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獲得了幾乎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人格與心靈、自由意志等問題也在新的維度上展開，甚至模糊性（vagueness）問題也隨著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基菲（Rosanna Keefe）的相關著作而成為討論的熱點問題。
（3.3）交叉學科研究趨勢十分強勁。這廣泛表現在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以及人文科學－哲學等方面。交叉學科的工作把涉及其他學科的「某某哲學」（philosophy of x）的課程和研究從一知半解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同時也有助於重新界定哲學自身的性質。例如，在美國的科學哲學領域，新的博士候選人必須熟悉一門專門科學；在人文科學領域，有些哲學家意識到敘事及其近似概念的重要性，對文學、敘事研究較為關注。心靈哲學家如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努力整合心靈的先驗理論與經驗心理學的最新進展。語言哲學家威廉姆斯森解釋了形式語義學領域的語言學家的近期工作。達米特推進了哲學邏輯的研究，並為英國哲學家所繼承，如懷特（Crispin Wright）和拉姆菲特（Ian Rumfitt），他們解釋了形式邏輯中相當前沿的工作。
（3.4）語言哲學的兩個主要趨向。語言哲學是20世紀的顯學，也是分析哲學的核心，但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哲學子學科，而是涉及多個方面和層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研究。目前，其一，語言哲學對關於語言的事實越來越有興趣，越來越重視。20年前，只是個別哲學家敦促我們要更關注語言學。而現在，通曉語言學已成為語言哲學的規範，這讓哲學家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材料，以得出哲學性的結論。結果是，語言哲學開始從弗雷格對密爾式的爭論中掙脫出來，而與各個研究領域發生關聯。特別是，當哲學家求助於「我們如何進行日常談論」，來捍衛其在倫理學或形而上學中的論斷時，所獲得的方法和材料其實比奧斯汀以及所謂「日常語言學派」所提出的更好，更豐富。其二，將語義學與語用學之間的區分統一起來。語言哲學家曾經花了大量努力去思考語義學在何處結束，語用學在何處開始，許多語言哲學中的爭論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結束。在這一方面最為突出的是布蘭頓（Robert Brandom）的工作。他在《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13]中嘗試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於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理論不是綱領性的、提綱式的，其中包含了體系的構造和理論細節的分析。他提出的關於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14]哈貝馬斯發表稱布蘭頓的這部著作是「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15]
（3.5）心靈哲學的飛速發展。雖然廣義的心靈哲學與哲學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但作為哲學門下的子領域，則要到1950年代才確立起來。而此後心靈哲學的發展可以視為意義理論中的一種焦點轉換：從日常語言到思想和心靈。奎因、戴維森、早期的普特南、克裡普克都在談論語言；福多、丹內特、丘奇蘭德、米利肯（Ruth Millikan）等，都在談論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哲學把頭把交椅讓給心靈哲學，退居次席。當代心靈哲學的飛速發展一方面源自對笛卡爾身心二元論問題的反覆深入討論，另一方面也受到實驗心理學、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響。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身心問題到心理狀態、心理內容，從感覺、表象、知覺到思想和語言，從人類理性、人工智能到對行動、意向和意志的研究，還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識等。可以說，心靈哲學涉及從形而上學到經驗研究的各個理論層次，相關的理論、學說和「主義」層出不窮，不勝枚舉。
除了上述基本趨向之外，另一個與之相關聯的顯著變化是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甚至融合趨向。對西方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來說，這很可能是更重要的。
三、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
1949年費格爾和塞拉斯合編的《哲學分析讀本》[16]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分析哲學」這個名稱的確立，而羅蒂於1967年編的《語言轉向》[17]則使這「linguistic turn」這一口號深入人心，分析哲學運動達到了鼎盛期。在世紀之交，哲學家也在不斷地回顧、反思著分析哲學的歷史，並為之畫上了休止符。可以說，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著什麼，而後者則略帶悲壯地回顧、展望著什麼。弗羅伊德等人編的《未來的往事：20世紀分析哲學傳統》[18]和索姆斯受到好評的兩卷本《20世紀的哲學分析》[19]便是代表。西方哲學家也多次集中討論過「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關係」。事實上，在當今頂尖的哲學家中，不少人致力於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整體或某個方面的關聯性研究，如德國的哈貝馬斯、阿佩爾，美國的伯恩施坦、羅蒂、麥克多爾、布蘭頓，英國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e）等等。
人們一般都承認，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是在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哲學傳統中展開的，前者集中表現為分析哲學，後者主要體現在德國哲學和法國哲學當中。現在人們也注意到這樣的事實或趨勢：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或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的種種根本性分野已然失效了，二者的溝通、交匯、對話則成為主流。梅伊（Todd May）甚至認為，二者的區分完全是膚淺的，那些用於區分的標準沒有一個是有效適用的。[20]裡查德·坎貝爾（Richard Campbell）也認為這兩種風格的區分是令人誤導的，遮蔽了兩種哲學之間隱秘的形而上學差異，「歐陸哲學」這個詞甚至包含著偏見，是被「分析哲學」想像出來的「他者」。[21]比雷茨基（Anat Biletzki）認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歐陸」則是地理學概念，二者是不對等的，分析哲學家並不必然在歐陸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對立起來，則忽略了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分析哲學。[22]
按照慣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經不是當前的主流，那麼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實施路徑。可是，這種思路是不適宜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學領域，卻不是簡單的分分合合。在這裡，我們贊同羅蒂的溫和主張：以分析哲學－對話哲學的區分代替分析哲學－歐陸哲學的區分，並傾向於對話的哲學。「對話」為我們理解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分野和交匯提供了契機，也為我們走出各種哲學意識形態的壁壘提供了平台，更為我們繪製新版的哲學地圖和新型的語言街區提供了可能性。
（4.1）既然分野或裂隙是從康德和康德之後開始的，甚至是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區別開始的，我們就需要重返哲學史，並把哲學史至少當作哲學本身的重要方面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學家要走出自然科學模式的窠臼，不能認為法國和德國哲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頂多是「純粹的」思想史研究，而與哲學家應當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分內工作相去甚遠；[23]另一方面，對於歐陸傳統的哲學家來說，正如德國哲學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在第15屆德國哲學大會的開幕式上所強調的：哲學應超越人文學科的範圍，成為人們在思維、認識和行為的基本原理範圍內尋找思想定向的一種嘗試，這也是哲學在當代的實際功用。[24]雙方都應當克服傳統、專業化以及學術訓練的隔閡，以寬容的態度展開對話，為多元化的哲學圖景增添新的色彩。羅蒂本人的檢討非常值得借鑒：「從理想上說，我們這些哲學家都認為應當不斷地質疑我們的預設；但事實上，我們並不比別人好多少。大多數分析哲學家都對大陸哲學持一種曖昧的輕視態度，同時又沒讀過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許多大陸哲學家對分析哲學嗤之以鼻，卻未曾嘗試搞清楚分析哲學家認為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25]
（4.2）既然我們認定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存在著分野和裂隙，那麼，我們就應當從各個角度出發去描繪這一圖景，並盡力解釋其成因；只有我們深入理解了「分」的現象和成因，我們才能把對話深入下去、擴展開來。西蒙斯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誰之過？分析－歐陸鴻溝的根源與可避免性》中[26]，清晰勾勒了二者鴻溝的來龍去脈，他將其主要根源歸結為政治因素，例如兩次世界大戰、納粹主義等。他總結出七個教訓，認為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實際情況幾乎沒有先天的可能性，屬於歷史的偶然事件，而要在其中梳理出較為穩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譚；不過，雖然沒有單個的人或事件應為分析－歐陸的鴻溝負責任，但大量因素要共同負責；然而，這一鴻溝決不是絕對的，要想從地理學上描繪這一鴻溝，就非得歪曲和強暴實際的事實不可；最後，瞭解和解釋這一鴻溝乃是我們的職責，而這也就是說，繼續我們的哲學研究吧。我們不必完全贊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卻是值得借鑒的：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歐陸的鴻溝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著實際的進程。當然，這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歸約為事實如何，而放棄思想根源上的追問，但反過來不顧事實也是不可取的。
（4.3）就關鍵性哲學家進行對話，或就重要論爭展開對話。如果一定要推出雙方各自的領軍人物，而且這兩個人物還具有超越派系的歷史地位，能夠與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最偉大的哲學家比肩的話，則非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莫屬了。海德格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國哲學的面貌，而他在二戰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歐陸裂隙的政治背景。維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分析哲學的主要進程，並且還將以嶄新的視野和方法繼續塑造未來的哲學圖景。對他們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間的對話，勢必繼續溝通曾經壁壘森嚴的對峙局面，為哲學地圖的多樣性、多元化和平等對話提供條件。
阿佩爾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驗哲學、皮爾士的符號學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的，構建了先驗語用學或先驗符號學體系，在促進英美－歐陸的對話方面頗有貢獻。布蘭頓作為美國哲學界的後起之秀。他的思想語境相當複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由於這種綜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場統稱為「推理主義－整體論－功能主義－實用主義－理性主義傳統（簡稱「IHFPR傳統」）。[27]
在20世紀，有幾次關鍵性的論爭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爾納普、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在達沃斯大學展開了爭論，海德格爾對新康德主義傳統展開了徹底的攻擊，而卡西爾與這一傳統的聯繫是最密切的。此後不僅，卡爾納普就嚴肅地研究了海德格爾的哲學，並於1932年發出了對海德格爾的著名的論戰檄文。[28]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卡爾納普早年對新康德主義的挑逗，能否讓我們作為焦點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學傳統的發展呢？同樣，我們能否聚焦於海德格爾與新康德主義的關係，去真正理解歐陸傳統的發展，以及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分野呢？我們能否從卡西爾的思想中得到不斷發展的哲學靈感呢？相反，也許更好的情況是，我們最終離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而把我們未來的哲學活動定位在不那麼系統化、而是更為多元化的路線中。[29]此外，哈貝馬斯與羅爾斯、福柯與喬姆斯基、塞爾與德裡達之間的爭論也都具有各自領域的代表性。通過對這些哲學論戰的梳理和剖析，不同傳統之間的對話、溝通，甚至融合，都將在更深的層次上進一步展開。
總之，我們有理由認為，當代英美哲學正在經歷從分析哲學時代向後分析哲學時代的轉變之中，與此同時，在21世紀初，英美哲學界和歐陸哲學界都已經走出了昔日的壁壘，對話、溝通、融匯取代了哲學意識形態的故步自封、畫地為牢。雖然我們還無法繪製未來的哲學地圖，但也許我們有希望在這種多元化、多樣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學的新形態、新潮流的出現。
參考文獻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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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見約翰·巴斯摩爾：《哲學百年·新近哲學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6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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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ichard Campbell, 「The Covert Metaphysics of the Clash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9 (2) 2001: 341–359. 不過，他的觀點遭到了Stephen Buckle的反駁（「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he Campbell Thesis Revise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2 (1) 2004: 111–150.）。
[22] Anat Biletzki, 「Bridging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1, Vol. 9(3) , 291–294;
[23] 羅蒂：「分析的哲學與對話的哲學」，《世界哲學》，2003－3（25－33）。
[24] 龐學銓：「德國哲學二十年（上），《哲學動態》2000－4（41－44）。
[25] 羅蒂：「分析的哲學與對話的哲學」，《世界哲學》，2003－3（25－33）。
[26] Peter Simons, 「Whose Fault? The Origins and Evitability of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Ri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1, Vol. 9 (3) , 295–311.
[27] Jaroslav Peregrin.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Book Review) Erkenntnis 59: 421–424, 2003.
[28] 詳情參見：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29] Michael Friedman,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The Davos Disputation and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2, vol. 10:3 pp. 263–274.
作者：韓東暉
文章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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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哲學的終結與後分析哲學時代的來臨
1993年，美國哲學家瑞徹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報告《今日美國哲學》，[1]主要從哲學社會學角度深入剖析了1992年之前美國哲學的狀況。他反覆強調，當代美國哲學的特徵是多樣性和多元化，甚至是四分五裂、群雄割據和大雜燴，或者用更好聽的措辭——百花齊放。就在十年前，理查德·羅蒂在同名文章中[2]談到美國哲學的時候，描繪了二戰後美國哲學從哲學活動的科學模式向政治模式的邁進，歷史進路取代科學模式則成為競相追逐的目標。而在羅蒂文章發表十年之後，在瑞徹看來，像18、19世紀德國哲學那樣由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叔本華等「大魚」構成的英雄時代，在北美哲學界已成為明日黃花，單個的哲學家頂多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決定性的，甚至也無法用幾個主要的潮流來描繪哲學的全景，因為這幅圖景已成為由許多相互競爭的不同哲學進路組成的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到了這個時候，誰也不能說美國就是分析哲學的天下了，分析哲學、新實證主義、維特根斯坦哲學、詮釋學、海德格爾哲學、實用主義都有廣泛影響力的意識形態潮流。
如今距離瑞徹報告的發表也有十多年了，其間雖然發生了像911事件、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回潮等重要變化，但美國哲學界的基本面貌仍然符合瑞徹的考察。這就是說，美國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後分析哲學時代」。至於英國，雖然分析傳統在那裡要更牢固一些，但總體上也已衰落。而且，1960年年代，牛津大學是分析哲學運動無可置疑的中心，來自美國的哲學家對牛津哲學家頂禮膜拜；而此後，分析哲學運動的領導權確定無疑地跨過了大西洋，儘管沒有哪個單獨的美國大學像牛津大學那樣曾經獨領風騷。因此，美國哲學總體面貌的變化，可以表徵當前英美哲學的基本趨向。
那麼，分析哲學的終結意味著哲學發生了那些方面的變化呢？許多具有反思精神的哲學家都曾在總體上描述分析哲學的一般特徵，其中最全面的總結之一當屬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教授佩能伯格的分析[3]。在他看來，分析哲學源於對語言、科學、邏輯和分析的興趣，對哲學問題熱衷於系統性的進路，而不是歷史性的脈絡。早期分析哲學家往往以澄清概念的區分，用清晰流暢的語句表達這些區分而聞名，但現在這一情形發生了變化，分析哲學轉向了它鏡子裡的反像，開始越來越像它曾經反對的那種哲學了。具體地說，如下八個標準可以區分出分析哲學（這裡加上我們的補充和評論）。
（1.1）分析哲學與非分析哲學的區別在於前者對語言和意義問題表現出特殊的興趣。我們可以為此舉出兩個典範性的論據。早在20世紀中期，賴爾就做過這樣的評論：「可以把全神貫注於意義理論描述為20世紀盎格魯－薩克森哲學和奧地利哲學的職業病。」[4]而達米特在《分析哲學的起源》中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分析哲學的兩個主要特徵：一能夠通過對語言的哲學闡釋獲得對思想的哲學闡釋；二是綜合性的闡釋只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獲得。[5]
（1.2）牛津大學的哈克提出，分析哲學家比他們的歐陸同事更偏愛字面意義上的「分析」，即「把某物分解為其構成成分」[6]，至少也是「概念的闡釋」。
（1.3）分析哲學時常自詡具有清晰明快的風格，而常常與某些歐陸哲學著作陰鬱晦澀、故弄玄虛的特徵形成對比。追求概念、推理、表述的清晰性，力求區分意義與無意義，確實是分析哲學的特點。
（1.4）第四個標準與第三個關係密切，就清晰性而言，分析哲學家熱衷於精細地定義他們使用的術語，區分術語的應用領域，闡明在何種意義上能夠做出清楚的區分，如分析與綜合，觀察與理論，認知與非認知，科學與偽科學，元層次與對像層次等等。
（1.5）第五個標準亦與此相關，即為了追求清晰性，分析哲學家常常使用邏輯符號和公式，而歐陸哲學家似乎對此興趣不大，他們更關心概念的可變性和流動性特徵，許多人發現，如果把他們的思想轉換成命題邏輯或謂詞邏輯的形式，會使之成為微不足道的工作，甚至導致想像的貧乏和思想的枯萎。
（1.6）分析哲學對經驗科學的高度評價，他們熱衷於誇耀與實驗科學家的密切關係，感到科學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合格證，使他們的發現能夠得到客觀的驗證，而不是空虛的思辨的產物。這在一定意義上被稱為科學主義。
（1.7）在內容和主題上，分析哲學家要求有所選擇，或者說避開某些主題，例如，形而上學的、社會政治的和宗教的。
（1.8）分析哲學家對哲學史、歷史問題不感興趣，這一點被稱為非歷史特性、無歷史感。
然而，許多人包括佩能伯格都已注意到，至少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英美哲學界的情形，甚至是分析哲學的情形已經完全與上述標準不同了，甚至走向了反面。茲舉幾例。
（2.1）許多當代分析哲學家感興趣的不再是語言，而是認知，「語言轉向」似乎要被「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所取代了，現在的意義理論很少像往日的邏輯或語言研究了，常常更接近於對心理表象和認知的心理學考察。我們似乎可以說，現在是心靈哲學－認知科學走紅的時代。然而，按照分析傳統共同的立場，思想只能通過思想在語言中的表達來確定和個體化，而且可以獨立於語言的結構而能被理解的思想結構之類的東西，根本不存在。認知科學家渴求的目標恰恰完全與這一語言分析哲學的根本原則背道而馳。[7]
（2.2）現在許多哲學家不再把分析理解為分解，而是採取了語境論的進路（the contextual approach），流行的口號也從「分析」和「原子主義」，變成了「綜合」和「整體論」，諸如意義整體論、確證整體論、解釋整體論、認識論的整體論、實用主義的整體論、功能性質的整體論大行其道。
（2.3）清晰易懂也不再是分析哲學家的專利，許多非分析哲學的著作照樣清晰流暢，而近來許多分析哲學著作的風格卻不易理解。巴斯摩爾在《哲學百年》的補編《新近哲學家》中，就對「難以捉摸的」戴維森和「令人生畏」的達米特發出了抱怨。[8]
（2.4）更重要的是，分析哲學的自身的基本概念也具有模糊性，或者用維特根斯坦的方法說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使哲學家的分析工作消失為稀薄的空氣。
（2.5）哲學與邏輯的關聯越來越弱，邏輯已經從它的發源地哲學遷移出來，而向數學和信息學擴散。
（2.6）分析哲學越來越重視對哲學史的研究，因為哲學本身是具有歷史性的理解方式。
如果說分析哲學的基本特徵和標準都壽終正寢了，那麼分析哲學本身當然也難逃此劫。瑞徹明確指出，分析哲學已從英美哲學的學術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學已經造成了重大的變化，留下了巨大的遺產。因為分析哲學實際上可以分離為兩個方面：一是它的立場和意識形態，這就是通過語言分析消解哲學問題，或將其歸約為經驗科學問題；二是它的方法、技術和步驟，在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將精確和明晰注入到哲學研究中去，而不要滿足於模糊的觀念和未經檢驗的假定，要努力使你的哲學承諾盡可能的清晰明確，將用於邏輯－語言分析的手段不斷發展和革新，然後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以激活你的觀點並使之具有實質內容和環境所能容許的說服力和明晰度。因此，作為一種學說綱領，分析哲學已經證明是一條死胡同，是一次失敗，而作為一種方法論資源，它已證明是無限豐富和多產的，並且在哲學的每一個領域內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響。[9]
在這個意義上，普特南說得很好：「我們可以從康德那裡學到很多，而無需稱自己為康德的信徒；……同樣，我也可以從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奎因、以及戴維森那裡學到很多，而無須稱自己為『分析哲學家』。為什麼我們不能只做『哲學家』，而去掉那個形容詞呢？」[10]
二、「後分析哲學時代」的基本趨向
早在1985年，拉基克曼（John Rajchman）等人就編了一部名為《後分析哲學》的文集[11]，其中收錄了當時美國主要哲學家的13篇論文，如羅蒂、普特南、戴維森、伯恩施坦、羅爾斯等。實際上，這部文集體現出美國分析哲學界內部的一些哲學家對分析哲學自身的的反思和質疑，它要通過這些文章所代表的傾向，回答這樣幾個問題：這些哲學家的工作是某種新的開端，還是一脈相承，抑或只是一時的破裂和轉折？是意味著美國出現了新的哲學嗎？這對其他學科和登上舞台的一代哲學家來說意味著什麼？其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後果是什麼？當然，20年後，形勢逐漸明瞭。「後分析哲學時代」這個稱謂意味著對曾經佔據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學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對概念分析（至少是對概念分析在20世紀的過分運用）的普遍懷疑，意味著作為運動、學說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哲學已走向終結，新的哲學地圖正在形成；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研究領域的多元化，並沒有另一種主導性的替代物引領英美哲學的潮流，而是進入了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當然，分析哲學作為方法、技巧和風格仍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影響。
（3.1）更為嚴肅、深入的哲學史研究成為當代英美哲學家的亮點，既吸取了分析哲學的豐富成果，也為今後的哲學發展挖掘出豐富的思想資源。當代英語世界在哲學史的研究和編纂上的重大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分析方法的應用。這種分析技巧與對文本的精細考察、對思想資源是深入挖掘結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讓哲學史的編纂別開生面。其中最為明顯的特色是通過分析技巧重構哲學史中的關鍵性論證，力求使之清晰、融貫，同時也必然會暴露出其中的不清晰和不融貫之處。這種分析方法與對歷史本來面貌的追求相結合，產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既讓傳統的哲學論證得到深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反映出哲學思想的原貌，不斷地澄清和擺脫偏見。尤其重要的是，二者的結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析哲學逐漸擺脫了早期過分倚賴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的認識論路線，從而把哲學史的維度納入視野，發生了重大的轉型。總的來看，在英語國家，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無論在規模和質量上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3.2）形而上學研究的回歸和繁榮。早期分析哲學是反形而上學的，摩爾、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都堅持「拒斥形而上學」的原則。但事實上，無論是地地道道的實證主義者還是日常語言哲學家，都在宣稱傳統形而上學是成問題的、無意義的、混淆的同時，繼續處理著傳統形而上學所遭遇的問題，並隱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學。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學的態度普遍弱化，這得益於普賴爾（Arthur Prior）、齊碩姆（Roderick Chisholm）、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人的工作，但主要還是美國哲學家奎因和英國哲學家斯特勞森的努力和影響所致，前者對存在論承諾的研究，後者對描述的形而上學的構造，使形而上學開始復興，使哲學家不必再隱藏自己對形而上學問題的興趣。
在英國，形而上學的復興帶有獨特的康德風格，哲學家討論這個或那個概念性實踐的預設，提出關於特殊事物的辨明和重新辨明、時空位置歸屬、範疇性概念的使用、概念構造的客觀性等形而上學問題。在美國，形而上學興趣的復興是以更為自覺的存在論範疇來表達的，對各種問題的討論差不多都是從追溯奎因開始的，先驗的形而上學則隨著克裡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得到深入的研究。這種復興是漸進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一代哲學家出現，開始嘗試建構全面的、系統性形而上學理論，如齊碩姆、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劉易斯和普蘭廷加（A. Plantinga）（David Lewis）。[12]
新興的形而上學理論既回應傳統的問題，也開闢了新的領域，但其核心是一貫的：形而上學是範疇理論。共相和殊相、普遍與特殊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典型問題，除了繼續探討柏拉圖式的共相理論和唯名論之外，對殊相和個體化的研究也十分熱烈，阿姆斯特朗的兩卷本《共相理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圍繞存在問題展開了對同一性、存在論承諾、虛構實存物的討論，奎因的著作和威廉姆斯（C. J. F. Williams）的《何謂存在？》、《何謂同一性？》成為討論的焦點。圍繞模態概念，可能世界理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獲得了幾乎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人格與心靈、自由意志等問題也在新的維度上展開，甚至模糊性（vagueness）問題也隨著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基菲（Rosanna Keefe）的相關著作而成為討論的熱點問題。
（3.3）交叉學科研究趨勢十分強勁。這廣泛表現在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以及人文科學－哲學等方面。交叉學科的工作把涉及其他學科的「某某哲學」（philosophy of x）的課程和研究從一知半解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同時也有助於重新界定哲學自身的性質。例如，在美國的科學哲學領域，新的博士候選人必須熟悉一門專門科學；在人文科學領域，有些哲學家意識到敘事及其近似概念的重要性，對文學、敘事研究較為關注。心靈哲學家如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努力整合心靈的先驗理論與經驗心理學的最新進展。語言哲學家威廉姆斯森解釋了形式語義學領域的語言學家的近期工作。達米特推進了哲學邏輯的研究，並為英國哲學家所繼承，如懷特（Crispin Wright）和拉姆菲特（Ian Rumfitt），他們解釋了形式邏輯中相當前沿的工作。
（3.4）語言哲學的兩個主要趨向。語言哲學是20世紀的顯學，也是分析哲學的核心，但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哲學子學科，而是涉及多個方面和層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研究。目前，其一，語言哲學對關於語言的事實越來越有興趣，越來越重視。20年前，只是個別哲學家敦促我們要更關注語言學。而現在，通曉語言學已成為語言哲學的規範，這讓哲學家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材料，以得出哲學性的結論。結果是，語言哲學開始從弗雷格對密爾式的爭論中掙脫出來，而與各個研究領域發生關聯。特別是，當哲學家求助於「我們如何進行日常談論」，來捍衛其在倫理學或形而上學中的論斷時，所獲得的方法和材料其實比奧斯汀以及所謂「日常語言學派」所提出的更好，更豐富。其二，將語義學與語用學之間的區分統一起來。語言哲學家曾經花了大量努力去思考語義學在何處結束，語用學在何處開始，許多語言哲學中的爭論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結束。在這一方面最為突出的是布蘭頓（Robert Brandom）的工作。他在《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13]中嘗試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於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理論不是綱領性的、提綱式的，其中包含了體系的構造和理論細節的分析。他提出的關於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14]哈貝馬斯發表稱布蘭頓的這部著作是「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15]
（3.5）心靈哲學的飛速發展。雖然廣義的心靈哲學與哲學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但作為哲學門下的子領域，則要到1950年代才確立起來。而此後心靈哲學的發展可以視為意義理論中的一種焦點轉換：從日常語言到思想和心靈。奎因、戴維森、早期的普特南、克裡普克都在談論語言；福多、丹內特、丘奇蘭德、米利肯（Ruth Millikan）等，都在談論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哲學把頭把交椅讓給心靈哲學，退居次席。當代心靈哲學的飛速發展一方面源自對笛卡爾身心二元論問題的反覆深入討論，另一方面也受到實驗心理學、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響。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身心問題到心理狀態、心理內容，從感覺、表象、知覺到思想和語言，從人類理性、人工智能到對行動、意向和意志的研究，還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識等。可以說，心靈哲學涉及從形而上學到經驗研究的各個理論層次，相關的理論、學說和「主義」層出不窮，不勝枚舉。
除了上述基本趨向之外，另一個與之相關聯的顯著變化是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甚至融合趨向。對西方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來說，這很可能是更重要的。
三、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
1949年費格爾和塞拉斯合編的《哲學分析讀本》[16]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分析哲學」這個名稱的確立，而羅蒂於1967年編的《語言轉向》[17]則使這「linguistic turn」這一口號深入人心，分析哲學運動達到了鼎盛期。在世紀之交，哲學家也在不斷地回顧、反思著分析哲學的歷史，並為之畫上了休止符。可以說，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著什麼，而後者則略帶悲壯地回顧、展望著什麼。弗羅伊德等人編的《未來的往事：20世紀分析哲學傳統》[18]和索姆斯受到好評的兩卷本《20世紀的哲學分析》[19]便是代表。西方哲學家也多次集中討論過「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關係」。事實上，在當今頂尖的哲學家中，不少人致力於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整體或某個方面的關聯性研究，如德國的哈貝馬斯、阿佩爾，美國的伯恩施坦、羅蒂、麥克多爾、布蘭頓，英國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e）等等。
人們一般都承認，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是在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哲學傳統中展開的，前者集中表現為分析哲學，後者主要體現在德國哲學和法國哲學當中。現在人們也注意到這樣的事實或趨勢：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或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的種種根本性分野已然失效了，二者的溝通、交匯、對話則成為主流。梅伊（Todd May）甚至認為，二者的區分完全是膚淺的，那些用於區分的標準沒有一個是有效適用的。[20]裡查德·坎貝爾（Richard Campbell）也認為這兩種風格的區分是令人誤導的，遮蔽了兩種哲學之間隱秘的形而上學差異，「歐陸哲學」這個詞甚至包含著偏見，是被「分析哲學」想像出來的「他者」。[21]比雷茨基（Anat Biletzki）認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歐陸」則是地理學概念，二者是不對等的，分析哲學家並不必然在歐陸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對立起來，則忽略了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分析哲學。[22]
按照慣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經不是當前的主流，那麼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實施路徑。可是，這種思路是不適宜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學領域，卻不是簡單的分分合合。在這裡，我們贊同羅蒂的溫和主張：以分析哲學－對話哲學的區分代替分析哲學－歐陸哲學的區分，並傾向於對話的哲學。「對話」為我們理解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分野和交匯提供了契機，也為我們走出各種哲學意識形態的壁壘提供了平台，更為我們繪製新版的哲學地圖和新型的語言街區提供了可能性。
（4.1）既然分野或裂隙是從康德和康德之後開始的，甚至是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區別開始的，我們就需要重返哲學史，並把哲學史至少當作哲學本身的重要方面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學家要走出自然科學模式的窠臼，不能認為法國和德國哲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頂多是「純粹的」思想史研究，而與哲學家應當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分內工作相去甚遠；[23]另一方面，對於歐陸傳統的哲學家來說，正如德國哲學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在第15屆德國哲學大會的開幕式上所強調的：哲學應超越人文學科的範圍，成為人們在思維、認識和行為的基本原理範圍內尋找思想定向的一種嘗試，這也是哲學在當代的實際功用。[24]雙方都應當克服傳統、專業化以及學術訓練的隔閡，以寬容的態度展開對話，為多元化的哲學圖景增添新的色彩。羅蒂本人的檢討非常值得借鑒：「從理想上說，我們這些哲學家都認為應當不斷地質疑我們的預設；但事實上，我們並不比別人好多少。大多數分析哲學家都對大陸哲學持一種曖昧的輕視態度，同時又沒讀過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許多大陸哲學家對分析哲學嗤之以鼻，卻未曾嘗試搞清楚分析哲學家認為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25]
（4.2）既然我們認定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存在著分野和裂隙，那麼，我們就應當從各個角度出發去描繪這一圖景，並盡力解釋其成因；只有我們深入理解了「分」的現象和成因，我們才能把對話深入下去、擴展開來。西蒙斯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誰之過？分析－歐陸鴻溝的根源與可避免性》中[26]，清晰勾勒了二者鴻溝的來龍去脈，他將其主要根源歸結為政治因素，例如兩次世界大戰、納粹主義等。他總結出七個教訓，認為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實際情況幾乎沒有先天的可能性，屬於歷史的偶然事件，而要在其中梳理出較為穩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譚；不過，雖然沒有單個的人或事件應為分析－歐陸的鴻溝負責任，但大量因素要共同負責；然而，這一鴻溝決不是絕對的，要想從地理學上描繪這一鴻溝，就非得歪曲和強暴實際的事實不可；最後，瞭解和解釋這一鴻溝乃是我們的職責，而這也就是說，繼續我們的哲學研究吧。我們不必完全贊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卻是值得借鑒的：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歐陸的鴻溝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著實際的進程。當然，這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歸約為事實如何，而放棄思想根源上的追問，但反過來不顧事實也是不可取的。
（4.3）就關鍵性哲學家進行對話，或就重要論爭展開對話。如果一定要推出雙方各自的領軍人物，而且這兩個人物還具有超越派系的歷史地位，能夠與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最偉大的哲學家比肩的話，則非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莫屬了。海德格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國哲學的面貌，而他在二戰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歐陸裂隙的政治背景。維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分析哲學的主要進程，並且還將以嶄新的視野和方法繼續塑造未來的哲學圖景。對他們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間的對話，勢必繼續溝通曾經壁壘森嚴的對峙局面，為哲學地圖的多樣性、多元化和平等對話提供條件。
阿佩爾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驗哲學、皮爾士的符號學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的，構建了先驗語用學或先驗符號學體系，在促進英美－歐陸的對話方面頗有貢獻。布蘭頓作為美國哲學界的後起之秀。他的思想語境相當複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由於這種綜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場統稱為「推理主義－整體論－功能主義－實用主義－理性主義傳統（簡稱「IHFPR傳統」）。[27]
在20世紀，有幾次關鍵性的論爭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爾納普、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在達沃斯大學展開了爭論，海德格爾對新康德主義傳統展開了徹底的攻擊，而卡西爾與這一傳統的聯繫是最密切的。此後不僅，卡爾納普就嚴肅地研究了海德格爾的哲學，並於1932年發出了對海德格爾的著名的論戰檄文。[28]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卡爾納普早年對新康德主義的挑逗，能否讓我們作為焦點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學傳統的發展呢？同樣，我們能否聚焦於海德格爾與新康德主義的關係，去真正理解歐陸傳統的發展，以及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分野呢？我們能否從卡西爾的思想中得到不斷發展的哲學靈感呢？相反，也許更好的情況是，我們最終離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而把我們未來的哲學活動定位在不那麼系統化、而是更為多元化的路線中。[29]此外，哈貝馬斯與羅爾斯、福柯與喬姆斯基、塞爾與德裡達之間的爭論也都具有各自領域的代表性。通過對這些哲學論戰的梳理和剖析，不同傳統之間的對話、溝通，甚至融合，都將在更深的層次上進一步展開。
總之，我們有理由認為，當代英美哲學正在經歷從分析哲學時代向後分析哲學時代的轉變之中，與此同時，在21世紀初，英美哲學界和歐陸哲學界都已經走出了昔日的壁壘，對話、溝通、融匯取代了哲學意識形態的故步自封、畫地為牢。雖然我們還無法繪製未來的哲學地圖，但也許我們有希望在這種多元化、多樣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學的新形態、新潮流的出現。
參考文獻與註釋
[1] 此文後收入一部同名著作中：Nicholas Rescher. 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 Inc.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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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anne Peijnenburg,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A Hundred Year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Vol. 31, No. 4, July 2000 (36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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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thony Kenny,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96.
[8] 參見約翰·巴斯摩爾：《哲學百年·新近哲學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674-675。
[9] 瑞徹：「分析哲學的興起與衰落」，載陳波主編：《分析哲學：回顧與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23頁。
[10] 希拉裡·普特南：「從內部看分析哲學的半個世紀」，載陳波主編：《分析哲學：回顧與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12－113頁。
[11] John Rajchman and Cornel West (ed),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M. J. Loux and D. W. Zimmer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 Oxford: OUP, 2003, p. 4.
[13]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14] Andjelkovi, Miroslava (2004), 「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 (2), 140-148.
[15] Habermas, Jurgen (2000) 「From Kant to Hegel: 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3), 322-355.
[16] H. Feigl and W. Sellers (ed.)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1949.
[17] R.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18] Juliet Floyd and Sanford Shieh, Future Pasts: The Analytic Trad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Oxt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Scott Soam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 Todd May, 「On the Very Idea of Continental (or for that Matter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Vol. 33, No. 4, July 2002, 401-425.
[21] Richard Campbell, 「The Covert Metaphysics of the Clash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9 (2) 2001: 341–359. 不過，他的觀點遭到了Stephen Buckle的反駁（「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he Campbell Thesis Revise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2 (1) 2004: 111–150.）。
[22] Anat Biletzki, 「Bridging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1, Vol. 9(3) , 291–294;
[23] 羅蒂：「分析的哲學與對話的哲學」，《世界哲學》，2003－3（25－33）。
[24] 龐學銓：「德國哲學二十年（上），《哲學動態》2000－4（41－44）。
[25] 羅蒂：「分析的哲學與對話的哲學」，《世界哲學》，2003－3（25－33）。
[26] Peter Simons, 「Whose Fault? The Origins and Evitability of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Ri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1, Vol. 9 (3) , 295–311.
[27] Jaroslav Peregrin.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Book Review) Erkenntnis 59: 421–424, 2003.
[28] 詳情參見：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29] Michael Friedman,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The Davos Disputation and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2, vol. 10:3 pp. 26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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