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哲學訪談
作者：福柯、方塔納
文章來源：思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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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福柯在60年代提出「人之死」的後現代主題，現在這一主題已經成為經典。在此，他向我們揭示了那種朝向主體的戀鄉情結。福柯現在集中考察這樣一種主體，即把自己的生活轉變為一件堪為典範的藝術品。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確定了他在80年代的思想活動範圍，即構建一種新的道德譜系學。能夠探討政治中的真理問題的，必須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將以知識與經驗的名義行使自己講真話的功能。本篇最初系福柯應意大利Panorama週刊之邀，於1984年4月25日與AlessandroFontana（福柯寫《我，皮埃爾‧裡維埃》時的合作者）進行的對話，後來重新刊載於1984年7月15日和16日的《世界報》。
方塔納：《性史》第一卷已經出版幾年了。我知道，您最近出版的書使您碰上了一些問題和困難。我冒昧請您和我談談這些困難。
福柯：困難出自這項計劃本身，而我的計劃本來恰恰是要避免這些困難的。我預先計劃通過幾大卷的篇幅來開展我的工作，我告訴自己，現在該是我可以毫無困難地開始寫作的時候了，我只須把自己腦子裡的想法展開，並用經驗研究來加以驗證就行了。
寫這些書的時候，我幾乎厭倦透了：它們和早先那些書太相像了。對有些人來講，寫本書總是一次冒險，具體來說，是有可能完成不了。如果你事先就知道自己打算在什麼地方結束，就會失去各個方面的經驗，就是說，體驗不到寫一本也許完成不了的書時所感受到的冒險。所以我改變了整個計劃：不再研究處在知識與權力邊界上的性本性，而是努力再往回追得更遠，找出對於主體本身來說，作為慾望的性本性的經驗是如何構成的。我在努力指明這個問題域的時候，被迫去考察某些非常古老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文本。這需要大量的準備，大量的努力，而我直到最後，也還留著許多不確定的東西和疑慮。
方塔納：在您的書中，總有某種讀者經常難以捕捉的「意向性」。《癲狂史》其實是關於被視為心理學的那門知識的構成過程史；《詞與物》是關於人的科學的考古學；《規訓與懲罰》寫的則是對身體和靈魂的紀律的安排。而在您新近的書裡，作為核心的似乎是您稱之為「真理遊戲」的東西。
福柯：我並不認為這些書和早先那些書之間有什麼大的不同。當你寫像這樣的書的時候，非常想全盤改變自己的想法，讓自己在結束的時候完全不同於開始時的自己。寫完後，你會發現，其實相對來說，你已經改變得很少。你也許已經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但還是在原來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就是說，還是主體、真理和經驗的構成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已經嘗試分析了像癲狂、性本性和越軌這樣的領域，是如何會進入某種真理遊戲，以及通過人的實踐或行為納入真理遊戲，主體自身是怎樣受到影響的。這就是癲狂史和性史的問題所在。
方塔納：這難道不會導向一種新的道德譜系學嗎？
福柯：由於尼采的影響，這個詞的特點是過於宏大，作為標題也很莊重，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說是這樣。
方塔納：在1983年11月LeDebat上的一篇文章裡，您結合古代（Antiquity），談論了倫理取向的道德和準則取向的道德。這種區分是不是等同於希臘羅馬道德和那些隨基督教一起出現的道德之間的區分？
福柯：伴隨著基督教的出現，古代的道德也發生了緩慢而逐步的轉變，而後者本質上就是一種實踐，一種自由的風格。當然，早就有某些行為規範，治理著每個個人的行為。但是，在古代，想要成為一個道德主體的意志，以及對於生存倫理的追尋，主要都是努力去維護自己的自由，賦予自己的生活以某種形式，在這種生活形式裡，既可以認識自身，也可以被他人所認識，甚至連後代也會以它為倣傚對象。
在我看來，在古代，道德經驗和追求道德的意志，其核心就是一個人拿自己的生活當一件藝術品來精心製作，哪怕得遵守特定的集體標準。而在基督教時代，伴隨著文本的宗教，上帝意志的觀念，還有服從原則，道德逐漸呈現出由一整套準則所組成的形式（只有某些禁慾實踐與個人自由的鍛煉有著更緊密的聯繫）。
從古代到基督教時代，我們從一種本質上屬於對個人倫理的追尋的道德，過渡到一種服從一整套規則的道德。如果說我對古代感興趣，那是因為我有許許多多理由可以說，遵從一整套規則的道德觀念現在正趨於消失，已經逐步消失。而與這種道德的消失相應的是，必然會是，對於一種生存美學的追尋。
方塔納：近幾年來積累起的有關身體、性本性、紀律的所有知識，是不是已經改善了我們和他人的關係，改善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
福柯：我總是在想，圍繞許多事情——即使與政治選擇無關——的討論，圍繞某些生存形式、行為規則等等的討論，已經大大地增進了和身體的關係、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以及和性本性之間的關係。
方塔納：所以說這種知識已經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生活。
福柯：並不僅僅是在人們所想和所談論的方面發生了變化，哲學話語、理論和批判方面也有許多變化：實際上，絕大多數這類分析並不是要告訴人們，他們應該成為怎樣的人，應該做些什麼，又應該相信什麼、思考什麼。相反，這些分析是要向我們揭示，到目前為止，各種社會機制是怎樣成功地運作，各種形式的壓制和約束是如何發揮作用，據我看，這樣一來，在所有這些的啟發下，人們就得自己決定和選擇他們的生存。
方塔納：五年前，您在法蘭西學院的研討班開始讀哈耶克和米塞斯。人們就說：福柯打算通過反思自由主義，給我們寫本關於政治的書。自由主義也似乎成了一條迂迴的途徑，可以使人們超越各種權力機制，重新發現個體。眾所周知，您反對現象學式的主體和心理學式的主體。那時，人們開始談論實踐的主體。在某種程度上說，重讀自由主義的意圖是符合這種取向的。可以理解，人們三番五次地講，在福柯的作品裡沒有主體。主體始終受到宰制，是各種規範技術和紀律施用的點，而從未成為自主的主體。
福柯：這裡必須做個區分。首先，我的的確確相信，不存在自主的、奠基性的主體，不存在一種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普遍主體形式。對於這種主體觀念，我非常懷疑，充滿敵意。相反，我相信主體是通過臣服（subjection）的實踐得以構成的，或者說，就像在古代，是以一種更具自主性的方式，通過解放和自由的實踐得以構成的；當然，這些解放和自由的實踐的基礎，是一系列可以在文化環境中找到的規則、風格和習俗。
方塔納：這就將我們引向了當代政治問題。時世艱難：在國際上，我們見證著雅爾塔會議的脅迫交易，見證著兩大力量集團的對峙；而在國內，經濟危機的恐懼縈繞心頭。面對所有這一切，左派與右派之間並沒有多少區別，有的只是風格的差異。那麼，置身這樣的現實和它的要求，一個人又如何能決定，是否存在其他可供替代的選擇？
福柯：在我看來，你的問題固然正確，但同時也有些狹隘。應該把它分解成這樣兩類問題：首先，我們是必須接受還是拒絕？其次，如果我們拒絕，又能做些什麼？拿第一個問題來講，你必須毫不含糊地做出回答：我們絕不能接受，不管是戰爭留下的種種後果，還是歐洲某種戰略態勢的頑固存在，或者是半個歐洲都處在奴役之下的事實。
方塔納：所以我們不能採取可以稱之為黑格爾式的態度，依照現實呈現給我們的面貌全盤接受。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在政治中存在真理嗎？」
福柯：我是這樣的相信真理，以至不能設想存在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講真理的方式。當然，你不能指望政府講述真相，把真相和盤托出，只講真話。相反，我們可以要求那些治理我們的人說出這樣一種真話，就是關於他們的終極目標，關於他們各種戰術的總體選擇，關於他們的計劃中的一系列具體要點：這就是被治理者的講真話（一種自由言談），被治理者可以而且必須借助自己的公民身份，從治理自己的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從他們行動的意義和所做出的決策出發，以知識的名義，以自己所擁有的經驗的名義，對那些人提出質疑。
儘管如此，你還必須避免落入這樣一個陷阱，治理者會在那裡努力抓住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又常常會陷入其中：「站到我們這邊來，告訴我們你打算做什麼。」你並不是非得回答這個問題不可。要對某個問題做出決定，就得瞭解我們無法得到的證據，分析我們無法分析的處境。這是一個陷阱。然而，作為被治理者，我們完全有權利追問有關真相的問題：「比如說，當你厭惡歐洲導彈計劃，或是相反，你贊成這項計劃；當你重建洛林鋼鐵企業；當你開始討論民辦教育的問題的時候，你正在做什麼？」
方塔納：在這個漫長的思索過程中，您樂意遇上哪一類讀者，並向他們講述這一真理？事實上，儘管還是有好作者，但好的讀者是越來越少了。
福柯：別老想著「好」讀者——我要說連讀者也越來越少了。一個人而今再也不被人讀了，這是完全可能的。你的第一本書是被人讀了，因為你還不出名，因為人們不知道你是誰，這本書就在混亂之中被大家讀了，這讓我感到很舒服，你沒有理由既寫書，又為別人制定 如何讀這本書的法律。唯一稱得上這類法律的，是任何可能的閱讀都行。如果一本書被人讀了，但卻是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我並不會專門為此煩惱。真正值得煩惱的是，你還在繼續寫書，但根本就不再被人讀了，而且，以訛傳訛，輾轉販賣，最後，這書變成了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
這實際上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讓自己捲入爭辯，對這些訛見一一作答，並就此為讀者制定閱讀法律；還是讓書就這麼繼續被歪曲下去，直到它成為自身的誇張諷刺？對於第一種，我感到厭憎，而對於第二種，我也抱有同樣的態度。
話說回來，對於這個問題，還是有解決辦法的：我唯一願意看到的，是對出版社、對這些書本身，制定出這樣的法律：禁止同一位作者的名字使用兩次，同時允許匿名和筆名，這樣就讓每一本書都可以憑著自身而被人閱讀了。對於許多書來說，是讀者關於作者的知識決定了對書的理解程度。但除了屈指可數的幾位巨匠，對於絕大多數的作者來說，這樣的知識絲毫派不上用場，反而只是障礙。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我並不是一位傑出的作者，只是某個寫書的人，如果我的書憑其自身被人閱讀，帶著可能有的任何錯誤和特點被人閱讀，我想會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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