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魏晉南北朝文學
作者：曹道衡
文章來源：國學網
瀏覽：834 次
（一）
清代的葉燮在《原詩》中曾經說過：
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櫱；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面謝，花謝而復開（《內篇·下》）。
葉燮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文學批評家，能夠從反對復古的立場出發，用發展的觀點來評價每個時代的詩歌，這確係卓見。不管他對唐詩和宋詩的看法，至今還存在著多少爭論，但他充分地評價了「建安詩」和「六朝詩」的歷史地位，應當說是很有道理的。事實上，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詩人們的努力，要產生唐代詩歌的繁榮局面，顯然很難設想。當然，他所談論的問題，僅僅涉及詩歌一體，不過從這種觀點來評價整個文學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的歷史地位，也是適用的。
我們知道：在我國歷史上，最早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來看待，實始於魏晉南北朝。在此以前，先秦和兩漢的學者，雖然曾對文學發表過不少精采的意見，然而總的說來，他們都不過強調了文學和「政教」的關係，指出了文學決定於「政教」的道理。例如：《禮記·樂記》、《詩大序》等論著，大抵都持這一看法。尤其漢代人對文學的看法，更是從儒家思想出發，把文學看作經學的附庸。到了魏晉南北朝，由於儒學的衰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論點。晉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尚博篇》中，更認為「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這種論調就把文學提高到與「政教」、「德行」分庭抗禮的地步。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敢於提出文學作品必須有華美的形式。所以曹丕的《典論·論文》公然說「詩賦欲麗」，稍後的陸機更強調「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論點。這與漢人所說的「詩言志」，或作賦目的應為諷諫之說大異其趣。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漢代的又一不同是在於漢人因強調文學與政教的關係，而往往忽視作者的個性特點。魏晉南北朝人則正好相反，他們著重論證了文學決定於作者的個性，強調了文學要表現作者個人的特點。所以曹丕說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他認為不同的文學才能，來源於個人先天的稟賦。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聲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意謂人的個性應予尊重，不可強求。他這句話雖非針對文學而發，卻也代表了當時人對個性的看法。陸機提到的「詩緣情」之說，主旨也在於強調詩歌應該表達作者個人的情懷。魏晉南北朝的多數文學作品確實也是以此為特色的。他們這種主張當然有其片面性，其末流必然會走向脫離現實的道路。但在當時，卻起到了使文學擺脫封建正統思想束縛的作用，而且文學創作本身如果忽視了作者的個性，確也難於取得較高的成就。
如果從各種文學形式和體裁方面來看，魏晉南北朝更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時代。以詩歌而論，文人五言詩的出現，雖始於東漢，而其成熟，則正如鐘嶸《詩品》所說，經過建安時代曹操父子和「七子」等人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後來的評論者，講到魏晉南北朝詩人們，往往能突出地講到各人的特色，如宋敖陶孫對魏晉以後作家的特點，就用形象的比喻形容了曹操、曹植、鮑照、謝靈運、陶潛等人的詩風，各各不一。這種評論，雖未必確切，卻也說明五言詩的臻於成熟和豐富多采，實始於魏晉南北朝。同樣地，文人創作的七言詩和雜言詩，一般地說也始於曹丕的《燕歌行》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而其成熟據清初王夫之的說法則應歸功於劉宋時代的鮑照（見《古詩評選》）。到了南齊永明年間，沈約總結了魏晉以來關於音韻學研究的成果，確定了「平上去入」四聲之分，提出了詩歌的音律問題，更給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的辭賦也不同於漢賦。當時的辭賦絕大多數為抒情小賦，一般以抒寫個人的情懷為主，較少鋪陳和堆砌的習氣。文筆一般比較流利通暢，到了南朝，更因為受駢文和詩歌的影響，進一步注意對仗和聲律。在我國文學史上，辭賦這一體裁，雖然歷來推尊的是漢賦，而至今傳誦的名篇，卻多系魏晉南北朝抒情小賦。
在魏晉南北朝臻於成熟的駢文，雖多屬於應用文字，卻有不少富有文學意味的名作，如南齊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梁代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北周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等，一直為讀者所喜愛。其實，魏晉南北朝駢文中的佳作，還遠不止這些。例如西晉魯褒的《錢神論》、梁代劉峻的《廣絕交論》、隋代盧思道的《勞生論》等，對當時的世態作了相當深刻的揭露和鞭撻，描寫亦很生動。這些作品長期以來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也很豐富多采，其中雖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卻也包含著許多優秀的民間神話和傳說。這些小說的情節雖較簡單，但卻為唐人傳奇開了先河。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更是受到歷來研究者的重視。曹丕的《典論·論文》，可算是我國第一篇專門的文論。繼之而起的陸機《文賦》，則第一次形象地描述了整個創作過程。齊梁時代出現的《文心雕龍》和《詩品》，更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傑作。隨著文學批評的發展，選本和總集也相應而出現。從已佚的杜預《善文》、摯虞《文章流別集》到梁蕭統的《文選》，不但通過選錄作品表達了作者的文學觀，還對後來的文體論有著深刻的影響。
上述的種種事實無不證明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地進行研究。
（二）
魏晉南北朝文學雖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然而長期以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卻存在過某些偏見。這種偏見的形成，和唐以來一些人之詆呵齊梁以及「五四」時期某些人物的全盤否定舊文學有關。歷來的人對魏晉南北朝文學中某些糟粕的批評，雖然未始沒有理由，然而他們有時卻不免流於矯枉過正或片面性。因為文學史上每一個朝代的作家，往往都有他們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例如：人們常常指責魏晉南北朝文學浮靡輕艷，重形式，輕內容。這些話在一定範圍裡，也不無道理。然而，縱觀全局，就未必妥當。以建安、正始時期的作品而論，就未必浮靡，更不可謂缺乏社會內容，即使像六朝詩人中，也還有鮑照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至於當時某些流派如東晉的「玄言詩」和梁陳的「宮體詩」，從基本傾向上說，當然應該否定，但就是對這一流派的作家也應該進行具體分析。例如玄言詩人中的孫綽、支遁等人，確有許多詩「淡乎寡味」，然而也不是所有的詩作都無足取，像孫綽詠秋景的「蕭瑟仲秋月」一詩，支遁的《詠懷》，都不無形象生動的描寫。宮體詩人如庾肩吾的《亂後行經吳郵亭》等詩，反映了對侯景之亂的悲憤，感情頗為真切，徐陵的一些從軍詩及《別毛永嘉》等首，在內容上既無不健康之處，藝術上亦多可取。
魏晉南北朝一些名家對唐代詩人的影響，尤其不可忽視。唐代詩人無不精通《文選》。所以唐李善在《上文選注表》中曾有「後進英髦，鹹資准的」之語。據《太平廣記》卷四四七引《朝野僉載》講到，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曾為鄉學講《文選》」，可見當時人對《文選》一書的重視。即以李白和杜甫而論，他們都對《文選》下過很深的功夫，並深受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影響。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語資》載：「（李）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這裡所謂「詞選」，即指《文選》。李白自己在詩文中對謝靈運、鮑照和謝朓尤竭力推崇。杜甫所稱賞的魏晉南北朝詩人尤其多，他教他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他還自稱「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其七）。至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得力於陶潛，更是歷來一致的看法。所以葉燮曾謂「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確非虛語。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目前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還很不夠。對那個時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至今還很少有人致力於專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似乎只有建安曹氏父子、陶淵明等少數作家以及《文心雕龍》、《詩品》等批評著作還較多地有人進行探討。對其他作家，研究者們則往往很少或幾乎未曾談到。至於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一些文學現象應該如何解釋和評價的問題，則更少有人注意過。如各種文體和題材的興起及其盛衰的原因；關於駢文及「永明體」的評價問題等，都還有待於研究。例如：「永明體」的興起和近體詩的形成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但「永明體」畢竟不是律詩，而且永明以後的詩人還寫過一些介於古詩與律詩之間的作品。這些作品保存在《玉台新詠》中的就為數不少。這個演變的過程，就值得深入探討。又如永明作家提出的聲律論，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也是很少有人談到的。試想從沈約等人提出平仄格律以後，不但詩歌，連駢文、詞曲都要講平仄；甚至所謂的古文（散文），雖不專講聲律，也多有注意文句的聲律美的，而清代的桐城派更正式提出，寫古文也要講究「音節」。這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和永明作家的聲律說究竟有什麼異同？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又如關於南北朝文學的異同也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最近陝西師大主辦的唐詩學術討論會上，曾有同志根據《隋書·文學傳》關於南北文風之異同的論述，認為唐詩的繁榮與兼取南北文風之長有關。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注意。長期以來，我們總認為南北朝時代似乎只有南朝有文學，而北朝文學卻不過是南朝的附庸。其實北朝後期作家，顯然有其特色，並有其超越南朝之處。今天我們要重新研究我們的文學史，首先應該切實地掌握全面材料，運用馬列主義基本觀點，打破過去一些偏執之見，而決不能囿於前人成說。只要我們對這些課題能下紮實的功夫，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中還是大有可為的。
（三）
前面我們談到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及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那麼一些有志於這一工作的同志應當怎樣著手呢？我覺得要學習和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史，必須對這個時代的歷史和思想史有一定的瞭解。同時，為了更好地瞭解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承先啟後作用，對先秦兩漢文學和唐五代以後的文學也應該具備適當的水平。這些都是無庸贅言的。
對一個初學者來說，我想首先還是應該從選本入手。這是歷來研究者一般都採用的方法。不過，過去的一些選本，大抵出於封建文人之手。如沈德潛的《古詩源》，雖號為平穩，但選取的標準畢竟陳舊，例如其中收入的應制之作以及郊廟樂章之類為數不少。這些詩不論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頗少可取之處。王士禎的《古詩選》除了從封建士大夫立場出發外，還雜有一些藝術上的偏見。這兩部書之不便於初學者，還因為《古詩源》基本無注；而清聞人倓對《古詩選》的箋注又常有錯誤。所以閱讀魏晉南北朝詩，最好先讀余冠英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和《樂府詩選》。這兩部書的選錄重點有所不同，前者著重文人詩而後者著重民歌。余先生在編選這兩本書時，從新的觀點出發，既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也注意到藝術成就，入選之作，均為傳誦名篇。更應該提出的是余先生對這些詩歌的解釋往往博采眾多的材料，下了許多考證工夫，得出不少精闢的新見。尤其是兩書的序言，概括論述當時詩歌發展的情況及各家特色，更應精讀。
除了詩歌以外，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選錄了各種體裁的代表作。選擇精當，註釋詳明。此書所附的一些評論和研究資料對讀者也極有幫助。此外，在閱讀選本的同時，還可以兼讀胡國瑞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以求對當時文學史的概況，能得到一個較為系統的瞭解。
在精讀選本以後，進一步就應該讀一些主要作家的詩集或詩文集。曹操、曹丕、曹植、阮籍和謝靈運的詩，有黃節注本；陸機、謝朓的詩，有郝立權注本；嵇康集有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陶潛集有清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注》；鮑照集有錢仲聯先生《鮑參軍集注》；庾信集有清倪璠的《庾子山集注》。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魏晉南北朝各流派、各時期、各地區的重要作家的創作成就。
當一個初學者在讀完這些詩文集以後，進一步就可以開始全面閱讀材料進行研究了。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主要材料，基本上都收集在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近人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二書之中。至於綜論當時文學情況的著作除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這兩部文學批評名著外，近人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也頗具參考價值。但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的同志，更應精讀的則首推《文選》和《玉台新詠》，其次是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因為這些書是魏晉南北朝作品最早的總集，後來一些輯本，大抵以此為基礎。當然，為了進一步作深入的研究，還應閱覽各種史籍、古類書以及《文苑英華》等古選本。但這是更進一步的要求，在這裡似乎可以從略了。
作者：曹道衡
文章來源：國學網
瀏覽：834 次
（一）
清代的葉燮在《原詩》中曾經說過：
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櫱；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面謝，花謝而復開（《內篇·下》）。
葉燮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文學批評家，能夠從反對復古的立場出發，用發展的觀點來評價每個時代的詩歌，這確係卓見。不管他對唐詩和宋詩的看法，至今還存在著多少爭論，但他充分地評價了「建安詩」和「六朝詩」的歷史地位，應當說是很有道理的。事實上，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詩人們的努力，要產生唐代詩歌的繁榮局面，顯然很難設想。當然，他所談論的問題，僅僅涉及詩歌一體，不過從這種觀點來評價整個文學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的歷史地位，也是適用的。
我們知道：在我國歷史上，最早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來看待，實始於魏晉南北朝。在此以前，先秦和兩漢的學者，雖然曾對文學發表過不少精采的意見，然而總的說來，他們都不過強調了文學和「政教」的關係，指出了文學決定於「政教」的道理。例如：《禮記·樂記》、《詩大序》等論著，大抵都持這一看法。尤其漢代人對文學的看法，更是從儒家思想出發，把文學看作經學的附庸。到了魏晉南北朝，由於儒學的衰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論點。晉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尚博篇》中，更認為「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這種論調就把文學提高到與「政教」、「德行」分庭抗禮的地步。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敢於提出文學作品必須有華美的形式。所以曹丕的《典論·論文》公然說「詩賦欲麗」，稍後的陸機更強調「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論點。這與漢人所說的「詩言志」，或作賦目的應為諷諫之說大異其趣。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漢代的又一不同是在於漢人因強調文學與政教的關係，而往往忽視作者的個性特點。魏晉南北朝人則正好相反，他們著重論證了文學決定於作者的個性，強調了文學要表現作者個人的特點。所以曹丕說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他認為不同的文學才能，來源於個人先天的稟賦。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聲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意謂人的個性應予尊重，不可強求。他這句話雖非針對文學而發，卻也代表了當時人對個性的看法。陸機提到的「詩緣情」之說，主旨也在於強調詩歌應該表達作者個人的情懷。魏晉南北朝的多數文學作品確實也是以此為特色的。他們這種主張當然有其片面性，其末流必然會走向脫離現實的道路。但在當時，卻起到了使文學擺脫封建正統思想束縛的作用，而且文學創作本身如果忽視了作者的個性，確也難於取得較高的成就。
如果從各種文學形式和體裁方面來看，魏晉南北朝更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時代。以詩歌而論，文人五言詩的出現，雖始於東漢，而其成熟，則正如鐘嶸《詩品》所說，經過建安時代曹操父子和「七子」等人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後來的評論者，講到魏晉南北朝詩人們，往往能突出地講到各人的特色，如宋敖陶孫對魏晉以後作家的特點，就用形象的比喻形容了曹操、曹植、鮑照、謝靈運、陶潛等人的詩風，各各不一。這種評論，雖未必確切，卻也說明五言詩的臻於成熟和豐富多采，實始於魏晉南北朝。同樣地，文人創作的七言詩和雜言詩，一般地說也始於曹丕的《燕歌行》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而其成熟據清初王夫之的說法則應歸功於劉宋時代的鮑照（見《古詩評選》）。到了南齊永明年間，沈約總結了魏晉以來關於音韻學研究的成果，確定了「平上去入」四聲之分，提出了詩歌的音律問題，更給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的辭賦也不同於漢賦。當時的辭賦絕大多數為抒情小賦，一般以抒寫個人的情懷為主，較少鋪陳和堆砌的習氣。文筆一般比較流利通暢，到了南朝，更因為受駢文和詩歌的影響，進一步注意對仗和聲律。在我國文學史上，辭賦這一體裁，雖然歷來推尊的是漢賦，而至今傳誦的名篇，卻多系魏晉南北朝抒情小賦。
在魏晉南北朝臻於成熟的駢文，雖多屬於應用文字，卻有不少富有文學意味的名作，如南齊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梁代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北周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等，一直為讀者所喜愛。其實，魏晉南北朝駢文中的佳作，還遠不止這些。例如西晉魯褒的《錢神論》、梁代劉峻的《廣絕交論》、隋代盧思道的《勞生論》等，對當時的世態作了相當深刻的揭露和鞭撻，描寫亦很生動。這些作品長期以來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也很豐富多采，其中雖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卻也包含著許多優秀的民間神話和傳說。這些小說的情節雖較簡單，但卻為唐人傳奇開了先河。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更是受到歷來研究者的重視。曹丕的《典論·論文》，可算是我國第一篇專門的文論。繼之而起的陸機《文賦》，則第一次形象地描述了整個創作過程。齊梁時代出現的《文心雕龍》和《詩品》，更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傑作。隨著文學批評的發展，選本和總集也相應而出現。從已佚的杜預《善文》、摯虞《文章流別集》到梁蕭統的《文選》，不但通過選錄作品表達了作者的文學觀，還對後來的文體論有著深刻的影響。
上述的種種事實無不證明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地進行研究。
（二）
魏晉南北朝文學雖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然而長期以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卻存在過某些偏見。這種偏見的形成，和唐以來一些人之詆呵齊梁以及「五四」時期某些人物的全盤否定舊文學有關。歷來的人對魏晉南北朝文學中某些糟粕的批評，雖然未始沒有理由，然而他們有時卻不免流於矯枉過正或片面性。因為文學史上每一個朝代的作家，往往都有他們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例如：人們常常指責魏晉南北朝文學浮靡輕艷，重形式，輕內容。這些話在一定範圍裡，也不無道理。然而，縱觀全局，就未必妥當。以建安、正始時期的作品而論，就未必浮靡，更不可謂缺乏社會內容，即使像六朝詩人中，也還有鮑照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至於當時某些流派如東晉的「玄言詩」和梁陳的「宮體詩」，從基本傾向上說，當然應該否定，但就是對這一流派的作家也應該進行具體分析。例如玄言詩人中的孫綽、支遁等人，確有許多詩「淡乎寡味」，然而也不是所有的詩作都無足取，像孫綽詠秋景的「蕭瑟仲秋月」一詩，支遁的《詠懷》，都不無形象生動的描寫。宮體詩人如庾肩吾的《亂後行經吳郵亭》等詩，反映了對侯景之亂的悲憤，感情頗為真切，徐陵的一些從軍詩及《別毛永嘉》等首，在內容上既無不健康之處，藝術上亦多可取。
魏晉南北朝一些名家對唐代詩人的影響，尤其不可忽視。唐代詩人無不精通《文選》。所以唐李善在《上文選注表》中曾有「後進英髦，鹹資准的」之語。據《太平廣記》卷四四七引《朝野僉載》講到，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曾為鄉學講《文選》」，可見當時人對《文選》一書的重視。即以李白和杜甫而論，他們都對《文選》下過很深的功夫，並深受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影響。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語資》載：「（李）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這裡所謂「詞選」，即指《文選》。李白自己在詩文中對謝靈運、鮑照和謝朓尤竭力推崇。杜甫所稱賞的魏晉南北朝詩人尤其多，他教他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他還自稱「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其七）。至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得力於陶潛，更是歷來一致的看法。所以葉燮曾謂「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確非虛語。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目前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還很不夠。對那個時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至今還很少有人致力於專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似乎只有建安曹氏父子、陶淵明等少數作家以及《文心雕龍》、《詩品》等批評著作還較多地有人進行探討。對其他作家，研究者們則往往很少或幾乎未曾談到。至於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一些文學現象應該如何解釋和評價的問題，則更少有人注意過。如各種文體和題材的興起及其盛衰的原因；關於駢文及「永明體」的評價問題等，都還有待於研究。例如：「永明體」的興起和近體詩的形成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但「永明體」畢竟不是律詩，而且永明以後的詩人還寫過一些介於古詩與律詩之間的作品。這些作品保存在《玉台新詠》中的就為數不少。這個演變的過程，就值得深入探討。又如永明作家提出的聲律論，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也是很少有人談到的。試想從沈約等人提出平仄格律以後，不但詩歌，連駢文、詞曲都要講平仄；甚至所謂的古文（散文），雖不專講聲律，也多有注意文句的聲律美的，而清代的桐城派更正式提出，寫古文也要講究「音節」。這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和永明作家的聲律說究竟有什麼異同？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又如關於南北朝文學的異同也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最近陝西師大主辦的唐詩學術討論會上，曾有同志根據《隋書·文學傳》關於南北文風之異同的論述，認為唐詩的繁榮與兼取南北文風之長有關。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注意。長期以來，我們總認為南北朝時代似乎只有南朝有文學，而北朝文學卻不過是南朝的附庸。其實北朝後期作家，顯然有其特色，並有其超越南朝之處。今天我們要重新研究我們的文學史，首先應該切實地掌握全面材料，運用馬列主義基本觀點，打破過去一些偏執之見，而決不能囿於前人成說。只要我們對這些課題能下紮實的功夫，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中還是大有可為的。
（三）
前面我們談到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及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那麼一些有志於這一工作的同志應當怎樣著手呢？我覺得要學習和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史，必須對這個時代的歷史和思想史有一定的瞭解。同時，為了更好地瞭解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承先啟後作用，對先秦兩漢文學和唐五代以後的文學也應該具備適當的水平。這些都是無庸贅言的。
對一個初學者來說，我想首先還是應該從選本入手。這是歷來研究者一般都採用的方法。不過，過去的一些選本，大抵出於封建文人之手。如沈德潛的《古詩源》，雖號為平穩，但選取的標準畢竟陳舊，例如其中收入的應制之作以及郊廟樂章之類為數不少。這些詩不論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頗少可取之處。王士禎的《古詩選》除了從封建士大夫立場出發外，還雜有一些藝術上的偏見。這兩部書之不便於初學者，還因為《古詩源》基本無注；而清聞人倓對《古詩選》的箋注又常有錯誤。所以閱讀魏晉南北朝詩，最好先讀余冠英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和《樂府詩選》。這兩部書的選錄重點有所不同，前者著重文人詩而後者著重民歌。余先生在編選這兩本書時，從新的觀點出發，既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也注意到藝術成就，入選之作，均為傳誦名篇。更應該提出的是余先生對這些詩歌的解釋往往博采眾多的材料，下了許多考證工夫，得出不少精闢的新見。尤其是兩書的序言，概括論述當時詩歌發展的情況及各家特色，更應精讀。
除了詩歌以外，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選錄了各種體裁的代表作。選擇精當，註釋詳明。此書所附的一些評論和研究資料對讀者也極有幫助。此外，在閱讀選本的同時，還可以兼讀胡國瑞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以求對當時文學史的概況，能得到一個較為系統的瞭解。
在精讀選本以後，進一步就應該讀一些主要作家的詩集或詩文集。曹操、曹丕、曹植、阮籍和謝靈運的詩，有黃節注本；陸機、謝朓的詩，有郝立權注本；嵇康集有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陶潛集有清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注》；鮑照集有錢仲聯先生《鮑參軍集注》；庾信集有清倪璠的《庾子山集注》。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魏晉南北朝各流派、各時期、各地區的重要作家的創作成就。
當一個初學者在讀完這些詩文集以後，進一步就可以開始全面閱讀材料進行研究了。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主要材料，基本上都收集在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近人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二書之中。至於綜論當時文學情況的著作除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這兩部文學批評名著外，近人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也頗具參考價值。但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的同志，更應精讀的則首推《文選》和《玉台新詠》，其次是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因為這些書是魏晉南北朝作品最早的總集，後來一些輯本，大抵以此為基礎。當然，為了進一步作深入的研究，還應閱覽各種史籍、古類書以及《文苑英華》等古選本。但這是更進一步的要求，在這裡似乎可以從略了。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