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 (點計數：1104)
作者：哈維爾 http://www.pen123.net.cn 2001-7-18 9:44:49 士柏咨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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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
[捷克]哈維爾 著
黃燦然 譯
不久前的一個黃昏，我坐在一個位於水邊的戶外餐廳里。我的椅子和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邊那些餐廳里的椅子幾乎一模一樣。餐廳里正在播放大多數捷克餐廳都時常播放的相似的搖滾樂。我看到了我在老家所熟悉的廣告。尤有甚者，我周圍那些年輕人也穿著相似的衣服，喝著看上去相似的飲料，他們的行為與他們布拉格的同代人一樣隨便。只有他們的膚色和面貌是不同的──我是在新加坡。
我坐在那里一再思考這個問題──不知思考了多少次──我明白了一個幾乎是平庸的真理，即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文明里。這一文明並不是簡單地基於相似的服式、飲料或商業音樂所制造的持續不斷的噪音，也不是基于國際化的廣告；這個全球性的文明是以某些更深層的東西為基礎的：由于不斷進步的現代觀念及其固有的擴張主義，以及直接來自於它的迅速演變的科學，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我們的星球就被一種單一的文明所覆蓋，這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這種文明基本上是技術性的。
這個世界現在已陷入一個電訊的網絡中，這個網絡包含著數以百萬計的“小絲線或毛細管”，它們不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遞各種各樣的資訊，而且還傳遞著一些一體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模式。它們是法律准則和世界上千百億美元借以流通的渠道，但即便是對那些直接用它們進行交易的人來說，它們仍然是看不見的。
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經完全地互相聯系在一起了，不僅是在資訊的意義上，而且是在一般的意義上。有趣的是，既然我已經提到了新加坡，我不妨順便向你們說明這點，即哪怕是新加坡的一個狡詐的普通銀行職員，也可以在一次不法交易中令世界另一邊的一家銀行一夜間破產。這個文明的成就使我們知道了，什麼是支票、債券、匯票和股票。我們都熟悉CNN(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都知道誰是“滾石”，誰是曼德拉，誰是拉什迪。不僅如此，那些把這種文明如此迅速地整合在一起的“毛細管”，還傳遞著某些有關人類共存模式的資訊，例如民主政治、尊重人權、法規、市場規律等。這類資訊在不同程度上流通於世界各地，根植於不同的地方。
在現代社會，這種全球文明出現在由歐洲文化、最終由歐美文化占領的土地上。從歷史角度看，它是從古典、猶太以及基督教等各種傳統的揉合中演變來的。至少，在理論上，它不僅賦予人們進行世界性通訊的能力，而且賦予人們一種協調性的手段去防御諸多的共同危險。它還可以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們更容易在地球上生活，它向我們敞開了迄今尚未探知的地平線，即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和對於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認識。
然而，有一點東西似乎不大對勁。
請允許我利用這個禮儀場合就一個問題進行片刻的沉思。這是我很費心思去探討的問題，也是我經常在類似場合提出的問題。今天我想集中談談在這種全球文明的背景下威脅我們人類的危險因素的來源，這些危險因素又常常是直接由這種全球文明引發的。我尤其要談談對抗這些危險因素的途徑。
按我的理解，我們今天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有它們的根源，盡管這種全球文明無所不在，但恕我直言，它在人類知識的總數中卻無異於滄海一粟。這種文明有時是無限地新鮮、年輕和脆弱的，而人類精神是在沒有基本改變自身的情況下忙亂地欣然接受它的。人類是通過數千年的漫長歷史，以各種各樣的文明和文化演進的，這些文明和文化以多種多樣的方式逐漸形成我們的思想習慣和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以及我們接受和承認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從本質上說，這種新鮮、單一的世界文明表皮僅僅覆蓋或掩藏了眾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歷史傳統以及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各種態度，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與此同時，即使世界文明這一滄海一粟擴張開來，這“底下”的人性、這被遮蔽的厚度，依然越來越明顯地在要求被傾聽和獲得生存的權利。
因此，盡管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種新習慣，另一種矛盾進程也同時存在著：各種古老的傳統正在複興，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識到存在的各種新方式，尋求生存的新空間，帶著日益熾烈的熱情掙扎著要實現對它們來說是獨特的東西和使它們有別於其他的東西。最終它們尋求賦予它們的個性一種政治表達。
人們經常說，在我們的時代，每一個山谷都在呼喚它自身的獨立，甚至不惜為此而戰。很多國家，或至少它們的一些部分，都在與現代文明或其主要維護者作斗爭，要求取得崇拜它們古老神祗和遵循古老神聖禁令的權利。它們使用它們所反對的文明提供的武器來進行它們的斗爭。它們訴諸雷達、電腦、激光、神經毒氣甚或有朝一日訴諸核武器──全部是它們挑戰的世界的產品──來幫助保衛它們的古老傳統，對抗現代文明的侵蝕。這一文明中與這些技術發明不同的另一些產品，例如民主或人權觀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卻不被接受，因為它們被視為對本地傳統懷有敵意。
換句話說，歐美世界已經給地球的其他部分裝備了這樣一些器械，這些器械不僅可以有效地摧毀恰恰是這些器械和其他東西賴以發明出來的文明的價值，而且可以殘害人們一起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能力。
這一切之后會發生什麼事？我相信，這一事態清楚地包含一種不僅對歐美世界而且對當今整個文明的挑戰。它是對這種開始把自己當成多元文化和多極文明來加以理解的文明的挑戰，這種文明的意義不是要削弱不同領域的文化的個性，而是要使它們更完全地成為它們自己。要達到這點，甚至要想到這點，我們都必須接受一種相互共存的基本准則，一種我們能夠分享的起碼的共識，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繼續生活在一起。然而，如果這樣的准則僅僅是緊接著將之強加在別人身上的少數人的產品，那麼它就毫無站得住腳的機會。這個准則必須是每個人的真實意願的體現，必須是從深藏於我們共同的全球文明皮膚之下的真實精神根源中生長出來的。如果這個准則僅僅是通過這一皮膚的毛細管散發出來的，像可口可樂廣告那樣作為一種商品由某些人提供給其他人，那麼這個准則就很難期望以任何根本或普遍的方式維持下去。
但是人類有能力承受這種事業嗎？難道它不是一個毫無希望的虛幻理想嗎？難道我們不是已經喪失了對我們命運的控制，以致于我們注定要在各種文化之間、在更可怕的高科技衝突中逐漸滅絕了嗎──只要看看我們所面臨的災難，不管是生態災難、社會災難或人口災難，或是面對由我們這樣的文明所引發的各種危險時，我們表現出來的那種無力合作的致命弱點，不就很清楚了嗎？
我不知道，但我沒有失去希望。我沒有失去希望，因為我一再獲得這樣的信念，認為潛伏在我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文化的最深根源中，有著一種本質上的相似性，它是可以創造的，如果確實存在著把它創造出來的意志的話；這種相似性是一個真正的團結的起點，可以成為那種人類共存的新准則的基礎，牢牢維系於人類各種傳統的偉大多樣性之中。
難道我們不是在大部分宗教和文化的基礎中找到共同的因素，例如尊重那些超越我們的事物，不管是生命的秘密還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秩序，盡管這些宗教和文化有著一千零一種不同的形式？難道我們不是有某些來自天堂，或來自大自然，或來自我們自己內心的訓令嗎？難道我們不是相信我們的行為將在我們死后長存嗎？難道我們不是尊重我們的鄰居、尊重我們的家庭、尊重某種大自然的權威嗎？難道我們不是尊重人的尊嚴和大自然嗎？難道我們不是都有一種孤獨感和對好意來訪的客人慷慨相待嗎？
難道這種古老的共同本源或我們不同精神的人類根源，不都是人類對同一種現實的不同理解，而它可真正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嗎？
難道這種典型靈性的基本戒律不是與哪怕是一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不知不覺地認為是適當和有意義的事物相一致的嗎？
當然，我不是說現代人非得要崇拜古代神祗和接受他們早已放棄了的儀式。我說的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靈性的各種形式之間深層的關連和紐帶。我們必須集合我們根源性的精神和道德實質，它是從相同的人類基本經驗中生長出來的。我相信，這是達到真正恢複我們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責任感的唯一途徑。與此同時，這也是達到各種文化進一步互相理解的唯一途徑，從而使它們能夠以一種真正普遍的方式進行合作，為世界創造一種新秩序。
我們都知道，涵括現代世界和人類意識的全球文明這滄海一粟具有雙重特質，給每跨出的一步、給它作為基礎或它所宣傳的價值帶來疑問。這種文明所達到的成千上萬如此出色地為我們工作和豐富我們的蔚為其觀的成就，同樣也可以耗盡、縮減和摧毀我們的生活，並且經常如此。這些創造物有很多不但沒有服務人們，反而奴役他們。不但沒有幫助人們突出他們的身份，反而淹沒他們的身份。幾乎每一項發明或發現──從原子的分裂到DNA(脫氧核糖核酸)的發現到電視和電腦──都可以掉轉過來對付我們和傷害我們。如今以一次空襲來全面摧毀一個大都市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容易得多了。在現今這個電視時代，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這類狂人要糟塌整個民族也比以前輕易得多了。人類歷史上可有過像我們現在這樣擁有在短短數十年間改變地球氣候、耗盡地球礦物資源或其豐富的動物群和植物群的能力？而現在恐怖分子手中擁有的毀滅潛力又比本世紀初大了多少？
在我們的紀元，似乎人類頭腦那理性的一半，那進行所有這些在道德上中立的發現的理性的一半，現在已經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而那另一半，那原應該用來確保這些發現能夠真正為人類服務而不是毀滅人類的一半，卻被災難性地拋在背后。
是的，我老是離開我發言開始時講到的對全球現代文明的思考，而轉到人類責任的主題上，后者似乎跟不上文明，無法阻止它掉過頭來對抗人類。徬佛世界已變得太難以讓我們應付似的。
我們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做夢的人才會相信可以通過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截斷文明的進程來達成解決。即將來臨的年代的主要任務是有所不同的：急切恢複我們的責任感。我們的良心一定要跟上我們的理性，否則我們就會迷失。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一條途徑可以達到這點：我們必須拋開我們自私自利的人類中心論，拋開我們把自己視為宇宙的主人、能夠為所欲為的習慣。我們必須發現一種新的、對那些超越我們的事物的尊敬：對宇宙的尊敬、對地球的尊敬、對大自然的尊敬、對生命的尊敬和對現實的尊敬。我們對其他民族的尊敬、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文化的尊敬只能產生於對宇宙秩序的謙遜的尊敬，產生於意識到我們是它的一部分，意識到我們與其共生死，意識到我們所做的並沒有白做，而是變成生命永恆記憶的一部分，並在那里受到裁決。
因此，人類前途的另一條更好的去路是明顯地存在著的，以一種精神特質浸透著我們的文明。這不僅需要理解其多元文化的本質，並為創造基於各種文化深處的共同根源的世界新秩序尋找靈感，而且需要歐美文化領域──它創造這一文明並讓人類知道其毀滅性的驕傲──回到它自身的精神根源並在探索新的人性的過程中，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榜樣。
對這種形態作出總體的觀察顯然不難，並且一點也不新鮮或具有革命性。現代人善於描述危機和描述由我們構成並要我們承擔責任的世界的苦難，但我們卻較難稱心地使事物井井有序。
那麼應該做哪些具體的事呢？
我不相信某些普遍的方法或靈藥。我並不主張卡爾‧波珀所謂的“整體社會工程”，主要是因為，我大部分成人時間都不得不生活在由企圖創造整體馬克思主義烏托邦造成的環境里。對於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這並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尋求創造更好的世界的責任。
顯然，要喚醒人們對世界的新的責任感是不容易的，這是一種表現得好像要永遠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種有一天要就其狀況作出回答的能力。誰也不知道，倒底人類要經歷多少可怕的災變后，這種責任感才會得到普遍的接受。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希望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這是教師、教育家、知識分子、牧師、藝術家、企業家、新聞從業員、活躍於各種公共生活中的人們的偉大任務。
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務。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況下，政治家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也許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巨大。這種影響力並不一定來自他們的實際職能，因為他們的實際職能無論怎麼說也是有限的。它來自於別的，來自於他們的魅力對公眾產生的無意識影響。
我想，當前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務不是透過他們所做的決定或他們在電視上的笑容來討公眾的歡心；不是繼續贏得選舉和確保他們的地位，直至他們最后的日子。他們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們對我們世界的長遠前景的責任，從而以他們的一言一行在公眾心目中豎立榜樣。他們的責任是勇敢地進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寵於群眾，讓他們的行動浸透著一種精神特質(這當然與宗教儀式那種講究排場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眾和他們的同行解釋，政治絕不僅僅是反映個別團體或游說集團的利益。當然，政治是一種為社群服務的事業，這意味著它是實踐中的道德。難道政治家們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脅的)文明中尋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責任，也就是說，為人類的生存負起責任，不是比單純服務社群和實踐道德要好得多嗎、？
我不相信一個政治家走上這條風險的路會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它假設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這個傻瓜取得成功。事情並非如此。每個人都休眠著一種良心，休眠著某種神聖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對它寄以信任。
女士們先生們，此刻我置身於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也許是最著名的大學。請允許我就一個大國的政治說幾句話。
不言而喻，那些擁有最強大的國家和影響力的人也擔負著最偉大的責任。不管喜歡與否，美國現在擔負著指導我們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偉大的責任。因此，美國應對它的責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國從未還清孤立主義的債務。要是它早點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實際上遭受的傷亡那樣的代價。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希特勒准備入侵捷克以及開始這樣做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暴露出它們缺乏勇氣，你們的總統致函捷克總統，懇求他與希特勒達成某種協議。要是你們的總統不哄騙自己和整個世界相信可與這個狂人達成協議，要是他反過來作出威脅的姿態，也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會發生，千千萬萬的美國青年也就不必戰死沙場。
同樣地，就在那場戰爭結束之前，如果你們那位怎麼說也是一位傑出人物的總統斬釘截鐵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決定說一聲“不”，也許花費美國千百億美元的冷戰也不會發生。我懇求你們，不要再重犯這些錯誤！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你們根本就沒有逃避責任的余地。
現在的問題還不只是反對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團或征服與他們不同、比他們弱小的人那麼簡單。現在的問題是拯救人類。這是一個我已談過的問題，也就是要把現代文明當成多元文化和多極文明來理解；要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人類文化尤其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從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創造世界新秩序。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次重要的周年紀念盛宴。有五十位國家元首，也許更多，出席了這次盛宴，紀念人類歷史上那場最偉大的戰爭的英雄和受害者。這不是一次政治會議，而是一次社交活動，主要是想向受邀請的貴賓表示殷勤和敬意。當座位安排計劃公布時，我吃驚地發現我鄰座那張桌的貴賓並不像其他桌子所安排的、只是某個國家的代表那麼簡單；他們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七國集團”。我的感受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強大的國家的元首能經常見面，尤其是可以在這次盛宴上非正式地談話和增進彼此的了解，真是太美好了。另一方面，我不禁有點毛骨悚然，因為我不能不覺察到，有一張桌被挑選出來，當作特殊的和特別重要的。那是一張給大國們坐的桌子。我有點不能自己地想像，坐那張桌子品嘗俄國魚子醬的人正在把我們與他們分開，而不徵求我們的意見。也許這只是一位前戲劇家甚或一位未來戲劇家的怪念頭。但我想在這里談談。理由只有一個:突出存在于這些大國的責任與它們的傲慢之間可怕的鴻溝。座次的設計──我想這不是列席的總統們的建議──不是由對世界的責任感，而是由強權的陳腐驕傲來決定的。
但是，正是驕傲把世界引向地獄。我提出另一種建議：謙虛地接受我們對世界的責任。
在各民族和各種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間共存的問題上，有一個偉大的機會是我們應當把握並把它發揮至極限的，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現。迄今，世界上有很多這類社群，它們具有多樣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體化。我相信這種近似性。我相信存在於民族國家與世界社會之間的機體，這些機體可作為全球溝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個我所說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獨立的世界，這種邁向一體化的趨勢必須獲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這些機體切不可成為僅僅是為一體化而一體化的體現，它們必須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為自身又可以與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眾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是這樣一種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和經濟上相近並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國家和民族能夠形成聯盟，從而改善彼此之間以及與世界的溝通。與此同時，所有地區社群必須克服這種恐懼，即以為其他社群都在針對它們。以共同傳統和共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地區性集團應被視為世界範圍的合作的自然組成部分。例如，北約成員國擴大了，把該地區那些覺得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屬於北約保護範圍的國家包括進去，但是如果俄羅斯把這種舉動看作是一種反俄羅斯的舉動，那麼這是表示俄羅斯仍未明白這個時代的挑戰。
最重要的世界組織是聯合國。我想，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可當成一個反省的機會，反省如何給該組織注入新的社會精神特質、新的力量和新的意義，使該組織成為構成我們地球文明的所有文化之間良好合作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場所。
但是，如果不理解這種嶄新的精神動力，那麼不管是加強地區組織的力量還是加強聯合國的力量，都難以拯救世界。我把這種嶄新的精神力量視為人類繼續幸福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已經就政治家應該做些什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還有另一股力量，它對普遍心態的影響與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股力量就是大眾傳播。
我是到了命運把我推入高層政治的王國里之后，才充分地認識到媒體的雙重威力的。雙重影響力並非媒體獨有。它僅是我已談及的當今文明雙重屬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或一種體現。
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一夜之間發現有個叫做盧旺達的國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難以置信的痛苦；多虧有了電視，它使我們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點兒幫助；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在數秒之內就被發生于俄克拉何瑪城的大爆炸所震驚，同時明白，那是對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個獲得國際承認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國家，並知道從世界承認這個國家的那一刻開始，國際社會就在徒勞地試圖按照一些從未被任何人承認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軍閥們的意願、將這個國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狀的小國。
這是當今大眾傳播，或者說，那些採集新聞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類感謝那些勇敢的記者，他們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那些有悲劇發生的地方，以喚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電視也有其不那麼神奇的另一面，即它僅僅陶醉於世界的各種恐怖事件中，或無可饒恕地使這些恐怖事件變成老生常談，或迫使政治家首先變成電視明星。但是哪里有誰白紙黑字地寫明，某個人在電視上表現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績驕人？我不能不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布我，震驚于我的公眾形像怎樣更多地依賴于他們而不是依賴于我自己；震驚于在電視上得體地微笑或選擇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于電視怎樣強迫我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盡量貧乏地表達我的思想；震驚于我的電視形像可以多麼輕易地被弄得與我的真人似乎風牛馬不相及。我對此感到震驚，同時擔憂它不會有什麼用處。我認識一些只懂得以電視攝影機的方式來看自己的政治家。電視就是這樣剝奪他們的個性，使他們變成有點像他們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電視影子。我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們睡覺的姿態是不是也像電視里那樣象模象樣。
我並非因電視或報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話、或把我編輯成一頭怪獸，而感到憤慨。當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賴于它們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時，我並不對媒體感到憤怒。引起我興趣的是別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眾傳播媒介的人的責任。他們也要承擔對世界的責任和對人類未來的責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夠以千百種方式無窮盡地豐富人類，同時也能夠以毀滅來威脅人類一樣，電視也可以有善惡兩種結果。它快速、富於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傳播理解、人性、人類團結和靈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個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們對原子能的利用端賴於我們的責任感一樣，恰當地利用電視的進入千家萬戶和每個人心靈的威力，也端賴於我們的責任感。
我們的世界是否能夠避過當今所有威脅它的東西而獲救，尤其端賴於我們人類能否訴諸理智，端賴於他們能否理解他們的責任的重要性以及發現一種牽涉到每一個生靈的新關係。世界就掌握在我們手中。然而有些人對它的命運的影響力要比另一些人強大。一個人的影響力愈大——無論是政治家還是電視主持人——他們所要承擔的責任感也就愈大，他們僅僅顧及個人利益的考慮也就應愈小。
女士們先生們，在結束之前請容許我作簡短的個人發言。我生於布拉格，在那裡居住了數十年，但沒有被賦予得到適當學習或訪問其他國家的機會。然而，我的母親從來沒有放棄一種秘密的、而且是奢侈的夢，即有一天我可以在哈佛學習。命運不允許我圓她這個美夢。但卻發生了另一件事，一件連我母親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竟然不必在哈佛學習就獲得一個哈佛博士學位。
不僅如此，我得以有機會訪問了新加坡和無數其他異國地方。我得以有機會明白這個世界是多麼小、以及它是怎樣用無數的事情來折磨自己的，而如果人們能夠在他們自己身上找到多一點勇氣、多一點希望、多一點責任、多一點互相理解和愛，它原是不用如此折磨自己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親是不是正從天堂裡俯視我，但是，如果她正在俯視我，我可以猜到她大概會想些什麼。她會想，我正在把我的鼻子探進只有那些在哈佛嚴格攻讀政治科學的人才有權利把他們的鼻子探進去的問題裡。
我希望各位不要這樣想。 (黃燦然 譯)
來源:《哈維爾文集》
作者：哈維爾 http://www.pen123.net.cn 2001-7-18 9:44:49 士柏咨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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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個黃昏，我坐在一個位於水邊的戶外餐廳里。我的椅子和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邊那些餐廳里的椅子幾乎一模一樣。餐廳里正在播放大多數捷克餐廳都時常播放的相似的搖滾樂。我看到了我在老家所熟悉的廣告。尤有甚者，我周圍那些年輕人也穿著相似的衣服，喝著看上去相似的飲料，他們的行為與他們布拉格的同代人一樣隨便。只有他們的膚色和面貌是不同的──我是在新加坡。
我坐在那里一再思考這個問題──不知思考了多少次──我明白了一個幾乎是平庸的真理，即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文明里。這一文明並不是簡單地基於相似的服式、飲料或商業音樂所制造的持續不斷的噪音，也不是基于國際化的廣告；這個全球性的文明是以某些更深層的東西為基礎的：由于不斷進步的現代觀念及其固有的擴張主義，以及直接來自於它的迅速演變的科學，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我們的星球就被一種單一的文明所覆蓋，這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這種文明基本上是技術性的。
這個世界現在已陷入一個電訊的網絡中，這個網絡包含著數以百萬計的“小絲線或毛細管”，它們不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遞各種各樣的資訊，而且還傳遞著一些一體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模式。它們是法律准則和世界上千百億美元借以流通的渠道，但即便是對那些直接用它們進行交易的人來說，它們仍然是看不見的。
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經完全地互相聯系在一起了，不僅是在資訊的意義上，而且是在一般的意義上。有趣的是，既然我已經提到了新加坡，我不妨順便向你們說明這點，即哪怕是新加坡的一個狡詐的普通銀行職員，也可以在一次不法交易中令世界另一邊的一家銀行一夜間破產。這個文明的成就使我們知道了，什麼是支票、債券、匯票和股票。我們都熟悉CNN(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都知道誰是“滾石”，誰是曼德拉，誰是拉什迪。不僅如此，那些把這種文明如此迅速地整合在一起的“毛細管”，還傳遞著某些有關人類共存模式的資訊，例如民主政治、尊重人權、法規、市場規律等。這類資訊在不同程度上流通於世界各地，根植於不同的地方。
在現代社會，這種全球文明出現在由歐洲文化、最終由歐美文化占領的土地上。從歷史角度看，它是從古典、猶太以及基督教等各種傳統的揉合中演變來的。至少，在理論上，它不僅賦予人們進行世界性通訊的能力，而且賦予人們一種協調性的手段去防御諸多的共同危險。它還可以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們更容易在地球上生活，它向我們敞開了迄今尚未探知的地平線，即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和對於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認識。
然而，有一點東西似乎不大對勁。
請允許我利用這個禮儀場合就一個問題進行片刻的沉思。這是我很費心思去探討的問題，也是我經常在類似場合提出的問題。今天我想集中談談在這種全球文明的背景下威脅我們人類的危險因素的來源，這些危險因素又常常是直接由這種全球文明引發的。我尤其要談談對抗這些危險因素的途徑。
按我的理解，我們今天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有它們的根源，盡管這種全球文明無所不在，但恕我直言，它在人類知識的總數中卻無異於滄海一粟。這種文明有時是無限地新鮮、年輕和脆弱的，而人類精神是在沒有基本改變自身的情況下忙亂地欣然接受它的。人類是通過數千年的漫長歷史，以各種各樣的文明和文化演進的，這些文明和文化以多種多樣的方式逐漸形成我們的思想習慣和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以及我們接受和承認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從本質上說，這種新鮮、單一的世界文明表皮僅僅覆蓋或掩藏了眾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歷史傳統以及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各種態度，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與此同時，即使世界文明這一滄海一粟擴張開來，這“底下”的人性、這被遮蔽的厚度，依然越來越明顯地在要求被傾聽和獲得生存的權利。
因此，盡管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種新習慣，另一種矛盾進程也同時存在著：各種古老的傳統正在複興，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識到存在的各種新方式，尋求生存的新空間，帶著日益熾烈的熱情掙扎著要實現對它們來說是獨特的東西和使它們有別於其他的東西。最終它們尋求賦予它們的個性一種政治表達。
人們經常說，在我們的時代，每一個山谷都在呼喚它自身的獨立，甚至不惜為此而戰。很多國家，或至少它們的一些部分，都在與現代文明或其主要維護者作斗爭，要求取得崇拜它們古老神祗和遵循古老神聖禁令的權利。它們使用它們所反對的文明提供的武器來進行它們的斗爭。它們訴諸雷達、電腦、激光、神經毒氣甚或有朝一日訴諸核武器──全部是它們挑戰的世界的產品──來幫助保衛它們的古老傳統，對抗現代文明的侵蝕。這一文明中與這些技術發明不同的另一些產品，例如民主或人權觀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卻不被接受，因為它們被視為對本地傳統懷有敵意。
換句話說，歐美世界已經給地球的其他部分裝備了這樣一些器械，這些器械不僅可以有效地摧毀恰恰是這些器械和其他東西賴以發明出來的文明的價值，而且可以殘害人們一起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能力。
這一切之后會發生什麼事？我相信，這一事態清楚地包含一種不僅對歐美世界而且對當今整個文明的挑戰。它是對這種開始把自己當成多元文化和多極文明來加以理解的文明的挑戰，這種文明的意義不是要削弱不同領域的文化的個性，而是要使它們更完全地成為它們自己。要達到這點，甚至要想到這點，我們都必須接受一種相互共存的基本准則，一種我們能夠分享的起碼的共識，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繼續生活在一起。然而，如果這樣的准則僅僅是緊接著將之強加在別人身上的少數人的產品，那麼它就毫無站得住腳的機會。這個准則必須是每個人的真實意願的體現，必須是從深藏於我們共同的全球文明皮膚之下的真實精神根源中生長出來的。如果這個准則僅僅是通過這一皮膚的毛細管散發出來的，像可口可樂廣告那樣作為一種商品由某些人提供給其他人，那麼這個准則就很難期望以任何根本或普遍的方式維持下去。
但是人類有能力承受這種事業嗎？難道它不是一個毫無希望的虛幻理想嗎？難道我們不是已經喪失了對我們命運的控制，以致于我們注定要在各種文化之間、在更可怕的高科技衝突中逐漸滅絕了嗎──只要看看我們所面臨的災難，不管是生態災難、社會災難或人口災難，或是面對由我們這樣的文明所引發的各種危險時，我們表現出來的那種無力合作的致命弱點，不就很清楚了嗎？
我不知道，但我沒有失去希望。我沒有失去希望，因為我一再獲得這樣的信念，認為潛伏在我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文化的最深根源中，有著一種本質上的相似性，它是可以創造的，如果確實存在著把它創造出來的意志的話；這種相似性是一個真正的團結的起點，可以成為那種人類共存的新准則的基礎，牢牢維系於人類各種傳統的偉大多樣性之中。
難道我們不是在大部分宗教和文化的基礎中找到共同的因素，例如尊重那些超越我們的事物，不管是生命的秘密還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秩序，盡管這些宗教和文化有著一千零一種不同的形式？難道我們不是有某些來自天堂，或來自大自然，或來自我們自己內心的訓令嗎？難道我們不是相信我們的行為將在我們死后長存嗎？難道我們不是尊重我們的鄰居、尊重我們的家庭、尊重某種大自然的權威嗎？難道我們不是尊重人的尊嚴和大自然嗎？難道我們不是都有一種孤獨感和對好意來訪的客人慷慨相待嗎？
難道這種古老的共同本源或我們不同精神的人類根源，不都是人類對同一種現實的不同理解，而它可真正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嗎？
難道這種典型靈性的基本戒律不是與哪怕是一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不知不覺地認為是適當和有意義的事物相一致的嗎？
當然，我不是說現代人非得要崇拜古代神祗和接受他們早已放棄了的儀式。我說的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靈性的各種形式之間深層的關連和紐帶。我們必須集合我們根源性的精神和道德實質，它是從相同的人類基本經驗中生長出來的。我相信，這是達到真正恢複我們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責任感的唯一途徑。與此同時，這也是達到各種文化進一步互相理解的唯一途徑，從而使它們能夠以一種真正普遍的方式進行合作，為世界創造一種新秩序。
我們都知道，涵括現代世界和人類意識的全球文明這滄海一粟具有雙重特質，給每跨出的一步、給它作為基礎或它所宣傳的價值帶來疑問。這種文明所達到的成千上萬如此出色地為我們工作和豐富我們的蔚為其觀的成就，同樣也可以耗盡、縮減和摧毀我們的生活，並且經常如此。這些創造物有很多不但沒有服務人們，反而奴役他們。不但沒有幫助人們突出他們的身份，反而淹沒他們的身份。幾乎每一項發明或發現──從原子的分裂到DNA(脫氧核糖核酸)的發現到電視和電腦──都可以掉轉過來對付我們和傷害我們。如今以一次空襲來全面摧毀一個大都市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容易得多了。在現今這個電視時代，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這類狂人要糟塌整個民族也比以前輕易得多了。人類歷史上可有過像我們現在這樣擁有在短短數十年間改變地球氣候、耗盡地球礦物資源或其豐富的動物群和植物群的能力？而現在恐怖分子手中擁有的毀滅潛力又比本世紀初大了多少？
在我們的紀元，似乎人類頭腦那理性的一半，那進行所有這些在道德上中立的發現的理性的一半，現在已經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而那另一半，那原應該用來確保這些發現能夠真正為人類服務而不是毀滅人類的一半，卻被災難性地拋在背后。
是的，我老是離開我發言開始時講到的對全球現代文明的思考，而轉到人類責任的主題上，后者似乎跟不上文明，無法阻止它掉過頭來對抗人類。徬佛世界已變得太難以讓我們應付似的。
我們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做夢的人才會相信可以通過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截斷文明的進程來達成解決。即將來臨的年代的主要任務是有所不同的：急切恢複我們的責任感。我們的良心一定要跟上我們的理性，否則我們就會迷失。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一條途徑可以達到這點：我們必須拋開我們自私自利的人類中心論，拋開我們把自己視為宇宙的主人、能夠為所欲為的習慣。我們必須發現一種新的、對那些超越我們的事物的尊敬：對宇宙的尊敬、對地球的尊敬、對大自然的尊敬、對生命的尊敬和對現實的尊敬。我們對其他民族的尊敬、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文化的尊敬只能產生於對宇宙秩序的謙遜的尊敬，產生於意識到我們是它的一部分，意識到我們與其共生死，意識到我們所做的並沒有白做，而是變成生命永恆記憶的一部分，並在那里受到裁決。
因此，人類前途的另一條更好的去路是明顯地存在著的，以一種精神特質浸透著我們的文明。這不僅需要理解其多元文化的本質，並為創造基於各種文化深處的共同根源的世界新秩序尋找靈感，而且需要歐美文化領域──它創造這一文明並讓人類知道其毀滅性的驕傲──回到它自身的精神根源並在探索新的人性的過程中，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榜樣。
對這種形態作出總體的觀察顯然不難，並且一點也不新鮮或具有革命性。現代人善於描述危機和描述由我們構成並要我們承擔責任的世界的苦難，但我們卻較難稱心地使事物井井有序。
那麼應該做哪些具體的事呢？
我不相信某些普遍的方法或靈藥。我並不主張卡爾‧波珀所謂的“整體社會工程”，主要是因為，我大部分成人時間都不得不生活在由企圖創造整體馬克思主義烏托邦造成的環境里。對於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這並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尋求創造更好的世界的責任。
顯然，要喚醒人們對世界的新的責任感是不容易的，這是一種表現得好像要永遠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種有一天要就其狀況作出回答的能力。誰也不知道，倒底人類要經歷多少可怕的災變后，這種責任感才會得到普遍的接受。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希望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這是教師、教育家、知識分子、牧師、藝術家、企業家、新聞從業員、活躍於各種公共生活中的人們的偉大任務。
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務。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況下，政治家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也許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巨大。這種影響力並不一定來自他們的實際職能，因為他們的實際職能無論怎麼說也是有限的。它來自於別的，來自於他們的魅力對公眾產生的無意識影響。
我想，當前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務不是透過他們所做的決定或他們在電視上的笑容來討公眾的歡心；不是繼續贏得選舉和確保他們的地位，直至他們最后的日子。他們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們對我們世界的長遠前景的責任，從而以他們的一言一行在公眾心目中豎立榜樣。他們的責任是勇敢地進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寵於群眾，讓他們的行動浸透著一種精神特質(這當然與宗教儀式那種講究排場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眾和他們的同行解釋，政治絕不僅僅是反映個別團體或游說集團的利益。當然，政治是一種為社群服務的事業，這意味著它是實踐中的道德。難道政治家們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脅的)文明中尋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責任，也就是說，為人類的生存負起責任，不是比單純服務社群和實踐道德要好得多嗎、？
我不相信一個政治家走上這條風險的路會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它假設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這個傻瓜取得成功。事情並非如此。每個人都休眠著一種良心，休眠著某種神聖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對它寄以信任。
女士們先生們，此刻我置身於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也許是最著名的大學。請允許我就一個大國的政治說幾句話。
不言而喻，那些擁有最強大的國家和影響力的人也擔負著最偉大的責任。不管喜歡與否，美國現在擔負著指導我們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偉大的責任。因此，美國應對它的責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國從未還清孤立主義的債務。要是它早點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實際上遭受的傷亡那樣的代價。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希特勒准備入侵捷克以及開始這樣做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暴露出它們缺乏勇氣，你們的總統致函捷克總統，懇求他與希特勒達成某種協議。要是你們的總統不哄騙自己和整個世界相信可與這個狂人達成協議，要是他反過來作出威脅的姿態，也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會發生，千千萬萬的美國青年也就不必戰死沙場。
同樣地，就在那場戰爭結束之前，如果你們那位怎麼說也是一位傑出人物的總統斬釘截鐵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決定說一聲“不”，也許花費美國千百億美元的冷戰也不會發生。我懇求你們，不要再重犯這些錯誤！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你們根本就沒有逃避責任的余地。
現在的問題還不只是反對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團或征服與他們不同、比他們弱小的人那麼簡單。現在的問題是拯救人類。這是一個我已談過的問題，也就是要把現代文明當成多元文化和多極文明來理解；要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人類文化尤其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從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創造世界新秩序。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次重要的周年紀念盛宴。有五十位國家元首，也許更多，出席了這次盛宴，紀念人類歷史上那場最偉大的戰爭的英雄和受害者。這不是一次政治會議，而是一次社交活動，主要是想向受邀請的貴賓表示殷勤和敬意。當座位安排計劃公布時，我吃驚地發現我鄰座那張桌的貴賓並不像其他桌子所安排的、只是某個國家的代表那麼簡單；他們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七國集團”。我的感受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強大的國家的元首能經常見面，尤其是可以在這次盛宴上非正式地談話和增進彼此的了解，真是太美好了。另一方面，我不禁有點毛骨悚然，因為我不能不覺察到，有一張桌被挑選出來，當作特殊的和特別重要的。那是一張給大國們坐的桌子。我有點不能自己地想像，坐那張桌子品嘗俄國魚子醬的人正在把我們與他們分開，而不徵求我們的意見。也許這只是一位前戲劇家甚或一位未來戲劇家的怪念頭。但我想在這里談談。理由只有一個:突出存在于這些大國的責任與它們的傲慢之間可怕的鴻溝。座次的設計──我想這不是列席的總統們的建議──不是由對世界的責任感，而是由強權的陳腐驕傲來決定的。
但是，正是驕傲把世界引向地獄。我提出另一種建議：謙虛地接受我們對世界的責任。
在各民族和各種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間共存的問題上，有一個偉大的機會是我們應當把握並把它發揮至極限的，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現。迄今，世界上有很多這類社群，它們具有多樣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體化。我相信這種近似性。我相信存在於民族國家與世界社會之間的機體，這些機體可作為全球溝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個我所說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獨立的世界，這種邁向一體化的趨勢必須獲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這些機體切不可成為僅僅是為一體化而一體化的體現，它們必須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為自身又可以與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眾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是這樣一種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和經濟上相近並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國家和民族能夠形成聯盟，從而改善彼此之間以及與世界的溝通。與此同時，所有地區社群必須克服這種恐懼，即以為其他社群都在針對它們。以共同傳統和共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地區性集團應被視為世界範圍的合作的自然組成部分。例如，北約成員國擴大了，把該地區那些覺得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屬於北約保護範圍的國家包括進去，但是如果俄羅斯把這種舉動看作是一種反俄羅斯的舉動，那麼這是表示俄羅斯仍未明白這個時代的挑戰。
最重要的世界組織是聯合國。我想，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可當成一個反省的機會，反省如何給該組織注入新的社會精神特質、新的力量和新的意義，使該組織成為構成我們地球文明的所有文化之間良好合作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場所。
但是，如果不理解這種嶄新的精神動力，那麼不管是加強地區組織的力量還是加強聯合國的力量，都難以拯救世界。我把這種嶄新的精神力量視為人類繼續幸福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已經就政治家應該做些什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還有另一股力量，它對普遍心態的影響與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股力量就是大眾傳播。
我是到了命運把我推入高層政治的王國里之后，才充分地認識到媒體的雙重威力的。雙重影響力並非媒體獨有。它僅是我已談及的當今文明雙重屬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或一種體現。
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一夜之間發現有個叫做盧旺達的國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難以置信的痛苦；多虧有了電視，它使我們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點兒幫助；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在數秒之內就被發生于俄克拉何瑪城的大爆炸所震驚，同時明白，那是對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虧有了電視，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個獲得國際承認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國家，並知道從世界承認這個國家的那一刻開始，國際社會就在徒勞地試圖按照一些從未被任何人承認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軍閥們的意願、將這個國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狀的小國。
這是當今大眾傳播，或者說，那些採集新聞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類感謝那些勇敢的記者，他們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那些有悲劇發生的地方，以喚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電視也有其不那麼神奇的另一面，即它僅僅陶醉於世界的各種恐怖事件中，或無可饒恕地使這些恐怖事件變成老生常談，或迫使政治家首先變成電視明星。但是哪里有誰白紙黑字地寫明，某個人在電視上表現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績驕人？我不能不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布我，震驚于我的公眾形像怎樣更多地依賴于他們而不是依賴于我自己；震驚于在電視上得體地微笑或選擇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于電視怎樣強迫我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盡量貧乏地表達我的思想；震驚于我的電視形像可以多麼輕易地被弄得與我的真人似乎風牛馬不相及。我對此感到震驚，同時擔憂它不會有什麼用處。我認識一些只懂得以電視攝影機的方式來看自己的政治家。電視就是這樣剝奪他們的個性，使他們變成有點像他們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電視影子。我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們睡覺的姿態是不是也像電視里那樣象模象樣。
我並非因電視或報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話、或把我編輯成一頭怪獸，而感到憤慨。當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賴于它們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時，我並不對媒體感到憤怒。引起我興趣的是別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眾傳播媒介的人的責任。他們也要承擔對世界的責任和對人類未來的責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夠以千百種方式無窮盡地豐富人類，同時也能夠以毀滅來威脅人類一樣，電視也可以有善惡兩種結果。它快速、富於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傳播理解、人性、人類團結和靈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個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們對原子能的利用端賴於我們的責任感一樣，恰當地利用電視的進入千家萬戶和每個人心靈的威力，也端賴於我們的責任感。
我們的世界是否能夠避過當今所有威脅它的東西而獲救，尤其端賴於我們人類能否訴諸理智，端賴於他們能否理解他們的責任的重要性以及發現一種牽涉到每一個生靈的新關係。世界就掌握在我們手中。然而有些人對它的命運的影響力要比另一些人強大。一個人的影響力愈大——無論是政治家還是電視主持人——他們所要承擔的責任感也就愈大，他們僅僅顧及個人利益的考慮也就應愈小。
女士們先生們，在結束之前請容許我作簡短的個人發言。我生於布拉格，在那裡居住了數十年，但沒有被賦予得到適當學習或訪問其他國家的機會。然而，我的母親從來沒有放棄一種秘密的、而且是奢侈的夢，即有一天我可以在哈佛學習。命運不允許我圓她這個美夢。但卻發生了另一件事，一件連我母親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竟然不必在哈佛學習就獲得一個哈佛博士學位。
不僅如此，我得以有機會訪問了新加坡和無數其他異國地方。我得以有機會明白這個世界是多麼小、以及它是怎樣用無數的事情來折磨自己的，而如果人們能夠在他們自己身上找到多一點勇氣、多一點希望、多一點責任、多一點互相理解和愛，它原是不用如此折磨自己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親是不是正從天堂裡俯視我，但是，如果她正在俯視我，我可以猜到她大概會想些什麼。她會想，我正在把我的鼻子探進只有那些在哈佛嚴格攻讀政治科學的人才有權利把他們的鼻子探進去的問題裡。
我希望各位不要這樣想。 (黃燦然 譯)
來源:《哈維爾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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