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的儒學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
作者：金榮昌 馬鏡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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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的儒學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
金榮昌 馬鏡泉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儒家學說是與教育密不可分的。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又是偉大的儒學教育家。馬一浮自語直接孔孟，一生篤信和深研儒學，並以講學、刻書為手段弘揚儒家絕學，成為近現代的儒學大師、儒學教育家。縱觀馬一浮一生的儒學教育實踐，其教育思想大致可歸納為如下五個方面：
一、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復性」。
「復性」即復明那個仁義道德的「善」的本性。「復性」，是唐代李翱作為修養論提出的。馬一浮繼承了這一思想，並上升為教育的宗旨，還用「復性」來命名其創辦的書院——復性書院，足見「復性」之重要。馬一浮在創辦書院之初給國民黨的行政院提出的《書院之稱旨趣及簡要辦法》中說：「書院，古唯以地名，如鵝湖、白鹿洞是也。近世始有以義名者，如詁經尊經之類是也。今若取義，鄙意可名為復性書院。學術、人心所以紛歧，皆由溺於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然矣。復則無妄，無妄即誠也。又堯舜性之，所謂元亨，誠之通。湯武反之，所謂利貞，誠之復。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教之為道，在復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於習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復性之義，以為宗趣。」１馬一浮確立以「復性」為教育的宗旨，與他對所處時代的理解息息相關。他所處的時代，是我國飽受外敵侵擾，政府腐敗無能，內部社會動盪，人心墮落的年代。與春秋時代的孔子一樣，面臨著「禮崩樂壞」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馬一浮認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國家，作為儒生只有通過研究儒術，講述和弘揚儒術去達到。１９０５年底，馬一浮從鎮江回到杭州後，在給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談了這個宏偉的誓願：「竊惟王跡中邁，九洲雲攏。群鹿競逐，黔首愁苦。將欲雍容決策，咄嗟樹義，卻虎狼於西土，驅狐鼠於中原，使功高泰山，國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預……甥雖不敏，竊有志於二宗。欲為儒宗著秦漢以來學術之流派。為文宗紀羲畫以降文藝之盛衰。將以匯納眾流，昭蘇群惑。懸藝海之北辰，示儒術之總龜，振斯道於陵夷，繼危害於將絕。體制草創，篇帙未具，並力綴輯，皓首為期。貯以鐵函，藏諸石匱，亦經甘樵蘇之棄，未敢希國門之懸耳。」２這就是說，馬一浮認為自己雖沒有扭轉乾坤之才能，但作學問，示儒術，昭蘇群惑，還是可以的。
但馬一浮追求的教育，又不是中國的現代教育，而是古典式的儒學教育。他認為現代學校教育由於受西方的影響，有著一個根本缺陷，這就是使學術成為獲利的工具，它使人沉溺於世俗社會和現象世界，導致人性的墮落。由此，馬一浮堅決主張教育以「復性」為宗旨。馬一浮的「復性」教育宗旨，自然還有其儒學的人性論基矗這就是孟子的先驗的人性善論和程朱的人性二重論。馬一浮篤信孟子的人性本善。人生來本具有惻隱、辭讓、羞恥、是非之心。而人之所以有善有惡，都為習所鑿，復其性則同然矣。所以他在心性問題上，又十分重視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他認為：「義理之性，無有不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善者為義理之顯現，不善者為義理之障蔽。然義理之性，雖有隱現，並無增減。」３馬一浮還對如何恢復義理之性，作了一個形象的譬如。他說：「義理之性，有如泉水。當其發於山谷，本自清明，迨後流入田野，則滲入許多泥沙，遂成混濁了。如下一番功夫，將泥沙濾淨，則水清明，還是原來的水。學者用力，要在去蔽復初，古人所謂變化氣質是也。」馬一浮正是基於對儒學人性論的這種理解，為了復性，去確立其教育的目的。為此，他把其創辦書院的培養目標規定為：「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馬一浮從復性這一教育宗旨出發，規定書院不授學生以資格。他說：「來者，志在以義理自淑，非將以為羔雁也。幾曾見程朱陸王之門有發給文憑之事？」５他認為，不授予學生任何資格，可以避免書院淪為「取得資格之途耳」。
二、以儒學為教育內容。
馬一浮一生把弘揚儒學視為己任，因而他辦學自然要確立以儒學為教育內容。他認為，中國儒學絕非封建社會之糟粕，乃人類思想之精粹。聖賢一流，實有其人。性德發露，確有其事。基於這種認識，他堅決主張尊孔讀經，反對現代學校廢除六經。早在１９１２年，他就反對蔡元培廢除六經的主張，並力主學校恢復讀經科。辛亥革命成功後，蔡元培被孫中山委任為教育總長，而蔡元培與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馬一浮的學術和名望，就委任馬一浮為教育部秘書長，襄助部務。馬一浮出於友誼接受了委任。當他到了南京後得知蔡要廢除六經，並已公佈了《小學校令》廢止讀經科；公佈了《中學校令》廢除「讀經講經」；公佈了《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取消「經學科」，便非常不滿，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為謀」，因兩人意見相左，於是馬一浮到職不到三個星期，就辭謝了這份差事，事後，馬一浮在追憶此事時寫道：「南京臨時政府收羅人望，以蔡孑民長教育。蔡君邀余作秘書長，余至而廢止讀經、男女同學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與語亦不剩又勸設通儒院，以培國本，……蔡君河漢吾言，但雲時間尚早，遂成擱置，而余亦去」。６馬一浮不僅對中國現代學校廢除經學不贊成，同時還對現代學校的學術分科多也不贊成。他認為，中國現代學校的另一個根本缺陷就是學術分科很多，當代學者往往執著於某一偏狹的領域，抓不住一個根本的東西，也不能融會貫通。為此他斷言說：「古人論學主通，今人論學貴別，今之所謂專家者，得之於別而失之於通。因此讀書之道，不能為紛歧多變的現象所迷惑，要從中抓住一個根本的東西。」他說：「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所謂知本知至，便是這個道理。知本是知其所從出，知至是知其所終極。華嚴家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與此同旨。」７那麼，應如何抓住那個根本的東西，來融會貫通各門學術呢？馬一浮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儒家學術，六藝是一切學問之根本，而西方的一切學術以及中國的諸子百家均是六藝之所統攝，是從那個根本的源頭演化出來的，西方學術只能抓住部分和技節，是末、用，而儒家六藝源於人的性，是本、體。
他認為，聖凡心行差別，只是一由性，一曰習。中土大哲之言，皆從性分流出。若歐美哲學，不論古近，悉用習氣安排，故無一字道著。因此，要復性，必須學習儒家學術，這樣才能舉本該末，以一御萬，觀其會通。故他創辦的復性書院，其教育內容就規定為主講儒學。馬一浮在《書院之稱旨趣及簡要辦法》中談到講學內容問題時說：「宗趣既定。則知講明性道當依六藝為教，而治六藝之學必以義理為主。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不分立諸科，但可分通治、別治二門。通治，明群經大義。別治，可專立一經。凡諸子、史部、文學之研究，皆以諸經統之。」８故此，書院課程就分為通治、別治二門。前者共同修習，以《孝經》、《論語》為一類，孟、荀、董、鄭、周、程、張、朱、陸、王諸子附之。後者相當於選修，以《尚書》、《周禮》、《儀禮》、《禮記》為一類，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類，道家附之。在書院的刻書階段，馬一浮以使儒學有傳、智種不斷為主旨，也是刻儒術著作。他說：「吾曾有意編纂三書：一為《群經統類》，取六經大義可以為學術綱領者。……二為《諸子會歸》，取諸子之言，不悖經義者；三為《儒林典要》，取先賢言語，為學子所當知者。今則以垂暮之年，無力及此，望汝輩能繼吾之志而完成之。」９他在親自起草的《復性書院擬刻諸書簡目四種》中，就規定擬先刻的諸書。這就是：《群經統類》四十二種；《儒林典要》三十六種；《文苑菁英》二十種；《政典先河》十六種。馬一浮為使儒學有傳，堅持教育以儒學為內容，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在那種反孔廢經的氛圍下，始終不渝地堅持學校教育要學儒術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這對今天倡導各級各類學校學點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和道德，也是有啟示的。但是，其過分強調、甚至誇大儒學在現代教育內容中的地位，則顯然是不足取的。
三、馬一浮的教育原則為「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亦即古代儒家教育的「隨機指點」。這就是根據弟子各人的學業基儲志趣、特長、問題和心志，有針對性的進行施教。對「因材施教，隨機指點」，馬一浮有時也借用佛教說法「四種悉擅」中的「為人悉擅」和「對治悉擅」來表述。「為人悉擅」是根據眾生的根機，各應其人而說；「對治悉擅」是針對眾生之惡病進行除遣。這實質就是「因材施教，隨機指點」。「因材施教，隨機指點」是馬一浮對儒家教育原則的領悟和發揚。在馬一浮看來，從孔子到兩宋濂洛關閩，以及陸王教人都是隨機指點，因病發藥，「為對治悉擅，因人因時而異」。
馬一浮的「因材施教，隨機指點」的教育原則，貫徹到教育實踐中，則具體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去矜」。所謂去矜，就是說為學一定要虛心，不要自負賢能。馬一浮說：「天下之書，不可勝讀，真是若涉大海，茫無津涯。」他對學生的教育，自始至終貫徹了「學而不厭，誨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對驕矜，倡導謙慎。馬一浮最早收錄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盡力教育，不於仕官。在同門中，以行履篤實見稱。他從師馬一浮時，就帶了一本自撰的《陽明學說淺釋》前去求教。馬一浮翻閱後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氣地說：「你懂什麼王陽明！」心粲聽後不服，當下就開展了辯論。馬一浮則博引旁證，從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時而古文，時而洋文，加以論述，使心粲從此心悅誠服地拜在馬一浮門下。張德鈞，是馬一浮在復性書院的高材生，馬平日對他比較喜愛。
１９４１年秋，馬一浮的摯友謝無量到四川樂山復性書院看望馬一浮，相見甚歡。一日，馬一浮通知書院學人齊集爾雅台謁見謝先生，請謝先生向諸生開示。這位高材生張德鈞驕矜自負，想考考謝先生的學問，首先發問：「什麼是無明？」無量微笑未答。馬一浮覺得張生此問出於勝心，必須析之，乃代謝先生答曰：「你這一念，便是無明。何不返躬自看。」張生慚而失色。在座諸生，莫不斂容，惕然有剩可見，馬一浮對學生的教育是一貫提倡謙虛，反對驕矜的。二是從學生的學業基儲志趣和特長的實際出發，指導學生學習。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兒袁卓爾從學程朱。１９４６年，袁卓爾正在嵊縣中學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辭去教職，到書院讀書一年，以領受馬一浮的教導和指點，並指望她能在馬一浮先生的指點下讀點程朱陸王的理學書。然而馬一浮考慮到她的喜好文學及文學基礎，就指導她研讀文學著作。馬一浮根據袁心粲指點其女兒讀書的請求，在沉吟了半晌後說：「卓爾不是喜好文學嗎？我看這樣，這一年就用來熟讀《莊子》、《楚辭》、《昭明文遜。其它瀏覽什麼自定。」袁卓爾聽了十分高興，深感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王伯尹是書院的高材生，人很聰穎，懂詩道，向馬一浮請益達十載。而馬一浮則有意培養他入作者之林，經常為他改詩，直至該生病重前的最後一首《秋陰》。王伯尹去世後，馬一浮很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詩一首以志懷念。他在詩前的小序中寫道：「病前曾以《秋陰》五言屬為點定，予和以短律。不謂未及旬日，遂成絕筆。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鬱耳。」１０馬一浮不僅根據學生的基儲志趣和特長進行指導，還十分重視針對學生在學習中存在和提出的問題施教，他在復性書院的《爾雅台答問》是其教育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回答學生的問題，不僅認真嚴肅，還非常深刻、極富啟發性，並成為馬一浮儒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是馬一浮十分重視對學生的心志教育。他說：「吾雖知醫，不輕為人處方。嘗謂醫生不可為，良醫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難。」１１所以他當學生中一有思想與義理不符之處，即抓緊「初脖以防治教育。復性書院在１９３９年於四川樂山開辦後，因一時找不到合適人員，馬一浮先生就派學生烏以風兼掌事務，烏認為自己是學義理而來，不大樂意接受這種管管錢米的工作。馬一浮知道後，就教育他說：「理事本來不二。事上有差錯，正是由於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專在事上計較，把理事打成兩橛，此是俗學，與書院教人宗旨不類。」又道：「理是無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須在事上見，不可離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離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開，同是錯誤。」１２一番開導，使烏生高興地擔任了這個工作。後來，烏生因家裡有事請假回鄉，馬一浮又派另一學生王倍德兼管這項工作。而王培德過後不久，又向馬一浮提出辭去兼職事務工作，馬一浮也及時對他進行了思想教育。講了金牛長老作飯頭的故事，又引龐居語云：「神通及妙用，運水與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說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說，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馬一浮看來，學習義理的人對性分內的事，運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應該有所揀擇，無所退避，這樣才算是有氣度。在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啟示，並樂於繼續做此事務工作。
上述馬一浮的三個方面的教育實踐，也就是其教育原則——「因材施教，隨機指點」的具體內容。馬一浮用「因材施教，隨機指點」的教育原則，去指導學生的學習和關懷學生的身心健康，確是卓有成效的。四、馬一浮十分重視讀書的方法，他的《讀書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一浮在復性書院開講時，專門講了《讀書法》一講。在《讀書法》中，他不僅闡發了格物致知的理學思想，還著重論述和總結了讀書的方法和經驗。馬一浮認為，讀書須先調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說：「欲讀書，先須調心。心氣安定，自易領會。若以散心讀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讀書，事半功倍。隨事察識，語語銷歸自性。然後讀得一書，自有一書之用，不是泛泛讀過。」１３馬一浮在《讀書法》中，不僅談了讀書須先調心，還反覆談了讀書一定要窮理、窮理要切己用力。他說：「學必資於讀書，而但憑讀書，實不足以為學。學有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聞見之知，亦有淺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而「獲得真知，達到窮理盡性，不僅需要自證自悟，同時也需有實踐功夫。」１４他認為，學者若不切己用力，只記他人言語，猶如站在岸上看人操舟，有何用處？須是自己下船搖槳，用過一番力氣，親身經歷過幾次風浪，然後才見省力處來。馬一浮在強調讀書一定要窮理時，又指出：「讀書而不窮理，譬猶『買櫝還珠』。守此筌蹄，不得魚兔，安有用處？」１５他認為，這種讀書方法，禪家斥為念言語漢。俚語謂之讀死書。馬一浮還指出：讀書「記得許多名相，執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頓生狂見，自己無一毫受用，只是增長習氣。」１６因此，馬一浮語重心長地勉勵學生說：「故讀書之法，第一要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切不可以成見讀書，妄下雌黃，輕言取捨，如時人所言批評態度。」１７馬一浮在進一步談到窮理的要求時說，窮理要達到「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歷，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歷，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方能入雅。」他認為，要達到這個要求，在讀書時就不能囫圇吞棗，浮光掠影，而應在「忠信篤敬」四個字上下功夫。他說：「若言功夫，更無一毫不盡才是忠；更無一毫不實才是信；真積力久，無一息間斷才是篤，精嚴縝密，無一線走作才是敬。」他認為，只有在「忠信篤敬」四個字上下過功夫，才能取得「沉著痛快」之效果。馬一浮還對這四個字作了具體解釋。他說：「沉者，如巨石落水，塊塊到底；著者，如好手發箭，箭箭中的；痛者，如吃棒受刃，透骨沏心；快者，如痼疾新除，久渴得飲，脈暢筋舒，神清氣爽。」１８在《讀書法》中，馬一浮還著重闡述了具體的讀書方法，即讀書之道。他認為，讀書之道應該從四個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局與雜為相違之失，煩與固為相似之失。執一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他說：「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徽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玻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氾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１９馬一浮在總結了四條讀書經驗之後，又從古到今舉了「局而不通」的不正確的讀書法，並認為這就是一些人所以斤斤於派別之爭的原因。馬一浮在談了儒佛之爭、佛老之爭、儒家朱陸之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等之後指出：「萬派千差，莫可究詰，皆局而不通之過也。」２０在讀書的方法上，馬一浮還十分重視為學向內求的方法。他認為，如今一般為學方法，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識，不知向心求自心之義理。讀書人或以見聞廣博而炫熾，或以才辨和文辭而自驕。馬一浮在批評了這種學習方法後指出，古人所謂學問，卻不是這樣。此外，馬一浮對考據之學也持批評態度。他說：「守目錄校讎之學，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語於畜德也。習文蔽，違於讀書之道也。」２１總之，這些方法都向外在世界去尋求，執著於聞見之知，而不知返求內心之義理，使人變得偏狹、自私，其結果是徇物忘己，使讀書求知成為爭名奪利的工具，導致人性和道德的墮落。馬一浮是位大學問家。他博覽群書，學貫中西，是自學成為大家的。他的讀書法，不僅是對朱熹讀書法的繼承，也可說是其讀書經驗的結晶。
四、馬一浮的古典書院式教育。
在辦學方式上，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書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現代大學的教育方式。他認為，只有像宋明時代的古典式的書院，有著優美寧靜的山水，充足的供給這種從容和閒暇的環境，才能和宣講儒家學術相一致。但是，馬一浮的這個辦學理想的實現，整整經歷了２７年的漫長歷程。馬一浮設書院的想法，早在１９１２年與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的促膝談心中就提出來了。馬一浮對蔡元培說：「設通儒院，以培國本，聚三十歲以下，粗明經術小學，兼通先秦各派學術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選寧缺勿濫，優給廩餼，供給中外書籍，延聘老師宿儒，及外國學者若干人，分別指導。假以歲月，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庶幾中土學者可與世界相見。國本初張，與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後，必有人材蔚然興起，此非一國之本，亦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也。」２２然而，馬一浮的這個建議，蔡元培又以時間尚早而擱置。馬辭謝回杭後，仍嚮往和追求儒學書院式的教育，並於同年自費考察了南洋群島，即今之新加坡。他對閩人辦的《道南學堂》以興儒為宗旨，倍加讚賞。回國後，由於當時國內絀儒的氛圍和學校廢止經科，便一概謝絕來聘。直到１９３８年，馬一浮出於無奈，才以大師名義，出齋到浙大講授國學。他在當時浙大的所在地——江西太和和廣西宜山主張了國學的《六藝論》和《義理名相》。但是，由於馬一浮對現行學制的否定性看法，自然無意長期在浙大講學。再加上他也不願居住在宜山那種「出郭少嘉樹，四野唯荒菅」的凋弊的環境裡。因此，他在與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通訊中，流露了願找一處山水勝處，創辦一所古典式的書院講學的想法。這個願望由其弟子輾轉傳到國民黨最高當局，得到了認可。在成立書院董事會後，書院董事會於１９３９年３月間正式聘請馬一浮為復性書院主講，總持講學事宜，實現了馬一浮長期追求的願望。復性書院設在四川省樂山縣（古稱嘉定）烏尤山的烏尤寺，位於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匯處的江中心，風景絕佳。山上除烏尤寺外，尚有「爾雅台」，相傳是晉人郭璞註解《爾雅》的地方。復性書院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主旨；書院課程分通治、別治二門；書院為純粹研究學術團體，不涉任何政治意味；書院不授予學生任何資格；書院設主講、講友、都講，並有肄業生近３０人，加上參學人不足４０人。書院很講究禮儀，馬一浮認為，講學是一件大事，是弘揚大法，啟迪後學，故不敢不敬。書院在正式講學前，舉行了隆重的開講禮，馬一浮齋莊盛服，立講捨（烏尤寺之曠怡亭）前正中位，講友、都講及諸執事分立左右。學生在後依序立。由引贊王靜伯唱先行謁聖禮，師生向先師位北面三禮，梵香讀祝復三禮，謁聖禮畢。次行相見禮。禮畢，主講馬一浮開示。以後，馬一浮每次開講前，先寫好講稿，命人謄清，並將爾雅台前的曠怡亭掃除清潔，再將鮮花一束置瓶內虔誠肅穆地放置講桌上，待講時既到，學人齊集，然後由都講烏以風捧講稿隨待在後，俟馬一浮升座定位，再將講稿雙手捧持頂禮以獻。
書院從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開始講學，到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停止講學，前後共一年另八個月。之後，書院就專事刻書。刻書的主旨，是要使儒學有傳，智種不斷。馬一浮認為，先儒說經諸書及文集語錄為學者研索所必資者，當今或傳本已稀，亟待流布。或向有刊本而今難觀。欲為擇要校刊，以響後學。雖一時編類難以盡收，庶使將來求書稍易，不患無書可讀。他還多次對弟子們說：「多刻一板，多印一書，即是使天地間能多留一粒種子」。馬一浮對書院的建立，是滿意的，並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對書院的成就，亦是滿心喜歡的。他曾說：「書院成才，不同於今之學校。期望從學之士人人能為王者師，方盡得儒者本分。孔子門下，從學三千不為多，其中只有顏回、曾參不為少。希臘柏拉圖學園，只成就一個亞里士多德，亦足以繼往開來，為西方哲學宗師。」２３馬一浮一生的教育實踐，大體分為三個時期：抗戰以前在杭州講學為第一時期，其特點為在書齋接納弟子施教，即「古聞來學，未聞往教」。在這個時期，接納為弟子的有袁心粲、烏以風等９人。抗戰開始至１９３８年在浙大講學為第二時期，其特點是以大師名義受聘於浙大講國學。在浙大講學期間，雖然成為及門弟子的僅王駕吾一人（時任浙大教授），但受其教益者很多。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９年在復性書院講學、刻書為第三時期，其特點是他既是書院主持，又是書院主講，真正園了其辦古典式書院的夢；其特點之二即通過刻書方式育人。在這期間，接納為弟子的有金景芳（現任吉林大學教授）、吳林伯（現任武漢大學教授）等，聽過課、問過學的學生有：王敬身、張德鈞、張伯珩、王白尹等多人。
此外，在１９４９年後，接納的弟子有二人，一為蔣莊主人蔣蘇庵，一為研究佛經有素的龔慈受，算是關門弟子了。另外，雖未收為弟子，但受其教益者還有許多，而且現在國內外的儒學二傳三傳也不少。綜觀馬一浮的教育思想和一生的教育實踐，歸總來說，他所追求和實踐的是：以復性為宗旨、以儒學為內容的古典書院式的教育，這是馬一浮對儒家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儘管這種古典的書院式的教育已不適合今天現代教育的形勢和要求，然而其教育思想中崇尚德育、培養德智雙全人才的方針以及教育指導原則和一整套的讀書法等，是有其合理內容的，是可以借鑒的。特別是他在教育實踐中，始終堅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在今天也是值得稱道的。
註釋：
１２５６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８２２２３轉引自馬鏡泉、趙士華：《國學大師叢書·馬一浮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出版，第８０—８１、３０—３１、８３、３５、８１、１００、６７、６６、６６、８８、６３—６４、３５、９１頁。
３４轉引自馬鏡泉：《馬一浮理學思想淺析》，《杭州師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４—１５頁。
７馬一浮：《太和宜山合刻》（宜山會語），已卯仲冬刻於嘉州，第２頁。
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１９２０２１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卷一》（讀書法），《復性書院》叢刊，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復性書院刻書處出版，第１—２、２、２、２、７、９、６—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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