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與國學或儒學
作者：陳明
文章來源：當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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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舉與國學的關係轉換成特定選官制度與儒學的關係，雖然略有出入，談起來卻可以具體深入許多。簡單的說，科舉是國家政府的選官制度，而這個權力機構是以皇帝及其利益集團為軸心；儒學是文化道術，它反映代表的是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原則。通過考試儒學出仕朝廷為官，實際跟「察舉」一樣，是封建時代「霸王道雜之」或曰「外儒內法」的政治格局下的制度安排或選擇。這樣一種制度，對於儒學來說，就像對於王權一樣，具有某種雙刃劍的性質。從這樣一個視角觀照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科舉制與國學的關係乃是**立體複雜辯證的。
從歷時性上說，它經歷了一個二者由相對衝突對立到相對穩定統一的過程；從共時性上說，它一方面使儒學的政治功能、社會權威得到相當程度的實現和強化，另一方面又使儒學的道義目標、理論生機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和抑制。
先說第一點。作為制度性選官渠道，科舉制所否定取代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漢代察舉制的極端化或變形。察舉制是漢代實行的一種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這與武帝聽從董仲舒建議而「更化」，標榜「以孝治天下」有關。這使得「儒宗地主」日益發展。到三國兩晉南北朝，皇權弱小，不得不借重這一集團進行權力爭奪和社會統治，於是「組織部長」的權利就被門閥世族所壟斷了。隋文帝統一中國後，皇權重新獲得對社會力量的控制權，九品中正制被自上而下的科舉考試制度替代就成為必然。武則天強化推進科舉，同樣也是因其以「後黨」柄國，需要在仍然具有相當影響的世族地主之外培養一支忠於自己的幹部隊伍。「重詩賦而輕明經」的科舉制邊緣化世族地主以及與其關係淵深的儒學之用意十分明顯。著名的牛李黨爭，也有此深層背景在。唐代裴行儉說「士之志遠，先器識，後文藝」，以及後來「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讀書當以經義為先」的議論，都是指向當時科舉重才能技能輕德行境界這點。
黃袍加身的宋太祖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定下抑武揚文的祖制，為儒學的復興打開了政治空間。宋神宗熙寧時，王安石認為「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者致不如古。」於是罷詩賦而課經義，確立了我們所知的科舉與儒學的制度性結合。
再說第二點。儒學的理想是行王道，「士之仕也，行其義也」。但秦漢之後，「君子不器」、「志於道」的儒生不得不妥協降格為「器」或「技」以獲得進入霸道體制的可能。公孫弘被譏為「曲學阿世」，董仲舒也不免。科舉制使天下英雄盡入皇帝彀中，儒學自然更是不復孟子時代「說大人物則藐之」的浩然之氣。這既不能怨儒生，也不能怪科舉，而是莫之如何的歷史必然。
另一方面，元、明、清均用王安石定下的考試方法，明清兩朝的經義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須依朱熹《四書集注》等書。這使得儒學經典淪落成為讀書士子的記誦文本。牽文拘義、循規蹈矩、重守成而輕創新自然而然就成為思維和人格上的習慣和傾向，豐富的歷史文化也被簡單地解讀為「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聖人之學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條。儒學向生活世界的開放度越來越小，其因應時事與時俱進的生機和活力也越來越低。
儒學作為文化道術，其整體的文化功能因這樣一個政治制度的搭載而有相對穩定的發揮實現，但並不能說沒有科舉就沒有儒學。不要忘了廢科舉之議正是張之洞、康有為等儒士大夫為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提出來的。在科舉制廢棄後，儒學的其它功能（如文化認同、身心安頓等）如何實現？這才是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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