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皮埃爾·布迪厄的「資本」
——《國家精英》英譯本引言
作者：華康德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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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克·華康德 著；郭持華 趙志義 譯
在皮埃爾‧布迪厄的眾多作品中，《國家精英》可能是最為費解，最具矛盾性的，無疑這些原因給國外讀者帶來了許多困惑。它的矛盾性體現在：第一，它引用的實證材料的性質與範圍全部源自法國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圖與所達到的深度卻具有深刻的普遍意義；第二，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迪厄社會學風格的作品，所有的問題全部被具體材料實證化、數據化了，但是一種強有力的理論框架又賦予了它鮮活的生命力，並使它置於本世紀末有關權力、文化和理性討論的漩渦之中。
《國家精英》以《區隔》[1]為基礎，並在諸多方面作了伸展。它旨在研究發達國家中社會統治的內在邏輯及其構造形式——借助這種構造，社會統治巧妙地偽飾了自己並使自身得以世代傳承。它深刻地挖掘出了1968年5月法國社會巨變以來的二十年中，階級、文化、教育體系等方方面面的社會特徵，這種全方位的研究甚至比《區隔》表現得更為出色。同時，正如M‧莫斯（MarcelMauss）所指出的,在一部優秀的人類學著作中：「那些貌似無用的細節材料事實上正是原理的濃縮」,[2]布迪厄揭示的這些理論，無論對於其它國家來說，還是對於這個新的世紀來說，都是同樣具有啟示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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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第一條重要原理是物質權力與象徵權力之間那種變動不居而頑固執拗的關係：二者彼此牴觸而又暗中妥協，獨立自足而又共同串通，保持距離而又相互依賴。正如韋伯的精確概括，在每一種統治的結構中，那些「通過現存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獲得了特權」的人從來不會滿足於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並強加於眾人，而且，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權地位有所變化，從純粹地擁有實際權力轉換到獲取權力的體系中，並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3]在封建社會中，教會機構的使命是：將貴族們通過控制武器、土地和財富而獲得的（物質的）權力轉換成神聖的權力；牧師的權威則表現為：替這些新貴族階層的統治提供證明並從而使其統治更為堅固。布迪厄認為，在以晚期資本主義為特徵的複雜社會中，學校接管了這種使社會分層神聖化的工作。所以現在不是一種資本而是有兩種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通向了權力地位，決定了社會的空間結構，並且主宰了團體與個人的人生機遇和軌跡。
文憑有利於界定當前的這種社會等級秩序。從中世紀的教會法典意義上說，這種社會等級秩序表現為世俗與精神、凡塵與天國之間的差別。該差別不僅通過把男人與女人分類、安排在組成社會等級結構的不同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還通過把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地位外化為個人欲求、努力程度及天生稟賦的不可避免的差異，從而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確立了一種不可通約的價值尺度。這是因為文化資本——儘管主要通過家庭來積累與傳承——看上去卻似乎是資本持有者所天
羅克‧華康德，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院社會學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他為布迪厄的《國家精英》英譯版（TheStateNobility，劍橋，政治出版社，1997）所作的前言。
生固有的，它努力「將先天繼承的特權與後天獲取的優良品行化合在一起」，[4]這一事實使文化資本非常適合於將社會特權的世代傳承合法化，儘管民主理想試圖去打破這種傳承。
這裡，布迪厄的研究目標是社會煉金術的運作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得以掩飾了自己的本質，即它是如何把置根於經濟與政治等物質權力的那種歷史武斷的社會秩序轉變成文化精英階層們溫文爾雅之外部表現的。社會等級制度作為衡量社會成員優秀與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獲得了社會尊嚴，使另一部分人淪落下層，而社會煉金術的運作則使得無論尊嚴者還是淪落者都對自己處境的形成原因懵懂無知。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精英們獲得學位，就不是凡‧吉勒普(VanGennep)所謂的「通過儀式」，而毋寧是一種「制度儀式」，[5]與其說它在之前與之後畫了一條「通過」的界線，倒不如說它是將那些注定了要佔據社會顯赫地位的人，從其能夠統治的對象群中辨別並超拔出來了。它激發了下層群體對他們的尊敬與奉獻，甚至，從更強的意義上說，它使他們神聖化了（任何一個參加過英國或美國主要高等學府學位授予典禮的人，都不會不震撼於他們那種古典式的虔誠）。從詞源學上看，文憑（Credentials）的詞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義，從而，文憑的權威性證明了新的階級統治的合法性生產得到了集體的信任，而畢業學位的授予，則意味著這個較長週期的生產過程到了最高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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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儘管在馬克‧布洛赫(MarcBloch)看來，中世紀時期「授爵儀式的深層意義」是「騎士的思想觀念深刻轉型的一個象徵」，[6]但布迪厄認為，經由教育獲得頭銜——它是晉陞到私人企業與政府機構高層地位的先決條件——在其深層意義上則標誌著一種新的統治形式的鞏固，以及一種相應的社會策略的轉變。通過這樣一種策略，統治階級迅速地並不斷地自我轉變，從而維持並控制了自己的統治。
在封建社會中，世俗與精神兩極權力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為武士與牧師之間、軍隊與貴族之間、武器使用者與語詞使用者之間的相對簡單、二元對立而又互為補充的反對關係。隨著正式的理性國家的建立及相應的「第二資本」的優勢的確立（布迪爾強調，這兩個概念是有相互聯繫的歷史發明），這種敵對的雙方被更換成更為複雜的、由多種場域交叉聯繫構成的網狀系統，而諸種形式的社會權力便在這些場域中有效地流通並集中。這種互相依賴的網狀鏈條把自己嚴密地縫合起來，形成一個特殊的總體，布迪厄稱之為「權力場域」（這是布迪厄1970年代早期提出的一個概念，但在本書中第一次從理論上和實證材料上作了完善）。「權力場域」從經濟場域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生產場域那一端。[7]以法國為例，十九世紀的工業家與藝術家、二十世紀的經營管理者與知識分子，分別是經濟場域和文化生產場域的統治者，成了社會統治的化身。在兩個權力場域之間，則陳列著政治、高級社會服務、職業者和高等學府等眾多場域，它們或與經濟資本相適應，或與文化資本相符合，分別佔有不同的優勢，從而形成彼此之間或對稱或對抗的關係。
隨著不同類型的資本和自治場域的激增——由於資本與場域相互界定、彼此規範，所以這兩個命題在布迪厄看來，是對同一時代潮流的一種等價的概念性轉換——也隨著只能粗略區分且相互轉換的各權力之間的那種較為透明的「機械性統一」讓位於高度區分且不可通約的各權力之間的那種更為複雜的「有機性統一」，不同資本、不同場域之間的張力上升了，衝突時有可能發生。因為形形色色的資本業已成為社會統治力量的現實，預示著必須處理、調停眾多問題，諸如何種資本具有社會首要性、何種資本具有社會合法性等等。於是，權力場域完全變成了一個競技場，其中各種資本的佔有者彼此競爭，以求戰勝對方，取得優勢。在這場爭奪統治權的鬥爭中（它常被誤解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衝突），制勝的武器籌碼便是參與競爭的各種資本的相對價值及其有效性，而競爭則尤其通過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交換率」的提高來完成。
正是在這裡，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精英製造的系統工程進入到了我們的視野。各種權力形式相互共存與競爭構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特徵，而這些權力日益依賴於轉換成文憑來確立自己的神聖性，使自身永存不朽。高等教育工程不僅保證了那些業已壟斷特權的家族的兒孫們（貴族成員，無論是基於血緣的還是文憑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優先並迅速地進入到統治階層，而且，它的高度自治和清晰的內部區分（這種區分，與組成主要權力場域的經濟和文化資本之間的區分相適應），也使它能夠通過承認和獎勵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即社會優秀分子）的方式來消除權力形式間的內部衝突。
像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樣的「知識分子精英學院」（布迪厄是學院眾多傑出的男畢業生之一），是培育法蘭西高級知識分子的溫床。它們吸收的是那些首先對學院懷有強烈興趣的學生——因為這些學生的氣質正是學校所需要和評估的那種文化資本的活的體現——並使他們得到了榮譽，這樣，來自於已經文化化了的那部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們迅即又加入到了文化資本家的行列中。而另一方面，高等商學院和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等高校旨在培養國家與工業界的領導者，吸引的學生則主要來自於、也注定了是經濟富裕的法國中產階級上層家庭。國家管理學院，則把自己定位在上述兩種精英學府的中間，重點培養內閣成員與高級社會服務人員，既注重文化能力，又強調經濟能力，招收的學生主要來自於那些罕見的既有世襲財產又有文憑的家庭。
這樣，通過提供不同的特權傳承途徑，通過承認秩序內部的競爭、甚至敵對、自我炫耀，精英學校場域使不同權力形式的繼承者們彼此隔離開來，得到安撫，並且，相對於其它機制來說，它更能確保權力繼承者們以和平的方式分享領導霸權所必然帶來的成果。因此，不是這所學府或那所學府，而是由它們組成的場域（即客觀關係的空間）致使場域本身成為了地位差別與距離的再生產的場所，這是一種血緣遺傳似的再生產，而模式化了的地位差別與距離則構成了社會等級次序。《國家精英》的現實針對性與具體目標就是揭示法國高教系統中最高階層的結構和功能，及其與國家頂尖企業和資產階級的聯繫。它的更深的、理論上的目的則是，通過這種現時的歷史例證的分析，來闡釋出統治權力的社會分工模式。該模式在形形色色的權力形式互為共存並都試圖攫取最高霸權的發達社會中，是隨處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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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階級差別、國家政體建設、共和主義以及教育之間存在著長期的聯繫，也由於一般綜合性院校與貴族院校之間存在著區分，法國的高教體系具有極端的集中性和高度的社會選擇性，這種體系熱衷於將世俗的（即資產階級的）文化包袱神聖化，同時又殘酷地將自己神化了的產品貶低為「學者」，所有這些特徵都形象地揭示了學術與社會分層之間的幕後勾結，以及經濟權力場域和象徵權力場域之間彼此衝突而又相互縱容的複雜關係。但是，《國家精英》中，這些具體材料的翔實分析，並沒有遮蔽它所運用的理論框架的普遍適用性。準確地說，《國家精英》提供了一套可用於分析任何國家權力場域的系統的理論框架，美國（英國、日本、巴西等）讀者則可以移用這種框架，根據相同的邏輯原理，總結一套觀點來比照分析本國的情況。[8]
布迪厄認為，這種時代統治秩序的交叉機制，表現了物質（經濟）資本和象徵（文化）資本勞動分工的歷史狀況[9]，而精英學校場域則是這兩種既彼此分離又相互纏繞的資本的反映，這是所有發達國家的特徵。只是在不同的國家，這種對反關係的深層構造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取決於許多互相影響的因素，包括所分析的社會和時代中的（上層）階級形成的歷史軌跡、國家結構，以及教育體系的形式。同樣，布迪厄認為，在不同國家，「新資本」的形成呈現出不同的再生產模式，從直接的再生產——其中權力主要通過家庭內部經濟財富的傳承來轉移，到以學校為中介的再生產——其中權力的獲得是通過教育機構的介入來完成的並被它美化了。但是，所有統治階級都得依賴於兩種模式的結合（布迪厄極力強調，即使文化資本所佔的比重日益增長，它也決不能阻止經濟資本自動地展示自身），至於他們特別偏愛這種或那種模式，則取決於他們對全部再生產模式的工具體系之任意使用，也取決於各階層（這些階層依附於這種或那種權力輸送模式）之間當前的權力平衡。
在移用布迪厄的理論框架時可能會出現一個誤區——懷特海德（Whitehead）稱之為「錯誤地具體化的迷誤」[10]——即跨越國別界線，一一對應地尋找那些促成權力世代傳承的機構（例如，在美國和英國尋找法國國家管理學院的對應機構，而事實上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個運用本民族思維模式來思考的學者，必須從特定國情出發，來實證性地分析由社會空間結構、教育體系，權力場域及其內部複雜關係組成的具體現實。
簡要地說，在法國，精英教育的空間結構，表現為貴族學院與綜合性大學之間明顯的平面式的二元性。前者招收的學生都修習了特定的預備課程，經歷了全國性的入學篩選考試，畢業後將從事高酬薪的工作；後者則是向所有完成了中學課程的學生敞開的大眾機構，與職業社會的聯繫較為疏遠。即使是在貴族學院內部，也是二元性的，一方面是各類主要和次要學院之間的二元性，另一方面則是熏陶文化價值的機構和培養經濟——政治能力的學院之間的二元性。而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中，這種平面的二元性被更換成既平面又垂直的巢狀結構，它體現在私立和公共大學（從中學教育就開始了）之間，在社區大學與四年制大學之間，在大量的第三級教育機構與眾多宣稱培養公共和私人場合社交名人的精英學院之間。[11]在美國，由於經濟資本凌駕於文化資本之上，具有歷史的優勢，因而這兩極權力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及相應的美國統治階級中兩部分的矛盾，並沒有具體化為對手或學院之間的競爭，而是表現為（精英）大學內部藝術、科學學院與職業學院（特別是法律、醫藥和商業）之間的對抗，這些學院所享有的權力之間的對抗，以及它們所倡導的不同知識形態之間的對抗（如具體研究與基礎科學的對抗、批評與實踐的對抗，創造性與實用性的對抗等等）。
然而，儘管美國和法國的高教系統各有自己的定位及運作機制，但美國的常春籐聯合會和私立寄宿學校，與法國的貴族學院及其附屬預科班相比，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儘管只是部分相似。鑒於這樣一種觀點——「僅僅肯定精英學校特別是社會精英學校的存在，是對美國高校貯庫的不恭」，[12]這裡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其它學校是如何被排除出（統治權爭奪的）。事實上看看這組數字就夠了，美國公立中學的大學升學率是45%，教會學校和私立中學的升學率是76%，而寄宿學校（占美國中學總量的1%）的畢業生全部進入了大學。這些享有特權的學生，十有其九都是職業人員與商業經營者的子女（三分之二的人的父親和三分之一的人的母親是大學或職業學院的畢業生），他們最有可能獲得最高的獎學金，甚至左右了獎學金的傾向。由於寄宿中學與地位尊貴的私立大學之間聯繫緊密，渠道暢通，在1982年，常春籐聯合會高校中近一半的准畢業生申請了獎學金，其中42%的申請者獲准授予了，相比之下，全國各地申請者（儘管是來自其它高校前4%的學生）獲得獎學金的比例才26%[13]
在1984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美國大型企業中10%的理事會成員以及兩個龍頭企業中十五分之一的董事，只來自於十三所精英寄宿學校。這是因為壟斷性大學的學位加上高等的身世門第，極大地增加了進入公司「內部權力圈」的可能性。在高級管理人員中，持有的特權教育學位與顯赫的身世相互作用，從根本上決定了誰將成為首席執行官，誰將任職於海外分公司，誰將進入主要商業協會的領導層。正像在法國，那些使「世俗資產階級文化」神聖化的學校頒發的文憑逐漸替代了熟練技術人員的證書，在美國，一個管理者如果能夠從精心選擇的私立學校得到一張高級法律證書或學士學位，將比其它高校的MBA碩士更有機會爬上公司領導的高層。[14]
這些精英寄宿學校和大學的畢業生，來自富有的「社會名流」家庭，他們也廣泛地分佈在美國政界（包括內閣、司法機構、政府咨詢委員會）、政府公職、高薪法律事務所，國家媒介、慈善機構及藝術界的上層。[15]而那些經過了嚴厲的預科考試脫穎而出的人，畢業後則成為了波士頓、華盛頓、洛杉磯地區的「權力經紀人」，他們與畢業於巴黎聖奎那梅（Saint-Guillaume）的那些人同樣享有職位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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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精英》那些（具體的）材料發現中剝離概括出來的那種（一般的）理論模式，即國家權力場域的傳承模式與社會構造模式，是極具借鑒意義的。它將幫助我們在任一種社會形態中，歸納資本的有效形式，清理造成這些資本之區別、距離及對反關係的社會與歷史的決定因素，並且評估精英學校（或功能與之類似的機構）機制在調整這些關係時所起的部分作用。
這樣一種調查，無疑能夠證實以學校為中介的權力再生產模式（比權力的直接再生產模式）具有更大的隱蔽性，它付出了真實的代價來完善自身，以求掩飾自己傳承權力的本相。首先，成為一名繼承者的代價越來越高：每個精英學校都訓練它的學生適應嚴格的工作制度，嚴肅的生活方式，經歷知識的和社會的羞辱，這是成為傑出人物必須做出的犧牲；其次，現在特權傳承的邏輯可能變成這樣了：首席執行官、外科醫師或者科學家一開始可能佔有了特權，但他們的兒子不一定能夠完成競爭從而佔據較為顯赫的社會地位。[16]以學校為中介的權力再生產模式的這種特殊矛盾完全可以歸咎於它自身的悖論：精英學校場域在捍衛特權階級的集體利益時，不可避免地要罰沒其中一些個體成員的利益。
布迪厄認為，某些貴族後代的這種（有限的）淪落，以及使一部分人從權力一端墜落到另一端的「反常軌跡」——當那部分文化化了的資產階級的後代承接了公司或政治地位時，這種情況尤為常見——是促使權力場域變革的強力因素，也是大學競爭劇烈的年代爆發「新社會運動」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機制下，顯然不是所有的繼承者都有能力和願望來肩負起成就事業的使命。
這意味著，多種權力邏輯的生成社會學為了從分地實現自己的功能，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分析資本分佈的客觀構造。它必須將自身置於塗爾干（Durkheim）所謂的（但沒有正式闡釋過的）「特殊心理學」中[17]，也就是說，它必須發明並實施一整套的思想與行為範疇，以使被檢測的各種社會事務的參與者能夠藉以認識和實現（或不能實現）他們擁有的潛能。在布迪厄那裡，這樣一種對個體實踐認知能力的細緻研究，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社會策略從來不是被社會結構的客觀限制這一單方面因素決定的，它同樣受制於實踐者的主觀意圖。從而，實踐行為產生於主觀意圖與客觀支配的相互吁求中，「社會結構與精神結構」之間的衝撞，歷史「客觀化」而成的場域與歷史「具體化」而成的慣習（一種社會模式化了的主體偏愛與傾向）之間的衝撞[18]，則使得這種相互吁求的關係時而和諧、時而分裂。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國家精英》分析了法國精英學校中師生們的日常事務與行為。在第一部分中（「誤解與符號暴力」），布迪厄帶領我們走進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哲學教授們的精神世界，讓我們像一個哲學教授那樣思考、感覺和判斷。從而可以說，這讓我們從內部抓住了優秀學術與上層階級之間那種顯而易見的密切的——然而是連續地否定的——關係。在第二部分中（「聖職的任命」），布迪厄準確地、也不無哀傷地重構了權力聚合與分離的准魔術般的運作機制，借助這種機制，學術貴族們從身體到心靈都被武裝起來，並被灌輸給一種崇高的信念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天職。這樣，學校捲入到了統治階級者慣習的製造中。而這一事實顯示著，權力，不僅通過外部物質條件的「單調的推動」，也通過對其內部成員的思想鑄形、理想建構，使自己巧妙而迂迴地傳承下來了。
儘管未能揭示出社會結構間諸權力形式的內部作用方式，布迪厄還是向我們指明了，統治是在並通過社會結構與行為者——其行為原則源出這個社會並被模式化了——之間直接而內在的特定聯繫得以形成的。從而他斷然宣稱，社會行為者是被全部決定了的，並且是被決定著的。
套用馬克思的一條著名理論，在布迪厄那裡，我們可以說，男人與女人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通過自己選擇的方式創造。而且，如果我們承認我們藉以認知、瞭解並改造世界的認識論範疇，其本身就是社會環境在主體身上的反映，那麼，我們可以說，社會秩序在其本質上，就是一種認識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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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能會覺得困惑，官場機制、政治、公職人員這些傳統政治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在本書中很難找到。其實，這種蓄意的缺席正可以推導出布迪厄的一個關鍵論點：國家，並不在我們期待它的地方，即它默默地吸引我們集中視線的地方顯得必要，或者更準確地說，政府的效能和影響在（當）我們既不期望也不懷疑的它的地方（時候）發揮最強。[19]
布迪厄認為，國家作為權力集中的產物和培養中心權力的機構，其屬性並不像馬克斯‧韋伯（MaxWeber）、羅伯特‧伊利亞斯(RorbertElias)、查爾斯‧泰勒(CharlesTilly)等唯物主義理論家界定的那樣。當我們視其為一個成功地壟斷了合法的物理暴力的機構時，我們過於因循了一個十八世紀的觀點，把它看成「稅務徵收者和警官招募者」，而忽視了它同時也是——在更準確的意義上——一個壟斷了合法的符號暴力的機構。[20]皮埃爾‧布迪厄認為，國家是第一個和最主要的「符號資本的中心銀行」，它控制了所有行為的提名權，從而，社會地位及社會尊嚴被安排和預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頒布給既定範圍的既定人員。而學術頭銜則是這種「國家魔術」的範例展示，通過這種魔術，社會身份和人生命運就被隱蔽地、按部就班地製造出來，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的對抗被熔合了，外在的特權被轉換成合法的禮物。
從而，國家暴力，並不僅僅（甚至主要）施加在士兵、瘋子、病人和罪犯身上，每每在我們用學校灌輸給我們的思想來認識並建設社會時，它也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降落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國家不僅「在那兒」，在那些官僚機構、權威和儀式中，它也「在這兒」，深刻地烙在我們身上，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所共享的感覺方式、思維方式和判斷方式中，不是軍隊、庇護所、醫院，也不是監獄，而是學校，成了國家的最潛在的線管和僕人。
優秀的康德主義者塗爾干正確地把國家描述成一個「本質功能在於思考」的「社會的大腦」，一個「被委託陳述明確的集體意志的特殊機構。」[21]但布迪厄認為，它所陳述的，只是一個階級對立的社會的意志，不是一個統一而和諧的社會的意志，只是它偷偷地強加於眾人的要求，不是其自發的承諾。而那種「分門別類的學術機制」——它提供了解釋發達社會國家的邏輯基礎——並不像圖騰那樣神秘，而是服務於特定時代利益的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它把自己描述成普遍性的東西。由學校諄諄教誨和傳播開來的知識工具和社會現實結構，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符號統治的工具。所以正是文憑貴族們欠缺了一種忠誠，我們則出於忠順和信賴，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那套這個社會炮製出來的、並由學校強加於我們身上的「解釋思想」，借用凱納斯‧柏克（KnnethBurke）的話來說，接受這些思想，就使我們溫順地屈服於一個連自己也未曾意識到的枷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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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地說，通過對新的資本生產方式的解剖，通過對權力在各種場域中——這些場域分享了社會統治的勞苦——流通的社會影響的分析，《國家精英》體現了布迪厄的「教育社會學」思想。教育的本質一開始就是：一種著力於分配特定符號資本的權力再生產，它促成了權力的運作、轉換與中性化。儘管經典社會學確立的三大課題是初期資本主義現代性中的宗教、道德與神正教，但布迪厄一以貫之的興趣卻在學校，他把學校界定為時代社會秩序的捍衛者。這種捍衛通過「國家魔術」來完成，而後者則通過劃分客觀物質（資本），同時劃分主體認知能力將社會分層神聖化了。
韋伯曾經警告道「教育的專利權將生產出一個特權階級」，這一預言被證實了，統治著今天大資本公司與政府機構的技術專家們，史無前例地擁有了全副武裝的權力和頭銜——財富的、教育的及血統的。他們並不需要——在身世與品行、責任與成就、繼承與自我奮鬥、傳統氛圍與現代效率之間——作出選擇，因為他們全部擁有這一切。當然，布迪厄對國家貴族的嚴肅分析，並不會將我們推向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消極被動的悲觀主義，也不會導致誇誇其談「文化政治」的激進主義。因為符號權力在充分實現自己合法功能的過程中具有一種自動性，這種自動性使得符號權力除了致力於自我再生產外，還必然包含了其它的社會服務功能。當合法性的鏈條延伸得更廣、更趨複雜時，當社會統治以正義、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義在進行時，這種社會服務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布迪厄呼籲對歷史理性主義加以限制，其緣由不是尼采似的在「權力意志」激勵下的虛幻錯覺，也不是哈貝馬斯根置在人類交往的內部結構中的永恆理性，而是他自己對眾多社會微觀世界——諸如科學、藝術、法律及政治等場域——的歷史發明，在這類微觀世界中，可以揭示出——儘管不一定十分精確——普遍性的原理。[23]統治遊戲的積極支持者發現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提供理性的證明時，無疑能逼使他們不由自主地推動社會正義的前行。
與普遍性抗衡無異於玩火。知識分子作為「普遍社團主義」的支持者，其整體功能是推動世俗權力達到預期的標準，使之符合知識分子所呼籲的正義準則——儘管只是虛偽地推動著。這就把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推向了我們時代論爭的中心。因為統治者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召喚的科學愈多，科學工具及其結果就被統治者利用得愈多。《國家精英》一書的政治意義與目的就在這兒：它揭示了社會統治的本質面貌，從而使我們保留了一種最好的武器來反抗統治的理性化——儘管這種反抗只是後現代主義者早已疲倦不堪了的吁求。
註釋
[1]皮埃爾‧布迪厄：《區隔：一種趣味判斷的社會學批判》哈佛大學出版社，1984
[2]MarcelMausse：《人類學教程》巴黎Payot圖書室1989P7
[3]馬克斯‧韋伯：《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選》HansGers和WrightMills編，牛津大學出版社，1946
[4]皮埃爾‧布迪厄，「資本的形式」，見JohnG.Richarson編《教育社會學研究與理論手冊》（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P125。該文是布迪厄資本理論的概述，分析了資本的基本形式，各自特點，轉換方式及文化資本的分類。
[5]皮埃爾‧布迪厄，「制度儀式」，見《語言與符號暴力》（劍橋，政治出版社，哈佛大學出版社，1990）P117-127
[6]MarcBloch,《封建社會》（巴黎，AlbinMichel,1968）
[7]皮埃爾‧布迪厄，「權力場域、知識分子場域與階級慣習」，《社會學》1971年第1期。關於場域概念的綜合討論參看「場域的特徵」，見《社會學問題》（RichardNice譯，倫敦,SagePublication,1993）；具體的實證材料參看《文化生產場域》（PeterCollier譯，劍橋，政治出版社，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
[8]有關皮埃爾‧布迪厄對法國高校場域的分析，參看華康德「作為社會分析的社會學：學術人神話」《社會學論壇》1990年冬季卷，P677--689
[9]皮埃爾‧布迪厄對法國十九世紀金錢與藝術之間互相反對的歷史關係作了回顧。見《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和結構》（巴黎，EditionsduSeuil,1992）
[10]AlfredNorthWhitehead,《科學與現代世界》（紐約，新美國圖書館，1948）P52.
[11]關於這些差別，分別參看，IraKatznelson與MargaretWeir,《學校大觀：種族、階級與民主理念的滑落》（紐約，基本圖書室，1987）P208—221；BarbaraHeyns與BarbaraFalsey,「高校渠道：私立與公立學校反思」《教育社會學》第57期，1984年冬季卷，P111—122；W.Cookson.Jr與CarolineHodgesPresell,《權力的準備：美國精英寄宿學校》（紐約，基本圖書室，1985）；StevenBrint與JeromeKarabel,《扭曲了的夢想：社區大學和美國教育機會的承諾》（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89）；WilliamKingstonPowell與LionelS.Lewis編《高層的軌跡：精英學校與社會分層研究》（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0）
[12]Cookson與Persell，《權力的準備》，P15。下文引述的那些材料也出自這本優秀的研究著作，第3章。
[13]CarolineHodges與PeterW.Cookson.Jr,「特權與交換：精英教育與社會再生產」《社會問題》第33期，1985年12月，P114--129
[14]MichaelUseem與JeromeKarabel,「通向公司高層管理的教育」《美國社會觀察》第51期，1986年4月，P184—200。
[15]MichaelUseem，《內部圈子：大公司與美、英國商業政治行為的興起》（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W.Cookson.Jr與CarolineHodgesPresell,《權力的準備》P198—202；MichaelSchwartz,《美國權力結構：作為統治階級的公司精英》（紐約，HomesandMeier,1987）；GeorgeE.Marcus,《在信任中生活：二十世紀後期美國貴族家庭的未來》（西部觀察出版社，1991）；G.WilliamDomhoff,《權力精英與國家》（NewYorkandBerlin,Aldine,1993）；StevenB.Levine,「美國寄宿學校的興起與國家上層階級的發展」《社會問題》第28期，1980年4月，P63—94。應該注意到，經由精英教育產生的真正的權力場域成員，全是白人。（參看RichardL.Zeigenhaft與G.WilliamDomhoff編，《白人機構中的黑人？美國種族與階級研究》，耶魯大學出版社，1991）
[16]Cookson與Persell強調，進入寄宿學校和精英圈子是一個刻苦努力的過程，並且指出，來自統治階層的孩子們不得不忍受自我否定、孤獨、體力痛苦和嚴格的生活修行，這是獲取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放棄了（或被驅逐出了）預科學校，企圖自殺，或選擇去發展其它更少約束的業餘愛好。見《權力的準備》。
[17]「我們認為，如果社會學不能進入到個體的內心深處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釋的人類心理世界，那麼社會學就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標」（EmileDurkeim,「社會宗教與認識論」《形而上學回顧與道德滑坡》，1909，P755）
[18]關於慣習和場域雙重關係的更全面的考察，參看皮埃爾‧布迪厄和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2）P12—19及P97—140。
[19]關於這點，布迪厄同意後期PhilipAbrams的觀點，後者指出，政治社會學研究的主要障礙在於國家有能力掩飾自己的權力（「國家研究的困難」《歷史社會學雜誌》1988年第1期，P55--89）。
[20]皮埃爾‧布迪厄，「國家再思考：論國家機構場域的興起與結構」《社會學理論》第12期，1994年3月，P1—9。事實上，我們可以認為，如果國家已經建立了權力使用的合法性，那麼它必須掌握大量的符號權力。
[21]EmileDurkeim,「社會身份的確認」《社會學課程》（巴黎，法蘭西學院出版社，1950）P87—89。
[22]KennethBurke,《歷史態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4）
[23]皮埃爾‧布迪厄，「透視知識分子問題」《文化人類學》第5期，1990年11月P380—391。有關布迪厄在現代理性主義與後現代相對主義之間倡導走「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可以參看，CraigCalhoun,「慣習、場域與資本：實踐理論的歷史分類」,《社會理論批判：文化、歷史與不同的挑戰》（牛津，BasilBlackwell,1995）P132—161；以及PaulRaymondHarrison,「布迪厄與後現代社會學的可能性」,ThesisEleven,第33期，1993，P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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