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用處在於使人有自知之明
——訪斯特勞森教授
作者：江怡
文章來源：哲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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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特勞森，當代英國著名哲學家、牛津日常語言哲學的主要代表。他自1978年退休後，仍筆耕不綴，目前正在撰寫關於康德認識論的專著。他近年來的最新著作是1992年出版的《分析與形而上學》（牛津大學出版社）。去年12月19日，本文作者在訪英期間專程拜訪了斯特勞森，就他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以及個人生活等方面進行了長談。徵得斯特勞森本人的同意，現將部分談話內容整理發表如下：
＊ ＊ ＊
問：您是當代分析哲學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我想知道您是何時開始研究哲學的？
答：我17歲進入牛津大學，主要學習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我發現經濟學很讓人乏味，而政治學非常有趣，但最好的還是哲學，因為哲學能夠有助於我們生活。這就是我最初學習哲學的想法。我在牛津大學呆了三年，隨後就入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年，當然戰爭期間我是無法研究哲學的。戰後我返回牛津，當時恰好有一個講師的空缺，我幸運地得到這份工作。我在牛津生活了近70年，其間走訪了美國、歐洲、印度、當然還有中國（1988年7月， 斯特勞森應「中英暑期哲學學院」之邀來北京參加建院慶典，並任第一屆學院主講教授）。
問：您研究哲學有什麼家庭背景嗎？
答：沒有。我的父母親都曾是中學教師。我的妻子安娜在牛津教授英國文學。我的大兒子是我的孩子中唯一的一位哲學家。
問：您剛才說您在讀大學期間主要學習了經濟學和哲學、但您為什麼最終選擇了哲學？
答：當我還在中學時，我讀到了由一位基督徒和哲學家喬德（C.E.Joad）所寫的暢銷書，對書中的問題很感興趣。 我還讀了盧梭和黑格爾的著作，我覺得盧梭的書很有趣，引起我對生命問題的思考，而黑格爾的書卻不適合我的興趣。我發現，人們所說的許多東西大多都不符合實際上的語言用法，於是我就去讀羅素討論語言問題的書，並對指稱問題以及我所理解的個體問題提出疑問。這些促成我寫出《論個體》一書，但同時卻忽略了可能性條件問題，這又促使我去研究康德的認識論，因為這似乎是解答理性問題的最通常的做法。這樣我就做了關於康德的演講，並寫出我的第二本書《感覺的限度》，這是我談論感覺的大部頭著作。我認為，倘若我們去掉康德的唯物論，那麼，他就是在研究思想的結構和特徵，而且他對不合法理性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這些都使我對康德做了深入研究。結果我又寫了關於語言哲學的其他著作，包括《懷疑論和自然主義》，我在書中想要區分」軟弱的」和「強硬的」自然主義，並對兩者進行了比較。最近我出版了另一本演講集《分析與形而上學》，這是我於1968年到1987年在牛津大學所做的演講，雖說它只是一個哲學入門書，但我覺得有助於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學談論的是什麼。這些就是我的哲學研究歷程。
問：據我所說，自本世紀初分析哲學就一直在西方哲學占主導地位.但與分析哲學出於同一西方哲學傳統的還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大陸哲學思潮。您可以解釋一下其中的緣由嗎？
答：噢，除了出於這個西方哲學傳統的不同傾向之外，我認為，有些個人在分析哲學發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是指G.E.摩爾、羅素以及其他一些邏輯學家。他們的思想來源於弗雷格，而弗雷格的思想又直接來源於康德。在德國，有些思想也來自休謨，但在法國，康德和休謨的影響很小，主要是黑格爾的唯心論。
問：記得幾年前我在北京與您第一次見面時，曾向您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讀歐洲大陸哲學家們的著作，您當時回答說，您與這些哲學家是很好的朋友，但很少讀他們的書。現在我想提同樣的問題，或許答案會有所不同吧？
答：噢，不，我只能給你同樣的回答，我很懷疑我能理解他們所說的東西或者他們想要告訴我們的東西。譬如，當我去法國做關於分析哲學的演講時，法國哲學家同樣對我們談的東西感到不解。所以，這種不理解是相互的。
問：現在讓我們轉向另一個問題，通常認為，哲學家的個性會影響到他們的哲學本身，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在許多情形中看來是這樣。因為當哲學家在使用他們的哲學時就會變得更為積極主動。
問：我可以問一些有關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嗎？您是一位基督徒嗎？
答：我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不相信任何有關上帝或其他宗教之物的東西，因為它們都不是真的，特別是上帝的概念，在我看來，大多宗教信仰都被用於社會和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完全的實證主義者，我會相信譬如在繪畫、音樂以及其他藝術形式中的奇跡。這裡的確有許多宗教情感。我還讀些關於宗教的書，因為我發現這些書中的論證其實比想像的更有理性，人們相信宗教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沒有能力從物質世界構造人與自然的關係，因而只能引入作為至善的絕對物。所以，整個宗教理論的存在有著這樣三種強硬的理由，在我看來，這或許不算太消極吧。
問：但據我所知，有不少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是基督徒或在宗教信仰上有強烈的情感。而且，事實上，在賦予人類生命意義方面哲學與宗教有更為密切的聯繫。您可以解釋一下這種現象嗎？
答：這實際上涉及到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問題。我認為，哲學的用處在於能夠使人有自知之明。譬如當人們失戀或想要吸毒時，哲學能夠對自己的言行提供恰當的理由：如果他們的行為不符合社會規範，那麼其結果只能是危害自己身心健康的。其次，哲學還能夠給人們提供批判性的思考。
問：大多反對分析哲學的人聲稱，分析哲學只是一種工具或一套技術而不是哲學。您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答：顯然，語言哲學是分析哲學的中心內容，而分析哲學又是與數學和邏輯相關的。但這並不是說數學和邏輯僅與分析哲學有關。譬如，在胡塞爾那裡，語言同樣是他哲學的關鍵部分。如果你想瞭解胡塞爾哲學的結構，你就必須抓住他思想中的語言。
問：分析哲學中有很強的反形而上學傾向。那麼是什麼促使您在這個傳統中重新考慮形而上學的呢？
答：是的，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們反對形而上學是因為他們覺得形而上學對自然科學有許多限制，他們想要根據數學和邏輯學重建哲學。所以他們提出了證實理論。他們的理由是哲學研究應當基於清晰明確的條件。但我發現，如果形而上學被拋棄了，那仍然會有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從康德那裡把形而上學引入分析哲學，因為康德向我們提供了思想的結構，並把形而上學作為自然科學的核心。在康德看來，指導我們的行為和影響我們有理由去反對其他命題，完全出自必然的東西，而形而上學正是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所擁有的思想的結構。
問：您在「論指稱」一文中的思想與達米特論理解的觀念之間有什麼相近之處嗎？
答：沒有，沒有任何相近之處。的確，注意到語言使用的條件是極有價值的。實際上，從羅素那裡就開始研究這種條件，自然也就會提出關於理解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達米特論理解的觀念與其說是在創造新的傳統，還不如說是對分析哲學傳統的反叛。
問：您能簡要地描述一下您的語言哲學和形而上學思想嗎？
答：我認為區分一下我的觀點和蒯因的觀點是很有用處的。蒯因使用的是主體與對像、屬性與命題、用法與層次、數與類等，而我區分的則是詞的意義與句子的意義、普遍屬性與可以作為句子的個別命題。談到羅素，他正確地考慮到用語詞指稱事物條件，但他忽略了能夠使用相同詞的不同情形。實際上，他對在不同情形中使用語詞或句子並不感興趣。所以，他的指示論和摹狀詞理論都是不成功的。蒯因和羅素都相信，哲學應當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並且是科學的延續。但我不相信我會承認哲學可能部分地出自科學，因為哲學中畢竟有與科學截然不同的內容。我同樣受惠於維特根斯坦，特別是他談到了概念的理解、概念的使用以及「用法」這一概念。
問：自70年代以來，分析哲學開始逐漸消失，請問您對此有何評論？
答：這聽起來像是說分析哲學的未來。如同當我早晨醒來聞聽故友去世的噩耗，我難以相信這個消息。事實上，英美的每位哲學家都在努力地工作，認真研究和深入思索思想的結構和觀念。
問：我認為自70年代以來，分析哲學在許多重要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但語言哲學仍然保留了一些東西作為傳統被繼承下去，譬如批判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正是分析哲學為我們提供的主要內容。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答：是的，我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人們總是犯錯誤的，所以他們就需要受到批評，正像你生病就必須看醫生一樣。當人們出了錯，就需要指出錯在哪裡。這正是哲學的用處之一。
問：最後，請您談談當前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好嗎？
答：噢，這場爭論涉及的是關於過去的事實。在反實在論者看來，如果我們根本沒有過去的經驗，我們就無法相信關於過去的事實，只有當你理解了關於過去的事實，你才會相信有關過去的命題，這就意味著這種命題對你來說是真的。但我認為這完全錯了，因為它把事實與我們理解中所關注的命題混為一談。所以，我猜測反實在論將會被實在論所擊敗。但這並不是說實在論是論爭雙方中最好的一方。事實上，在實在論那裡，譬如說在戴維森的理論中，總是缺少對思想的真實結構的認識，因為這種真實結構要比戴維森和其他實在論者所想像的更為複雜。但在這場爭論中，我認為，載維森往往是對的。他依據塔爾斯基的真理理論建立了他的意義理論，並用真理的結構去尋求意義的結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通過分析語言的結構去關注語言用法的結構、直至思想的結構。
（本訪談錄根據錄音整理並經斯特勞森本人審閱。責任編輯 孔明安）＊
——訪斯特勞森教授
作者：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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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特勞森，當代英國著名哲學家、牛津日常語言哲學的主要代表。他自1978年退休後，仍筆耕不綴，目前正在撰寫關於康德認識論的專著。他近年來的最新著作是1992年出版的《分析與形而上學》（牛津大學出版社）。去年12月19日，本文作者在訪英期間專程拜訪了斯特勞森，就他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以及個人生活等方面進行了長談。徵得斯特勞森本人的同意，現將部分談話內容整理發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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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是當代分析哲學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我想知道您是何時開始研究哲學的？
答：我17歲進入牛津大學，主要學習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我發現經濟學很讓人乏味，而政治學非常有趣，但最好的還是哲學，因為哲學能夠有助於我們生活。這就是我最初學習哲學的想法。我在牛津大學呆了三年，隨後就入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年，當然戰爭期間我是無法研究哲學的。戰後我返回牛津，當時恰好有一個講師的空缺，我幸運地得到這份工作。我在牛津生活了近70年，其間走訪了美國、歐洲、印度、當然還有中國（1988年7月， 斯特勞森應「中英暑期哲學學院」之邀來北京參加建院慶典，並任第一屆學院主講教授）。
問：您研究哲學有什麼家庭背景嗎？
答：沒有。我的父母親都曾是中學教師。我的妻子安娜在牛津教授英國文學。我的大兒子是我的孩子中唯一的一位哲學家。
問：您剛才說您在讀大學期間主要學習了經濟學和哲學、但您為什麼最終選擇了哲學？
答：當我還在中學時，我讀到了由一位基督徒和哲學家喬德（C.E.Joad）所寫的暢銷書，對書中的問題很感興趣。 我還讀了盧梭和黑格爾的著作，我覺得盧梭的書很有趣，引起我對生命問題的思考，而黑格爾的書卻不適合我的興趣。我發現，人們所說的許多東西大多都不符合實際上的語言用法，於是我就去讀羅素討論語言問題的書，並對指稱問題以及我所理解的個體問題提出疑問。這些促成我寫出《論個體》一書，但同時卻忽略了可能性條件問題，這又促使我去研究康德的認識論，因為這似乎是解答理性問題的最通常的做法。這樣我就做了關於康德的演講，並寫出我的第二本書《感覺的限度》，這是我談論感覺的大部頭著作。我認為，倘若我們去掉康德的唯物論，那麼，他就是在研究思想的結構和特徵，而且他對不合法理性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這些都使我對康德做了深入研究。結果我又寫了關於語言哲學的其他著作，包括《懷疑論和自然主義》，我在書中想要區分」軟弱的」和「強硬的」自然主義，並對兩者進行了比較。最近我出版了另一本演講集《分析與形而上學》，這是我於1968年到1987年在牛津大學所做的演講，雖說它只是一個哲學入門書，但我覺得有助於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學談論的是什麼。這些就是我的哲學研究歷程。
問：據我所說，自本世紀初分析哲學就一直在西方哲學占主導地位.但與分析哲學出於同一西方哲學傳統的還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大陸哲學思潮。您可以解釋一下其中的緣由嗎？
答：噢，除了出於這個西方哲學傳統的不同傾向之外，我認為，有些個人在分析哲學發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是指G.E.摩爾、羅素以及其他一些邏輯學家。他們的思想來源於弗雷格，而弗雷格的思想又直接來源於康德。在德國，有些思想也來自休謨，但在法國，康德和休謨的影響很小，主要是黑格爾的唯心論。
問：記得幾年前我在北京與您第一次見面時，曾向您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讀歐洲大陸哲學家們的著作，您當時回答說，您與這些哲學家是很好的朋友，但很少讀他們的書。現在我想提同樣的問題，或許答案會有所不同吧？
答：噢，不，我只能給你同樣的回答，我很懷疑我能理解他們所說的東西或者他們想要告訴我們的東西。譬如，當我去法國做關於分析哲學的演講時，法國哲學家同樣對我們談的東西感到不解。所以，這種不理解是相互的。
問：現在讓我們轉向另一個問題，通常認為，哲學家的個性會影響到他們的哲學本身，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在許多情形中看來是這樣。因為當哲學家在使用他們的哲學時就會變得更為積極主動。
問：我可以問一些有關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嗎？您是一位基督徒嗎？
答：我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不相信任何有關上帝或其他宗教之物的東西，因為它們都不是真的，特別是上帝的概念，在我看來，大多宗教信仰都被用於社會和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完全的實證主義者，我會相信譬如在繪畫、音樂以及其他藝術形式中的奇跡。這裡的確有許多宗教情感。我還讀些關於宗教的書，因為我發現這些書中的論證其實比想像的更有理性，人們相信宗教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沒有能力從物質世界構造人與自然的關係，因而只能引入作為至善的絕對物。所以，整個宗教理論的存在有著這樣三種強硬的理由，在我看來，這或許不算太消極吧。
問：但據我所知，有不少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是基督徒或在宗教信仰上有強烈的情感。而且，事實上，在賦予人類生命意義方面哲學與宗教有更為密切的聯繫。您可以解釋一下這種現象嗎？
答：這實際上涉及到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問題。我認為，哲學的用處在於能夠使人有自知之明。譬如當人們失戀或想要吸毒時，哲學能夠對自己的言行提供恰當的理由：如果他們的行為不符合社會規範，那麼其結果只能是危害自己身心健康的。其次，哲學還能夠給人們提供批判性的思考。
問：大多反對分析哲學的人聲稱，分析哲學只是一種工具或一套技術而不是哲學。您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答：顯然，語言哲學是分析哲學的中心內容，而分析哲學又是與數學和邏輯相關的。但這並不是說數學和邏輯僅與分析哲學有關。譬如，在胡塞爾那裡，語言同樣是他哲學的關鍵部分。如果你想瞭解胡塞爾哲學的結構，你就必須抓住他思想中的語言。
問：分析哲學中有很強的反形而上學傾向。那麼是什麼促使您在這個傳統中重新考慮形而上學的呢？
答：是的，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們反對形而上學是因為他們覺得形而上學對自然科學有許多限制，他們想要根據數學和邏輯學重建哲學。所以他們提出了證實理論。他們的理由是哲學研究應當基於清晰明確的條件。但我發現，如果形而上學被拋棄了，那仍然會有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從康德那裡把形而上學引入分析哲學，因為康德向我們提供了思想的結構，並把形而上學作為自然科學的核心。在康德看來，指導我們的行為和影響我們有理由去反對其他命題，完全出自必然的東西，而形而上學正是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所擁有的思想的結構。
問：您在「論指稱」一文中的思想與達米特論理解的觀念之間有什麼相近之處嗎？
答：沒有，沒有任何相近之處。的確，注意到語言使用的條件是極有價值的。實際上，從羅素那裡就開始研究這種條件，自然也就會提出關於理解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達米特論理解的觀念與其說是在創造新的傳統，還不如說是對分析哲學傳統的反叛。
問：您能簡要地描述一下您的語言哲學和形而上學思想嗎？
答：我認為區分一下我的觀點和蒯因的觀點是很有用處的。蒯因使用的是主體與對像、屬性與命題、用法與層次、數與類等，而我區分的則是詞的意義與句子的意義、普遍屬性與可以作為句子的個別命題。談到羅素，他正確地考慮到用語詞指稱事物條件，但他忽略了能夠使用相同詞的不同情形。實際上，他對在不同情形中使用語詞或句子並不感興趣。所以，他的指示論和摹狀詞理論都是不成功的。蒯因和羅素都相信，哲學應當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並且是科學的延續。但我不相信我會承認哲學可能部分地出自科學，因為哲學中畢竟有與科學截然不同的內容。我同樣受惠於維特根斯坦，特別是他談到了概念的理解、概念的使用以及「用法」這一概念。
問：自70年代以來，分析哲學開始逐漸消失，請問您對此有何評論？
答：這聽起來像是說分析哲學的未來。如同當我早晨醒來聞聽故友去世的噩耗，我難以相信這個消息。事實上，英美的每位哲學家都在努力地工作，認真研究和深入思索思想的結構和觀念。
問：我認為自70年代以來，分析哲學在許多重要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但語言哲學仍然保留了一些東西作為傳統被繼承下去，譬如批判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正是分析哲學為我們提供的主要內容。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答：是的，我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人們總是犯錯誤的，所以他們就需要受到批評，正像你生病就必須看醫生一樣。當人們出了錯，就需要指出錯在哪裡。這正是哲學的用處之一。
問：最後，請您談談當前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好嗎？
答：噢，這場爭論涉及的是關於過去的事實。在反實在論者看來，如果我們根本沒有過去的經驗，我們就無法相信關於過去的事實，只有當你理解了關於過去的事實，你才會相信有關過去的命題，這就意味著這種命題對你來說是真的。但我認為這完全錯了，因為它把事實與我們理解中所關注的命題混為一談。所以，我猜測反實在論將會被實在論所擊敗。但這並不是說實在論是論爭雙方中最好的一方。事實上，在實在論那裡，譬如說在戴維森的理論中，總是缺少對思想的真實結構的認識，因為這種真實結構要比戴維森和其他實在論者所想像的更為複雜。但在這場爭論中，我認為，載維森往往是對的。他依據塔爾斯基的真理理論建立了他的意義理論，並用真理的結構去尋求意義的結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通過分析語言的結構去關注語言用法的結構、直至思想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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