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的原因
ˍˍ在中國農大的演講詞
作者：李昌平
文章來源：學術沙龍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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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期，我主要是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國家級貧困縣走動。走了一些窮地方，發現貧困的原因並不那樣簡單：貧困就是因為農民素質低、沒文化、愚昧、自然環境條件差，等等。我們把貧困的原因歸結到窮人本身，好像貧困與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沒有多大關係。
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貧困源於沒有權利，源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我到了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裡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說那個地方窮，每天卻有那麼多財富源源不斷的運出來。我算了一下，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麼GDP？我取了一個名，叫垃圾GDP。發展不是硬道理嗎？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發展的什麼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個故事：我去雲南的一個貧困縣，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來砍伐的，砍樹的時候沒有任何補償，因為主流社會的人說森林是國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關當地人的事了。沒有砍伐森林的時候，當地人主要以守獵為生，輔以簡單的農作，生活還是比較舒坦的。樹砍了之後，當地人不得不從守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千辛萬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幾年，主流社會要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強制當地人退耕還林。森林砍了，沒有補償；辛辛苦苦開的梯田，一個文件下來，說補給你每年三百斤糧食，給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身臨其境的時候，無比的羞愧，為我們主流社會的人滿口的仁義道德羞愧。很多人講保護動物的時候表現的無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對弱勢的同胞卻是如此的不道義！
當我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他們沒有錯！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對貧困有了新的認識。
一， 制度與貧困
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人權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
第一，產權制度。
上面的兩個故事都與產權制度有關。國家一句話：礦產資源屬於國有，這就割斷了資源所在地人民與資源的聯繫。國有是誰有呢？誰有權審批礦產資源開發，誰就代表國家了。什麼人有權開發國家的礦產資源呢？制度規定只有資本家。當地人是國民，我們在制度中找不到國民的位置。有人會說，國民分享稅收啊！誰代表國家徵稅呢？當然是幾個人的事。1噸煤35元——50元的稅收，可是一車裝10噸卻只算5噸，白天運10車計稅，晚上100車不計稅；就是征了稅，當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實現分享稅收收益的權利呢？
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也要佔有。
比如說，農民集資辦起了電，產權屬於誰？屬於國家的電力總公司；農民集資修了學校，產權屬於誰？屬於代表國家的教育部門；農民集資辦的廠，產權也屬於國家；農民集資辦起了電話，產權屬於國家信息產業部；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樑、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既然是農民集資辦起來的，為什麼農民沒有產權收益呢？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麼苦、這麼窮。誰剝奪了窮人的產權？！
不僅如此，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90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勵農民販豬、宰豬，九十年代，要「定點屠宰」，農民辦起來的 生豬「一條龍」全垮了，誰也不賠啊；八十年代後期，允許農民經營種子、農藥、化肥，九十年代，供銷社重新專營，把農民害的可苦了。農民由此所負的債是一代人、兩代人都還不清的。城裡的企業破產了就破產了，農民的企業被逼得破產了，錢還是要還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第二，財政制度。農村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裡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裡人用的電和電話比鄉村便宜；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裡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裡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城市裡的公路是國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幾百萬甚至千萬，農村裡的公路主要是農民自己修的，農民修了公路，國家去收費，路壞了之後又要農民自己修。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車薪。都是中國的公民，在佔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一樣的。劍川縣黑桃樹鄉大滿山紅的那個村子，農民自己集資來辦電，一根電桿，從山下運到山上去，要用四十個人抬兩天，中途回不了家，還得在半山腰過一夜。城裡的人什麼時候這樣自力更生過啊！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覆蓋農民的。這個極大的不平等說也是白說，不說也就罷了。可是，主流社會的人卻破壞農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變。假設我今年有十五、六歲，過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這一家人一分地也沒有，政府也不給我任何的補償，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麼生存啊！生在農村，是一個農民，就應該天然的有擁有土地的權力，誰有權力剝奪人生存的權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憲法》要保障人權，農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擁有土地，擁有生存的權利。站在城裡人的視角，《土地承包法》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關係可以生產出更多、更廉價的農產品，供給城裡人消費。我們有沒有考慮到、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麼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麼樣的社會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銀行的銀行叫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叫國有商業銀行。城裡人可以用身份證貸款買房，鄉下人不可以；城裡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也是房子，為什麼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農民也是國民，為什麼國家的銀行不承認呢？農民的財富也是國民財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幣的基礎，為什麼中國的銀行不承認呢？如果我們農民的身份、農民的山、農民的地、農民的房，也能在銀行裡抵押，那農村也不缺投資，農民也有錢發展。現在，農民貸款生產農產品供城市人享用，貸款也是那麼、那麼的難，利息還高於城裡幾倍。外國銀行不下鄉，中國的銀行也進了城，國家又不允許鄉村民間金融存在，難道農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務不成！
第五，稅收制度。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戶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但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一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個農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一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的話）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
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第六，資源的配置制度。就說說扶貧的資源配置制度吧。國家的扶貧資源是屬於窮人的錢，這個資源是由誰來配置的？是幹部來配置的。誰跑步「錢」進、誰跑的勤就給誰。跑到扶貧資源是要付成本的，資源通過一級一級的下撥是要雁過拔毛的。這些資源到了項目點、到了社區該怎麼使用，還是沒有窮人的發言權，還是國家幹部說了算。不少貧困地區搞工程招標，誰主持，是幹部，誰有權參加投標，極少數有錢的人，窮人在哪裡呢？占99%的窮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們在貴州大山裡扶貧，不到1萬塊錢可以修1公里5米寬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貧，修1公里同樣的路要8—10萬塊錢。那我們怎麼配置資源呢？到村裡去跟老百姓談，群眾說要修路，我們問怎麼修，他們說只要樂施會提供炸藥、鐵錘、碎石機、碾壓機、技術員就可以了，勞動力由他們自己組織。這樣1公里路3000---8000元錢就夠了。錢給他們，我們來做協作者，跟村民一起買炸藥、機器，鐵錘，風裡來、雨裡去，兩年裡6萬多塊錢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萬。
如果法律制度來配置扶貧資源，肯定會比幹部權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資源到了社區，由老百姓主導資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因為中國農村有的是過剩的勞動力。
有權力的人相信權力配置資源，有錢的人相信市場配置資源。其實，在解決貧困的問題上，權力配置資源不是最有效的，這個好理解；市場配置扶貧資源解決貧困問題也不是最有效的，這點很多人還沒有認識。中國農村每天有3億的勞動力在家裡打麻將，中國農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沒人干，過剩的勞動力市場配置不起來。中國解決農村貧困的最大資源是農村勞動力，配置農村勞動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靠農民自己的組織。只有民間組織把勞動力資源配置起來與其他資源相結合，資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們這個國家，權力和市場配置財政資源，配置的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是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裡；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配置在城市裡。在不少地方，扶貧資源和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
第七，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這兩個制度差不多，只說教育。人們似乎公認：「教育改變命運」。中西部的教育能改變中西部人民的命運嗎？我看不能，反而使他們越來越苦難。我在我的《扶貧日記》裡寫過一個高中生，他的父母親為了培養他這個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債，他高中畢業到城裡打工，每月的工資400元，要用十幾年的時間打工來還債。他說只要還清債攢夠2000元錢，他就準備回到他的那個小山村去結婚，再不來打工了。那時候他大概有40歲了，不回山裡城裡人也不會要他打工了。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什麼？貧窮的父母親，負了一身的債，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養一個高中生。高中生給了父母什麼回報？沒有！他把20——40歲黃金的時間給了城裡，他得到了什麼？沒有！到了40歲，快要老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不要他了，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中西部，甩給了窮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機？教育不斷的把中西部的資源向發達地區抽，不斷的把窮人的資源往富人抽啊！
我讀小學時，幾毛或一塊錢讀一年；初中時，一年兩塊錢；高中時，三塊五塊讀一年；大學時，國家一個月補貼20多塊錢，35斤糧票。現在我的孩子讀書呢？小學100多，中學1000多，中考把錄取分數線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幾百元不等。現在我們讀大學，國家給一點錢甚至不給，更多的是學校收錢。我計算了一下，從85年到目前為止，農產品的價格漲了不到7倍。以稻穀為例，85年的價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漲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漲了7倍，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在價格上）長了7倍。但現在農民教育支出漲了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你說農民怎麼不窮！農民能夠賣的一點錢，就被我們的教育吸得一乾二淨，農民是要負債來培養自己的孩子，並且是給發達地方培養人才——就像北大、清華給美國人培養人才一樣。
醫療制度和教育制度一個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贅述了。
第八，就業制度。
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裡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裡。直到今天，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裡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
更為嚴重的是在財政稅收資源解決就業問題時，農民依然是極少考慮的，常說的再就業工程根本與農民無關。
國家的金融資源也偏向解決城市居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每年有數百億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證券市場也有更多的資源被輸入國有企業。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就業。
誰給了農民這樣的政策資源呢？
解決農民的就業是不是沒有辦法呢？不是的。國家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為農民提供就業。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淨賺8元多。如果是從農民就業的角度去考慮，幾百億可以解決多少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數百億收入。再如，農村還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復原有功能。
假如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可不可以讓農民先幹上，發給農民勞動工積累券，農民可以憑券購買教育、醫療等服務或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
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
中國的農村什麼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干，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干，你說農民能不窮嗎？
第九，工資制度
工資制度是一個最大的抽水機。城裡人的工資裡面包含有結婚、生兒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還有再教育和養老部分。農民工的工資呢？它包含這些嗎？不包含。農民工一個月就500元錢左右，他們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承擔不了贍養老人的義務，自己養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一個社會勞動力再生產不能完成，那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更加殘酷。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平均每個農民工在城裡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這是高估了）。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1億農民，農民工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據統計，全國現在有千萬以上的娶不上媳婦的農民和農民工。鄉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裡去了，她們不願意在鄉下找一個養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願嫁給「足馬」為妻。社會學家樊平呼籲，農村「美女」的流失將導致農村社會「荒漠化」！我們追求的城市化難道要以農村社會「荒漠化」為代價的嗎？這樣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機了。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產權再明晰不過了。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徵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裡蓋廠子可不可以？不可以，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裡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麼就不代表國家呢？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
這還不夠，國家2003年3月1號出台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佔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佔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一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佔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有土地的人租種進了城的人（有些成為國家幹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裡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
ˍˍ在中國農大的演講詞
作者：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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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期，我主要是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國家級貧困縣走動。走了一些窮地方，發現貧困的原因並不那樣簡單：貧困就是因為農民素質低、沒文化、愚昧、自然環境條件差，等等。我們把貧困的原因歸結到窮人本身，好像貧困與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沒有多大關係。
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貧困源於沒有權利，源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我到了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裡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說那個地方窮，每天卻有那麼多財富源源不斷的運出來。我算了一下，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麼GDP？我取了一個名，叫垃圾GDP。發展不是硬道理嗎？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發展的什麼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個故事：我去雲南的一個貧困縣，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來砍伐的，砍樹的時候沒有任何補償，因為主流社會的人說森林是國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關當地人的事了。沒有砍伐森林的時候，當地人主要以守獵為生，輔以簡單的農作，生活還是比較舒坦的。樹砍了之後，當地人不得不從守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千辛萬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幾年，主流社會要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強制當地人退耕還林。森林砍了，沒有補償；辛辛苦苦開的梯田，一個文件下來，說補給你每年三百斤糧食，給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身臨其境的時候，無比的羞愧，為我們主流社會的人滿口的仁義道德羞愧。很多人講保護動物的時候表現的無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對弱勢的同胞卻是如此的不道義！
當我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他們沒有錯！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對貧困有了新的認識。
一， 制度與貧困
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人權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
第一，產權制度。
上面的兩個故事都與產權制度有關。國家一句話：礦產資源屬於國有，這就割斷了資源所在地人民與資源的聯繫。國有是誰有呢？誰有權審批礦產資源開發，誰就代表國家了。什麼人有權開發國家的礦產資源呢？制度規定只有資本家。當地人是國民，我們在制度中找不到國民的位置。有人會說，國民分享稅收啊！誰代表國家徵稅呢？當然是幾個人的事。1噸煤35元——50元的稅收，可是一車裝10噸卻只算5噸，白天運10車計稅，晚上100車不計稅；就是征了稅，當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實現分享稅收收益的權利呢？
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也要佔有。
比如說，農民集資辦起了電，產權屬於誰？屬於國家的電力總公司；農民集資修了學校，產權屬於誰？屬於代表國家的教育部門；農民集資辦的廠，產權也屬於國家；農民集資辦起了電話，產權屬於國家信息產業部；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樑、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既然是農民集資辦起來的，為什麼農民沒有產權收益呢？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麼苦、這麼窮。誰剝奪了窮人的產權？！
不僅如此，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90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勵農民販豬、宰豬，九十年代，要「定點屠宰」，農民辦起來的 生豬「一條龍」全垮了，誰也不賠啊；八十年代後期，允許農民經營種子、農藥、化肥，九十年代，供銷社重新專營，把農民害的可苦了。農民由此所負的債是一代人、兩代人都還不清的。城裡的企業破產了就破產了，農民的企業被逼得破產了，錢還是要還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第二，財政制度。農村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裡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裡人用的電和電話比鄉村便宜；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裡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裡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城市裡的公路是國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幾百萬甚至千萬，農村裡的公路主要是農民自己修的，農民修了公路，國家去收費，路壞了之後又要農民自己修。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車薪。都是中國的公民，在佔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一樣的。劍川縣黑桃樹鄉大滿山紅的那個村子，農民自己集資來辦電，一根電桿，從山下運到山上去，要用四十個人抬兩天，中途回不了家，還得在半山腰過一夜。城裡的人什麼時候這樣自力更生過啊！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覆蓋農民的。這個極大的不平等說也是白說，不說也就罷了。可是，主流社會的人卻破壞農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變。假設我今年有十五、六歲，過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這一家人一分地也沒有，政府也不給我任何的補償，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麼生存啊！生在農村，是一個農民，就應該天然的有擁有土地的權力，誰有權力剝奪人生存的權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憲法》要保障人權，農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擁有土地，擁有生存的權利。站在城裡人的視角，《土地承包法》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關係可以生產出更多、更廉價的農產品，供給城裡人消費。我們有沒有考慮到、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麼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麼樣的社會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銀行的銀行叫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叫國有商業銀行。城裡人可以用身份證貸款買房，鄉下人不可以；城裡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也是房子，為什麼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農民也是國民，為什麼國家的銀行不承認呢？農民的財富也是國民財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幣的基礎，為什麼中國的銀行不承認呢？如果我們農民的身份、農民的山、農民的地、農民的房，也能在銀行裡抵押，那農村也不缺投資，農民也有錢發展。現在，農民貸款生產農產品供城市人享用，貸款也是那麼、那麼的難，利息還高於城裡幾倍。外國銀行不下鄉，中國的銀行也進了城，國家又不允許鄉村民間金融存在，難道農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務不成！
第五，稅收制度。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戶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但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一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個農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一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的話）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
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第六，資源的配置制度。就說說扶貧的資源配置制度吧。國家的扶貧資源是屬於窮人的錢，這個資源是由誰來配置的？是幹部來配置的。誰跑步「錢」進、誰跑的勤就給誰。跑到扶貧資源是要付成本的，資源通過一級一級的下撥是要雁過拔毛的。這些資源到了項目點、到了社區該怎麼使用，還是沒有窮人的發言權，還是國家幹部說了算。不少貧困地區搞工程招標，誰主持，是幹部，誰有權參加投標，極少數有錢的人，窮人在哪裡呢？占99%的窮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們在貴州大山裡扶貧，不到1萬塊錢可以修1公里5米寬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貧，修1公里同樣的路要8—10萬塊錢。那我們怎麼配置資源呢？到村裡去跟老百姓談，群眾說要修路，我們問怎麼修，他們說只要樂施會提供炸藥、鐵錘、碎石機、碾壓機、技術員就可以了，勞動力由他們自己組織。這樣1公里路3000---8000元錢就夠了。錢給他們，我們來做協作者，跟村民一起買炸藥、機器，鐵錘，風裡來、雨裡去，兩年裡6萬多塊錢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萬。
如果法律制度來配置扶貧資源，肯定會比幹部權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資源到了社區，由老百姓主導資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因為中國農村有的是過剩的勞動力。
有權力的人相信權力配置資源，有錢的人相信市場配置資源。其實，在解決貧困的問題上，權力配置資源不是最有效的，這個好理解；市場配置扶貧資源解決貧困問題也不是最有效的，這點很多人還沒有認識。中國農村每天有3億的勞動力在家裡打麻將，中國農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沒人干，過剩的勞動力市場配置不起來。中國解決農村貧困的最大資源是農村勞動力，配置農村勞動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靠農民自己的組織。只有民間組織把勞動力資源配置起來與其他資源相結合，資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們這個國家，權力和市場配置財政資源，配置的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是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裡；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配置在城市裡。在不少地方，扶貧資源和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
第七，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這兩個制度差不多，只說教育。人們似乎公認：「教育改變命運」。中西部的教育能改變中西部人民的命運嗎？我看不能，反而使他們越來越苦難。我在我的《扶貧日記》裡寫過一個高中生，他的父母親為了培養他這個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債，他高中畢業到城裡打工，每月的工資400元，要用十幾年的時間打工來還債。他說只要還清債攢夠2000元錢，他就準備回到他的那個小山村去結婚，再不來打工了。那時候他大概有40歲了，不回山裡城裡人也不會要他打工了。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什麼？貧窮的父母親，負了一身的債，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養一個高中生。高中生給了父母什麼回報？沒有！他把20——40歲黃金的時間給了城裡，他得到了什麼？沒有！到了40歲，快要老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不要他了，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中西部，甩給了窮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機？教育不斷的把中西部的資源向發達地區抽，不斷的把窮人的資源往富人抽啊！
我讀小學時，幾毛或一塊錢讀一年；初中時，一年兩塊錢；高中時，三塊五塊讀一年；大學時，國家一個月補貼20多塊錢，35斤糧票。現在我的孩子讀書呢？小學100多，中學1000多，中考把錄取分數線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幾百元不等。現在我們讀大學，國家給一點錢甚至不給，更多的是學校收錢。我計算了一下，從85年到目前為止，農產品的價格漲了不到7倍。以稻穀為例，85年的價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漲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漲了7倍，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在價格上）長了7倍。但現在農民教育支出漲了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你說農民怎麼不窮！農民能夠賣的一點錢，就被我們的教育吸得一乾二淨，農民是要負債來培養自己的孩子，並且是給發達地方培養人才——就像北大、清華給美國人培養人才一樣。
醫療制度和教育制度一個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贅述了。
第八，就業制度。
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裡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裡。直到今天，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裡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
更為嚴重的是在財政稅收資源解決就業問題時，農民依然是極少考慮的，常說的再就業工程根本與農民無關。
國家的金融資源也偏向解決城市居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每年有數百億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證券市場也有更多的資源被輸入國有企業。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就業。
誰給了農民這樣的政策資源呢？
解決農民的就業是不是沒有辦法呢？不是的。國家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為農民提供就業。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淨賺8元多。如果是從農民就業的角度去考慮，幾百億可以解決多少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數百億收入。再如，農村還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復原有功能。
假如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可不可以讓農民先幹上，發給農民勞動工積累券，農民可以憑券購買教育、醫療等服務或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
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
中國的農村什麼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干，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干，你說農民能不窮嗎？
第九，工資制度
工資制度是一個最大的抽水機。城裡人的工資裡面包含有結婚、生兒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還有再教育和養老部分。農民工的工資呢？它包含這些嗎？不包含。農民工一個月就500元錢左右，他們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承擔不了贍養老人的義務，自己養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一個社會勞動力再生產不能完成，那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更加殘酷。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平均每個農民工在城裡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這是高估了）。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1億農民，農民工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據統計，全國現在有千萬以上的娶不上媳婦的農民和農民工。鄉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裡去了，她們不願意在鄉下找一個養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願嫁給「足馬」為妻。社會學家樊平呼籲，農村「美女」的流失將導致農村社會「荒漠化」！我們追求的城市化難道要以農村社會「荒漠化」為代價的嗎？這樣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機了。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產權再明晰不過了。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徵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裡蓋廠子可不可以？不可以，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裡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麼就不代表國家呢？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
這還不夠，國家2003年3月1號出台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佔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佔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一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佔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有土地的人租種進了城的人（有些成為國家幹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裡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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